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间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1.关于诉讼时效。原告少缴税款事实虽发生于2011年至2015年度，但因2020年12月税务行政机关才作出处理决定，如两被告对原告所缴纳的上述期间税款的滞纳金损失负有赔偿责任，从原告知道情况时起算，本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2.关于会计事务所的被告主体资格。原告诉请两被告赔偿其迟缴税款造成的滞纳金损失，因会计事务所为原告制作的是财务审计报告，与税收缴纳并无关系，故原告将其作为被告无事实依据。
3.税务事务所的责任问题。被告税务事务所（以下说理部分的被告仅指税务事务所）受原告委托对2011年、2013年至2015年四个年度的所得税汇算清缴进行鉴证，并未对2012年度进行税务鉴证，原告因所得税之外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问题被税务机关处理、处罚，亦与被告的涉税鉴证工作无关。原告起诉时未将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补缴数额所产生的滞纳金加以区分而一并诉请被告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对原告2013年至2015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的法律责任问题，本案主要的争议即在于被告对原告迟延缴纳漏税产生的滞纳金损失是否负有赔偿责任。
首先，原告在2013年至2015年所得税有漏缴现象，作为税务鉴证机构的被告是否负有责任。
1.《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约定了属于被告的原因未按时限完成委托事项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未约定由于其他原因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已按约按时完成鉴证工作，三年中为原告调整税款288万余元，故原告诉请被告赔偿损失缺乏合同依据。
2.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涉税鉴证业务是纳税申报过程中法定的前置事项，涉税鉴证业务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对涉税鉴证服务的责任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故原、被告在《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中“经乙方审核后仍然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风险，乙方出具的鉴证报告不能因此减轻甲方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约定并未不合理地减轻或免除鉴证机构的责任，虽系格式条款，不能确认为无效。
3.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载明的事实，税务机关从2017年6月起经过三年六个月的查处，才将原告2011年至2015年度少缴的税款列出明细、汇总出结果，其中有关所得税部分少缴的税款经庭审中核对绝大部分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费用支出，未作纳税调整（俗称费用分摊年限问题）”的原因。该部分费用应缴税款的调整，如系简单明确不需详加调查、只通过发票资料即可直接发现，税务机关亦不需花三年多时间才作出结论，被告仅收取9000元/年鉴证费、鉴证时间一般才两个多月，即使未发现上述问题，应当不属于明显过失。不能以税务机关花去三年多时间查清的事实为依据倒追被告的工作责任，亦不宜以税务机关的查处标准衡量被告的鉴证水平和能力。故不能认定被告对原告相关年度所得税的漏缴负有责任。
其次，税务机关责令原告支付补缴税款从应缴之日至检查入户之日的滞纳金，被告对该滞纳金的产生是否负有责任。被告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每年的鉴证工作，与原告交换意见双方无异议后，原告以此作为参考标准交税（如何缴纳最后决定权在于原告），税务机关收税入库时税款种类、数额并未提出异议，被告的鉴证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只要被告未曾与原告合谋过偷漏税款，也没有指使原告逃税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其在正常鉴证工作完成后，对原告被事后复查（相对于主动申报时的初查）中责令补缴的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无义务给予赔偿。因为，税务机关如事后对原告的税收进行查处，何时检查入户、检查的纳税年份、何时作出处理决定、决定追缴的税种、数额、滞纳金计算的起止日期，原告在查处时的态度、补缴税款时间等决定滞纳金产生、数额的因素，被告均不知情亦无法控制，即使被告在鉴证过程中有过失且依合同依法律负有责任，原告要求滞纳金损失全部由被告承担的诉请也是不合理的。在不能认定被告有鉴证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或分担滞纳金损失的请求，本院亦更无理由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诉请两被告赔偿滞纳金损失950231.3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两被告已按服务合同分别为原告完成财务审计和税务鉴证服务，原告诉请返还服务费71000元，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来源：王耀武会计小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