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依托平台型企业实现就业，选择成为灵活就业群体中的一员。目前，我国平台就业者达2亿人。这些就业者的出现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多样化需求，成为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Z世代年轻人在工作中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更希望通过工作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职业认同感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个有职业认同感的人可以在工作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为自身职业发展谋求更多可能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传统组织载体与商业模式受到较大程度的颠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并成为经济平稳运行与保就业的“新引擎”。平台经济模式影响力逐渐扩大，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平台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还带动了职业内容、就业平台的革新，比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服务员和网络主播等，正是这些新职业的出现，为我国就业前景的改善提供了持续增量。其中既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劳动密集型岗位，也有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知识密集型岗位，给予了整个社会全面的、多样的就业选择。平台型企业为就业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方面，平台型企业对于零工群体关注度不足，导致诸如骑手摔伤、高强度工作引发的意外等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平台就业者自身缺乏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频繁更换工作，导致职业认同感缺失，就业稳定性差。

现有职业认同感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师范生群体、企业职工群体和公务员群体就业满意度等方面的调研，对Z世代年轻人这一零工群体就业心理所展开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引入职业认同的概念，基于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对该年龄段的平台就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究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发现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提升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为平台型企业发展策略及Z世代平台就业者职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理论参考，以期提升平台就业的稳定性。

1.研究现状

(1)平台经济背景下的平台就业者

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选择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已成为目前扩张最快的劳动群体。平台是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服务以及为其他企业的生产与服务提供劳务服务的企业。不同于过往的传统企业，平台并不是去完成真正的生产，而是提供一种桥梁架接式的服务，不需要雇用很多工作人员、投入过多的资产。平台就业者是指并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却为平台付出劳动的人员，实践中主要指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他们是平台劳务服务的主要承担者[1]。学者Keith等将这些人员区分为两类[2]:一类是自愿从事的，他们渴望高自由度的工作;另一类是非自愿的，由于经济情况或不能找到稳定的工作而被迫从事。

平台经济模式下的平台就业者用工模式目前存在着劳动关系模糊、受限于平台算法、劳动保障不完善等问题。主要体现在大多数就业者都没有和平台签订劳动合同[3]，平台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以及更低的人力成本，以数据为依托，利用技术赋权和算法控制机制一步步优化用工模式，平台宣称自己只是提供信息的中介，负责提供技术、开发客户终端(APP)、发布信息、制定平台规则，就业者可以由第三方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输送至平台，自愿遵循平台制定的规则，提供相应的服务。平台并没有对就业者进行强制管理和控制，双方关系灵活自由，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认为自己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4]。

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平台就业的不稳定性。平台新就业形态对就业者的需求量极大，但是对专业能力的需求又很低，伴随的就是平台行业入职门槛低的现状，可随时上岗。Z世代成长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受到各种网络信息的熏陶，开放积极的思想使得他们喜欢追求自由、个性，自主独立性较强，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成就动机较强[5]，因此，他们在工作中不再只为了单纯地赚钱，而是希望通过认真工作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大量新涌入的就业者将平台就业当作一份兼职或临时过渡性工作，并未考虑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比如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多数骑手并没有多少职业认同感，“赚钱就行”“挣够钱就走”是他们最真实的心理。随之而来的是，骑手们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存在，他们的整体结构力量被瓦解，使其成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这样一来，新形态职业的就业前途就失去了持续性，从而带来了更严重的就业不稳定隐患[6]。而对于Z世代的平台工作者而言，职业认同感的缺失会使他们在工作中缺乏对自身工作的感知、理解和情感态度，无法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从而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2)职业认同感

职业认同的相关概念是由国外心理学学者率先提出的。1999年，学者Ibarra指出，职业认同是从业者基于属性、信念、价值观、动机和经验而形成的自我概念[7]。到21世纪初期，国内关于职业认同的相关研究开始发展。我国多数学者与Ibarra的观点相似，认为职业认同是从业者自身在对所从事职业的理解基础之上，投入自己的工作热情，从而获得符合预期的工作体验，在此过程中将职业视为自我身份定位的重要部分[8]，此观点更加强调职业内化与个人的意义与价值[9]。此外，部分学者认为职业认同还涉及他者认同，认为职业认同是指从业者为了积极地进入职业角色和职场环境而选择处理个体与社会需求间的矛盾关系[10]，此观点更加强调从业者与社会环境在互动下的个体感知[11]。

纵观现有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影响职业认同感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因素，包括个人、工作等;二是组织外部因素，包括家庭、社会等，并且针对不同行业的就业者，影响其职业认同的因素也有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在组织内部因素方面，袁琳等指出[12]，师范生的职业使命感是其日后成为教师的内在动力，同时也会受到性别、年级、生源地的影响[13]。组织外部因素方面，朱永跃等指出制造业员工在受到职业污名化时会主动降低自身的职业认同感[14]。仝秋含的研究表明[15]，社工所接收到的家人支持以及机构支持对其职业认同产生显著影响。

Z世代正在成为平台型企业的主力军。他们出生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成长期更是身处于文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成长和学习的经历赋予了Z世代平台就业者崭新的想法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们有创新性，有强烈的自我追求，在这种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平台就业者个性强、现实主义明显，有远大理想，但是对于各类职业的认知及认同感不够深刻。职业认同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置因素，如何科学并高效地管理Z世代平台就业者群体，提升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对于Z世代平台就业者以及平台型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各行业群体职业认同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研究存在概念界定不明确、相关研究完整化程度不高、质性研究体系尚未成熟等不足，针对Z世代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方面的研究也鲜少出现。因此，本文基于平台经济时代背景对Z世代零工群体职业认同的内涵、特点、结构、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对于国内职业认同感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2.研究问题提出

如果Z世代平台就业者无法通过工作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使得新就业形态的就业前途并不具备长期规划性，就为职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隐患，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平台经济模式下的Z世代平台就业者在受制于平台型企业并要面向服务对象的工作过程中，哪些因素影响了其职业认同感?本研究认为质性研究可以更好地对新现象和新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所以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建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模型。

1.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内容，本研究选择了扎根理论作为基本探究方法。选择该方法的具体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本文主要探讨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由于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因此选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更为恰当。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的一种方法，通过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归纳分析资料进而形成最终理论，并通过在此过程中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来对其行为和意义进行解释并做出理解。其次，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梳理，逐步构建起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这种理论模型是根植于资料的理论构建，而本研究事先会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原始资料，这些特点与扎根理论自下而上进行理论构建的特点相契合。

2.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实现访谈目标，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收集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认同感受，并做好文字记录作为研究的原始资料。本研究对25名在1995年后出生的从事外卖员的平台就业者等展开访谈，收集访谈记录作为原始资料，随机选择了20份访谈记录用于编码分析及模型的构建，其余5份记录用于检验理论饱和度。

1.开放式编码

为了保证开放式编码的真实性，本研究从受访者的原始话语中挖掘初始概念。在整理了20名平台就业者所汇集的数据后，本研究得出以下标签，整理合并出23个初始范畴，如表1所示。

2.主轴式编码

本研究整理分析了各个范畴的概念和逻辑关系，并依此归纳得出5个主范畴和11个副范畴，如表2所示。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轴式编码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核心范畴，以及主范畴之间的典型关系结构，确定了“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如表3所示。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4.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以其余5份访谈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多层次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现新的主范畴关系结构，且5个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构成因子。因此可以认为，上述平台经济背景下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认同感影响的模型是理论上饱和的。

前文通过基于原始资料的编码研究发现，平台就业者对其职业认同维度集中在职业情感、职业信念、职业形象三个方面。职业情感，即平台就业者对其从事职业的稳定的态度和体验，最直白的表述即喜欢或是讨厌;职业信念，即平台就业者认为可以确信的认知，并且愿意把这个认知作为职业行动的指南;职业形象，即平台就业者在社会公众面前所树立的印象，是社会公众对该职业认知状态的呈现。

1.个人就业动机对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分析

个人就业动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平台就业者的工作目标定位，同时对工作的投入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个人就业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指平台就业者出于自身条件而选择从事该工作，外部动机指平台就业者选择该工作动机是受外在因素的驱动。

原始访谈资料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个人就业动机对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有13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内部动机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与职业形象的作用，如“主要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太大了，需要经济支撑，正好当外卖员你只要干得多，挣得也多，所以就挺满意目前的情况，用自己的劳动赚来的辛苦钱不丢人”。“自己没有学历，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啥技能也没有，感觉就是社会最底层的那批人，就只能靠体力赚钱。”以上论点在过往研究中得到相关证实，即个体主观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的职业认同感[16]，另外，家庭也是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及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17]。

有7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外部动机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的作用，如“干我们这行的虽说平时工作起来十几个小时是挺累的，但是每月薪资还是挺高的，所以说还是得珍惜工作机会，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有研究表明，工作待遇会显著影响其职业认同[18]。

2.工作生态对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分析

工作生态是指平台就业者的工作状态，包括工作属性和工作压力。工作属性是指每项工作所具有的多重属性，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对于平台工作性质的描述。工作压力指平台就业者工作中遇到的使人感到紧张的事件。

原始访谈资料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工作生态对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有10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工作属性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的作用，如“这份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没有那么多约束，赚得也不少，所以还挺愿意长久做下去的”。有16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工作属性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形象的作用，如“送外卖说白了只要你肯付出辛苦、体力，就能赚到钱，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我现在就后悔小时候没好好读书，没个好的学历，现在就只能做社会最底层的工作”。

有7名平台就业者提到工作压力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的作用，如“平台太会压榨人了，它根本不考虑你有没有时间送完这些单，就全安排给你了，送了半天都没时间喘口气，再加上有时候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点事故的话，餐又送不到顾客手里，人家有时候还投诉我，压力太大了，有时候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已有研究也表明，工作压力与职业认同显著负相关，即工作压力会造成就业者心理资源的损失[19]，对工作的意义产生怀疑，进而对职业认同感产生消极的影响[20]。

3.平台管理对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分析

平台管理是指平台为实现服务工作，管控各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组织氛围和组织保障。组织氛围主要指平台就业者对工作环境的长期感知，组织保障是指为平台就业者提供服务所采取的组织措施。

原始访谈资料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平台管理对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有15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组织氛围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的作用，如“我们骑手之间会互相帮助，要是谁途中遇到点不好处理的事，我们也就顺手接过来了，所以说我们相处得还算是挺融洽的，平时在一块儿工作也挺开心的，能互相鼓励，苦中作乐吧”。“我们站长特别热心，给解决送餐问题什么的，平时也总关心我们，感觉特别暖心。”相关研究表明，在企业环境中，受非经济性社会网络的影响，员工与上司、同事之间的关系，均会影响其职业认同;员工与主管长期互动的双边关系中产生关系性嵌入将增强员工的职业依恋[21]。

有10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组织保障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的作用，如“平台经常设置一些骑手的奖励活动，要是完成目标奖金还挺多的，让人还挺有干劲的......还有最重要的保险也能给保证，家里人也挺在意这个，也挺知足的了，踏踏实实干吧”。已有研究也表明，缺乏保障会使人产生焦虑感及自尊受挫情绪，降低人的认同感，从而产生对其岗位的主动流出[22]。

4.社会环境对平台就业者的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分析

社会环境指平台就业者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环境，包括社会态度和社会评价。社会态度指个体对平台就业者所持有的一种具有一定结构和比较稳定的内在心理状态，社会评价指对平台就业者的社会舆论。原始访谈资料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环境对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有12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社会态度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情感的作用，如“送餐高峰时就急急忙忙的，在路上骑车骑快点难免遇到点事故可能就耽误送餐了，我也是赶紧给顾客打电话，对方有时候特别善解人意，特别感谢人家能理解我，不投诉我，处理完事故之后我就赶紧给人补救，相反人家还会又谢谢我一遍，也提醒我接下来的工作要更注意，不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有8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社会态度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信念的作用，如“在写字楼里等电梯送餐时特别着急，但是有的人就是会给我让个位置让我先上去，谢谢人家陌生人理解我工作时间紧凑，也让我觉得这么长时间给别人提供服务和帮助没有白白付出”。有15名平台就业者提到了社会评价对职业认同感中职业信念的作用，如“我经常看新闻，看到有人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送外卖特别辛苦的新闻特别欣慰，我们的努力也被人认可了”。“有人对我们还是有偏见，我其实特别想用自己的行动努力扭转一下吧，可能确实有的人不理解我们，但我还是想尽我的能力服务好每一个人。”

以上论点在现有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职业分化促使社会中形成对于不同职业的看法，这种看法的形成是通过社会互动及身份形象构建完成的，社会互动能够形成并更新对自己和他人身份的信念，并通过行为来完善对于事件的解释，身份形象在交往中得以扩散[23]。人们对于特定职业所处阶层地位的看法，将影响到人们从事该职业的职业认同度，社会中也由此形成人们对特定职业群体的偏见及歧视。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于希望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的Z世代平台就业者，如何提升该群体的职业认同感，从而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平台就业者可以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可以提高其学习以及业务能力的培训，尤其是向他们普及我国《劳动法》的相关内容，以及涉及自身权益的相关法律政策，使从业者能了解到自己应享有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以及发展前景，从而更有意识、更有底气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家庭生活压力较大的平台就业者，平台可以合理策划一些缓解压力的活动，如增设多个设施齐全的休息站点，站点内设置一些按摩舒缓设施用于缓解工作的身体疲劳，同时还可以配合一些轻柔的音乐以及张贴温馨的工作标语，等等。

其次，平台型企业应该用一些更人性化的管理政策将员工的工作状况和顾客的服务需求进行有效平衡。若发生不可预料性的事件延误了订单配送，在明确员工无须承担相应责任时，可适当延长派送时间。并利用大数据，分析订单的距离、天气、路况，为员工提供最合理、最适配当时条件的配送路线。保证沟通渠道通畅，优化沟通步骤，在发生意外情况时，确保第一时间为员工提供技术帮助;合理地分配每一位员工每天的订单数量以及总配送时长，并酌情设置订单上限以及工作时长上限，当员工到达临界值时发出提醒，必要时停止发送订单，以避免加班过度，确保员工的身体健康。

再次，应对平台下多个站点的站长进行管理培训，强化其对管理制度的认知。良好的组织氛围可以让员工的内心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影响其工作行为。站长应努力为站点营造出一个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关心的组织氛围，提高员工的工作激情，稳定工作情绪，进而产生合力，更好地完成平台服务。平台也可以通过多设置骑手节，增加派送奖励活动，设置更多层次的活动奖金来激发平台就业者的工作热情。另外，应进一步完善平台就业者保险缴纳情况，定期讲解缴纳保险费用的重要性，保障其合法权益，为其生活提供基础保障。

最后，从平台企业角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媒介的作用，加强宣传，加强与社会的沟通、了解，形成良性互动，引导顾客理解、支持平台工作者工作的辛苦与付出，赢得顾客的支持与配合，从而改善外部评价;另一方面，平台工作者需要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价值，在工作中树立服务至上的观念，在顾客群体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周红: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张弛、沈畅: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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