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议题展开系统性、深层次的学术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202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置身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语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推动学科研究从“工具适配”迈向“系统重构”，人机关系、舆论生态、媒体转型等核心议题迎来突破性探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构建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点。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闻传播学界继续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为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诸多探索。与此同时，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主知识体系、新闻史、互联网影响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等，都是本年度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原创性研究。

二是智能传播研究，凸显人机共生范式下的认知革命。智能传播研究突破工具论局限，围绕人工智能主体性、人机情感互动与舆论生态变革等命题形成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人机共生、人机互动作为重要学术理念。就智能时代的逻辑，钟祥铭、顾烨烨、方兴东等从TCP/IP协议的开放协同转型切入，为理解AI时代技术发展逻辑提供参照。鉴于大语言模型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任吴炯、张洪忠提出“机器社会资本”概念，认为大模型应用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资本的高效中转。黄阳坤、朱泓宇、陈昌凤则分析大语言模型的全球接入情况，发现全球南方城市节点在接入上普遍处于劣势。此外，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新闻创新”也受到学界关注。

三是媒体融合研究，探索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路径。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下，媒体转型研究告别碎片化探讨，转向系统性变革的深度剖析。面对边界模糊、体制机制障碍等困境，越来越多人意识到，AI已升级为重构媒体生态的核心力量，媒体融合需要全链条的颠覆性革新。周葆华认为，媒体“系统性变革”首先要在新传播生态中找准“方位感”与“生态位”；张志安等提出，要把组织变革轻量化、生产传播实效化、平台建设连接化、技术应用场景化与商业模式垂直化作为共性方向。在系统性变革思路上，朱鸿军等认为，主流媒体破解AI时代系统性困境，不能仅依赖资金、技术、人才等“术”的层面，更需从信心、理论等“道”的根源维度寻求突破；就技术与价值议题，张红军建议，构建算法优化的价值校准机制，创新数据资源战略开发模式，建立人机协作权限平衡系统。对系统性变革的着力点，周勇提出“系统性变革”需立足我国传媒业所处的社会场域整体；郑雯等进一步提出，主流媒体需围绕人民群众根本需求与长远发展，动态适应受众与社会需求变化。

四是传播实践研究，本土理论建构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凸显自主性，中国特色传播理论构建与国际传播效能优化形成双向互构。在本土理论方面，研究立足中国传播实践，摆脱西方理论依附，聚焦华夏传播、乡村传播等具有中国语境特征的议题，形成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的学术话语。同时，针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研究持续深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精准的实证支撑。国际传播领域，研究聚焦“技术赋能”与“效能升级”两大关键词，提出“入口与数据是核心竞争力”的论断，强调智能入口的真人化、集成化变革对国际传播的重构作用。在评价体系上，学术界尝试提出覆盖多模态数据建设、跨文化适配等核心维度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工具。

五是伦理治理研究，规避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学界聚焦AI生成内容的认知风险、数据隐私与算法伦理三大焦点。田浩认为，失控与失智会催生使用者以焦虑为代表的负面情绪，并引发多元化的应对行动。在内容治理方面，生成式AI带来的虚假信息、版权争端等问题日益凸显，学术界呼吁建立科学的多元治理体系，强化媒体在内容审核中的社会责任。针对算法存在的问题，陈潭等围绕“社会—技术系统”框架，提出结合治理目标、治理原则、治理主体、治理政策、治理方法和治理保障六个要素开展算法治理。同时，平台责任研究也受到重视，学者通过分析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实践，探讨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动机与有效路径。

总体来看，202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线索，探讨新闻传播学理论范式、实践路径与治理体系的革新。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新闻理论和新闻史历来是整个学科存在的根基。受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影响，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者转向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等研究，基础理论人才队伍未能及时补齐，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学术界近年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弊端，从刊物、会议、项目、人才等各方面予以扶持。从新闻理论、新闻史、本土传播理论等方面来看，成果较为丰硕。

新闻理论方面，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概念、测量等角度作出研究。邓绍根等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历了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针对测量工具缺失的问题，徐剑等开发了标准化量表，尝试对个体层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知的精准捕捉。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及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持续得到关注。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领域，概念和理论体系是重点议题。杨保军等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标识性概念需兼顾当代性与历史性，揭示了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石。刘冉冉、王润泽提出，中国新闻学是在“名正”合法性构建与民本思想指导下，继承古代采风、邸报传统，以治平之学为引导确立了学科身份，凸显了本土特质。许静、雷跃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学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该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互联网的发展对新闻学及新闻理论产生诸多影响。张涛甫认为，传统理论难以适配纵深数字化与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国新闻传播学需立足本土经验归纳原创性概念。就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新闻学，常江认为，本土数字新闻学理论显现出思辨色彩和知识体系重组的理论自觉，并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前提与问题域。梁轩、吴飞则基于多元行动者的新闻认知互动提出“认知混合”概念。

新闻史方面，抗战时期的宣传、动员研究成果显著。其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2025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围绕基层宣传动员，向芬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党内交通”“组织血脉”“宣传系统”，有助于清晰把握新闻干部调配、“邮交发”结构、电务沟通及通讯网建立等机制。杨帆提出，中国共产党细密的基层组织网络为会议传播提供支撑，深入基层的“会”化解了文字媒介在乡村民众中的传播失能问题。此外，就抗战过程中的对外传播，赵新利认为日本反战群体的对日宣传，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史的重要部分，也是通过“外嘴”开展对外宣传的尝试。张辉甜、龙伟则以皖南事变国际舆论场为对象，考察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实践。其二，党报依然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卞冬磊、陆佳怡等从不同视野对宣传、动员和组织等党报党刊功能作出研究；史灿提出党报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新路径；陈昱坤、张慧瑜认为游击办报的采编形式、物料生产与发行网络构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流动与稳定的矛盾，这种实践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特质。其三，新闻史研究方法研究。黄旦等指出报刊史研究中“时期划分脱离具体报刊实践”的误区，认为研究者将“时期”视为纯粹逻辑推演的对象，导致报刊史的“时间”因空洞而失去实际意义。这一反思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批判基础。

探索本土传播理论是基础研究的重要使命。一是基于本土实践的传播现象得到关注。潘祥辉等聚焦先秦译官这一制度化媒介人物，认为其传播活动推动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姚君喜采用基准回归、分组回归等实证方法，量化证明晚清城市化进程对报刊业发展的作用，推动古代新闻史研究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延伸。二是华夏传播研究在一批学者推动下，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陈培爱等认为，华夏传播研究是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深刻诠释与积极回应。谢清果等将“中国”作为本土文明传播的代表性观念，认为其在中华文明认同创造、传承与秩序构建中走出了原生路径。三是乡村传播作为本土探索理论继续发展。沙垚等认为，乡村传播研究是传播学对国家重大战略、学科前沿重点和实践重要问题的回应，也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闻传播事业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积极回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就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媒介与社会治理等作出探索。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当前新闻业发展的主要议题，生产关系变革是研究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切入点。赵月枝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探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向与路径。涂凌波等认为，主流媒体转型的深层问题包括新闻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不均衡、产品供需脱节、劳动关系受制于机械化流程与僵化评价机制。宋建武、张喆喆与樊攀、杨保军均认为，媒体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媒体融合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核心原因。在此背景下，技术与价值关系受到关注。崔保国等提出，传媒业产值跃升与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形成与生产力适配的生产关系；周其林、彭兰聚焦主流媒体在数字平台中的连接机制构建，从技术、关系、价值三方面提出变革路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就评价体系作出探索。许向东等提出以传播效果为核心导向的评价体系，胡阳、强月新则提出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无法适配新传播场域的问题。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重要国家战略。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研究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交叉形成的跨学科领域，核心关注主权国家为角逐权力合法性、协商利益而开展的跨国信息交换，以及影响这些互动的国际结构与因素。殷乐等从“平衡话语叙事网络”概念入手，探讨国际传播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建构逻辑；王维佳等则提出当前国际传播需突破传统思维框架，通过优化组织协同、坚持长期投入、科学配置资源，构建更具战略韧性的传播体系。陈强提出，数据、算法、算力深度嵌入国际传播，催生以AI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更新，构成信息空间、拟态环境与舆论操纵的新技术基底；李鲤等则认为，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平台化”需对接平台主导的“全球—区域”博弈逻辑，以空间视域审视全球与区域平行叙事。随着国际传播议题的凸显，周庆安等聚焦国际传播效能评估，认为评估模型应基于中国制度、社会语境与文化逻辑的本土经验，为自主知识体系“本土自足”提供现实通道。秦璇、韦路则从评估对象、机构、指标等六个维度梳理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的特征与问题。

在建设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南方、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力等成为研究热点。肖亚龙等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媒体呈现双向及多向互动模式，中国与共建国家媒体在特定议题上具有显著引导力；宣长春等发现，全球媒体与智库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讨论，数量均增长且变化同步，媒体情感表达相对稳定积极，智库波动更大。姬德强等认为，“全球南方”视角为超越北方中心主义、探讨文明性与南方性互构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想象力。王天歌、姜飞认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研究中，概念定位、演进逻辑及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互构关系是核心问题。史安斌等发现话语间性激活文明对话，主体间性提供信任生成的中介机制，情境间性则重构传播的感知结构与时空逻辑。

在智能技术赋能下，新闻生产流程、新闻叙事等均发生很大变化。王辰瑶等认为，全球新闻业普遍出现了“大模型焦虑”，其深层原因是“新闻与大模型在呈现现实世界这一任务上，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冲突”。关于新闻叙事，刘涛认为，人机协作从叙事内容、语言、话语三个维度重构了新闻文本叙事方式。基于此，齐爱军提出了“新闻叙事运动”概念，描述数字时代以“事件”为核心、多元主体文本生产与叙事交互形成的持续性实践。

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促使“人机互动”成为新闻传播学议题。易前良梳理了机器从“交互行动者”进化到“交互主体”的知识脉络，提出了一种“人技（机）共生”的新理论框架。蒋俏蕾等发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会降低个体在创造性工作中的意义感，人与机器的“分别心”加剧了意义感知威胁。不仅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潜藏着价值取向。陈刚等研究揭示了生成式AI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及其在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模式。针对人机互动的问题，顾理平等建议引入信任博弈机制、构建差分隐私技术防御与数据隐私自决价值分层，实现人机对话隐私边界管理与协作共识认同。

在人工智能获得广泛应用的同时，智能伦理和智能治理成为重要议题。就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黄玉波等发现，低权威机器人更能促进个体改变不道德行为意愿，高权威机器人劝服效果更佳，道德身份感知和判断具有多重中介作用。就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李小波等提出，“算法政治推送”的“非中立”属性会引发政治认同耗散、国家话语领导权受影响、个体舆论认知失调等意识形态风险。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治理对策。邹军等对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执行措施作出分析，发现国内外人工智能治理存在着理念上的不同。卢家银等发现，中国展现以人为本、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理念，采用依法治理、分类分级与第三方参与结合的路径。闫文捷等认为事实核查是新闻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方案；潘文静等则提供了事实核查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视角。

互联网嵌入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议题。其一，情感传播与情绪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热点议题。纪莉等认为，数字平台进行怀旧情感及场景的生产与消费，并揭示了情感传播与社会心理的关联。赵云泽等发现愤怒情绪是连续的话语谱系，从个人向大众演变时会发生显著“跃迁”。郭小安等提出风险可见性与情绪传播的“耦合”关系，认为情绪推动风险事件获得高度可见性，激发行动者合作形成“风险治理共同体”。其二，针对数字游民“边工作边旅行”的生活方式，姚建华等认为其通过融入在地化社区缓解孤独焦虑，社区内的媒介化交往围绕生活与兴趣事件展开，具有“事缘型”特点并形成“U盘式”情感联结。其三，智能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快，应用中出现了代际问题，智能鸿沟受到关注。陈宇恒聚焦“长辈对数字反哺的不满及其协商实践”，提出“协商式数字反哺”概念。战泓玮等发现积极干预模型中亲子呈现“相向影响”的对偶模式，更易实现双向互动与关系的和谐，而监控和限制模型中父母呈 “单向影响” 的客体模式，可能受子女互联网使用支持的影响。此外，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网络行为。景义新等认为抖音火花为亲密关系缔造了虚拟数字契约，塑造了新型社交行为与文化；胡诗然、曾姿颖等则对社交媒体卖萌政治宣传的说服效果与作用机制开展实证研究。

伴随着短视频等视听平台的兴起，视听传播研究成为近年的学术热点。随着技术革新与产业变迁，传统广播电视学面临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和学科重构的需求。王晓红等认为，电视时代以来形成的经典研究正日益面临“解释危机”，“广播电视学”向“视听传播学”转型很有必要。刘俊等进一步提出，视听学是关于主要依托电子技术或数字技术，以各类屏幕介质为基本实现载体的各类视听元素、感知和形态主导的媒介形式、艺术形式、传播实践、艺术实践、文化现象、社会机制等方面的总体性研究。对视听传播的功能，何天平等提出，视听传播彰显出更为鲜明的社会连接属性，循着社会观念、社会现实、社会情感和国际传播等关键线索增进社会连接；冷凇等揭示了语音直播如何通过私域流量构建、强关系维系及情绪解压功能实现用户黏性与商业化变现。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紧扣技术变革与国家战略需求，以“交叉融合、自主创新、技术赋能、实践指向”为研究导向，在学科点布局、教材体系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学科整体实力与服务社会能力持续提升，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奠定基础。

新闻学努力实现知识创新和学科转型。郑保卫认为，当前处在媒体技术迭代、传播格局重构和社会需求转变等多重张力下的中国新闻学，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与理论前瞻性，主动引领学科转型，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知识体系、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的全面跃升。

新增学位点体现学科发展方向。新闻传播学科点建设则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呈现“精准扩容、交叉升级”的鲜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功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国际传播学、出版学二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提高了相关领域高端人才培养力度。同时，地方高校立足区域特色，培养专业化传播人才，形成了全国性布局与区域性特色互补发展的格局。

学术会议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新闻传播学界围绕前沿问题、战略议题召开系列重要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首届中国新闻学大会”，聚焦新闻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聚焦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外国新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聚焦全球南方与国际传播；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聚焦“跨界、融合、创新”议题。上海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年会，聚焦数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学术专著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国际传播、智能传播、全媒体传播、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等是重要的学术议题。代表性著作，如《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拉美视角和经验》（胡正荣、景嘉伊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系统梳理中拉传播合作经验，为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智能传播关键概念：技术、生态、模式》（吴小坤、陈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通过系统梳理智能传播领域的核心概念，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智能技术如何改变传播格局；《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研究》（刘德寰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致力于构建媒介融合科学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案以及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对策与路径。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质量得到提升。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跨学科深度融合，提升理论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面向基础理论、学术前沿、国家战略急需。从研究内容看，既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强化学科的理论自觉，也通过新闻传播史的方法革新与议题拓展，厘清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脉络；同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前沿议题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等战略议题，形成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效提升了回应时代变革的能力。但研究仍存在一些短板：一是技术前沿研究要提高人工智能应用策略、治理方案的可操作性；二是跨学科融合要加强与计算机科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深度对话；三是国际传播研究要加强不同区域文化适配性的实证研究。随着数智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与国际传播格局的进一步发展，新闻传播学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引领，深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创新跨学科协同，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中，提升对复杂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为服务国家传播战略、推动全球传播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25年，中国社会学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中国自主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增强学科影响力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化解矛盾的主战场已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条件也是价值。中国社会学界勇于突破西方社会学批判向度，凸显建设性努力。

社会结构转型是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另一种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力量，揭示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学服务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李培林强调，社会学界应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持续优化，为奠立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和社会心态积极向上的社会基础提供坚强学术支撑。人口结构是观测社会结构变化的关键界面。少子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相同步，家庭功能网络化凸显伴随家庭结构动态适应性增强，人口红利下行与人才红利同时显现，城镇化进程加快与区域人口分异加大相伴等趋势，直接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内需战略实施。研究指出，应以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抓手，进一步凝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以“投资于人”的理念为引领，在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力资本的良性互动，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劳动力分布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指示器。调查发现，中国农民和产业工人内部分化明显，服务业从业者在劳动群体中占比逐渐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有所上升，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相应变化。随着数字技术融入各行各业，劳动岗位的数字替代性亟待评估，弹性积累体制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实现了更精细的劳动力供给，催生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相关研究关注点从传统弱势群体转向包含新就业群体、数字边缘群体、新社会组织参与者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主动识别并回应“隐形群体”需要。吴愈晓等探索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数字时代职业群体分析工具。智能社会“人—机—物”互构的复杂社会系统正在改写社会团结、信任机制及社会规范的基础。智能科技作为新型制度力量正重塑社会组织方式与资源分配机制。“注意力”在社会关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数智技术通过模仿和情感计算改变了用户的情感体验。社会心态是社会结构的表征系统。研究显示，尽管智能技术带来不确定性，但社会心态整体呈现坚韧、自信的发展趋势。青年的社会心态总体积极向上，国家认同感稳步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是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成功密码。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社会学界在“两个结合”指引下，积极开展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激活传统治理思想等方面研究。龚维斌强调，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需处理好秩序与活力、民生保障与思想引领、重点领域与重点人群、常态化治理与应急管理等关系。在机制层面，基于对三大党建引领核心机制（政治引领、网络整合、接力驱动）的剖析，成伯清等提出，党和国家通过“嵌入式引领”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与动态引领；国家可通过平台组织将需求回应变为政府、企业、公众的共享任务，实现纵向控制强化与横向分布式协调的有机结合。在行动者层面，社区工作者是链接家国的关键“中间群体”，是生成社区网络、社区伦理、社区秩序的核心推动力量。桂华、贺雪峰认为，整治基层治理形式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可利用国家投入激活村级制度运转，让群众在实践中增强主动意识、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在文化层面，“家国伦理”等文化传统有力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势”内蕴着应对不确定性的治理智慧。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研究更关注数字治理的社会基础建设，倡导数据深度加工和应用场景建设。治理实践从被动应对转向“敏捷治理”，研究重点也从“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向“对智能社会的治理”，从“技术治理”转向“意义治理”，并对“多社会形态叠加”“算法霸权”“情感操控”等风险提出预案。

社会工作是推进社会治理和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扎实推进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须正确处理党的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的新型关系。研究指出，党的社会工作部门的“社会工作”是“Society Work”，有别于“Social Work”，前者既包含后者所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领域，更拓展至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体现了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的自主创新。从体制机制看，党的社会工作部门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最新成果，王思斌提出，要以“统合发展”思路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具体要在党的社会工作部门内部、党政相关部门之间，以及社会基层加强统合。从关系和特点看，柳拯强调，党的社会工作既有各国社会工作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既有专业社会工作的学科要素，又有党的社会工作的政治要求。党的社会工作全面领导专业社会工作，为其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在具体领域吸纳其技术和方法；专业社会工作应探索本土“专业性”。从功能作用看，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大战大考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从发展路径看，“嵌入论”“转型论”“融合论”“国家社会工作论”“结构—行动论”“位势论”等，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从前沿领域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建设要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应用、文化重构与人才培养的协同进化来实现。“AI +社会工作”推动了数字技术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但同时也要警惕“数字异化”，坚持社会工作的“人文性”。

如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学界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学术界从民生建设、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教育、健康医疗、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开展调查研究，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研究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围绕数字时代青年、妇女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就业需求，探索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任务结构变化与技能升级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为优化技能结构、促进就业公平和实现分配正义提供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关信平等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既需朝着更加有效和更加公平的方向迈进，也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力求安全规范、协同高效。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要求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需围绕算法展开集体协商，形成源头预防和治理劳动关系矛盾的机制，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关于家庭、学校、国家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对青少年学习成长与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启示。对不同群体不同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治理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以智慧医疗赋能养老健康服务发展。为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需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同时关注社会政策的体系建设和关键议题。应以地域发展型社会政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政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研究发现，农民流动模式逐渐从城乡间往返迁移转变为在能满足其公共服务需求的地方寻求稳定生活。符平等提出，振兴乡村产业亟须重视组织与地缘互嵌共生的乡村市场形态，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系统构建内外衔接的有效市场。在促进政治建设方面，以社会建设助力治理效能提升。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模式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研究认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从实践层面改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强化长期绩效评价，推动基层工作“为了农民”与“依靠农民”有机结合。在促进文化建设方面，以社会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本位”的行动伦理，促使社会变革与乡土价值体系相互调适，形成传统伦理与现代制度的共生机制。文旅体融合被视为地方文化主体性觉醒的契机，是人文经济在乡村振兴领域活力与潜力的体现，基层文化创造活动在推进文旅体融合的同时，也在赓续文脉。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以社会建设提供场域和依托。研究主张日常生活的互动系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要场域，提出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参与的关键是环境治理目标真正契合农民生活需求，可通过环境社会工作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建设，促进广大农民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需要形成开放、有序、包容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学前沿论坛2025”在上海大学召开，以“人民城市与当代中国城市研究”为主题，引领多学科参与研讨，形成广泛共识。一是坚持人民性，助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重点关注流动人口就业，加快推动市民共享城市发展红利。黄晓春提出，要以人民城市理念推动新型城市更新，将空间更新作为治理创新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探索城市公共物品公平正义配置的新范式。二是激发社会活力，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包容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条件。研究提出，以党建引领实现政党领导与社会活力的良性互构，打造情感共通、利益共享、理念共识、协同共治、参与共建的“社区治理共同体”。面对数字化趋势，需实现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三是聚焦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文化是现代城市认同的关键要素，城市更新过程中尤需注重对文化的传承和再造。文化消费新场景与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形成了文化消费新模式，在满足审美、社交等需求的同时，能强化对所在社区、城市的价值认同，乃至对国家的集体认同。四是探究居民绿色生活方式转型，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低碳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可有效促进居民绿色生活方式转型，推动居民环保行为从外在行政驱动走向内在精神性实践自觉。

社会学界就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意图、目标和路径达成基本共识，在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基础上提出“方法自觉”，久久为功，持续推出阶段性成果。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塑造了中国社会学的总体发展逻辑。“两个结合”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创新发展的方法论。“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集中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数字社会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等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文化观，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是“标识性概念”的准备。提炼不同类型、层次的标识性概念可由释义“关键词”起步。例如，“集体”是理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组织现象，也是理解中国社会总体气质的重要概念；“做工作”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创造性实现了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规则的动态平衡，彰显了刚柔并济的中国智慧；“家国一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返本开新；“社会活力”与“社会生产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获得深入阐释；澄清“关系”的本土伦理特征，则使这一国内外学术界通用的基础性概念的理论意涵更具中国特质及普遍解释力。

立足中国实际，推动理论创新。中国经验的总体特征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共同形塑了中国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个体行动、人际交往、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体系逐渐成型。以共同体建设实践创新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民胞物与”的当代表达，承续“天下为公”的情怀，以“和而不同”包容差异，以“义利相兼”凝聚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蕴含全国各族人民共建共享、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世界各国“美美与共”等理论内涵。“社区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实践，是凝聚共同体意识、孕育新时代共同体理论的沃土；基于价值、追求、趣味认同，发展适应数字时代的“友情共同体”的主张亦具新意。基于中国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实践，张翼认为，应持续审视“技术—社会”共生现象，追问数字时代新问题。邱泽奇等提出诸如“数实融合”“情感装置”“数字生态”等有潜力的分析框架，超越了对“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新现象的零散捕捉，“人机社会”的崭新社会理论呼之欲出。

在古今交汇处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生命力。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绝非尘封的博物馆文本，亟待转化为分析性理论工具。“义”“人情”“面子”“和合”“文质关系”等本土概念被经验问题重新激活，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社会运行机制与治理实践。对“差序格局”“伦理本位”等经典理论的讨论，搭建了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经验对话的重要桥梁；“一本”与“一体”等基于古典文献的中国社会理论概念得到深入解读。

在中西交汇处批判性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的理论表达。以文明比较研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对西方社会结构和历史演变的研究不断深化。西方社会理论对“国家”的关注，以及对文明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是其社会学整体性视野的来源。通过批判性借鉴战后西方社会理论应对社会危机的思考，相关研究探索了回应不确定性社会的可能。“主体间性”等现象学方法梳理，为社会调查深入心态研究提供了部分理据。“走廊”“通道”所体现的多元一体、兼容并包格局，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韧性和文明形成机制。海外民族志对多文明样态的考察，夯实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

加快推进方法创新。前沿方法有助于更精准识别和回答社会科学问题，并激发对既有方法的反思和推进。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模拟技术，社会学经验研究实现了对社会趋势、舆论演化、文化变迁等现象的宏观刻画；自上而下的专家知识数据化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调查“硅基样本”的模拟和使用，从不同侧面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与分析手段；以因果发现和数字田野为代表的数据导向的计算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延长分析链条等方法探索复杂论证。智能社会将实现从“计算模拟”到“人机协同”的跨越，建设大型社会模拟器、研发垂直领域智能体以及推动社会实验法的回归，形成生成式社会学的新型知识生产体系。

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法宝”。调查研究既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从实求知”的基本路径。周飞舟等提出，从生态走向心态，需以“将心比心”“意会”等方式深入被研究者的意义世界。深度访谈、口述史、文本分析等方法都在不同方向上推进。总体上，社会学研究强调问题导向，倡导“文无定法”，避免在为方法辩护中走入“盲人摸象”的误区。

以中国方案应对世界变局。面对“两个大局”，相较对中层理论“修修补补”，更要从机制归纳迈向总体性认识。当前研究需要进一步凸显问题意识、本土意识、根脉意识、方法意识和导向意识，为应对数字技术、全球风险等全人类共同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杨典认为，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是要基于中国经验实践来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一般性知识体系。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帮扶机制和组织建设，是组织与动员机制的实践创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新方案；和谐共生、情理融合的治理理念，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另一种可能性。

作为“顶天立地”的经世致用之学，社会学各项成果呈现国内“破圈”、国际“引领”态势，展示出较强学科辐射性与社会影响力。

以学术共同体建设推动学科发展。时值费孝通先生逝世20周年，多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承先贤遗志、展学科新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华女子学院等机构筹办会议，纪念北京世妇会召开30周年，为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学科力量。以刊报建设引领中国学派建设，组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关专栏和选题，系统梳理费孝通、丁克全、陆学艺、郑杭生等前辈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引导学科力量聚焦中国学派建设。以学会建设推进有组织科研，中国社会学会组织“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高水平学术会议，有效凝聚学术共识，引导对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组织重大基础性教材编写与出版，积极响应社会学中国原创性教材建设。

以学科发展开拓知识产品场景应用。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治理实验室、复旦大学银龄未来实验室入选第二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社会心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研究范式变革，并推出了国内首个多模态社会学学科大模型——“观世”大模型（SocMLLM）。中国人民大学推出国内高校首个面向基层治理疑难问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亿心通”社区工作智能体，聚焦基层治理需求、提供决策参考、减轻基层负担。华东理工大学组建社会工作人工智能实验室，全方位展示社会工作专业成果。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团队组建“智能社会科学实验室”，打造“智能社会研究”与“军事社会学”垂直领域智能体，赋能社会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建设。

以刊报策划引领学术“破圈”，为不同学科、群体提供知识增量。“中国经济腾飞的社会基础”“当代中国的数字社会及其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建构与本土化创新”等期刊专题策划引发多学科广泛关注。基层治理的文化密码、灵活就业者的社保困局等相关研究在微信公众号实现现象级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创设“社会调查”版，“直播劳动”“青年消费”“平台化生活”“学术酒吧”系列专题成为“爆款”，单篇网络阅读量均破10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社会学看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银发摆渡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乡土中国〉再认识》（山东画报出版社2025年版）等紧扣时代脉搏的著作相继入选“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推动学术大众化，以知识生产服务“美好社会”建设。社会学者主动走出“象牙塔”，通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并以书画、影像等艺术形式“介入”社会生活，引发公众对临终关怀和生命伦理的深层思考。项飙、沈奕斐等拥有较高“流量”的学者，倡导并践行学术话语的大众化表达，回应青年群体广泛关注的人生出路、精神困顿、亲密关系等议题，力求引导年轻一代客观认识社会运行规律、正向把握人生主动性。

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权威期刊2025年发文显示，在牵引国际社会学核心问题的讨论上，相关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将中国经验置于现代化转型、国家治理、城市发展、性别与家庭变迁、亲密关系建构、环境治理等全球问题域之中，引起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普遍关注。国内机构主办的社会学英文期刊也以“专刊+议题”方式，系统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2025年，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CSR）、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JCS）、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CJS）等期刊围绕国际社会学高度关注的议题，如儿童福祉、青年文化、教育流动、关系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转型等，在吸引全球学者投稿的同时，主动向国际学术界讲好中国故事。

以解答中国问题、解读中国实践为出发点，修正或重构既有西方理论。如，关于中国养老产业的研究突破了将年龄视为人口学变量的传统做法，将其理解为可被性别和群体偏好不断重塑的实践。有学者提出“性别吸收”理论，强调性别不仅是“做”出来的，更是由互动中的“观众”共同建构的结果，以此修正国际流行的“做性别”理论。此外，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相关成果，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推出书评《社会学视角下的变迁中国》。

以高质量数据打造中国社会学国际品牌。中国研究者基于CGSS、CSS、CFPS等高质量数据库展开分析。CSR推出“CGSS数据库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贡献”专刊。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被广泛用于分析中国治理实践和基层组织运作等，以其对行动者主观体验和日常实践的呈现打破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此外，CJS通过“大数据与社会”等专刊，推动学术界回应计算社会科学和数字社会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议题。

在期刊阵地建设方面，中方主办英文刊主动汇聚中外优秀学者参与重要议题讨论，吸引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等海外知名高校的学者，围绕“关系”、生育意愿、儿童发展、社会信任等议题展开对话。中国学者积极担任外方主办刊物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Symbolic Interac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等的主编、副主编，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主流学术出版领域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伴随学科发展，社会学的自我批判体现在从“推进社会学本土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再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建构性努力中。在创新发展中，社会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方法宰制问题、研究脱离群众、局部掩盖整体、自主创新能力欠缺等不足，还同时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竞争意识不足，二是破局意识不强。中国社会学如何在信息爆炸、大国博弈、学科角逐的惊涛骇浪中行稳致远？可考虑就以下方面发力：第一，直面“四个之问”，打破方法、规范、概念、理论“崇拜”，通过全面提升理论修养、精进科学方法，提高精准捕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回应性。第二，着力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增强研究队伍“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的科研攻关和综合叙事能力，凸显社会学作为兼具科学与人文属性的基础性、总体性学科担当。第三，以有组织科研方式推进基础性命题、急难险重或重大前沿问题的协同攻关，突破个体研究局限，形成包括论文、专著在内的多样化标志性、引领性学术成果。

“问题”是努力的方向，“不足”是发展的空间。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怀抱复兴梦想，厚植家国情怀，独具学科气象。面向“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同道积极投身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着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直面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变革，聚焦未来社区建设与治理，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努力为共同富裕、民生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寻求更优方案，积极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让我们勇立潮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持续贡献社会学磅礴力量！

回望2025年，中国的文学研究一直在“变”与“不变”中回应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开辟通向未来的方向与新路。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文学研究的“不变”，体现为文学研究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学研究发展锚定方向，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是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就；坚持人民性、时代性、自主性相统一的根本方向，文学研究中人民性书写、新时代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问题仍是讨论的焦点；文学基础理论与重要文学现象研究，经典论题与前沿话题，微观、中观、宏观研究的点、线、面交织，共同奏响了文学研究的年度主旋律。

文学研究的“变”，体现为面对技术变革加剧与“文学+”新形态的涌现，学术界在对文学研究“原发性问题”和基本观念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更自觉地构建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有别于西方知识传统的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文学繁荣、“新大众文艺”研究热潮的出现，彰显了数智时代人民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新方向；以延安文艺为重心的抗战文学整体性研究视野的确立，凸显其世界历史意义； 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文语言大模型的崛起，开启了中文领域的AI元年，文学研究中的经验驱动、理论驱动，更多地转向技术方法驱动；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中国古典学繁兴、数字人文持续深化，展现了文学研究跨学科的创造力，以及走向“大文学观”的学科发展趋势；全球南方文学的兴起以及中国文学在其中的引领作用，体现出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中华文明日益扩大的传播力、影响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文艺发展的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是推动新时代文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所在。

“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新的文化使命”通过提出新的时代课题，要求从理论层面回答“文学何为”的根本问题，从而推动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的创新。李凤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新起点上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战略谋划，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彰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重要性。泓峻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将文艺工作同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相联系，为当代文艺发展擘画出广阔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批评应遵循“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赵炎秋）。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激发文学研究的原创活力。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已从政治命题深化为文艺理论的学理焦点，学术界从顶层设计、文艺政策、文艺理论等层面，探索文化领导权激发文艺原创力的框架体系。丁国旗认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党的文化领导权方面提出了新理论、新思想，指导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入手，李媛媛讨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价值论、方法论和立场论，探索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两个结合”引领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这一原则为文学理论突破西方话语桎梏、扎根本土实践、实现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党圣元认为，应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维度中，研究、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体系。陈引驰、马自力强调，“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有助于更充分地总结和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文学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提升中国文学研究国际话语权、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学术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知识传统，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自主知识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构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学者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关于文艺的本质、功能、创作规律等的论述，将其作为分析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的理论基石。如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到经典”时应实现对经典文本、经典命题、经典思想的理解和揭示。张永清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总结，为当前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镜鉴和理论支撑。

古代文论的当代转化是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宝贵资源。学者们着力挖掘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中的现实价值，如李震提出，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日益智能化的数字媒介等，正在成为激活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人本主义传统的新的时代因素。汪涌豪强调古代文论的“知识性”特征，莫砺锋、郭英德、李建中、张晶、姚爱斌等则通过对古代文学实践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文心雕龙》等经典文论的深度研读，提炼出具有普适性与当代性的范畴、命题，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提供中国化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中外文论交流互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2025年，研究者更加强调在充分理解和辨析西方文论核心概念、理论逻辑及其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例如，申丹强调，应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发展出中国的相关理论，从理论修正走向理论原创，中国叙事学的提出及理论建设就是建立在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进行辨析和修正的基础上。程相占在反思国际生态批评总体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广泛的生态文化为视野、以生态美学为理论指导、以文学文本为本位的生态美学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出饱含时代特性的书写内涵与美学特征。抗战文学书写民族记忆，呼应世界文学发展潮流，抗战文学研究多维度推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文学研究在视野、方法和材料上呈现全方位突破。这种新突破首先体现在对全面抗战时期形成的延安文艺研究的深度推进上。李继凯认为，广义的延安抗战文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化文学，有鲜明的战时特色，在实践中确立了“人民文学”创作范式，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典范的“红色文学”。周维东认为，延安文艺的“边区面相”是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领导边区内部文艺建设的面相，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党以边区为示范领导抗战文艺整体发展的面相。其次体现在整体性研究视野的建立上，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全球史的整体框架内看待抗战文学，凸显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最后体现在将抗战文学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从多维度打开抗战文学的丰富面相，小说、戏剧、朗诵诗等不同文艺形式研究全面推进。

新时代文学的时代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进一步彰显。新时代文学是对新时代历史方位及其文化使命的积极响应与价值担当，全面反映了时代变迁与人民的精神风貌，其文学表达与美学风貌呈现出独立的文学史意义。白烨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和高度并联系文学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认为人民性、主体性与民族化的彼此依存、相得益彰，构成了走向未来的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特征。李云雷提出，新时代文学是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强国、民族复兴为新时代文学提供新的主题与新的思想空间，新时代文学为文化强国、民族复兴提供新的书写经验、新的美感和精神上的力量。民族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文学创作发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杨彬）。

新大众文艺昭示中国文艺发展新方向。作为新时代文学最具活力的表现形式与实践形态，新大众文艺根植中国文艺的“人民性”传统，代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昭示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研究者从概念的提出背景、历史溯源到生成逻辑、美学新质与时代意义等多维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实践与美学层面的综合探讨。贺桂梅认为，“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现状作出的描述与提炼，也是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未来发展进行的规范和筹划。吴俊、王本朝、宋伟、黎杨全、陈亦水等普遍认为，新大众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文艺大众化传统在数智时代的新发展，呈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与审美风尚，昭示着一个开放、多元与互动的文艺新图景的到来。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不仅催生、塑造了文艺新形态，更是驱动文学研究范式革新、促进学科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观念变革、方法创新与生态建设方向。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塑造了文艺新格局。随着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文艺形态、文艺实践、文艺观念在新媒介现实场域中加速变化，中国文学格局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面貌。曾军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的媒介环境塑造了一个复杂且动态的文艺生态系统。关于智能文学如何安抵未来的问题，王峰提出，智能文学首先需要建立智能写作平台，其次要升级智能写作实践，最后则需要厘清正面价值与小说创作冲突等问题。

新技术赋能文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新变。新技术应用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适用性与实践可能性受到关注。周宪提出，人机对话是一种有益且有效的主客互动形式。赵薇基于数字人文与计算批评研究平台，提出将数据分析与细读批评融为一体的计算批评方法论。以王兆鹏、徐永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利用量化统计方法对作家作品、创作现象、空间分布展开研究。而“识典古籍”数字化平台“深度研究助手”的功能拓展，则预示了古籍研究向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人工智能引发有关文学基础理论、底层逻辑建构的新思考。人工智能是否会引发人的主体性危机？刘方喜认为，以马克思生产工艺学为指导，立足人类智能发展史，有助于对将以人工智能代表的社会力量错误定位为非人类力量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反思。人工智能文学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战与重塑激发了新的理论活力。尚必武认为，人工智能文学挑战了关于叙事是人类经验的再现及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两大经典命题，叙事也可以涵盖包括机器在内的非人类经验。杨光认为生成式AI的真正挑战在于其正在重置“作者”这个概念，推动作者概念的去“人”化进程。

文学交流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学术界聚焦文学在传递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独特价值，细致梳理中外文学互动对话历程，总结提炼深具时代性和引领性的概念术语，凸显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界意义。

文学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独特价值。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挖掘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对话可能，文学翻译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得到重视（陈戎女），中国以本国文艺形式改编和演出外国作品，表现出跨文化融合特征（苏晖），而中国的思想资源也影响了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理论（刘耘华）。中外文学对相同论题的表述与言说，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条件和素材，如贺方婴认为，对比中国和古希腊关于友爱的表达，有助于探索不同文明间展开友爱对话的有效路径。

中国文学、文献的海外传播是提升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传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围绕中国文学外译方法、海外传播机制等进行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以及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张隆溪）、“白蛇传”等经典故事在世界文学中的生产动能和影响效能（张帆）等问题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网络文学依托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海外传播明显加速。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从内容上看是其作为“内容高地”自然溢出的结果（邵燕君、雷宁），从机制上看得益于“技术—文化”驱动机制及“IP+粉丝”经济链嵌合机制的合力推动（贺予飞、欧阳友权）。中国网络文学从“作品出海”走向“模式出海”“生态出海”（王婉波），网络文学“出海”是中国崛起的文化表征（周志雄）。

世界文学尤其是“全球南方文学”研究，引发广泛关注。研究者希望借助世界文学概念的涵括力，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并通过“全球南方文学”概念为构建新的世界文学秩序提供契机。文学研究界以“文化自觉”命题建构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世界文学观（张珂）。外国文学研究要从“外国文学”转向“世界文学”（王宁）。“全球南方文学”成为研究焦点。代乐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内涵因“全球南方文学”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中国也因此在更深程度上介入和形塑了世界文学并在世界文学的全球南方转向中发挥了某种引领作用。非洲文学研究获得突破，如冯德河探讨非洲文学为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作出的贡献，蒋晖提出，非洲文学为从大众文艺运动角度激活“全球南方文学”提供了经验教训。

“大文学观”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当下，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方式以及形态发生全方位变革，原有的文学观念、学科设置等面临新的挑战。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大文学观”，直面时代文学新变，突破传统“纯文学观”的边界，考察文学跨媒介的形态变化与跨学科的边界拓展。

向更多文艺样式开放的“文学+”新形态受到关注。“文学终结论”的提出一度使得纯文学面临生存焦虑，而随着新媒介发展而出现的文学扩容现象，一种更为丰富、广阔的文学性被逐渐认可。文学与影视、短视频、游戏等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文学+”新形态在丰富文学内涵的同时也使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宋声泉认为，“大文学观”当努力打造基于文学主体性的“文学+”新形态，在弥散的、动态的“泛文学性”的新可能里重建新时代的文学根脉。新媒体时代的“大文学”，在形式上体现为集文字、声音、视觉与体验于一体（危明星），在艺术上展现为跨媒体、多模态、交互性、沉浸式与生成性等特征。

“大文学观”视域下文学学科的边界拓展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与活力。“大文学观”所倡导的跨学科、整体性研究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路径，促进了知识的整合与创新，使得文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时代提出的复杂问题。如引入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观察视角，可以为揭示文学创作的社会机制、文学史研究的路径创新提供重要启示。张福贵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是一种学术史和艺术史，更是一种革命史和思想史。而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过历史维度的加强，可以重建一种历史中的“人”的理解维度（程凯）。研究者们积极借鉴哲学领域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理论资源，推动文学研究向更为形而上的层面深化。如郭勇健认为，现象学的诞生，促使“哲学与诗歌的官司”变成了“文学与哲学的对话”。陈晓明将南北分野之说建构的地理叙事范畴，视作构成中国古典乃至现代经典性的文学理论范式，体现了文学地理研究视角对文学论题的掘进。此外，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对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和多元的分析视角。

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结构化的结果，有关学科体系的研究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密切关联，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依托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和资源调配。

在学科建制上，新的交叉学科的设置代表了文学学科建设的跨学科发展方向。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典学。2024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同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古典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被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新增中国古典学本科培养专业。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设置古典学研究机构。2025年，相关学术会议的举办，亦对古典学学科建设、学术共识凝聚起到推动作用。古典学研究突破单一学科限制，以不同学科之间研究范式、方法碰撞打通学科分野的意义尤其受到关注。如杜晓勤认为，中国古典学的意义即在于它能够突破近代学科分类、整合多维度方法，为人文学术开创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研究范式。古典学研究本质不是为了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在此框架下探讨古典学对于文学研究的启示，即可重估文学史研究中“古典再生”“以复古为创新”以及复合型知识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数字人文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数字人文增设为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后，目前全国累计十余所高校开设数字人文本科专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在2025年召开的中国数字人文年会等学术会议上，跨学科深度融合是数字人文的核心特质成为学术界共识。数字人文的哲学基础与认识论重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智慧建设、数字人文方法论突破等问题受到重点关注。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文体学、文本分析等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在教学实践中的辅助作用等前沿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文学的数字人文批评已经从初期的工具应用发展到当前以人—机具身交互协同合作为特征的新阶段（蒋济永、王磊）。

2025年文学学科在学术研究、学术平台建设、学术交流活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学术成果方面，姚文放《从“艺术生产”理论到生产性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赋予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新的时代内涵；熊鹰《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1918—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呈现中国文学参与重构世界文学格局的历史进程。在文学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编纂的大型文献集成，系统梳理汇编《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等党报党刊中的革命文艺史料。其他如《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类编》《清诗话全编（咸同期）》等历经多年而整理汇集的大型丛书，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在重要学术平台建设与学术活动方面，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推动新时代文学的深入研究。202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前沿论坛（2025）暨“文学研究的话语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研讨会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学的基本问题、重要概念、重大命题等展开深入研讨。围绕新时代文学的时代风貌，2025年11月，新时代文学现状与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为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凝聚共识和贡献智慧。202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西文明中的经典文艺作品生成国际研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有关中西方文明中经典的生成机制与文艺传统的探讨，深化了对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

文学研究在取得众多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当前研究要实现突破发展，尚需处理好三重关系：一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文学理论脱离具体文本与现实语境，话语空转、概念生造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仍需反思。如何基于中国文学鲜活实践与具体文学作品，促进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需要关注。二是学术创新与守正发展之间的关系。面对新技术兴起、新文学现象频出的挑战，文学研究界一定程度上存在逐“新”的趋向。部分新名词、新概念脱离原有话语体系，新技术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有效性有待验证，对于部分新生文学现象的研究有待文学史化，有关新技术影响文学的基本逻辑及其所带来的文学质的新变等话题，有待于在深入研究经典文学理论基础上稳步推进。三是文学本体与边界拓展之间的关系。文学新形态以及学科边界拓展对文学的扩容，虽然激发了学科活力，但同时挤压了文学本体论，引发了关于“文学性”的论争。如何在跨界与坚守中，一方面守护文学审美性与人文性内核，一方面在与时俱进中进行实践创造与理论拓展，焕发文学的永久活力有待进一步探索。

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征程中，中国文学研究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始终是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此外，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发掘新时代文学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持续推进新大众文艺研究、探索人工智能与文学等前沿交叉领域、反思文学史研究与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等都将是2026年文学研究的重点。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将文学研究异化为技术的附庸或功利的工具，始终保持对文学经世价值、人文精神、审美特性的敬畏与探索；另一方面，也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本土意识，不断拓展全球视野，在对话与碰撞中激发学术创新活力。展望未来，文学研究需要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在历史的纵深与思想的探索中，以高度的学术自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