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历史悠久的移民城市，其语言生态呈现一幅极具动态性和层次感的复杂图景。它以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的本地方言为历史与文化根基，但在不到两百年的爆炸式城市化进程中，经历了剧烈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冲击，形成了以“上海话”（特指市区方言）为核心标识、但内部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的语言格局。同时，作为一个超大型移民都市，其语言生活由普通话绝对主导，并容纳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和少数外语社区。境内无成规模的世居少数民族语言社区。
一、主体汉语方言的多元层次：从“上海话”到“上海的声音”
“上海话”并非一个单一的、均质的实体，而是一个包含历史层次、地理差异和社会变体的集合。其格局可以从地理上划分为三大圈层：核心城区话、近郊方言、远郊方言。
1. 核心方言：上海城区话（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这是通常所指的“上海话”，指代在1843年开埠后，由上海县城（今黄浦区老城厢）方言为基础，融合了苏州话、宁波话等强势吴语成分，在租界和华界快速融合形成的新型城市方言。它在20世纪30-40年代趋于成熟，成为现代上海话的标准。
使用人数与范围：传统上通行于黄浦、静安、徐汇、长宁、虹口、杨浦、普陀等核心城区。使用人口难以精确统计，目前以中老年本地居民为主要使用者，估计在数百万级别，但作为家庭母语传承的比例在年轻一代中急剧下降。
核心语音特点深度剖析：
声母系统：保留中古全浊声母，但呈现出“清音浊流”的特点，即发音时声带振动始于韵母而非声母本身，如“步”[bu]听起来浊感较苏州话弱。分尖团音是老派上海话的严格特征，即“精”[tɕin] ≠“经”[tɕin]（实际发音有异），但新派已完全不分。拥有丰富的连读浊音现象，如“上海”[zɑ̃.he]中“上”的声母受后字影响浊化。
韵母系统：高度简化合并，是北部吴语中韵母数量最少的方言之一。咸山摄与宕江摄鼻音韵尾完全合并为鼻化元音，如“三”[sᴇ] = “桑”[sᴇ]，“关”[kuᴇ] = “光”[kuᴇ]。入声韵尾合并为一个喉塞音[-ʔ]，如“十”[zəʔ]、“色”[səʔ]。果摄字多读[u]，如“多”[tu]、“河”[ɦu]。
单字调系统：极端简化，老派有5个声调（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新派进一步合并为仅剩一个舒声降调和一个短促入声调（俗称“阴阳入合并”），即阴平/阴去/阳去调值趋同。这是上海话在吴语中声调系统最简的标志。
连续变调：拥有强大而规律的广用式连读变调。在二字组及以上的词语中，首字声调决定整个词组的声调轮廓，后续音节失去原有单字调，固定为低调或平调。例如，“老师”不论单字如何读，连读时固定为一个调型。这是上海话音韵最核心的规则之一。
标志性词汇与语法特征：
特色名词：物事[məʔ.zɿ]（东西）、辰光[zəŋ.kwɑ̃]（时间）、今朝[tɕin.tsɔ]（今天）、明朝[min.tsɔ]（明天）、夜快头[ɦia.kʰua.dɤ]（傍晚）、镬子[ɦɔʔ.tsɿ]（锅）、面盆[mi.bəŋ]（脸盆）。
特色动词与形容词：白相[bᴀʔ.ɕiã]（玩）、汏[da]（洗）、囥[kʰɑ̃]（藏）、覅[viɔ]（不要）、嗲[tia]（形容娇俏、好）、戆[gɑ̃]（傻）、乐惠[lɔʔ.ɦue]（舒服）。
特色副词与虚词：老[lɔ]（很）、邪气[ʑia.tɕʰi]（非常）、交关[tɕiɔ.kue]（很多）、呒没[m.məʔ]（没有）、勒海[ləʔ.he]（在，表示处所或进行体）。
代词系统：第一人称复数有内聚（我们）与外排（咱们）之别：我伲[ŋu.ni]（我们，排除听者） vs 阿拉[a.laʔ]（我们，可包括听者；源借宁波话）。第二人称 侬[noŋ]。第三人称 伊[ɦi]。
句法特点：话题优先结构常见，如“苹果，我喫勒哉”（苹果，我吃了）。疑问句常用 “阿” 前缀或 “伐”[vaʔ] 尾，如“侬阿去？”或“去伐？”（你去吗？）。
2. 近郊方言层：浦东话、闵行话等指与核心城区毗邻、城市化较早的区域方言，它们与城区话大同小异，但保留了更多老派特征或本地土语，是城区话的直接来源和微变体。
浦东话：尤指原川沙、南汇地区的方言。相比城区话，其尖团音区分更稳定，入声分阴阳更清晰，韵母系统稍复杂（如部分咸山摄字保留[-n]尾感）。词汇上更“土”，如“太阳”说“日头”[ȵiɪʔ.dɤ]（城区多说“太阳”）。
闵行（上海县）话：更接近老派上海县治（今莘庄一带）方言，是城区话的基础之一。其声调系统可能保留5个以上，连读变调规则与城区略有差异。
3. 远郊方言层：松江话、嘉定话、崇明话、金山话等这些是上海方言的“基底”，代表了开埠前上海地区（松江府、太仓州、苏州府部分）的古老吴语面貌，与城区话差异显著，有时难以直接互通。
松江话（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松江方言）：被誉为“上海话之祖”。其特点是声调多达7-8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保留完整的缩气音（内爆音），如“帮”[ʔbɑ̃]、“当”[ʔdɑ̃]；韵母系统比城区话复杂得多，咸山摄与宕江摄严格区分。词汇更存古。
嘉定话、宝山话：近苏州太仓口音，声调柔和，浊音饱满，词汇深受苏州影响。
崇明话（吴语-太湖片-崇明方言）：因海岛环境而高度保守，声调6个，有自己独特的连读变调系统，词汇与对岸的启海话（属通东片）更近，与市区话差异极大。
金山话、奉贤话：南部受浙江嘉兴、平湖吴语影响，带有“软糯”的嘉湖片色彩，部分点甚至有翘舌音声母残留，与城区无翘舌音形成对比。
内部差异实例：
“我”：市区用 “我”[ŋu] 或 “阿拉”（复数），松江用 “吾”[ŋ]，崇明用 “嗯”[ŋ]。
“玩”：市区 “白相”，松江、金山多说 “孛相”[bəʔ.ɕiã]。
“不”：市区 “勿”[vəʔ]，松江 “弗”[fəʔ]，崇明 “不”[pəʔ]。
二、语言使用现状与社会语言学观察：一个超级都市的语言变迁
上海的语言生态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力量塑造社会语言的典范。
普通话的绝对统治地位：普通话是上海行政、教育、司法、主流媒体、公共服务和跨地域商业活动的唯一通用语和权威语言。1980年后出生的上海本地人，几乎全部以普通话完成基础教育，其语言能力、思维模式和文学表达均深度普通话化。
上海话的代际断裂与功能萎缩：
60岁以上：上海话是母语和主要社会语言，能力完整。
40-60岁：成长于上海话尚属强势的时期，能熟练使用，但在工作场合已大量转向普通话。
20-40岁（“沪二代”）：大多能听懂，但表达能力显著下降，语音、词汇、语法均受普通话深刻影响（如尖团不分、入声混淆、使用普通话词汇和句法），被称为“洋泾浜上海话”或“新派上海话”。
20岁以下：即使在纯本地家庭，许多人也只能听懂，无法或不愿开口说上海话，母语传承链出现大面积断裂。上海话退守至家庭内部与极少数的本地老人社交圈。
外来方言的汇入与消融：上海历史上曾汇聚苏州话、宁波话、广东话、苏北话等。如今，这些移民方言除在极个别老年社区有残留外，已基本消失。新一代移民子女完全使用普通话。
双言/多言格局的演变：传统的 “上海话-普通话” 双言格局，正迅速向 “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单言格局 演变。上海话从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转变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符号或情感纽带。
三、关于少数民族语言
上海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的典型。拥有全部55个少数民族成分，但人口总量相对较少（约占总人口1%），且高度分散、杂居。
语言使用现状：所有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的少数民族成员，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已百分之百转用汉语普通话。部分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在家庭内部或本民族亲友聚会时，可能使用其民族语言（如维吾尔语、朝鲜语、藏语等），但这属于个人家庭语言行为，并未在上海形成任何有社会功能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或方言岛。
文化符号性存在：少数民族语言仅出现在民族文化活动、餐厅招牌、艺术表演等极为有限的象征性领域，不具备本地社会交际功能。
总结
上海的语言格局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城市语言变迁史诗。其主体方言上海话在短短一个多世纪里，从一片古老的吴语土壤（松江话等）中，经由移民融合催生为一种高度简化、混合的城市通用语，并一度达到鼎盛。然而，在更强大的国家通用语（普通话）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它又迅速经历了功能上的边缘化和结构上的普通话化。今天，上海的“声音”是绝对主导的普通话，而上海话则成为了一个承载地方认同、面临严峻传承挑战的文化遗产。其内部从远郊到核心城区的方言差异，如同地质年轮，清晰标记了这场剧烈语言变革的不同阶段与层次。上海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即便是最具活力的城市方言，其生存空间也可能被急剧压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