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律师是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践行者，他们的执业状态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落地效果。但现实中，这一群体正面临多重困境，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生存压力：收入分化加剧，低价竞争成常态
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收入格局，早已打破“律师=高薪”的公众认知，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特征。根据行业相关调研数据，全国基层30%的律师年收入不足10万元，而这一比例在县域市场更高，超过60%的县城律师年收入低于20万元，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我执业的县城，年轻律师的生存状态尤为艰难。刚执业的律师月收入普遍在3000-5000元，扣除五险一金后，实际可支配收入难以覆盖生活成本，不少人需要家庭补贴才能坚持下去。即便是有5-10年执业经验的律师，月收入也多集中在8000-15000元，仅能维持中等生活水平。只有少数深耕本地多年、拥有稳定客户资源的资深律师，月收入才能超过2万元，但这样的群体占比不高。
收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恶性竞争。随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律所审批简化，县域律所数量快速增长。形成了“僧多粥少”的竞争格局。
为争夺案源，低价竞争成为许多基层律所的无奈选择。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正常收费应在5000-8000元，但有些律所为了接单，甚至开出2000元的低价。更有甚者，部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非律师）以“律师”名义执业，收费仅为正规律师的三分之一，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这种无序竞争不仅压缩了律师的利润空间，更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形成“低价低质”的恶性循环。
收入结构单一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压力。基层律师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劳动纠纷等传统诉讼领域，这些业务占比高达 80%以上，而非诉业务占比不足10%。案源量便会明显减少，律师收入随之波动。
（二）执业环境：权利保障虚化，乡土适配难度大
基层律师的执业环境，始终存在“法律规定”与“实践操作”的温差。尽管《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等明确规定了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但在基层司法实践中，这些权利常被“内部规定”架空，缺乏有效救济渠道。
在我执业过程中，类似的权利受限情况屡见不鲜。办理刑事案件时，会见当事人常被以“需要领导审批”等理由拖延；调取不动产、银行流水等证据时，相关部门多以“涉密”“内部规定”为由拒绝，即便出具法院调查令，也往往遭遇“软抵抗”。更令人无奈的是，部分基层司法人员程序意识薄弱，认为律师“是来挑刺的”，沟通协调成本极高。
基层法律服务的“乡土属性”，也给律师执业带来特殊挑战。县域及农村地区的纠纷多涉及邻里关系、婚姻家庭、土地承包等，当事人往往更看重“人情面子”而非法律规定。
此外，基层群众的法律服务付费意识薄弱，也给律师执业带来困扰。许多当事人认为“律师动动嘴皮子就能赚钱”，对法律服务的专业性缺乏认知，既希望获得优质服务，又不愿支付合理费用。更有甚者，部分当事人咨询时隐瞒关键事实，获得法律意见后却自行处理，出现问题后反而指责律师“误导”，甚至投诉举报，让基层律师疲于应对。
（三）发展瓶颈：专业提升乏力，人才流失严重
基层律师的职业发展，普遍面临“天花板效应”。一方面，基层法律服务需求以简单诉讼案件为主，复杂疑难案件占比极低，律师长期处理同类案件，专业能力难以提升。另一方面，基层缺乏专业培训资源，大型律所的高端培训、行业交流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基层律师参与机会极少，知识更新速度滞后于法律修订步伐。
我所在的县城，律所多为10人以下的小型所或个人所，占全国律所总数的65.5%。这些律所普遍缺乏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年轻律师入职后多靠“师傅带徒弟”模式成长，若遇到缺乏经验或不愿传授的师傅，成长周期会大幅延长。
人才流失成为基层律师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年轻律师在基层执业3-5年后，若收入未达预期，或看不到发展前景，往往会选择转向一二线城市，或转行从事公职律师、公司法务等工作。我所在的律所，近5年培养的多名年轻律师中，有6人最终离开了律所，虽然还在基层法律市场，但依然出现人才流失率高达70%。
头部律所的“下沉布局”，进一步挤压了基层本土律所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全国百强县市成为头部律所的布局热点，这些分所凭借品牌优势、技术支持和资源整合能力，迅速抢占高端法律服务市场，导致本土律所只能在中低端市场恶性竞争，发展空间日益狭窄。
二、基层律师的前景
法治下沉带来的机遇与空间
尽管面临诸多困境，但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基层律师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潜力、政策支持力度、技术赋能空间等，都为基层律师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一）政策红利：法治基层建设催生刚性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而法治建设的重心在基层。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为基层律师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乡村振兴，明确要求“强化农村法治建设”“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直接催生了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工权益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服务需求。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随着规模化农业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三权分置”等产生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这类案件涉及主体复杂、法律关系多样，需要专业律师提供全程法律服务，这正是基层律师的业务蓝海。
县域治理现代化也为基层律师带来新机遇。目前，全国多数县域正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政府重大决策、行政行为必须有律师参与。许多县域政府开始建立法律顾问全覆盖制度，乡镇政府、村委会也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合同审查等服务。我所在的珙县，2024年已有全部乡镇、32个村委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目前法律顾问费用虽然免费，但离收费已经不远了，这一市场仍在持续扩大。
（二）市场潜力：下沉市场的需求升级与细分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法治意识增强，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从单一诉讼服务向多元化法律服务延伸，为基层律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传统业务的需求仍在持续增长。数据显示，全国律师办理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占比超过70%，其中婚姻家庭、民间借贷、劳动纠纷等基层常见案件占比达84.61%。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房屋买卖、物业服务、交通事故等纠纷数量大幅上升，这些案件标的虽小，但需求量大，是基层律师的稳定业务来源。
细分领域的深耕带来差异化竞争优势。基层律师无需追求“大而全”，而应聚焦“小而精”。专注于农村土地纠纷、未成年人保护、中小企业法律顾问等细分领域的基层律师，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效。
（三）技术赋能：数字化打破基层资源壁垒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打破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资源壁垒，为基层律师的专业提升、案源拓展提供了新路径。以往基层律师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资源匮乏”等问题，正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得到解决。
线上工具提升了执业效率。现在，基层律师可以通过专业法律数据库查阅法规案例、起草法律文书，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开展远程会见、线上开庭，通过线上咨询平台承接异地案件。
线上渠道拓展了案源获取方式。以往基层律师的案源主要依赖熟人介绍、口碑传播，渠道单一且不稳定。现在，许多基层律师通过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开展法律科普，积累粉丝后转化为客户。
数字平台促进了资源共享与合作。部分地区律协搭建了基层律师协作平台，鼓励跨区域律师联合办案，让基层律师能够承接以往难以独立处理的复杂案件。此外，一些法律服务电商平台整合了全国基层律师资源，为当事人提供本地化法律服务，也为基层律师带来了稳定的案源。技术赋能让基层律师不再“单打独斗”，而是能够融入更大的法律服务网络。
三、基层律师的破局之路
个人、行业与政策的协同发力
基层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律师个人的主动转型、行业组织的积极作为、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三者形成合力，才能破解当前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个人转型：走“接地气的专业化”之路
对于基层律师而言，破局的关键在于自身转型，既要扎根基层实际，又要提升专业能力，走出一条“接地气的专业化”之路。
深耕本土，建立情感联结。基层法律服务的核心是“人情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平衡，基层律师要学会“说乡土话、办民生事”。在接待当事人时，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规定，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堆砌；在处理纠纷时，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注重调解优先，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同时，要积极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如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信访接待、法治宣传等工作，提升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建立稳定的客户群体。
聚焦细分，打造专业标签。基层律师应根据当地产业特点和需求，选择1-2个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打造个人专业标签。在农业县，可以聚焦农村土地流转、农业合同纠纷、农民工维权等领域；在工业县，可以专注于劳动纠纷、中小企业合规、合同纠纷等业务；在旅游县，可以深耕旅游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通过持续学习和实践，成为细分领域的“专家”，以专业优势赢得客户信任，摆脱低价竞争。
拥抱数字，提升执业能力。基层律师要主动学习和运用数字化工具，提升执业效率和服务质量。可以通过线上课程、直播培训等方式更新知识储备，通过法律数据库、智能文书生成系统等工具提高办案效率，通过短视频、公众号等平台拓展案源。同时，要学会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客户管理和品牌建设，建立客户档案，定期推送法律资讯，提升客户粘性。
抱团发展，实现资源共享。基层小型律所和个人所可以通过联合办案、共享办公场地、共用专业设备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承接业务的能力。可以组建专业团队，分工协作处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提高办案质量；可以联合开展法治宣传、公益法律服务等活动，扩大影响力。
（二）行业作为：发挥桥梁纽带与服务保障作用
律师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应针对基层律师的特点和需求，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基层律师提供精准服务和保障。
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专业能力。律协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基层律师的需求，开展接地气的专业培训。可以邀请资深基层律师、法官、检察官分享办案经验，聚焦婚姻家庭、土地纠纷、劳动争议等基层常见案件的办理技巧；可以组织跨区域交流活动，让基层律师向发达地区律师学习先进经验；可以搭建线上培训平台，提供免费或低价的课程资源，方便基层律师随时学习。
建立维权机制，保障执业权利。律协应建立基层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快速响应机制，对基层律师反映的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及时与司法机关沟通协调；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协助律师依法维权。可以设立基层律师维权热线、维权中心，为基层律师提供专业的维权指导和支持。同时，要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常态化沟通，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改善基层律师的执业环境。
搭建协作平台，促进资源整合。律协应搭建基层律师协作平台，鼓励跨区域、跨专业律师合作，支持基层律师承接复杂疑难案件。可以建立案源共享机制，将大型律所不愿承接的小型案件、本地律师难以处理的专业案件，分配给有能力的基层律师；此外，要加强基层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区分和管理，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
加强宣传引导，提升社会认同。律协应加大对基层律师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报道、先进评选等方式，宣传基层律师的典型案例和感人事迹，展现基层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升社会公众对基层律师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可以组织开展“基层律师服务日” 等活动，让公众了解律师的工作内容和价值，培养法律服务付费意识。同时，要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教育，规范基层律师的执业行为，维护行业形象。
（三）政策支持：构建精准有效的保障体系
政府部门应针对基层律师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困难，出台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为基层律师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减轻生存压力。对青年基层律师给予执业补贴，对深耕基层多年的资深律师给予奖励。可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将法律援助经费足额列入财政预算，保障基层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合理收益。此外，还可以为基层律师提供办公用房补贴、专业设备购置补贴等，降低运营成本。
完善执业权利保障机制，改善执业环境。应加强对基层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培训，明确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执业权利，严禁以“内部规定”为由限制律师权利。可以建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司法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定期沟通协调，解决律师执业中遇到的问题。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形成有效震慑。
拓展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增加业务需求。应推动政府法律顾问、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将律师服务费纳入财政预算，为基层律师提供稳定的业务来源。可以鼓励基层政府在重大决策、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工作中引入律师服务，扩大法律服务需求。同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服务付费意愿，培育健康的基层法律服务市场。
优化行业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应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执业、虚假宣传、低价竞争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可以建立基层律师执业诚信档案，将律师的执业行为与评优评先、资质晋升等挂钩，引导基层律师规范执业。同时，要简化律所审批流程，优化律师执业注册手续，为基层律师行业发展提供便利。
四、结语
基层律师的价值重构与未来期许
基层律师是法治建设的“神经末梢”，是连接司法机关与基层群众的“桥梁纽带”。他们的每一次法律咨询、每一次出庭辩护、每一次纠纷调解，都在为法治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尽管当前基层律师行业面临诸多困境，但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技术赋能的不断加强，基层律师行业的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作为一名执业20多年的基层律师，我深知这一群体的坚守与不易，也见证了许多基层律师在困境中转型、在坚守中成长。我相信，只要基层律师能够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走专业化、数字化、本土化的发展之路；只要行业组织能够发挥好服务保障作用，为基层律师搭建平台、提供支持；只要政府部门能够出台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为基层律师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基层律师群体一定能够破解当前困境，实现职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未来，基层律师不再是“小律师”的代名词，而是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专业服务的“提供者”、法治精神的“传播者”。他们将在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贡献重要力量。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将继续扎根基层、深耕细作，与同行们一起，书写基层律师行业的美好未来。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