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件为DB公司内部于1984年5月整理的C-8（全氟辛酸铵，PFOA）项目会议纪要与技术资料汇编，内容涵盖C-8的毒理数据、工程控制方案、排放估算、政策演变、健康监测结果及未来战略方向。文件形式为会议纪要、技术图表与政策年表的组合，反映出DB在1980年代初期对C-8环境扩散与职业暴露问题的内部评估与应对逻辑。
一、C-8的基本毒理与政策背景文件开头列出C-8的毒理结论（截至1984年5月）：
非致畸物（NOT A TERATOGEN）
非致突变物（NOT A MUTAGEN）
非胚胎毒物（NOT AN EMBRYOTOXIN）
非致癌物（NOT A CARCINOGEN）
毒性分级为“中等毒性”（MODERATELY TOXIC）
生物半衰期估算为约2年（基于内部研究）
这些结论主要来源于3X公司与DB内部实验，尚未进入公开文献。基于上述判断，DB于1980年6月确立华盛顿工厂C-8管理政策：
通过工程控制与个人防护将暴露浓度降至AEL（Air Exposure Limit）以下；
目标还包括降低工人血中有机氟水平，防止新员工的有机氟蓄积。
AEL设定过程如下：
1979年9月，由HSK实验室提出临时AEL：0.01 mg/m³（约56 ppb，10 μg/m³），依据为大鼠连续2周、每天8小时、每周5天吸入暴露后出现“可逆性肝脏变化”；
1982年5月，最终AEL维持0.01 mg/m³，未再下调。
二、血氟监测与暴露控制成效文件中若干图表显示：
1980年政策实施后，工厂内空气中C-8浓度已“持续低于AEL”；
血有机氟水平呈下降趋势；
新入职员工血氟蓄积速率受控。
然而，文件也承认：
尚无公认的“血氟安全限值”；
对公众暴露限值同样未建立标准；
厂外环境浓度监测数据稀缺。
三、工程控制技术路线与成本比较为应对厂内干燥工序尾气中C-8排放，DB于1983-1984年委托工程部评估三条技术路线：
热力焚烧（Thermal Destruction）
投资约SMM（百万美元）
运行成本约0.15美元/磅产品
优点：彻底分解C-8；缺点：能耗高、设备投资大
吸附回收（Adsorption & Recovery）
投资约3.5MM，年运行费2.5MM
成本约0.??美元/磅产品（原文模糊）
假设回收的C-8可回用，可打平成本
洗涤+回收（Scrubbing and Recovery）
投资与运行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对C-8去除效率、回收料纯度尚未给出明确数据
会议纪要写道：从“细粉业务”角度看，上述方案“都不经济”，一旦实施将“危及该业务板块的长期生存能力”。因此，管理层共识是：除非法规或形象压力迫使，否则不主动采纳高成本方案。
四、厂外环境浓度初测与风险估算1984年5月，DB首次获得厂外环境数据：
空气：在距厂约1英里的拖车营地，年均C-8浓度估算为0.0055 ppb，超过AEL的概率仅0.0002；
水体：在LB（宾州）与LH（俄亥俄）两个下游公共水厂原水中检出“可检出水平”，定量结果两周后拿到；
产品路径：每年随聚合物产品带出厂区的C-8约5000磅；
大气与废水排放：各约16000磅/年（1983年基数）。
文件指出，随“细粉扩产计划”实施，C-8年排放量将上升：
产能由6.5M lb/y扩至9.2M lb/y后，尾气排放将由12000磅/年增至23200磅/年；
若再上第三条干燥线，总排放将达到37000磅/年；
扩产项目将在1984年6月29日威尔明顿评审会上被重点讨论。
五、C-8时间线（1951-1984）文件附“C-8历史大事记”：
1951年8月：华盛顿工厂开始在分散聚合中使用C-8，初期几无防护；
1978年6月：3X通知DB“氟表面活性剂作业工人血有机氟升高”，DB启动内部评估；
1979年9月：HSK提出临时AEL；
1981年3月：3X口头通报“大鼠经口灌胃C-8致出生缺陷”，DB立即将所有育龄女员工调离暴露岗位；
1981年10月：DB开发专用血C-8检测方法并投入使用；
1982年3月：内部研究结论“C-8非致畸，也未发现健康损害”，调岗女工被允许返回；
1982年5月：最终AEL确立；
1984年5月：首次发现厂外水体检出，C-8被正式列为“所有新建项目必须评估的议题”。
六、1984年5月22日威尔明顿会议纪要参会者包括DB工程、法务、医学、产品事业部及3X顾问。核心共识如下：
健康危害判断
“现有证据表明，低水平慢性暴露下C-8不构成健康威胁”；
医学与法务部门仍倾向于“零排放”立场，以规避未来责任。
责任与形象
公司“已对过去32年的排放负有历史责任”，今后若无所作为，将产生“增量责任”；
继续排放或不予治理，将损害公司“勤勉尽责”的公共形象；
最终决定被定义为“主观决策”，因为技术成本与业务冲击均高，缺乏“显而易见”的最优解。
业务冲突
细粉事业部强调：任何末端治理方案都会让产品成本失去竞争力，“长期受威胁”；
公司层面则认为：若公众与监管压力持续升级，业务损失可能更大。
后续策略
一致同意“在制造基地消除所有C-8排放”，但方式必须“对经济惩罚最小”；
优先开发“低风量、高浓度”尾气收集系统，为后续集中处理创造条件；
重新做地面浓度扩散模型，用新产能与配方（45%固含量）计算最大落地浓度，以备6月29日扩产评审；
项目前期先把高浓度尾气单独收集，目标第一降低厂内暴露，第二保留未来末端治理接口。
七、文件暴露出的内部矛盾
健康结论与行动错位：虽然口称“无健康危害”，但公司既已设立AEL、血氟监测、女工调岗，说明对毒性风险并非“完全放心”。
经济计算与形象风险冲突：工程方案皆因“不经济”被搁置，但会议纪要承认“形象与责任”可能迫使公司最终不得不投入。
数据缺口与决策压力并存：厂外环境浓度、公众暴露途径、长期健康终点均缺数据，却需在1984年完成扩产决策，形成“先决策、后补救”模式。
八、历史意义该文件是DB内部首次把“厂外环境浓度”、“公共水体检出”、“公司形象与增量责任”纳入C-8决策议程，标志着C-8管理从“职业卫生”走向“环境风险+公共沟通”阶段。文件中所列排放基数、扩产增量与治理成本，为后续1990年代C-8社区集体诉讼、2000年代EPA行动提供了关键证据链。其“经济先行、治理后置”的决策逻辑，也成为日后指控企业“明知故纵”的核心依据。
九、结论1984年5月的这份汇总材料显示，DB已掌握足够信息确认C-8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积性与厂外扩散性，且在动物实验层面观察到潜在健康终点。然而，在“无明确法规限值”“治理成本高昂”“核心业务受威胁”三重考量下，公司选择暂缓末端治理，优先采用“低浓度稀释排放+形象管理”策略，并试图通过工程改进（低风量收集、 recipe 调整）将未来决策空间最大化。文件既体现了1980年代化工企业面对新兴污染物时的普遍困境，也埋下了后续三十年法律、监管与公共信任危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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