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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有周期 人无再少年！|《世界经济》|复旦宋弘老师新作：《“生逢其时”是否重要：毕业时经济增速与个人长期发展》2026 年第 1 期/
[1]宋弘,罗吉罡,张庆,等.“生逢其时”是否重要：毕业时经济增速与个人长期发展[J].世界经济,2026,49(01):209-232.DOI:10.19985/j.cnki.cassjwe.2026.01.006.
在这个习惯谈论“内卷”与“上岸”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变量——运气。
当经济增速换挡遇上青年失业率高企，"毕业即失业"不再是一句玩笑。宋弘等老师的这篇论文，用一个极具诗意的概念—— "生逢其时"（Being Born at the Right Time） ，试图量化这种时代与个体的错位感。数据是冰冷的，但背后是数以千万大学生、研究生的人生轨迹。
奥肯定律表明，GDP 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但这仅仅是宏观教科书上冰冷的系数吗？不。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微观个体，这便是一代人的悲欢。
宏观经济波动与个人命运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难以不随我们个体意志而转移的关联？这篇研究尝试用数据回答这个问题。宋弘、罗吉罡、张庆、赖汪洋四位学者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分析了毕业时的经济增速对个人长期工资与就业的影响：如果我们毕业时恰逢经济下行，这道“伤痕”会伴随我们一生吗？
本文内容：摘要、一研究问题、二数据与方法、三核心发现、四稳健性、五异质性、六结论、阅读感悟
摘要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转型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探究个体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其未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平均意义上，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个体未来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概率有正向影响，个体毕业时所在省份的 GDP 增速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未来工资收入提高 4.7 个百分点，就业率提高 0.41 个百分点；第二，毕业时经济增速对个体产生作用的机制，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普遍增加，而非个体就业类型或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三，毕业时经济增速的影响随着个体毕业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并不会对个人长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的结论为理解宏观经济波动与个体生命周期收入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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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生命周期收入理论，个体初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起点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如果毕业时遭遇宏观经济下行，企业缩减招聘，新进入者可能被迫接受低薪岗位或不匹配的职位，这种“入市不利”（bad luck at entry）可能形成持久的代际收入差距。文章利用 2010-2020 年 CFPS 微观数据匹配宏观经济数据，重点考察了毕业当年的 GDP 增速对个体未来工资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之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质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 青年高学历群体扩张、体制内外分割依然存在，传统的奥肯定律已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就业波动，而此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针对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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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个体毕业当年所在省份的经济增速，会如何影响其未来的工资收入和就业状况？
数据来源：采用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聚焦 2009-2020 届毕业生，最终获得 1534 个有效样本。CFPS 数据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能精准匹配个体毕业年份、所在省份，以及后续的工资、就业、家庭特征等信息，避免了单一区域数据的局限性。
核心变量：因变量是 2020 年的工资收入（对数化）和就业状态（有工资 \= 就业）；解释变量是毕业当年所在省份的 GDP 增速和人均 GDP 增速；控制变量涵盖个体（学历、性别、户口、政治面貌）、家庭（父母教育、收入）、固定效应（出生年份、省份）及交互项，最大限度排除干扰因素。
内生性处理：为了避免 “经济增长本身影响工资” 的混淆，作者采用了三种方法：①毕业前后分时点估计，对比毕业前 4 年到毕业后 3 年的经济增速效应，证明毕业当年的系数最大且显著；②逐年连续双重差分，将毕业生与非毕业生对比，锁定毕业当年经济增速的额外效应；③工具变量法，用毕业前 4 年的省份 GDP 增速作为工具变量（高中毕业时的经济形势不会影响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决策，满足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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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发现，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速对个体未来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概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工资效应： 毕业时所在省份 GDP 增速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个体未来的工资收入显著提高4.7 个百分点。
就业效应： 毕业时 GDP 增速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个体未来的就业概率显著提高0.41 个百分点。
2. 机制分析：是 “普惠性就业”，而非 “结构性优势”
很多人会以为，经济好的时候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但论文的实证结果恰恰相反：毕业时经济增速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就业机会的普遍增加，而非 “就业类型或行业结构的改变”。
数量效应 vs. 结构效应究竟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的高薪岗位（结构优化），还是仅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数量扩张）？文章通过分解“职/行业间工资”与“职/行业内工资”发现：毕业时经济增速主要显著影响“职/行业内工资”，而对职/行业间的选择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经济景气主要通过普遍增加就业机会来发挥作用，而非改变个体的就业结构或帮助其进入高收入行业。
本文提出了两条可能的传导路径并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第一条路径强调经济增长通过创造普遍就业机会影响个体收入，即总量效应；第二条路径则关注经济增速通过改变就业结构，促使个体进入高收入行业或体制内优质岗位，进而提升长期收入，即结构效应。表 3 与表 4 的回归结果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不对称性：毕业时的经济增速确实显著影响了个体是否获得工作以及在职工资水平，但并未显著改变其进入体制内部门、高技术行业或选择创业的概率。这一发现对传统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修正了公众对于经济繁荣时期"好工作"更多的直观认知。事实上，论文的效应分解表明，毕业时的经济增长主要作用于个体所在职业或行业内部的工资决定，而非跨行业或跨职业间的配置效应。换言之，经济上行期并非通过改变个体的职业选择来抬高收入，而是通过普遍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繁荣程度，使得即便是同质性的工作岗位也能获得更高的议价工资。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逻辑具有重要意义，这可能表明在经济下行周期，单纯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来吸纳毕业生的效果可能有限，稳住经济增长本身即是稳定就业质量的根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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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衰减：“初始劣势” 会被时间和选择抵消
关于疤痕效应，本文表明毕业时经济增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 毕业时间每增加 1 年（每增加一年工作经验），工资效应下降 2.17 个百分点，就业效应下降 0.11 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跨区域迁移能显著缓解这种影响：如果毕业后迁移到其他省份，毕业时原省份的经济增速对未来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就不再显著。
这个发现契合了生命周期收入理论：个体的长期收入更多依赖后续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选择，而不是初始的经济环境。就像疫情期间毕业的学生，虽然初始就业机会减少，但随着经济复苏、个人能力提升，很多人已经通过跳槽、跨区域就业弥补了初始劣势 —— 这也说明，“生不逢时” 只是暂时的，而不是终身的标签。
工作经验、地理迁移不仅仅是追求更高收入的主动优化行为，更是摆脱不利初始条件、切断负面路径依赖的重要机制。然而，这一发现也隐含着深刻的政策含义——那些由于家庭约束、户籍壁垒或能力限制而在初始工作上就面临难题、并且又无法实现迁移的弱势群体，可能长期承受着毕业年份经济衰退的持续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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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识别的是“毕业时”经济增速对个体的效应，但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本身就存在密切的联系，毕业当年 GDP 增速与未来工资的关系，可能仅仅只是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工资上升，而与毕业当年学生是否获得了更多机遇无关。换言之，任何一个年份的 GDP 增长都可以提高工资，而不仅仅是毕业当年。因此，我们需要证实，毕业当年的经济增长相对于其他“普通的”年份而言具有额外的显著的效应。
（1）毕业前后分时点估计
结果：只有毕业当年（0 期）显著，说明毕业当年的影响相比其他年份是独特的。
（2）逐年连续双重差分、（3）工具变量回归 .......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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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外：体制外从业者的就业状况对毕业时经济增速更敏感，体制内则因抗周期性强，受影响较小 —— 这也印证了 “体制内是避风港” 的现实观察，但要注意，工资层面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说明体制内的工资刚性也在起作用。
学历水平：学历越高，对经济形势越敏感。高学历群体（大专及以上）受影响显著，低学历群体则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技能岗位（如互联网、金融、高端制造）的需求更顺周期，经济好时扩招、经济差时收缩更明显；而低技能岗位（如服务业、传统制造业）的流动性更强，更换工作的频率高，对初始工作的路径依赖较小。
性别差异：女性对毕业时经济增速更敏感，无论工资还是就业层面都是如此。这背后是劳动力市场的隐性性别歧视 —— 经济下行时，企业可能会优先招聘男性，导致女性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收缩，这也呼吁政策需要更关注女性毕业生的就业支持。
城乡差异：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受影响程度无显著差异。这个结论有点意外，但细想也合理 ——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毕业生大多会进入城市就业，城乡之间的就业市场已经逐渐融合，初始经济环境的影响不会因户籍出身而不同。无论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毕业生所面临的初始经济环境对其长期发展的影响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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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论部分，我感觉写的也挺好：
从社会经济视角审视，这篇研究回答了年轻人们对于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关系的追问。数据证实了时代背景作为个人发展“初始参数”的重要性，但同样清晰地展示了个人能动性、后续选择与制度环境对生命轨迹的塑造力量。这既否定了极端的环境决定论，也驳斥了纯粹的个人奋斗神话。 对于正值经济增速换挡期、面临深刻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而言，此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双重的。对宏观治理者而言，维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避免大起大落，特别是防范深度衰退对青年就业群体的冲击，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预期的深远意义；同时，需着力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破除阻碍职业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为体制外就业者、女性劳动者等群体构建更有效的风险缓冲机制。对个体而言，尤其是即将步入职场的青年学生，研究结论传递了一种理性而积极的态度：应高度重视并善用毕业初期的就业机会，但亦不必对短期经济波动产生过度焦虑或宿命感。职业生涯是一场马拉松，持续学习、技能更新、战略性的地域与行业流动，都是帮助个体穿越经济周期、实现长期发展的重要资本。
阅读感悟：
其实早在 2012 年，Oreopoulos等就已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发表了内核完全一致的研究，其核心聚焦于毕业时经济周期对个体长期职业发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美国与加拿大的微观数据，首次系统性揭示了 “毕业时经济衰退的伤痕效应”—— 在经济低迷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体，不仅初始工资显著低于经济繁荣期的毕业生，这种收入劣势还会持续数十年，且会延伸至职业晋升、健康状况乃至家庭福利等多个维度。
2012 年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尾声，全年 GDP 增速达到 7.8%，虽较此前的两位数增长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全球领先的增长水平。彼时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经济的持续扩张带来了充足的就业机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虽已开始显现，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就业焦虑，劳动力市场的核心矛盾更多集中在城乡就业结构差异、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需匹配、体制内外就业流动性等结构性问题上，而非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初始就业冲击。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那时的学界应该没有人想过有人也会在中国做这样的一项研究吧。
时过境迁，当我们站在 2026 年回望 14 年前，2012 年那篇 AEJ 论文与今日宋弘老师的研究之间横亘的，不仅仅是跨越太平洋的、一万余公里的地理距离或十余年的时间跨度，而是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起落、一代人青春叙事的转轨，以及中国从增量扩张向存量博弈转型的 collective memory（集体记忆）。
当我们将视野拉长至更长的人类经济史，会发现每一代青年都有其特定的“时运”与“折腾”。大萧条时期毕业的美国人、泡沫经济崩溃后进入职场的日本“冰河期世代”、次贷危机中走出校园的欧美青年，都曾在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体验过类似的迷茫与压抑。而今天中国的“慢就业”“灵活就业”青年，不过是这一漫长队列中的最新成员。
海德格尔曾说，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年份，正如无法选择毕业那年的 GDP 增速。对于当下的青年人而言，承认这种“外生冲击”的存在，认清时代、把握自我 或许是与自我、与时代和解共存的第一步。
AEJ 论文来源：
Oreopoulos, P., Von Wachter, T., & Heisz, A. (2012). The short-and long-term career effects of graduating in a rec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4(1), 1-29.
想起来前些时间很火的《浪浪山的小妖怪》的故事，小妖怪们困在既定的层级里挣扎求存，渴望翻过那座看不见顶的山。这就像每一个在时代浪潮中寻找位置的年轻人——我们都在自己的“浪浪山”里，被时代与年轮的风吹着，被尚不可知的未来考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