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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信息化潮流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中国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测度了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外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位置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攀升，并且企业所处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能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效应。其作用机制体现在：从数字资产赋能企业生产、运营管理能力的视角，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通 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运营管理效率，进而推动其GVC位置向上游攀升。此外，只有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企业、处于上市稳健期的企业以及各行业的头部企业，获得了数字化转型的GVC位置攀升正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GVC位置攀升效应呈现非线性，仅当企业适应了价值链数字化管理模式，处于数字化整合阶段，才能实现GVC位置的攀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帮助企业尽快进入数字化整合阶段。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清企业数字化服务于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内在机理，为落实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强贸工程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背景
1. 外贸挑战：当前面临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双重挤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迫在眉睫。
2. 数字机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
3. 研究缺口：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经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未直接考察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且忽视了该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核心研究问题
1.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2.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何种方式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3. 企业所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移动的促进作用？
4. 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分阶段进行，研究在不同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全球价值链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否帮助企业尽快破除“高投入低产出”的困境？
研究亮点
1.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推动其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尤其是在数字化整合阶段效果更为明显。
2. 数字基础设施的调节作用：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正向效应，帮助缩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适应期。
3. 作用机制明确：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运营管理效率两条路径，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4. 阶段性影响：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具有阶段性特征，数字化搜寻阶段效果不显著，数字化整合阶段才显现正向作用。
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第一，中国海关企业贸易数据库，包含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
第二，亚洲开发银行（ADB）数据库，包含亚洲及太平洋地区63个国家、35个细分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
第三，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是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搜索整理得到，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
2.核心变量
3.实证模型
基准回归：以全球价值链位置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解释变量，控制企业和年份的双重固定效应进行回归。UP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Digital表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为控制变量，构建以下模型：
主要研究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并且所在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能够显著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促进效应。
2.机制分析
列（1）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列（2）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够进一步显著推动企业GVC位置攀升；列（3）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的运营管理效率，列（4）中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运营管理效率提高能够显著推动企业GVC位置攀升。以上结果可以说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运营管理效率提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两个作用机制。
3.异质性分析
列（1）（2）表明，质量竞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促进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成本竞争企业无法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其全球价值链位 置；列（3）（4）表明，上市稳健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而上市发展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无法促进其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列（5）（6)表明仅有行业中的头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其全球价值链位置，而追随企业未能获得攀升效应。
4.进一步分析
图中标示了系数估计值及90%置信区间，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4年，企业没有获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显著正向效应。从第5 年开始，数字化转型才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并且影响效应强度呈现递增趋势。
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年数小于5年，则认定该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第一阶段：数字化搜寻阶段；若企业数字化转型年数大于或等于5年，则认定企业处于数字 化转型的第二阶段：数字化整合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只有当企业处于数字化整合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会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核心结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企业所在 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GVC位置攀升效应越强。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运营管理效率，推动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只有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企业、处于上市稳健期的企业以及各行业的头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获得了显著的GVC位置攀升效应。
在企业数字化搜寻阶段，数字化转型并未对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产 生促进作用；当企业处于数字化整合阶段，企业才能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政策启示
出台扶持政策，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带来的推动作用，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诸多摩擦。
立足不同企业客观存在的差异性特征，建立分类指导机制，因企施策、循序渐进地推动 企业数字化转型。
参考文献：孙林,俞慧洁.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与中国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J].经济学动态,2025,(02):10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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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跨学科研究团队
文章来源/ 经济学动态
推文 / 章菁菁
排版编辑 / 汪家玉
审核 / 邹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