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莫里斯·扬克洛是一名罗马尼亚犹太移民的后裔，七兄妹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于1919年考入布鲁克林法学院，毕业后在布鲁克林商业区的法院街执业。他的太太是一位著名犹太法典编纂学者的女儿。婚后一家人搬到了纽约皇后区。他的兄弟姐妹中，一位在布鲁克林经营小百货商店、两位从事男士服饰生意、一位开设了自己的平面设计工作室、一位从事羽毛帽子制作、还有一位在一间地产公司财务部工作。
天资聪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了解这个社会运作规则的家庭、美好的婚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应该有远大前程。然而奇怪的是，莫里斯的事业并未如他期待那样腾达。他奋斗过、挣扎过，但他的事业从未走出过布鲁克林法院街。
莫里斯有一位儿子，叫莫特，有着和他父亲很不同的人生。1960年代他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之后组建了最早期的有线电视特许连锁业务，并将其卖给了考克斯广播公司，获利甚丰。他于1970年代开设的一间版权代理机构，成为了目前世界知名的出版商之一。他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简而言之，莫里斯没能实现的抱负，在他的儿子莫特身上实现了。
为什么
如何解释父子两人人生境遇的大不同？Malcolm Gladwell在“Outliers”一书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把所有相关因素汇聚到一起，最终指向的，是他们的出生年份。
莫里斯·扬克洛出生于1902年。
莫特·扬克洛出生于1930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莫里斯12岁。
1918年，大流感疫情夺取了全球1/10的人口。莫里斯16岁。
1928年，大萧条爆发。莫里斯26岁。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莫里斯37岁。莫特9岁。
莫里斯大学毕业时正值大萧条最困难的时期，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当时，像他这样的犹太裔律师没法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只能独立执业。大萧条时的真实情况是:“将近半数的大城市执业律师收入少于美国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一年后，有1,500名律师准备做出宣誓自己完全贫穷的pauper’s oath，以便申请工作救济金。（构成大城市律师约半数的）犹太裔律师发现，他们的工作变成了一条‘有尊严的，通往饥荒之路’。”而当他年近40岁时，二战又爆发了。简而言之，出生在那个年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是不幸的，他们受到了重大的灾难事件的直接冲击。
而莫特则不同。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的出生低谷期。在这个低谷期，他能出生在为之前一个人口高峰准备的宽敞医院里、能得到充分医护的精心照料、等到入学年龄时，宏伟的校舍和充足的教师资源等待着他。大学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没有拥挤的咖啡厅，大量的宿舍、教室和关心他们的教授。当他毕业求职时，人力资源的供给端弱而需求端强，因为下一个人口高峰会带来对货物和服务的强劲需求。
“他们生活在最困难的时代。如果我父亲不是出生在那时候，他的人生会比现在成功许多。”——莫特*扬克洛。
时代
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我出生于1979年，而团队里已有不少00后的小朋友。我和他们有20多年的年龄差距，差不多一代人。
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时代。我和他们初入职场时所面对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看完两位扬克洛的故事后，一个问题浮现在脑海里: 在中国法律服务这个行业里，时代，到底会怎样影响这两代人？
我们先来看这份表格，统计对象是某评级机构2018年中国区榜单中所有一等(Band 1)或以上律师[1]。左边一列是出生年份[2]，跨度为40年，自首个有入选律师的出生年份(1945年)起，至1984年终。右边一列是出生于该年份的律师的入选数量。
你一定注意到了，有些年份的入选律师人数，相比较其他年份，会特别多。我们把数据导成柱状图，再看一遍:
很明显，入选律师数量走出了一个前后低，中间高的波状图。
再进一步，我们尝试以10年作为窗口期，从1945到1983这40年里寻找一个入选律师人数最多的10年窗口期，会是哪几年？
1962年到1971年。
在这短短10年里出生的律师，占据了入选人数的半数以上。
我们把窗口期再拉长2年，以12年为窗口期。入选律师人数最多的12年会是？
1960年到1971年。
而在这12年里的入选律师人数占据总人数超过60%。
看上去，出生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这个时间段，的确有某种优势。这并不是说在之前或者之后出生就不能获得成功。只是他们在法律服务行业中脱颖而出的难度，会大很多。
为什么？
1977年10月，中国各大媒体公布，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高考恢复的前几年，考生年龄跨度极大，包含了从老三届(1966年至1968年高中毕业生)到当时的应届高中生。直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往届积压考生的消化，高考考生平均年龄才逐步回归到18岁左右的常规水平。
1993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律师事务所可以由国家办，也可以由律师自愿组合、不占国家编制的合伙形式创办。这标志着合伙制作为一种法定的组织形式被正式允许并全面推行。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从组织形式上，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时代。而在合伙制正式在全国启动之前，从1988年开始，司法部已经允许在有条件地区试点不占国家编制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知名律所，大多创办于88年到93年前后。
因此，假设你出生在1960年代，只要你足够的勤奋和聪慧，你是有可能在自己高中毕业后继续自己学业，接受高等教育的。而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本科阶段就已经展开。也就是说，一个高校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完成其4年的本科学习，开启自己人生事业后不久，就遇上了合作制及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诞生。他面前是广阔的，几乎尚未开垦的法律服务市场。假设你出生在10年窗口期的首年1962年，1988到1993年期间你差不多是30岁上下，正是年富力强打拼自己事业的起步期。而如果你出生在这个窗口期的最后一年1971年，当你22岁顺利完成本科学习时是几几年？
1993。
正好赶上了合伙制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如果你出生的太早，1950年代，中断的10年高考夺走了你宝贵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时，你已年近30，再通过激烈竞争的高考重返校园的难度很大。而当93年的窗口打开时，你已经40出头，在同那些晚自己10年出生的后辈竞争里，无论是知识储备，精力还是体力，也都很难获得优势。
时代，很重要。
但如果你出生的太晚，错过了这个窗口期呢？
趋势
导成折线图，更直观的看一下这30年的人口增长、GDP增长以及律师数量增长。
GDP vs 律师数量
人口 vs 律师数量
过去30年，人口持续增长至2021年，之后开始回落。GDP及律师数量保持持续增长。如果观察得仔细点，会注意到GDP和律师数量增长曲线的斜率在过去几年略趋同。
接下来我们计算该周期内两个重要比值的变化:
1. 律师密度
2. GDP per lawyer (律师人均GDP，律均GDP)
计算方式是将GDP除以律师数量，以计算出平均每个律师对应的GDP数值。我们可以用这个数值，来评估一个司法辖区内不同时期法律服务市场的健康度。背后的逻辑在于: 法律服务的需求，是需要足够的经济活动来支撑的；一个司法辖区的经济活动越发达，其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就越大，对律师行业的承托力也越强。
生成折线图如下:
可以看到从1993年到2024年的约30年里，中国律师的密度从每万人中不到1名增加到每万人中超过5人。我们可以说，相比较30年前，现在的律师的确更多了。
再来看律均GDP
这是一张值得关注的折线图。
1993年，律均GDP从差不多20M出头这条线开始起步，逐步上升，2003年左右跨过25M这条线，2006年跨过30M这条线，在2008年到达顶峰，之后逐年回落，2020年回落到30M线以下，至2023年回落到25M线以下，而2024年已下降至同1993年接近的水平。
如果将在全国范围内允许开设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那一年作为现代意义上中国律师行业的开端来看的话，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数据里，还没有发生过律均GDP低于20M的情况。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暂将这条线定义为起始线。
上升阶段跨越25M这条线的时候，差不多正好是我开始职业生涯的期间。我毕业于法学院校，同期毕业的同学里，大约有1/3左右选择了律师行业。20多年后回顾来看，这差不多也应该是那个时代律师行业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比例。也就是说，在上升期，当律均GDP在25M左右的时候，法律服务行业消化了差不多1/3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并能为这批毕业生提供一个能够维持温饱的工作。剩下的2/3，或者去了企业、或者进入公务员体系。我们暂将该条线定义为温饱线。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将30M这条线定义为小康线。在这条线上，律师行业有了足够的积累和实力，开始普遍有了扩张意愿。律师行业的收入水平开始显著高于其他服务行业。职业律师之前接受的高等教育以及高强度专业训练的附加值开始体现。律师这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开始逐步实现社会预期。换句话说，我们想象中的律师以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在这条律均GDP线上，开始有可能成为现实。
好了，综合过去30多年的历史数据，通过纵向比较，我们有了一定的发现。在律均GDP的图表上，我们找到了四条线：20M的起始线、25M的温饱线、30M的小康线和35M的繁荣线。如果律均GDP超过35M，历史给我们的答案是: 繁荣。但如果律均GDP低于20M呢？法律服务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换个角度，尝试着通过横向比较，来找找线索和思路。
这是一份2024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横向数据比较表，列明了五个数据: 2015不变价美元GDP数据、人口、律师数量、律均GDP及律师密度。其中美国和英国属英美法系/普通法系国家、法国和德国属大陆法系国家、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法律体系、法律文化强度都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律师行业的业态，因此我们尝试将不同法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典型司法辖区放在一起，横向做一个比较，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首先来看不同法系这个因素对于律师行业繁荣度的影响。一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律师密度明显要高于德国、法国，而律均GDP则低于德法，这意味着在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下，以较少的GDP就可以支撑起律师行业规模的扩张。但另一方面，这种差别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和英国，德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律师密度和律均GDP和英国都是很接近的。律师密度虽然相对低，但没有低太多(19.85 vs 24.13); 律均GDP虽然相对高，也没有高太多(22.18 vs 19.88)。作为对照，虽然同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距，反而要大于德国和英国的差距。
其次是法律文化，或者说通过法律程序和规则解决问题这一文化传统对于律师行业的影响反而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在这点上，美国和日本可以看作两个极端。美国作为一个极端，几乎是一骑绝尘的在法律服务行业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司法辖区。律均GDP低至16.64，而律师密度达到了每万人近40个律师。相比较而言，另一极端的日本的律均GDP高达惊人的100.55，而律师密度则只有每万人不到4个律师，和美国差了整整10倍。这种差距是无法仅仅以经济发达程度的高低，或者法律体系的不同来解释的。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对待诉争的不同态度，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最后来看看中国在这张表里的位置。相比较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我们的律师密度其实已经超过日本了，而律均GDP则是日本的1/4不到。这一方面可能显示出我们对于诉争的态度，或者说以法律程序及规则解决问题的意愿，已经同我们的邻邦有显著的不同。在这点上，我们可能更“西方”一些。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以目前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来支持律师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可能已经有限了。我们的律均GDP仅仅略高于德国，而律师密度只有德国的1/4。假设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法国作为我们律师密度的对标国家，在GDP总量没有增长的情况下，要实现每万人律师数量超过11人的目标，则律均GDP会下降到约12M这条线。这是一个即便美国这样属英美法系且强法律文化的国家都没有消化的目标(美国24年的律均GDP是16.64M), 对于我们来说更可能是一个过于乐观的预期了。
未来？脑洞时间
如果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没有错，中国的人口总量从2022年开始缓慢下降，我们可以在总人口数量上做一个相对保守的假设: 以2024年为起点的10年后，中国人口会下降到13亿(这是一个为了方便计算的保守估计，世界银行的预测是13.67亿)。
锁定律师密度:
假设我们有一个2034年需要达到的律师密度目标：每万人律师数量超过11人，这是一个接近但略低于目前法国的律师密度，以下是按不同律均GDP所做测算表。
以律均GDP的20M起始线计算，GDP需要达到28.6万亿。我们2024年的GDP在约18万亿。因此以2024年为起点的10年内，如果我们能够一方面保持住GDP的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不低于4.46%，而另一方面律师数量的增长能够控制在平均每年约6.3万人的话，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但如果我们把律均GDP上调到25M的温饱线，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GDP需要从2024年的18万亿增长到约35.75万亿。这意味着10年内的年均增长率要保持在6.82%。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目标。
如果我们再提高一些要求，以30M的小康线来作为目标的话，若其他变量不变，则10年后的GDP需要增长到约42.9万亿。这意味着每年平均约8.78%的增长率。
既然已经计算到了这里，我们索性再把脑洞开的大一点。假设以35M的繁荣线作为目标呢？那我们的GDP目标是50万亿。这意味着年均约10.47%左右的增长率。
上述的推演，基于两个前提，一方面，在律师密度上采相对保守的目标。如果认为中国目前的律师数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增长，则抛开日本的数据，能够在之前比较表中能找到的最保守对比项是法国。而另一方面，在律师的绝对数量增长上，需要确保每年新增律师的平均数保持在约6.3万人的规模上。
对于第二个前提，参考历史数据，从2017年到2024年，中国律师数量从357,193增长到798,381，年均增加63,027人，该前提在未来10年能够成立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对于第一个前提能否成立，还是多少让人有些担心。对于中国的律师密度这个问题，经常看到的讨论是比照美国的律师密度，来论证中国律师人数的不够。而美国恰恰是上述比较表里最为独特的一列。它以16.64M的律均GDP撑住了每万人近40位律师的律师密度。这里面一定有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其他因素起到了重大作用。如之前所述，仅就法律文化而言，美国不光相较大陆法系，即便同普通法系内的其他司法辖区相比，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以美国同行作为参照系，来模拟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是需要做很多大胆假设的。
锁定GDP增长:
换一个思路，我们以GDP增长速度反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未来10年还能容纳多少新律师。
从2014年到2024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约为5.78%。假设2024年起的10年我们仍保持这个年均GDP增长率，2034年GDP约能达到约32.49万亿。
以起始线律均GDP20M为标准，10年内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还能新增约82万人，年均增加8.2万人。
以温饱线律均GDP25M为标准，10年内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还能新增约50万人，年均增加5万人。
以小康线律均GDP30M为标准，10年内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还能新增约28万人，年均增加2.8万人。
以繁荣线律均GDP35M为标准，10年内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还能新增约12.9万人，年均增加1.29万人。
因此，如果不考虑其他潜在变量，基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若GDP增长、人口增长以及律师数量增长都保持目前趋势的话，未来10年的律均GDP大概率会落在起始线和温饱线之间的区间内。如果能够适当控制每年新增律师数量至5万或以下，且GDP增长能够维持过去1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则律均GDP有望回升到温饱线以上。
这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测。但对于任何一位渴望以执业律师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人来说，也大可不必因此对未来感到悲观。受限于有限的资源，这个模型没有纳入一些相关变量（例如同一地区内各年级律师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如前所述，也没考虑其他潜在变量（例如当下能看到的最大潜在变量: AI）。当然，这不代表预测的结果是错误的，我们只有等待现实来验证。但无论如何，事在人为，是金子总是会闪光的。在这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比对的路上，我们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发现。比方说: 从统计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未来期望成为律师的人，他最好去哪里读书？到哪里执业？那些获得成功的律师背后有哪些共同的要素？不同性别在律师行业的发展前景怎样？如何面对AI？这些信息也许对大家会有所启发。如果大家有兴趣，且我们有精力的，争取晚些再整理出来，同各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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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文章的最初念头，来自于“Outlier”中那个父子律师的故事。几乎是第一时间，我问自己：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里，两代人，意味着什么？
团队里的实习生小朋友们于是忙活了起来，开始做基础数据的收集、复核和整理工作。基于她们和我各自查询到的数据，我尝试做一些分析，寻找思考的线索，构建推导的模型。这篇文章，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和我的同学、同行都身处在中国法律服务这个市场里，平时少不了对市场近况的讨论，律均GDP曲线的起伏是一个有趣的发现，而它能和我对市场的直观感受对应上则是意外的惊喜。因此我尝试用起始线、温饱线、小康线和繁荣线对不同量级的律均GDP做出定义。这是一个主观定义，但的确能匹配我的个人经验。
我必须承认，分享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这么说并不是自谦，而是因为我自己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如前所述，它只是基于有限的数据，结合我个人的思考，所构建的一个粗糙的分析模型。它有一些有意思的分析，但还有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会使用它，并根据更新的数据去做调整，但限于自己有限的精力，我暂时没有时间和资源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改善。因此我很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里，能有人产生研究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兴趣，并对于如何引入更多的变量和数据来源以提升这个模型的精度和全面性，给到建设性的意见。
这就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一点私心。在文章的最后，感谢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小朋友们。我将她们的姓名、所在院系以及工作内容附在本文的最后，以示感谢。希望这次的合作，对于她们的未来，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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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与项目同学名录
Nicole Tian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24级法学硕士
负责工作：
2018、2022、2025、2026年榜单Band 1及以上人士年龄、本科毕业院校、首次批准执业信息检索和复核
1984年至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年末总人口、执业律师数量的数据检索
2003年至2024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年末常住人口、执业律师数量的数据检索
1980年至2024年美国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Resident Active Attorney 数量及性别比的数据检索
1980年至2024年英国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以及近几年Solicitors、Barristers、Chartered Legal Executives数量及性别比的数据检索
1980年至2024年德国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zugelassener Rechtsanwalt数量及性别比的数据复核
1980年至2024年法国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以及部分年份Avocats数量及性别比的数据复核
Iris Jin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24级法律硕士
负责工作：
2018、2022、2025、2026年榜单Band 1及以上人士年龄、本科毕业院校、首次批准执业信息检索和复核
上海近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年末常住人口、执业律师数量的数据检索
1980年至2024年德国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zugelassener Rechtsanwalt数量及性别比的数据检索
1980年至2024年法国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以及部分年份Avocats数量及性别比的数据检索
Juno Le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023级法律硕士
负责工作：
2018、2022、2025、2026年榜单Band 1及以上人士年龄、本科毕业院校、首次批准执业信息检索和复核
2003年至2024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年末常住人口、执业律师数量的数据复核
1984年至2024年中国国内律师事务所数、专职律师数、兼职律师数的数据复核
Vesper Lee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25级法科特班
负责工作：
2026年榜单Band 1及以上人士年龄、本科毕业院校、首次批准执业信息检索和复核
2003年至2024年北京地区执业律师数量，1980年至2025年上海地区执业律师数量、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年末常住人口，1984年至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年末总人口等数据复核
1980年至2024年印度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数据检索
1980年至2024年日本GDP（Constant 2015 USD）、GDP（Current USD）、总人口、执业律师数量及性别比数据复核
[1]实际整理和分析的数据包含了该榜单2018年、2022年、2025年及2026年的所有一等或以上律师。通过对不同年度榜单的历史数据分析，也有一些同本文主旨无关但有趣的发现，有机会再同各位分享。
[2]该榜单并不公布律师的出生年份，我们通过公开资料对每位律师逐项检索。检索结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找到直接证据的，则按直接证据上显示的年份纳入统计；一类是只有间接证据的，则我们暂按间接证据所能计算出的最小年龄纳入统计。
[3]数据来源worldbank及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