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景下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研究——基于ISSA5000与双重重要性原则的整合框架
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研究中心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主办，上海视野经济研究所协办，依托会计改革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财政部）而成立。
研究中心的目标是以管理会计科研为基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挥战略研究、人才培养、政策建言、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功能，推动理论与实务更好衔接，全面提升科研创新动力和拓展社会服务功能。
程博，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级会计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财政部首届可持续披露准则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与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准则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才，浙江省管理会计咨询专家。长期从事审计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环境治理与评估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现为南京审计大学智能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研究院执行院长、环境管理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审专家和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审专家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等项目20余项，先后在《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会计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统计研究》《财经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科研管理》《经济管理》，以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Emerging Markets Review》《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等会计、管理、经济学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主编教材5部，参编教材5部。
潘飞，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上海市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企业管理会计问题，先后主持国家自然与国家社科等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八项，先后发表40多篇论文，并著有《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会计案例研究》、《作业管理的系统设计》等重要著作。多次荣获上海市育才奖、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上海市第五届教学名师奖以及上海市优秀教学团队。
可持续发展关乎人类社会繁荣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决策将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2024年4月12日,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同时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简称《指引》),要求规定的指数样本公司和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首次确立了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2024年11月20日,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颁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财会〔2024〕17号)(简称《基本准则》),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统一、权威的可持续披露准则正式落地,为各类企业提供了以双重重要性原则为核心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规范。为更精准地反映企业履行可持续发展责任情况和增强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质量的信赖程度,迫切需要寻求独立第三方对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鉴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24年5月召开审计准则委员会会议,清晰勾勒出可持续信息“披露—鉴证”协同推进的路线图,确保相关部门推进可持续相关工作实践“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同年11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了国际可持续鉴证准则5000号(简称ISSA5000),首次区分“合理保证”与“有限保证”双层级鉴证要求,通过明确差异化保证程度、风险导向鉴证流程及独立性控制条款,推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实现从“自愿性实践”向“标准化要求”的范式转变,为世界各国制定本土化可持续信息鉴证准则提供了参考范本。2025年7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X号—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本土可持续信息鉴证迈入规范发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作为增进利益相关者对报告结果信任程度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它诠释了企业可以通过优化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以及报告编制流程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鉴证可以降低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错报、漏报风险,提高可持续信息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目前我国并未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进行报告鉴证,而是鼓励有条件的上市公司自愿进行报告鉴证以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可信度。尽管部分企业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在增加报告信度和效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严格的鉴证规范以及制度要求,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实践仍呈现出显著的“认知—行为”悖离特征。因此,探究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并提出风险应对策略,对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公信力和透明度,强化企业治理与风险管理以及驱动利益相关者决策与价值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基本准则》为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提供了参考标准,如何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信息披露质量是关键。本文在梳理现有国内外对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及鉴证文献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情景基于风险导向鉴证模式,从可持续发展报告主要使用者、报告内容及范围、报告应用多维度展开,以期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者、鉴证服务的提供者和监管方就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方面提供决策咨询和参考。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第一,构建了以风险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理论框架。现有文献大多从可持续信息披露视角探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趋势和披露准则等(黄世忠和叶丰滢,2022),《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X号—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则对执行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提出一般要求,但鲜有文献探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理论框架,而本文则是整合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理论框架,力求从理论上指导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实务。第二,基于风险导向视角拓展了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实践方面的研究。现有文献聚焦于对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准则解读(陈嵩洁等,2023)、国际借鉴(王双,2024)、顶层设计(王鹏程,2024)等方面,侧重鉴证制度理论探讨,而本文则是从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风险评估入手,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风险应对策略,有助于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质量。第三,对可持续发展报告鼓励鉴证信息基于双重重要性原则创新性地引入F-PSR模型,分析了状态指标、压力指标和响应指标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目前PSR模型已在环境效能评估(李春瑜,2016)、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建设方面得到了应用(黄溶冰,2016)。本文结合财务指标分析F-PSR模型的风险评估应用,为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撑。第四,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适用于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应用策略。在构建风险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理论框架基础之后,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的应对策略,并针对性从制定鉴证准则与准入机制、规范信息披露与路径控制、强化协同改进与结果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应用建议。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强制要求企业对其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鉴证,但已有不少企业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在提升报告信度和效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主动寻求第三方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鉴证服务。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国际研究与聚焦中国场景的研究共同揭示了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驱动因素、市场特征及其治理效用,但两者在实践背景、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上存在显著差异,深刻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立足中国情景的实用性。国际经验表明,企业主动寻求可持续发展报告独立鉴证,主要受外部环境压力如法规强度、社会期待、行业规范等因素影响(Martínez-Ferrero和García,2017),同时也受内部治理效能如优异的社会责任绩效、良好的治理结构等因素驱动(Maroun,2022)。企业既可能在成熟市场为满足高标准而主动寻求鉴证,也可能在制度薄弱地区通过高质量鉴证弥补制度缺陷,进而提升企业声誉(Martínez-Ferrero和García,2017;Simnett等,2009)。对全球领先企业的分析显示,企业自愿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部分内容寻求外部鉴证已较为普遍,且鉴证机构主要提供的是有限保证(Bakarich等,2023)。诚然,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呈现出披露主体分层分级约束、保证程度从有限保证向合理保证过渡、整体鉴证和选择性鉴证并存、强化治理层监督责任等趋势。对于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效用认知,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可以增强投资者对可持续信息的信任度,进而增强投资者对未来现金流量和公司道德文化的感知以此提升投资意愿(Stuart等,2021)。也有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对于被鉴证企业的实际益处并不明显,主要为鉴证机构带来了额外的业务机会和经济收益(Jones和Solomon,2010)。与西方市场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场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呈现出显著的政府驱动特征(聂辉华,2025),因此行业规范压力已被证实是该阶段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重要动因(陈嵩洁等,2023)。相较于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体系所秉持的“可持续发展领域财务优先”原则,我国政府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准则体系时采纳的双重重要性原则,为鉴证机构从传统财务信息验证者向可持续信息探索者角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罗畅拓和胡丹琪,2024)。从实践层面来看,尽管我国尚未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强制鉴证制度,但特定板块如A股金融行业、A+H股、H股和红筹股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陈嵩洁等,2023)。沈洪涛等(2024)基于鉴证需求方、提供方与预期使用者的三方访谈,揭示了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市场发展面临的三大本土制约,包括缺乏统一鉴证标准、鉴证服务资质认定模糊以及报告体系不完善,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鉴证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际发现已在中国场景下得到验证:如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可以降低可持续发展评级分歧度和股票收益波动率,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帮助投资者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陈嵩洁等,2023;邵艳等,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能够改善企业评级、提升管理效率以及减少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沈洪涛等,2024;牛枫等,2025)。然而,在中国当前阶段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面临着显著的本土化困境,这意味着即使企业主动寻求鉴证,其报告的可比性、鉴证结果的可信度及最终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有用性仍可能大打折扣。这一现实凸显了构建本土化鉴证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唯有破解这些制度性障碍,才能充分释放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在中国场景下的发展潜力。总体而言,已有文献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领域主要聚焦于规范报告编制者行为以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而针对鉴证服务提供者的专门研究相对稀缺。在我国新发展理念下,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是否适用于鉴证机构实施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业务的价值判断和管理措施,有待进一步论证。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业务在风险导向鉴证模式下的风险评估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应对策略。代理理论认为,鉴证(审计)并非外部强制的结果,而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它满足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需求,旨在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与使用中,由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编制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报告使用者为全面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即“面子”)和经济责任(即“里子”),需要委托拥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编制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由此产生第I类基于信息成本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由于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难以完全监督代理人行为,受托人为了更好反映受托责任和缓解委托人对企业可持续信息真实性的怀疑,将寻求鉴证者作为独立第三方对其提供的可持续信息的可信性发表鉴证意见,由此产生第II类基于信息质量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监督和保障机制,能够对管理层(报告编制者)的自利行为形成有效制约,进而缓解报告使用者与编制者之间存在的代理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应当综合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作为防范道德风险、遏制“漂绿”行为以及评估可持续绩效的重要手段,需要可持续发展报告全面反映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以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针对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业务的利益相关者可主要分为报告使用者、编制者、鉴证者以及监督部门四类群体。对报告使用者而言,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能够帮助投资者促进企业负责任投资,从而为企业赢得更多的财务支持和市场支持,推动企业与报告使用者之间的价值共创和共享。对报告编制者而言,虽然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及鉴证会带来一定的成本,但从长远视角来看,有利于企业及时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规避环境和社会风险并抓住发展机遇。对监管部门而言,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政府气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成本,促进政府绿色目标的实现。对报告鉴证者而言,鉴证者可以从鉴证工作中获得知识溢出收益,有利于培养从业人员鉴证能力,进而增强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规范性。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是一种适应复杂风险环境的审计方法论,强调审计师应全面关注组织内外的风险因素,将运用战略观和系统观思想指导重大错报风险评估贯穿于整个审计流程,并执行追加审计程序将重大错报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因此,审计工作应以被审计单位的战略层面深入分析为出发点,遵循“战略风险分析—经营环节风险分析—剩余风险分析—重大错报风险分析”的分析流程,将审计风险与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流程紧密关联,使审计师能够从全局和宏观的视角来识别和评估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措施。可持续发展报告从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以及指标和目标四个维度强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旨在评估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合规性,同时关注组织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和机遇,这与风险导向审计基于战略观和系统观的视角评估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理念高度契合。确立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鉴证目标,是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质量的关键步骤,其核心在于明确可持续发展报告及鉴证的责任主体。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项目目标。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总体目标是基于双重重要性原则,通过风险导向的独立鉴证,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可信度与决策价值,重点关注企业行为对环境、社会、治理方面做出贡献时可能存在违规的次优问题,推动企业在利润底线、环境底线、社会底线的协同治理中,预防系统性偏差并识别战略机遇。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具体目标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指标的公允性与可验证性,确定关键议题指标获取合理保证,一般描述性信息适用有限保证;二是企业可持续实践管理体系的健全性与前瞻性,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治理架构、控制措施和程序等是否符合监管合规要求,是否采纳国际最佳实践标准;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业绩与治理行为的相关性,深入剖析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与财务及非财务价值的传导机制。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项目目标是指根据特定议题设置的可操作性目标,它们在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指导下适配被鉴证单位可持续发展实践。鉴证市场缺乏对鉴证提供者准入机制的明确规定,导致各类第三方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均能涉足鉴证服务领域。为体现不同鉴证准则的比较优势,确保信息的全面性和可信度,建议采用“会计师事务所+其他专业机构”双重鉴证模式进行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通常而言,会计师事务所依据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发布的《鉴证业务国际准则》第3000号和第3410号开展鉴证工作。由于受鉴证准则和执业准则的约束,会计事务所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时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它们在质量管理的规范性、鉴证标准的统一性、鉴证意见的谨慎性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王霞,2023)。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可以与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形成一定的协同效应(陈嵩洁等,2023)。除会计师事务所,其他第三方专业鉴证机构通常依据《AA1000审验准则》开展鉴证工作,更侧重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未来,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专业机构结合国际可持续鉴证准则5000号和本土监管要求,将进一步推进鉴证机构专业化发展。确定鉴证客体应以国内外准则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并遵循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政策要求。一方面,《基本准则》在制定时借鉴了两项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有益经验,即《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气候相关披露要求》,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用性调整。然而,这些准则可能更适用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若要遵循这些披露准则,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高昂的遵循成本。另一方面,《指引》对部分关键市场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方面做出了强制要求。因此,鉴证客体的确定可以从这些强制披露的企业开始,让大型企业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采取分重点、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分布推进的策略,逐步将鉴证客体从上市公司扩展到非上市公司,从大型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内容选择应依据财政部等九部委颁布的《基本准则》、《基本准则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以及《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征求意见稿)》等具体准则,同时可策略性整合GRI等国际标准作为技术补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依据《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中关于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指标要求,对每一项具体指标分类为基础指标和进阶指标,其中基础指标对应《指引》中明确指出“应当披露”的内容,而进阶指标则对应《指引》中“鼓励披露”的内容。同时对其鉴证提出“两步走”的战略要求,即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采用“分阶段实施路径”,在当前自愿鉴证制度下,基础指标作为鼓励鉴证信息,进阶指标作为自愿鉴证信息①。随着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体系完善及鉴证能力提升,未来将过渡到“基础指标强制鉴证+进阶指标鼓励鉴证”的约束模式。此路径设计契合ISSA5000的“渐进性保证”原则,亦响应欧盟CSRD等国际规则的分层监督趋势。但需要明确的是,投资者通常将鼓励鉴证信息作为核心决策依据,而将自愿鉴证信息置于次要地位,在决策模型中赋予较低权重,由此会导致信息评估失衡,削弱自愿鉴证信息的决策价值。鉴于此,要在可持续发展鉴证报告中阐释自愿鉴证信息的重要性,并对基础指标和进阶指标分类声明,避免信息混淆,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核心目标是评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风险、机遇以及对财务影响的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业务应以风险为导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披露的鼓励鉴证信息及自愿鉴证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评估程序可以分为风险评估总体策略和风险评估具体计划。风险评估总体策略站在全局视角,关注对利益相关方及企业自身具有“重要性”的信息,依据企业治理、战略、风险与机遇管理和指标与目标确定鉴证范围和方向,进一步明确鉴证重点并指导具体鉴证计划的制定。风险评估具体计划是在关注财务重要性和影响重要性指标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实施鉴证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针对鼓励鉴证信息及自愿鉴证信息的特点,进行分类别、分技术、分成本的风险评估。在风险应对程序方面,依据风险评估阶段识别的与鼓励鉴证信息和自愿鉴证信息相关的风险,从鉴证议题、鉴证标准、鉴证路径、鉴证平台、鉴证结果以及鉴证资源等多个维度出发,坚持灵活性、技术中立、与财务审计协同等创新机制采取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措施。在ISAE3000和AA1000准则的指导下,鉴证机构所出具的鉴证意见或保证程度主要分为两个级别。具体而言,ISAE3000准则中的合理保证或有限保证,与AA1000准则中的高度保证或中度保证类似。新发布的ISSA5000同样支持“合理保证”(较高置信度)和“有限保证”(适度置信度)两种鉴证级别。其规定保证程度的选择应依据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结果(准则第32条)、鉴证程序可执行性(准则第41条)以及业务约定书面协议(准则第12条)。基础指标因其高重大错报风险及完备的证据基础,在业务约定书中多被赋予合理保证。该保证程度通常执行扩展程序(如全样本数据核验)将鉴证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进阶指标则因主观性较强或证据链受限,实践中常采用有限保证。同时,借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对非财务报告内控的重大缺陷进行披露,无论合理保证或有限保证,鉴证机构均需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所有重大不确定性和缺陷,以便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为全面和透明的信息。综上分析,整合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本文构建一个以风险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代理理论作为寻求鉴证的起点,聚焦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者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使用者和鉴证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冲突。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中,要求通过独立鉴证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防止“漂绿”操纵。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回应多元主体的诉求,可持续发展报告本质是多边契约的载体,鉴证目标需超越股东利益,涵盖“5C”维度(真实性、成本效益性、合规性、健全性和可持续性)以平衡各方期望(程博等,2025)。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以重大错报风险识别为核心,优先分配资源至高风险领域,通过“风险识别→程序定制→证据获取”的动态循环,提升鉴证的效率与效果。代理冲突是鉴证的起源,利益相关者诉求界定了鉴证的范围,风险导向方法提供了鉴证的路径,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确保鉴证的实质有效性,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更好地指导鉴证实践,提高鉴证的效率与效果。《基本准则》要求可持续信息披露应包括治理、战略、风险与机遇管理及指标和目标四个核心要素,侧重于符合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强调与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鉴于此,本文以财政部等九部委颁布的《基本准则》为基础,借鉴和参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及全球企业广泛使用的GRI标准的具体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和选择,秉持“积极借鉴、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彰显特色”的原则,构建了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兼容国际规则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风险导向鉴证体系。具体而言,风险评估总体策略基于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双重重要性原则出发,从治理、战略、风险与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等维度展开(如图2所示),对被鉴证单位的经营环境及内部控制等进行系统化分析,明确鉴证方向,并规划和调配鉴证资源。在治理维度,首先要审查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的治理结构,包括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治理机制是否存在。其次,评估治理层责任认定、胜任能力、绩效评估的合理性,这涉及到治理层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职权范围、授权和角色的责任认定,他们是否具备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需的适当技能和胜任能力,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绩效指标纳入薪酬政策的合规性等。最后,审查管理层在可持续发展治理流程、控制措施和程序中所扮演的监督角色是否与其他内部职能有效整合,以及企业是否采用了常见的治理架构,如专设法和综合法以及管理层在该架构中所担任的主要职责等。在战略维度,首先评估企业披露的预期会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的时间范围是否恰当,同时审查企业对“短期”、“中期”、“长期”的定义是否与企业战略规划周期相匹配。其次,需要明确划分可持续发展风险对企业商业模式和价值链的具体影响领域,包括地理区域、设施、资产分类或分销渠道等。再次,查验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的战略应对措施,包括组织业务变革、战略计划编制等。最后,结合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企业财务报告,根据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对企业财务状况、财务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评估企业的战略及商业模式对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在风险与机遇管理维度,首先监控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流程是否及如何融入并影响主体的整体风险管理,并与前期报告进行对比,以此评估企业的总体风险状况和整体风险管理流程。其次,根据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重要性议题,识别并比照企业披露的风险影响的可能性、量级和性质以及相关风险优先级的划分。最后,对企业识别、评估及管理可持续发展风险的相关流程进行内部测试,包括对企业风险管理流程的严谨性和有效性进行验证,确保企业的风险管理措施能够切实降低潜在风险,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指标和目标维度,首先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相关指标的准则来源,主体是否披露该来源。其次,分析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定义指标是否与一般可持续发展报告指标有较大差异,用于计算该指标的方法的局限性和作出重大假设的合理性。最后,鉴证机构应评估企业已设定的战略目标及进展情况,这些目标和进度是否与国家法律法规、战略规划要求企业实现的目标及其进展相协调,包括对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和与国家目标的一致性进行综合评估,以确保企业的战略目标不仅符合内部规划,也与外部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鉴证机构依据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评估总体策略实施风险评估具体计划,有助于系统地识别可持续信息披露层次和披露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对重大错报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经过总体策略的风险评估进一步明确了鉴证重点,基于风险导向鉴证要求,鉴证机构以评估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为核心,将鉴证资源集中在高风险领域并实施风险评估具体计划。该阶段鉴证机构应在审核企业报告时,考虑如何识别和评估双重重要性议题,如何交叉验证,如何判断企业是否遗漏了某些关键性议题,或者是否存在过度强调某一维度而忽略另一维度的情况。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鼓励鉴证信息与自愿鉴证信息分类,以期通过双重重要性评估来发现潜在鉴证风险同时提高鉴证效率和效果。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报告各指标分析,本文对鼓励鉴证信息引入基于双重重要性原则的F-PSR(财务—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以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间的动态权衡与协同机制。一方面,对于影响重要性,F-PSR模型通过“财务—压力—状态—响应”逻辑链,考虑财务指标后,可将经济成本与影响后果直接关联,系统反映了企业活动对受托环境责任和受托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苏畅和周守华,2024;吕秀梅和罗丹,2025)。另一方面,对于财务重要性,F-PSR模型通过考虑财务指标如碳税成本和绿色投资回报率等,可量化非财务风险对财务绩效的冲击。F-PSR模型通过影响重要性筛选核心议题,进一步通过财务重要性量化风险敞口,以期更清晰地展现可持续发展活动的因果关系,有助于增强鉴证过程的透明度,使得利益相关者更容易理解和信任鉴证报告内容。而对自愿鉴证信息预测性与前瞻性特点要根据其鉴证阻碍采取针对性风险评估,其面临的鉴证阻碍可具体划分为技术阻碍、成本阻碍及判断阻碍。鉴证机构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假设、科学的方法、充分的证据以及定期的监测对面向未来的信息实施动态鉴证措施以降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明确鉴证范围、出具合理保证、限定鉴证结论的使用目的等方式来缓解未来预测性和前瞻性信息所具有的时间效应并降低法律风险,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鉴证机构的工作难度以及鉴证工作所投入的时间及成本,同时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企业所披露的信息进行风险评估。鼓励鉴证信息,作为可持续信息披露中的基础指标,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视角可分类为状态指标、压力指标和响应指标三类。其中,状态指标表征企业所处的环境及行业物理变化或趋势,用来衡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质量和状态,如气候变化适应性、社会贡献活动参与人数以及利益相关方沟通制度的执行情况。压力指标揭示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用来衡量企业经营活动对内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如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预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具体情况以及商业贿赂及贪污事件。响应指标表明企业对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对策,其具有政策相关性并面向利益相关者决策,主要为可持续发展治理指标及创新实践指标,如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措施以及反商业贿赂及反贪污措施。作为鉴证的基础性指标,鼓励鉴证信息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主要指标并贯穿企业环境管理、社会管理以及企业治理各环节,该指标的重大错报风险主要来源于非常规交易、判断事项等经营活动引起的错误。因此,应以状态指标为介入点,评估可持续发展背景下行业要点偏离风险,针对压力指标评估影响程度违规风险并评估响应指标所衍生的价值链转型风险以保障鉴证信息的可靠性(如表1所示)。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提出外部性假设、适应性假设、前瞻性假设和多重性假设这四大基本假设,弥补了传统财务报告中由四大会计假设所引发的缺陷,诠释了其如何站在利益相关者视角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估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企业发展前景的影响(黄世忠和叶丰滢,2023)。可持续发展报告展现了可持续信息前瞻性的特点,但由于技术阻碍、成本阻碍以及主观判断的阻碍,鉴证工作面临挑战,其中,技术阻碍直接影响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进而影响判断的准确性;成本阻碍限制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的准确性,进一步加剧了技术阻碍;判断阻碍则源于标准的不统一和信息的复杂性,这不仅增加了技术应用的难度,也提高了成本投入的不确定性。因此,自愿鉴证信息中,重大错报风险往往与舞弊行为相关,应评估可持续发展报告各个指标范围划分违规风险、信息精确度缺陷风险以及主观判断误差风险等以保障鉴证信息的相关性。在开展鉴证工作时,鉴证人员在获得充分适当的证据以便评估可持续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的基础上,依据合理保证和有限保证的标准,制定风险管理程序,有效应对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然而,自愿鉴证信息因重大错报风险较高,可能需要设计一些复杂的针对性程序进行风险应对以降低检查风险。但由于自愿鉴证信息的前瞻性特点,其天然存在较高的鉴证难度和鉴证风险,即使采取了一系列复杂的鉴证程序,也难以达到合理保证的水平。若出具有限保证的鉴证报告,应在报告中明确说明所采取的程序和风险应对措施是为了专门应对特定风险而设计的,如指标范围划分违规风险、信息精确度缺陷风险以及主观判断误差风险等,而非旨在达到合理保证的程度。因此,根据图1中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理论框架,可持续发展鉴证风险应对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确保鼓励鉴证信息的鉴证效果及质量而建立的风险应对机制;二是旨在提升自愿鉴证信息鉴证效果及质量的风险应对机制。其基本流程框架如图3所示。
对状态指标的行业要点偏离风险的应对策略应结合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质性议题矩阵。不同行业在选择核心议题和关键指标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构建并分析议题对企业业务及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所形成的可持续发展实质性议题矩阵,有助于鉴证机构深入了解不同行业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估企业是否选择了适宜的可持续发展方向。鉴证机构据行业特点,列出企业可能涉及的所有可持续发展议题,将议题按双重重要性分类。通过与被鉴证单位参与提供鉴证的可持续信息相关部门员工进行访谈,确认企业界定的“重要性议题”是否与投资者、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预期一致。建议企业建立年度重要性议题复审机制,根据新技术或政策更新重要性议题,鉴证机构跟踪其更新过程。同时,将企业的重要性议题清单与同行披露情况对比识别差异点,可以揭示被鉴证单位可能的不足或改进空间,这有助于鉴证机构合理分配鉴证资源,将重点放在与企业可持续实践更相关的领域,为特定问题提供定制化的鉴证服务,确保鉴证质量,并对企业可持续业务的透明度进行合理控制。同时,鉴证机构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认知可能存在“相信-真实差距”,即行业普遍认知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与企业实际的可持续性状况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实质性议题的双重实质性考量,既反映了利益相关方的感知与期望,也结合了实际情况和科学数据。鉴证机构通过实质性议题了解被鉴证单位的重点业务以及战略和决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引导方向,依赖行业专家对被鉴证单位的实质性议题矩阵进行重新评估与验证,以确保企业实质性议题的可靠性。对压力指标的影响程度合规风险的应对策略应遵循双重重要性原则,即在设定新的重要性水平时,既要基于影响重要性的量化,也要向财务重要性延伸。压力指标所代表的实际或潜在的影响是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重要内容,且在污染物排放方面有较多定量指标,因此需要为其可能产生的重大错报风险设定一个合理的重要性水平。与财务报表审计的重要性水平设定相比,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面临更高的风险,包括信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要求更严格的质量控制和风险管理措施(王仁平,2024)。对于定性指标的重要性水平设定,应针对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等可持续发展议题包含的内容,设定合理的量化标准。根据影响程度、影响范围以及影响的可补救性等因素进行专家打分制评估,对总和超出某一标准的影响给予“极重要影响”的判定,并加以特别关注。对于其他不同层次的影响,则可以划分为“重大”、“重要”及“具有参考性”的影响判定,并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同时,对于定量指标的重要性水平设定,鉴证机构需对定量货币化信息沿用传统审计的相对基准法,对单项指标设定绝对值阀值或行业分位数;对定量实物量信息,必须明确界定碳排放权等可持续性关键资产,并对基础标准采取双重锚定法进行严格审查。对于影响重要性,参考评估其是否突破生态阀值,若触及红线则自动视为重大;对于财务重要性,模拟传导至财务后果,若其大于利润2%则触发重大性。同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废水和固废回收利用量等应采用国际公认的计量单位及标准转换系数,以确保不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具有横向可比性,使鉴证机构对碳价格波动和政策变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产生变化认知以更好地应对企业碳减排风险。对响应指标的低碳转型风险的应对策略应聚焦于企业可持续价值链的构建流程。可持续发展报告响应指标贯穿企业制度响应、管理响应与治理响应的全过程,因此需要基于由外到内的视角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导向的可持续影响力战略地图。在双重重要性原则的指导下,以绿色资金为主线应对转型过程中对财务和影响重要性均产生显著风险的环节。追踪制度响应指标的资金流动,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与制度体系建设领域面临的风险,包括查阅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文件和鉴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制度状况。同时追踪日常管理响应指标的资金流动,应对将环境绩效纳入员工薪酬体系存在的风险并追踪项目管理响应指标的资金流动,应对企业资金投入乡村振兴及社会贡献等领域所存在的风险。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绿色资金的日常管理和项目管理情况,鉴证机构可利用大数据对资金及项目进展成效进行量化考核。最终,鉴证机构应将鉴证重点集中于企业整体价值链流程,具体来看,从上游的原材料采购环节,到中游的精细化绿色产品制造环节,再到下游的客户应用环节,对企业治理响应指标的资金流动进行全面跟踪,以应对如绿色研发、回收利用、售后服务以及数据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同时,鉴证机构要模拟双重重要性下的极端情景(如碳价飙升、政策强制要求供应链碳中和),测试企业响应措施的韧性。但对企业价值链流程风险的应对涉及行业特有的专业知识、技术与方法,因此鉴证机构应注重鉴证人力资源的协调性,技术鉴证人员对企业绿色创新研发及数据安全系统进行评估,而行业专家鉴证供应链相关资源环境问题。在对相关信息、制度与行为进行鉴证后,形成对可持续发展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结论,结合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和外部报告的审查,最终对企业取得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行为进行合规性检查以此实现鉴证目标。鉴证机构构建数字化鉴证平台应主要围绕两个核心子系统展开:舆情监控系统和数据监测系统。舆情监控系统作为风险感知前端,运用知识图谱技术构建企业专属风险画像,实时捕获披露信息与客观事实的偏离;数据监测系统作为验证中枢,通过生成对抗网络模拟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排放的操纵场景,实现“预防性鉴证”。首先,鉴证机构需对舆情监控系统构建三层风险过滤机制。一是风险感知层,利用风险传导模型实施监测多元风险信号,如碳税新政等政策法规变动、低碳工艺替代等行业技术颠覆以及环保抗议等社会舆情事件;二是风险量化层,鉴证机构需积极关注被鉴证单位的内外部事件构建分级预警指标体系,当被鉴证单位遭受监管处罚风险时,对鉴证单位触发红色预警,而当可持续发展报告内部审查面临技术争议时,对鉴证单位触发黄色预警,以此在鉴证业务事前将风险信号转化为可量化评分;三是指标数字化层,构建企业披露指标的动态知识库,对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及合规数据等基础指标进行自动化识别,对进阶指标智能解析如可持续发展报告语义拆解及供应链关系图谱等,以此识别鉴证单位隐性风险节点。其次,鉴证机构需要对企业披露的基础指标和进阶指标,尤其是后者的复杂性,进行数字化监测,以应对技术风险。随着企业可持续发展数据库和温室气体底层数据收集系统的不断完善,鉴证机构在验证可持续信息范围划分的合理性时,必须依赖于人工智能模拟模型的应用,从单体企业核查到供应链网络全景扫描,自动校验数据采集点合理性。同时,通过数据模型和计算机模型技术模拟企业相关领域可持续信息的变化情况和趋势,检测范围1、范围2和范围3的温室气体排放变化,评估污染程度及企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并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追溯。鉴证机构数据监测系统的构建将可持续信息鉴证从“事后抽查”升级为“实时监管”,尤其强化了对范围3排放和资源利用率的动态监测能力。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且越来越多的企业为获得绿色投资机会而积极寻求ESG评级。评级机构的评价流程通常包括数据采集与信息归纳、指标设置、评分评级以及形成评级结果,最终将评级结果指数化,形成服务于投资者的产品。ESG评级为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提供参考依据,同时鉴证服务保障了评级所用信息的可靠性。中国上市公司ESG评级呈现“莫衷一是”状态,尤其体现在国内外评级机构之间,评级结果分歧可提示鉴证机构关注高风险领域,优化鉴证资源配置(冯钰婷等,2024)。如果鉴证机构设计“单向信息流机制”,允许评级信息作为风险评估的线索输入,可以提升重大错报风险识别率并显著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鉴证效果(李慧云等,2024)。然而,可持续信息鉴证是合规验证,ESG评级是商业评估,需要警惕二者可能出现的“漂绿”合谋行为。鉴证机构对评级信息的参考必须采取独立鉴证程序验证,同时要求鉴证报告明确披露参考范围,接受公众监督。鉴证机构为应对自愿鉴证信息面临的信息精确度缺陷风险还需要联合企业内部审计的监督结果,其可以作为鉴证机构的重要参考依据,以此减少重复鉴证工作,提高整体鉴证效率。内部审计可以为鉴证机构提供企业内部的详细资料和数据支持,提前识别潜在风险点,为鉴证机构提供重点关注方向。鉴证机构通过与内部审计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整合双方的鉴证方法和资源,确保双方在鉴证计划、实施和报告阶段能够有效协作。同时,鉴证结果的共享还可以通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方式获取其对企业相关实践的评价。如在评估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时,了解客户对产品可获得性的满意度,包括缺货率、配送时效等;评估供应商对企业供应链管理的评价,特别是对中小企业供应商的支持情况。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资源配置应根据鉴证目的和需求灵活调配资源。投资性尽调鉴证需增加数据分析专家配比,合规性检查鉴证侧重于政策合规审查团队。因此,本文对鉴证资源的配置主要讨论政策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利用。合规性检查导向的资源配置,在政策资源层面可能需要更严格的政策知识更新机制,鉴证机构应进行鉴证前调查,确保鉴证人员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到位,以此对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定性信息鉴证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此外,鉴证机构应要求企业至少提供连续三年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以保证同一企业在不同时间点的报告具有纵向可比性,重点核查政策变动前后披露的口径一致性。在人力资源方面,合规性检查鉴证可能需要更多政策专家,组建以熟悉监管政策的鉴证师、法律顾问为核心的鉴证团队。同时,对于难以量化的定性指标,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企业过往的供应链管理案例,评估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表现。投资性尽调鉴证在政策资源层面可能需要更关注行业标准和历史数据对比,鉴证机构应分析目标企业所在地区的政策趋势如碳关税、循环经济立法等,评估其未来合规成本对估值的潜在影响。此外,投资性尽调鉴证可能需要配置“财务分析师与行业专家”组合,利用专家判断法和数据交叉验证识别并应对重大错报风险,如在评估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时,邀请行业专家对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进行评估,通过情景模拟量化可持续性风险对投融资决策的估计影响。同时,鉴证机构应加快建立可持续发展相关人才培养机制,推出“可持续发展鉴证师”专业认证体系,划分初级(基础数据核验)、高级(复杂模型鉴证)等层级,确保人员能力与业务复杂度匹配以弥补鉴证职能的短板,促进鉴证、增信和增值三大职能的有效发挥,为提供高质量鉴证服务提供智力支持(舒惠好,2021)。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刻画企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综合表现,既是企业履行可持续发展责任的表征,也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要非财务信息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更精准地反映企业履行可持续发展责任情况和增强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质量的信赖程度,迫切需要寻求独立第三方对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鉴证。本文在整合代理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基础之上,构建了以风险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理论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鼓励鉴证信息与自愿鉴证信息的相关风险。通过将鼓励鉴证信息划分为状态指标、压力指标与响应指标发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的过程中,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外部监督不足等原因,导致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受到影响,从而引发因错报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进一步地,针对自愿鉴证信息特点进行针对性风险评估发现,企业可能受制于技术阻碍、成本阻碍与判断阻碍,出于短期利益考虑,选择性地披露对其有利的信息,而忽视对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的实质性议题,进而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判断,从而引发因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标准不一,易导致鉴证过程中存在系统性偏误,本文从多个方面提出了鉴证风险应对策略,旨在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鼓励鉴证信息,选择和设计完善的鉴证实施路径是关键所在。鉴证人员应在准确把握鉴证方向和鉴证标准的基础上,以绿色资金为主线,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链转型进行延伸鉴证,从而确保鉴证实施的效率和效果。自愿鉴证信息是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水平的重要瓶颈,在鉴证过程中,可能面临范围划分合规风险、信息精确度缺陷风险以及主观判断误差风险等多重挑战。因此,这一部分的鉴证应在价值链延伸鉴证的流程下,深入到可持续信息技术层面进行精细化鉴证,并需辅以鉴证结果的协同机制以及鉴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毋庸置疑,尽管已实施上述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风险应对策略,实践中仍可能出现因鉴证结果质量缺陷导致鉴证报告使用者预期落差的系统性风险,进而造成鉴证机制失效。因此,需通过制定鉴证准则、规范信息披露以及强化协同改进等措施,显著提升可持续信息的质量与可靠性,并有效缩小鉴证结果与利益相关者预期之间的期望差距,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体系公信力与效能的实质性提升。(一)制定鉴证准则与准入机制: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事前准备机制构建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报告独立鉴证的有效实施,制定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准则变得尤为迫切,这一举措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鉴证机构应当以发布的ISSA5000准则为指导,确保其鉴证工作的可行性,并加强鉴证程序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制度之间的系统整合和相互支持,避免因界限模糊而导致的鉴证盲点。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机关部门可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等鉴证机构,根据已发布的企业可持续信息国际相关准则,积极出台我国的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和鉴证准则体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25年7月30印发《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X号—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建议对鉴证机构设置准入机制并明确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流程标准和准入标准,即获得一定许可资格的事务所及其他鉴证机构尚可提供鉴证服务,从而确保鉴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会计师事务所需取得财政部核发的可持续发展鉴证服务业务资格,并设立专职可持续发展鉴证部门。同时,要求具备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溯源等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支持对定量数据的真实性验证。其他第三方专业鉴证机构需获得国家认监委认可的环境、社会领域专项资质如碳核查、供应链人权审计等。其他鉴证机构对行业定性指标的专业判断有其领域优势,但其还需组建跨学科团队包含环境工程师、社会责任专家及财务合规顾问,熟悉财务报表逻辑与内部控制流程,能够识别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财务数据的关联性风险如绿色投资与营收增长的匹配度等。(二)规范信息披露与路径控制: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事中业务质量控制当前,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并且现有准则的通用性要求难以满足细分领域的披露需求,亟需配套行业指南和具体技术标准加以细化。为提升可持续信息披露质量,建议应结合重点行业(如能源、金融、制造业等)特性,出台配套披露指引,增强信息的可操作性与可比性;同时,鉴证机构需综合参考ISSB、GRI等国际主流框架,嵌入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披露要求(如“双碳”目标、乡村振兴等)。企业可持续信息覆盖范围较广,对其鉴证可分别从鼓励鉴证信息与自愿鉴证信息入手,其中鼓励鉴证信息可分为状态指标、压力指标和响应指标。鉴证人员应在准确把握鉴证方向和鉴证标准的基础上,以绿色资金为主线,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链转型进行延伸鉴证。自愿鉴证信息是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重要瓶颈,鉴证机构应深入到可持续信息技术层面进行精细化鉴证,并需辅以鉴证结果的协同机制以及鉴证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提升鉴证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需要强调的是,为推动中央企业在新时代高质量履行社会责任,建议构建分类分级的差异化鉴证机制:对中央企业强制要求鉴证范围覆盖全价值链碳数据,需完整披露并验证从原材料采购到终端消费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对民营企业允许采用“有限保证+关键议题抽查”的简化路径聚焦行业关键实质性议题进行重点验证。(三)强化协同改进与结果应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事后优化策略对于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中发现的问题,由于鉴证机构不具备行政监管权或处罚权,其优化方向应聚焦于通过鉴证程序驱动企业改进的基础上,与外部监管形成协同效应,具体优化策略从三个关键维度进行联动。首先,从可持续信息披露联动分析,要求企业将鉴证结论纳入公开报告,并通过监管机构建立强制披露规则,形成市场声誉约束。对未通过鉴证或存在重大缺陷的报告,要求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说明原因及整改计划。其次,从监管介入触发机制分析,当鉴证机构发现企业存在选择性披露或严重违规行为如虚报减排数据时,可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向监管部门提交风险警示,触发行政调查程序,而非由鉴证机构直接追责。最后,从完善市场化激励分析,应将鉴证结果与企业融资紧密挂钩,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将鉴证结果作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或获得绿色信贷的准入条件之一,通过市场机制倒逼企业重视鉴证整改。当前,多数企业仅将鉴证结果用于满足监管要求或投资者披露需求,企业应积极拓展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结果的应用场景,将其转化为驱动企业投融资决策支持、供应链协同管理与政策激励的核心资产。在投融资决策方面,将鉴证结果作为绿色债券、ESG基金等金融产品的关键准入指标。同时,在并购交易中,买方利用鉴证结果评估标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风险以调整估值模型。企业可依据被投资企业的碳减排鉴证结果动态调整投资比例,形成“鉴证—融资—再优化”的良性闭环。在供应链协同管理方面,企业可要求上游供应商提交经鉴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供应链准入条件,推动全链条透明化。此外,将供应商可持续发展报告鉴证结果纳入“可持续采购指数”,并直接与订单分配挂钩,从而激励供应商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在政策合规与激励方面,政府可将鉴证结果作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碳配额分配、绿色补贴的审核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