


引 言
深圳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地方实践,而是承载为国家探索制度创新路径、为区域协同提供实践范本的战略使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深圳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指数报告2025》,报告开篇即指出:"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核心引擎,其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始终承载着为国家探索制度创新路径、为区域协同提供实践范本的战略使命。"
这一战略定位决定了评估工作的复杂性——既需要衡量可量化的经济产出,更需要捕捉制度创新、生态协同等软性要素。基于此,研究团队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指数",该指标涵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规模、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与政策支持四个模型。
本研究通过国际对标分析,揭示深圳与新加坡、首尔等城市在数字治理规则、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共性挑战,为全球南方城市参与数字规则制定、构建包容性数字生态提供了实践参考。在全球数字竞争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深圳的数字发展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阶段。本研究通过构建创新指数,不仅为深圳打造“全球数字先锋城市”提供量化工具,更致力于推动中国数字经验从“地方实践”升华为“全球理论”,为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贡献东方智慧。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采用了以下方法。一是文献与理论分析。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数字竞争力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等相关文献,明确数字竞争力的理论内涵与演进路径,为构建评估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分析国内外数字城市评估体系的差异,结合深圳实际情况设计特色评估维度。二是指标体系构建。遵循系统性、数据可得性、动态性原则,设计涵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规模、创新能力、发展环境与政策支持四个维度的多层次指标体系。包括5G基站数量、数字经济总产值、研发投入总额、专利申请数量、政策支持力度等能全面翻译数字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三是数据收集与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权威数据库(如Wind、CSMAR等)、政府统计公报、网络公开信息及第三方调研,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四是组合赋权评估。采用主客观结合的组合赋权方法,综合考虑专家打分法与熵权法的结果,通过最小化权重偏差与信息损失的机制确定最终权重,该方法既融入了专家经验与政策导向,又利用了数据的客观分布特征,确保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五是实证分析与结果呈现。运用加权求和法对各城市在各维度上的得分进行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规模、创新能力及发展环境与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具体得分。

深圳数字经济的总体评估:核心优势与结构性短板
基于上述评估体系,研究团队对深圳及全国省会城市与直辖市进行了综合评估与比较。评估结果显示,深圳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得分位居全国第二,尤其在研发投入强度、专利产出、创新企业集聚等维度具有显著优势;在数字经济规模方面亦位居前列,产业产值增长率领先。
具体而言,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维度,深圳以0.83793的得分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0.880904),高于上海(0.730264)。这一成绩与深圳独特的"企业主导型"创新模式密不可分:2023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5.81%,这一比例不仅远超中国平均水平(2.64%),也超过了大多数创新型国家,如韩国(约4.9%)和美国(约3.5%)。在结构上,深圳呈现出“企业主导”的鲜明特征。2024年其研发投入中超过93%来自企业,政府和高校的直接投入占比较小。这得益于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的巨额研发投资。
然而,分析也揭示出深圳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与政策支持方面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仍存差距,尤其在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政策设计与支持上存在提升空间。从基础设施维度看,深圳在5G网络覆盖与应用水平上表现良好,但国际互联网接入能力与部分传统通信指标仍有待加强。
表 1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指标评价结果


四大维度的深度解构:从基础设施到创新生态
(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供给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分化
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评估基于固定互联网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5G基站数量、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电信业务总量、基站数量六项核心指标。结果显示,上海和北京在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上领先,而深圳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应用能力上对比超一线城市有待提升。
从整体评估结果来看,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一线城市凭借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方面一马当先;区域中心城市结合自身特色,也在不断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而部分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则面临诸多挑战。为促进全国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一线城市应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加大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探索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区域中心城市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强与一线城市的合作与交流,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则需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人才和企业入驻,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同时,各城市应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全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数字经济规模:
产值高增长与就业质量的权衡
深圳在数字经济规模维度以0.610693的得分位列全国第四,落后于广州(0.654524)、北京(0.627489)和杭州(0.616828)。细分指标显示,深圳市在企业数量与结构方面得分为0.658,位列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这表明深圳拥有庞大的数字经济企业群体,尤其在互联网科技、软件服务和信息通信设备领域形成了高度集聚。然而,与北京的多领域领军企业(涵盖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相比,深圳的企业结构仍以硬件制造和平台型企业为主,产业组合略显集中。深圳在产业产值与增长率(0.814)方面表现全国领先,但在就业人数与质量(0.391),人才结构和薪资水平等质量维度并未完全占优。相比北京(0.541)和杭州(0.554),深圳在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上略有不足。从总得分看,深圳位列全国第4,仅次于广州(0.655)、北京(0.627)和杭州(0.617)。与广州相比,深圳在产值和企业基础上更强,但在就业质量方面存在短板;与北京相比,深圳具有更高的市场效率和产业活力,但在科研、高端人才集聚方面有所欠缺;与杭州相比,深圳更偏重产业链与实体经济,而杭州则在平台企业、数字服务生态方面更具特色。总体而言,深圳是全国数字经济最具产业化特征和全球化优势的城市,是“技术与市场结合型”代表。
(三)数字经济创新能力:
专利驱动与平台集聚
这是深圳最具竞争力的维度。在专利与知识产权方面,深圳得分0.968,与北京(0.996)几乎持平,说明深圳的创新成果转化效率高、企业专利意识强,依托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产业化机制,形成了从'研发投入-专利产出-专利转化'的高效闭环,其专利申请数量、授权数量得分表现均非常优异。
创新平台与载体上,北京市、深圳市、上海市、杭州市、成都市位列前五名。中位数仅 0.102,偏度为+1.688,说明大多数城市创新平台得分非常低,真正建立起有影响力创新型企业如独角兽企业、数字经济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只集中在少数头部城市如北上深、成都、杭州等地。其中北京(0.976)与深圳(0.871)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的独角兽企业、新晋独角兽数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以及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形成了企业集群效应。2024年,深圳数字经济企业数量超过20万家,其中独角兽企业达38家,占全国的15%,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
(四)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与政策支持:
市场化优势与制度短板
在这一维度,深圳得分0.612603,位列全国第四,低于北京(0.756351)、上海(0.727255)和广州(0.645457)。制度与政策环境是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性变量”,高分地区在多个维度协同推进,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低分地区则普遍存在政策设计、治理效率、资本支持不足的问题,是未来提升潜力的重点区域。在全国格局中,深圳的表现不仅在多个关键维度超越多数省会城市,还与北京、上海、广州形成特色互补。深圳的发展路径表明,制度创新、政企协同、资本市场活力与实景数字治理结合,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深圳在这些要素上的经验对其他城市具有显著示范和借鉴意义。
具体而言,深圳在金融支持与资本运作方面表现优异,金融支持与资本运作差异最为明显。资本活跃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得分极高,而融资环境较差或产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得分较低,凸显资本与政策、市场协同不足的问题。深圳在该维度表现较好,在超一线城市中超过广州,与上海地位接近。特别是在融资轮数方面,深圳具有更高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也体现出市场化、创新驱动的优势,得分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

中美对标:技术原创与制度适配的双重挑战
通过深圳与美国硅谷和波士顿等典型数字创新高地的比较,揭示中美数字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差异。
在专利方面,美国的科创中心在专利的“质量”和“基础性”方面仍具优势。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根据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3年源自美国的AI专利数量是中国的近2.5倍。硅谷和西雅图的公司(如谷歌、微软、亚马逊)在基础算法、大型语言模型(LLM)、云计算等底层技术上拥有众多高价值专利。相比之下,深圳的专利更多集中在应用层面和特定技术领域(如通信技术)。此外,美国在半导体设计软件(EDA)、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技术领域的专利护城河依然深厚,这是深圳乃至中国亟待突破的瓶颈。
在研发投入强度与结构上,深圳呈现出鲜明的"企业主导"特征,2024年研发投入中超过93%来自企业;而美国三大科创中心(硅谷、波士顿、西雅图)则呈现出"产学研"更加均衡的结构,顶尖学府如MIT、斯坦福、哈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贡献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联邦政府研发资金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探索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深圳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模式,并非对“多元创新”的背离,反而印证了中国创新体系的丰富活力——它不是单一依赖政府投入的财政激励式创新,还能孕育出以市场主体为核心、主动投入研发的创新生态;而这种企业主导的模式与其他区域可能存在的“产学研协同”“政府引导基础研究”等模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多元、开放且富有生命力的创新体系。
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5G网络部署上展现了"中国速度"——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建成并开通的5G基站数量已超过425万个,实现了"县县通5G"。相比之下,美国的5G建设采取市场化驱动的渐进式部署,在网络覆盖的广度、深度和用户规模上,与中国已形成明显差距。但在云计算这一核心基础设施上,美国仍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亚马逊AWS、微软Azure和谷歌云三家合计占据全球超过67%的市场份额。

深圳数字经济跃升的发展与实践
深圳数字经济的制度演进肩负为全国破解数字治理难题的先行使命,历经要素市场化突破、生态化培育到规则创新三个阶段。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作为国内首部综合性立法,构建数据权益分层确权机制,建立数据公益诉讼制度;2022年《深圳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探索数据跨境交易与资产证券化试点。截至2024年,深圳数据交易所累计交易额133.58亿元,跨境交易额2.45亿元,均位居全国第一。
深圳市各区的数字经济特色实践,是数字经济制度创新在多样化场景中的具体落地。不同区域基于产业基础、空间特征与治理需求,探索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福田区联合华为创新构建“四智融合”城市智能体,通过“智脑、智眼、智网、智体”的系统协同推动城市治理从传统数字管理向生命体自进化模式升级,形成高密度城区治理的“福田范式”。
南山区启动“网格化+块数据”改革,通过夯实网格基础、打造智能底板、做强治理平台、开展智能应用的“四个一”工程深化改革,构建精准化、智慧化治理新范式。制度层面,南山区出台“1+4”系列文件,成立区网格管理中心,构建一个终端采集、一个中心共享、一个平台联动、一张地图指挥、一个后台管理的“五个一”信息化体系,整合16个部门5000多万条数据,形成以“统一地址”为基础、关联人口、房屋、法人、事件、通讯的“一基五柱”智能底板,实现社会治理要素全域关联与动态更新。
龙华区紧扣“数字龙华都市核心”战略,创新构建“1+6+N”数字治理指挥架构,通过三级联动破解跨域治理难题。1个区级指挥中枢实现“平战结合”融合共治;6个街道分指挥中心强化属地统筹;N个社区指挥中心形成“区—街道—社区”全域覆盖的治理网络。依托这一架构,龙华区完成50个社区数字治理指挥中心建设,打造“数字治理大脑”,推动治理体系从层级割裂向扁平协同转型。
罗湖区以“数据融合+AI赋能”为主线,构建从基础夯实到系统集成的治理升级路径。聚焦“三中心、一平台”等六大工程,推动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市场主体,其生态构建与数据要素实践是制度创新落地的关键载体。从2016到2024年,深圳独角兽企业从12家增长至42家,实现了从"消费驱动"到"硬科技主导"的战略转型。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路径创新,本质是探索"数据要素如何重构生产函数、重塑产业竞争力"的中国方案。深智城集团的数据收集模式并非单一技术的应用,而是一个涵盖前端物理感知、中台技术赋能和顶层生态协同的立体化体系,系统性地打破数据孤岛,将分散、异构的城市数据转化为标准统一、安全可信的高质量数据资产。极光公司通过消息推送服务积累了海量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通过API调用等方式实现数据在不同应用程序或系统的交换、流通、共享,采用多样化的场外数据流通模式实现数据的共享、交互。
粤港澳三地具有"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制度互补性、产业链深度耦合性与创新资源集聚性。深圳以前海为核心载体,以"负面清单+分类管理"模式突破传统审批制壁垒,释放跨境数据要素活力,构建起"立足湾区、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数据要素跨域流通平台,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示范路径。通过技术互补、场景与规则衔接,三地已形成“香港基础研发-深圳中试量产”与“深圳制造+香港认证+澳门场景” 的高效跨境分工体系,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提供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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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根据《深圳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指数(202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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