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金融人-仝金贝
摘要：
过去五年，我国普惠信贷在政策驱动下实现规模跨越式增长，截至2025年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突破35.6万亿元，支持市场主体超4000万户，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4.12%。但规模繁荣背后，制度侧与技术侧的系统性矛盾日益凸显，“规模驱动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26年作为普惠信贷迈向2.0时代的关键节点，其“涅槃重生”的核心在于完成三重范式转型：从规模扩张到能力建构，从外部任务驱动到内生战略驱动，从粗放“广种薄收”到精准“精耕细作”。
本文通过剖析当前普惠信贷发展的核心矛盾，结合政策导向与实践案例，从制度重构、技术升级、生态协同三大维度，提出2026年普惠信贷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与保障措施，为“五篇大文章”落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一、引言：普惠信贷进入2.0时代的必然选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了金融的人民性、功能性、安全性，彻底重构了银行经营边界与评价体系。普惠信贷作为承载金融人民性与功能性的核心载体，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五篇大文章”的落地成效。当前，绿色、科技、养老等领域的信贷难点集中于中小微客群，而普惠信贷兼具客群覆盖与方法论属性，是上述领域落地所需的底层操作能力。
历经多年规模扩张，普惠信贷已进入存量主导、竞争加剧、技术环境复杂的深水区，行业内卷加剧导致“规模驱动型”模式难以为继。2026年，普惠信贷亟需迈入以能力建构为核心的2.0时代，这不仅是金融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商业可持续与政策目标协同统一的关键所在。
二、当前普惠信贷发展的核心矛盾：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梗阻
当前普惠信贷发展的深层梗阻集中体现为制度侧与技术侧的六组核心矛盾，两类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转型发展的核心障碍。
（一）制度侧：三组断裂决定组织行为偏差
1. 使命—战略—考核的断裂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的再定义尚未转化为银行内部可执行的战略，多数银行仍沿用传统商业银行以规模、利润为核心的价值叙事逻辑。普惠信贷仅被当作专项任务处理，未纳入资本约束、风险预算、运营成本与技术投入的整体设计。考核体系以放款额、户数、增速为硬指标，对风控、贷后管理、能力建设等隐性环节激励不足，导致组织形成短周期行为惯性，风险识别能力被弱化至“最低可用”水平。
2. 定价—补偿—成本归属的断裂
长期行政性压价与同质化低价竞争，侵蚀了银行的风险定价机制。当利率无法覆盖资金成本、运营成本与预期信用损失时，银行通过“掐尖”优质客群、下沉高风险长尾客群、压缩贷后投入、延缓不良出清等方式转移成本缺口，将“可定价的差异风险”转化为“不可见的累积风险”，加剧结构性风险压力。核心症结在于普惠金融功能性目标对应的额外成本与风险，缺乏明确的制度归属与补偿机制。
3. 生态分工—机构定位—治理能力的断裂
不同资本属性金融机构缺乏清晰的制度性分工定位：国有大行低价下沉冲击行业生态平衡，地方中小银行受治理稳定性不足、专业团队缺失等制约难以胜任普惠信贷风险识别要求，民营机构则因资本回报约束收缩服务范围。这种定位模糊导致优质客群向大型银行集中，高风险客群向体系薄弱的中小机构聚集，风险呈现组合化特征并易引发区域金融收缩。
（二）技术侧：三组缺口制约风险管控效能
1. 数据供给—数据治理—数据应用的缺口
当前银行普惠信贷主要依赖“银税互动”机制，但纳税数据仅反映企业经营“结果性信息”，难以实时捕捉动态状况。虽已意识到发票等交易数据的价值，但多数银行存在数据治理缺失、数据标准不统一问题，更缺乏将数据还原到产业场景与交易环节的穿透分析能力，导致风险识别滞后与优质客户筛选困难。
2. 模型技术—场景适配—落地能力的缺口
AI、大数据等技术在普惠信贷领域的应用多停留在表面，模型开发与产业场景适配脱节。部分银行盲目套用通用模型，未结合不同行业的经营特点、交易模式构建差异化风控体系。同时，技术落地缺乏专业团队支撑，模型迭代滞后于风险变化，难以有效识别空壳企业虚开发票、虚增贸易等违规行为。
3. 贷前审批—贷中监测—贷后处置的闭环缺口
受考核导向影响，银行资源优先向贷前获客、放款倾斜，贷中监测与贷后处置环节投入不足。缺乏动态风险监测体系导致风险预警滞后，贷后处置依赖传统催收方式，对企业经营恶化的应对措施单一。同时，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不良资产出清缓慢，进一步加剧资本消耗压力。
三、2026普惠信贷涅槃重生的转型路径：三重范式革命的实践方向
2026年普惠信贷的“涅槃重生”，核心在于推动以能力建构为核心的范式革命，通过制度重构、技术升级、生态协同，破解当前核心矛盾，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根本性转变。
（一）制度重构：筑牢内生驱动的制度基础
1. 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从任务驱动到战略驱动
推动银行建立与金融人民性、功能性相匹配的考核体系，将普惠信贷纳入整体战略规划，弱化规模类指标权重，增加风险控制、客户满意度、服务覆盖面、能力建设等质量类指标。引入长期绩效评价机制，将风险滞后性纳入考核周期，建立“尽职免责+容错纠错”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机构加大风控、数据治理、团队建设等长期投入。
2. 建立显性成本补偿机制，破解定价与成本困境
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要求，完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通过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担保费补贴等方式，明确普惠信贷额外成本的制度归属。建立差异化定价机制，允许银行根据客户风险水平实行合理定价，避免同质化低价竞争。推动银行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深度合作，落实银担分险机制，降低银行风险敞口，为合理定价提供支撑。
3. 明确生态分工定位，构建协同互补的服务体系
基于不同机构的资源禀赋明确分工：国有大行依托资金成本与系统优势，聚焦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客群，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地方中小银行立足区域特色，深耕县域经济与地方产业，提供差异化线下服务；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守准公共定位，重点为单户担保金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三农”主体提供增信服务，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建立跨机构协同机制，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二）技术升级：构建精准风控的核心能力
1. 深化“数据+场景”融合，夯实数据应用基础
推动银行突破“银税互动”单一数据依赖，拓展发票、订单、物流、供应链等多维度交易数据获取渠道。依托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地方征信平台，实现涉企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借鉴金蝶征信“税票反欺诈AI模型2.0”经验，融合AI与GraphRAG技术，对财税票数据、股权关联关系、购销稳定性等信息进行穿透分析，精准识别企业真实信用水平与潜在风险。
2. 推进模型场景化适配，提升技术落地效能
鼓励银行采用“一产业一方案”模式，结合不同行业经营特点构建差异化风控模型。例如在医药流通行业，依托交易图谱与隐私计算技术，分析发票数据真实性与连续性，构建优质企业白名单。加强模型迭代管理，建立基于真实业务数据的模型验证机制，确保模型性能随市场环境变化动态优化。培养专业技术团队，提升数据治理、模型开发与场景适配能力，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3. 构建全流程闭环风控，强化风险全周期管理
投入资源完善贷中监测与贷后处置体系，建立基于实时交易数据的动态风险预警机制，实现风险早识别、早发现、早处置。创新贷后管理模式，通过线上数据监测与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精准把握企业经营状况。优化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参照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规定，简化处置流程，提高不良资产出清效率。建立风险处置协同机制，联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司法部门提升追偿效果。
（三）生态协同：打造多元联动的发展格局
1. 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强化增信支持作用
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要求，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守保本微利运行原则，合理降低担保费率。逐步减少对小微、“三农”主体的反担保要求，积极开展信用担保业务。搭建全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业务管理、风险监测、绩效评价一体化支撑。加强财政资金支持，通过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提升担保机构抗风险能力。
2. 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拓展服务场景边界
鼓励银行将信贷服务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全流程，构建“产业+场景+订单数据”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例如金蝶征信联合头部银行推出的“金蝶信用付”平台，嵌入企业真实交易链条，上线三周授信规模突破6000万元，验证了场景化服务的可行性。拓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场景应用，加大对农户经营、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群体创业的信贷支持。
3. 加强监管与政策协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完善普惠信贷监管政策，明确监管标准与执法尺度，防范监管套利。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普惠信贷投放。财政、发改、工信、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发力，落实财税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为普惠信贷业务开展提供信息支撑。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普惠信贷业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透明度。
四、保障措施：确保转型路径落地见效
（一）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
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政策体系，细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措施，增强政策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将普惠信贷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地方政府牵头的普惠金融发展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升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政策知晓度，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参与转型。
（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建设，扩大信用信息覆盖范围，提升信息共享效率。完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促进动产融资业务增量扩面。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扩大，丰富支付场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便捷性。加强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物理网点与线上服务相结合的服务网络，提升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
（三）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普惠信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兼具金融业务、产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开展跨机构、跨领域人才交流合作，推广先进经验与实践做法。支持高校与科研机构设立普惠金融相关专业，培养专业化后备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提升普惠信贷岗位吸引力，稳定人才队伍。
（四）加强风险监测与防控
建立普惠信贷风险监测体系，定期开展风险排查，及时掌握风险变化态势。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风险监测，防范结构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集聚。完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跨部门风险处置联动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审慎经营理念，合理控制信贷规模与风险敞口，实现风险与收益平衡。
五、结论
2026年是普惠信贷实现“涅槃重生”的关键一年，其转型核心在于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能力建构的范式革命。通过制度重构解决组织行为偏差，通过技术升级构建精准风控能力，通过生态协同打造多元联动格局，方能破解当前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梗阻，实现普惠信贷高质量发展。这不仅需要金融机构主动转型，更需要政策引导、监管协同与基础设施保障的全方位支撑。
未来，普惠信贷将以2.0时代的全新姿态，切实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为民营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成为“五篇大文章”落地的核心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金融力量。
摘要：
过去五年，我国普惠信贷在政策驱动下实现规模跨越式增长，截至2025年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突破35.6万亿元，支持市场主体超4000万户，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4.12%。但规模繁荣背后，制度侧与技术侧的系统性矛盾日益凸显，“规模驱动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26年作为普惠信贷迈向2.0时代的关键节点，其“涅槃重生”的核心在于完成三重范式转型：从规模扩张到能力建构，从外部任务驱动到内生战略驱动，从粗放“广种薄收”到精准“精耕细作”。
本文通过剖析当前普惠信贷发展的核心矛盾，结合政策导向与实践案例，从制度重构、技术升级、生态协同三大维度，提出2026年普惠信贷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路径与保障措施，为“五篇大文章”落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一、引言：普惠信贷进入2.0时代的必然选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了金融的人民性、功能性、安全性，彻底重构了银行经营边界与评价体系。普惠信贷作为承载金融人民性与功能性的核心载体，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五篇大文章”的落地成效。当前，绿色、科技、养老等领域的信贷难点集中于中小微客群，而普惠信贷兼具客群覆盖与方法论属性，是上述领域落地所需的底层操作能力。
历经多年规模扩张，普惠信贷已进入存量主导、竞争加剧、技术环境复杂的深水区，行业内卷加剧导致“规模驱动型”模式难以为继。2026年，普惠信贷亟需迈入以能力建构为核心的2.0时代，这不仅是金融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商业可持续与政策目标协同统一的关键所在。
二、当前普惠信贷发展的核心矛盾：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梗阻
当前普惠信贷发展的深层梗阻集中体现为制度侧与技术侧的六组核心矛盾，两类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转型发展的核心障碍。
（一）制度侧：三组断裂决定组织行为偏差
1. 使命—战略—考核的断裂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的再定义尚未转化为银行内部可执行的战略，多数银行仍沿用传统商业银行以规模、利润为核心的价值叙事逻辑。普惠信贷仅被当作专项任务处理，未纳入资本约束、风险预算、运营成本与技术投入的整体设计。考核体系以放款额、户数、增速为硬指标，对风控、贷后管理、能力建设等隐性环节激励不足，导致组织形成短周期行为惯性，风险识别能力被弱化至“最低可用”水平。
2. 定价—补偿—成本归属的断裂
长期行政性压价与同质化低价竞争，侵蚀了银行的风险定价机制。当利率无法覆盖资金成本、运营成本与预期信用损失时，银行通过“掐尖”优质客群、下沉高风险长尾客群、压缩贷后投入、延缓不良出清等方式转移成本缺口，将“可定价的差异风险”转化为“不可见的累积风险”，加剧结构性风险压力。核心症结在于普惠金融功能性目标对应的额外成本与风险，缺乏明确的制度归属与补偿机制。
3. 生态分工—机构定位—治理能力的断裂
不同资本属性金融机构缺乏清晰的制度性分工定位：国有大行低价下沉冲击行业生态平衡，地方中小银行受治理稳定性不足、专业团队缺失等制约难以胜任普惠信贷风险识别要求，民营机构则因资本回报约束收缩服务范围。这种定位模糊导致优质客群向大型银行集中，高风险客群向体系薄弱的中小机构聚集，风险呈现组合化特征并易引发区域金融收缩。
（二）技术侧：三组缺口制约风险管控效能
1. 数据供给—数据治理—数据应用的缺口
当前银行普惠信贷主要依赖“银税互动”机制，但纳税数据仅反映企业经营“结果性信息”，难以实时捕捉动态状况。虽已意识到发票等交易数据的价值，但多数银行存在数据治理缺失、数据标准不统一问题，更缺乏将数据还原到产业场景与交易环节的穿透分析能力，导致风险识别滞后与优质客户筛选困难。
2. 模型技术—场景适配—落地能力的缺口
AI、大数据等技术在普惠信贷领域的应用多停留在表面，模型开发与产业场景适配脱节。部分银行盲目套用通用模型，未结合不同行业的经营特点、交易模式构建差异化风控体系。同时，技术落地缺乏专业团队支撑，模型迭代滞后于风险变化，难以有效识别空壳企业虚开发票、虚增贸易等违规行为。
3. 贷前审批—贷中监测—贷后处置的闭环缺口
受考核导向影响，银行资源优先向贷前获客、放款倾斜，贷中监测与贷后处置环节投入不足。缺乏动态风险监测体系导致风险预警滞后，贷后处置依赖传统催收方式，对企业经营恶化的应对措施单一。同时，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不良资产出清缓慢，进一步加剧资本消耗压力。
三、2026普惠信贷涅槃重生的转型路径：三重范式革命的实践方向
2026年普惠信贷的“涅槃重生”，核心在于推动以能力建构为核心的范式革命，通过制度重构、技术升级、生态协同，破解当前核心矛盾，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提升”的根本性转变。
（一）制度重构：筑牢内生驱动的制度基础
1. 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从任务驱动到战略驱动
推动银行建立与金融人民性、功能性相匹配的考核体系，将普惠信贷纳入整体战略规划，弱化规模类指标权重，增加风险控制、客户满意度、服务覆盖面、能力建设等质量类指标。引入长期绩效评价机制，将风险滞后性纳入考核周期，建立“尽职免责+容错纠错”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机构加大风控、数据治理、团队建设等长期投入。
2. 建立显性成本补偿机制，破解定价与成本困境
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要求，完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通过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担保费补贴等方式，明确普惠信贷额外成本的制度归属。建立差异化定价机制，允许银行根据客户风险水平实行合理定价，避免同质化低价竞争。推动银行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深度合作，落实银担分险机制，降低银行风险敞口，为合理定价提供支撑。
3. 明确生态分工定位，构建协同互补的服务体系
基于不同机构的资源禀赋明确分工：国有大行依托资金成本与系统优势，聚焦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客群，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地方中小银行立足区域特色，深耕县域经济与地方产业，提供差异化线下服务；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守准公共定位，重点为单户担保金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三农”主体提供增信服务，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建立跨机构协同机制，通过数据共享、业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二）技术升级：构建精准风控的核心能力
1. 深化“数据+场景”融合，夯实数据应用基础
推动银行突破“银税互动”单一数据依赖，拓展发票、订单、物流、供应链等多维度交易数据获取渠道。依托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地方征信平台，实现涉企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借鉴金蝶征信“税票反欺诈AI模型2.0”经验，融合AI与GraphRAG技术，对财税票数据、股权关联关系、购销稳定性等信息进行穿透分析，精准识别企业真实信用水平与潜在风险。
2. 推进模型场景化适配，提升技术落地效能
鼓励银行采用“一产业一方案”模式，结合不同行业经营特点构建差异化风控模型。例如在医药流通行业，依托交易图谱与隐私计算技术，分析发票数据真实性与连续性，构建优质企业白名单。加强模型迭代管理，建立基于真实业务数据的模型验证机制，确保模型性能随市场环境变化动态优化。培养专业技术团队，提升数据治理、模型开发与场景适配能力，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3. 构建全流程闭环风控，强化风险全周期管理
投入资源完善贷中监测与贷后处置体系，建立基于实时交易数据的动态风险预警机制，实现风险早识别、早发现、早处置。创新贷后管理模式，通过线上数据监测与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精准把握企业经营状况。优化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参照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规定，简化处置流程，提高不良资产出清效率。建立风险处置协同机制，联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司法部门提升追偿效果。
（三）生态协同：打造多元联动的发展格局
1. 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强化增信支持作用
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发展管理办法》要求，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守保本微利运行原则，合理降低担保费率。逐步减少对小微、“三农”主体的反担保要求，积极开展信用担保业务。搭建全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业务管理、风险监测、绩效评价一体化支撑。加强财政资金支持，通过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提升担保机构抗风险能力。
2. 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拓展服务场景边界
鼓励银行将信贷服务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全流程，构建“产业+场景+订单数据”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例如金蝶征信联合头部银行推出的“金蝶信用付”平台，嵌入企业真实交易链条，上线三周授信规模突破6000万元，验证了场景化服务的可行性。拓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场景应用，加大对农户经营、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群体创业的信贷支持。
3. 加强监管与政策协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金融监管总局牵头完善普惠信贷监管政策，明确监管标准与执法尺度，防范监管套利。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普惠信贷投放。财政、发改、工信、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发力，落实财税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形成政策合力。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为普惠信贷业务开展提供信息支撑。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普惠信贷业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透明度。
四、保障措施：确保转型路径落地见效
（一）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
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政策体系，细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措施，增强政策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将普惠信贷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建立地方政府牵头的普惠金融发展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升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政策知晓度，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参与转型。
（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建设，扩大信用信息覆盖范围，提升信息共享效率。完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促进动产融资业务增量扩面。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扩大，丰富支付场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便捷性。加强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物理网点与线上服务相结合的服务网络，提升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
（三）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普惠信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兼具金融业务、产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开展跨机构、跨领域人才交流合作，推广先进经验与实践做法。支持高校与科研机构设立普惠金融相关专业，培养专业化后备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提升普惠信贷岗位吸引力，稳定人才队伍。
（四）加强风险监测与防控
建立普惠信贷风险监测体系，定期开展风险排查，及时掌握风险变化态势。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风险监测，防范结构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集聚。完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跨部门风险处置联动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引导金融机构树立审慎经营理念，合理控制信贷规模与风险敞口，实现风险与收益平衡。
五、结论
2026年是普惠信贷实现“涅槃重生”的关键一年，其转型核心在于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能力建构的范式革命。通过制度重构解决组织行为偏差，通过技术升级构建精准风控能力，通过生态协同打造多元联动格局，方能破解当前制度与技术的双重梗阻，实现普惠信贷高质量发展。这不仅需要金融机构主动转型，更需要政策引导、监管协同与基础设施保障的全方位支撑。
未来，普惠信贷将以2.0时代的全新姿态，切实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为民营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成为“五篇大文章”落地的核心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金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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