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七届人力资本国际研讨会暨2025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2023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加到39.66岁。其中,城镇从33.03岁上升到39.25岁,乡村从31.99岁上升到40.54岁。

(图由AI生成)



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9.66岁;其中,农村男性平均年龄为41.60岁,农村女性平均年龄为39.06岁,城镇男性平均年龄为40.26岁,城镇女性平均年龄为38.07岁。从1985到2023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加到39.66岁。其中,城镇从33.03岁上升到39.25岁,乡村从31.99岁上升到 40.54岁。

在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背景下,中国正从以往的“数量优势”转向“质量与结构优势”,持续挖掘“新人口红利”的举措已初见成效。
《报告》指出,2023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达1126.11万亿元,相比2022年的886.1万亿元增加了240.01万亿元。
“尽管年龄增长、人数减少,但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仍持续增加,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整体教育水平提升,尤其是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高于退休劳动力。”中国人力资本度量项目负责人李海峥教授表示。



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北京居首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引入国家统计局、高校和社会调查部门等公布的最新数据对所有计算进行更新、调整及改进,形成了1985-2023年中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分城乡的多种人力资本度量指标,提供了最新、更准确的人力资本估算结果。
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人力资本,通俗来说是指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及能力。常用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有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教育程度主要度量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工作经验注重在工作中通过学习和培训积累的人力资本。

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4375.63万亿元,其中,城镇为4009.30万亿元,农村为366.33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91.63%和8.37%。
2023年人力资本总量(以1985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和浙江;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为(从高到低)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
2023年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山东;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为(从高到低)海南、云南、新疆、甘肃和青海。



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升至11.03年

报告显示,从1985年到2023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加到39.66岁。其中,城镇从33.03岁上升到39.25岁,乡村从31.99岁上升到40.54岁。
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农村男性平均年龄是41.60岁,农村女性平均年龄是39.06岁;城市男性平均年龄是40.26岁,城市女性平均年龄是38.07岁。
2023年,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中,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的五个省份依次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四川;劳动力平均年龄最低的五个省份依次为(从高到低)海南、西藏、广东、贵州、新疆。
在教育程度方面,从1985年到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4年上升到了11.03年,其中城镇从8.23年上升到11.76年,乡村从5.47年上升到9.44年。
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正在逐渐消失。截至2023年,城镇男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63年,女性为11.92年;乡村男性为9.46年,女性为9.42年。
2023年,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前五个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教育程度最低的五个省份依次为(从高到低)新疆、贵州、青海、云南、西藏。
从1985年到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04%上升到27.39%,其中城镇从3.78%上升到35.82%,乡村从0.16%上升到9.08%。
报告显示,2023年,劳动力人口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最多的前五个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陕西;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最低的五个省份依次为(从高到低)广西、江西、贵州、云南、新疆。



“抢人”背后,考验城市“内功”

报告揭示的数据勾勒出清晰的区域分化格局。劳动力数字不仅是统计结果,更是经济活力、创新能力乃至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区域差异,映射出各地在产业转型、营商环境优化、城市吸引力构建等方面的进展差异。
当下,一场以年轻化为目标的城市竞争悄然升级,已超越此前的“抢人大战”。
尽管各城市政策层出不穷,招聘现场热火朝天,但深层挑战依然存在。人才政策的持久效力和城市的真正内力面临多重考验。
专家指出,人才虹吸效应下的区域失衡问题日益凸显。成都、哈尔滨等省会城市的人才集聚成效显著,但这可能加剧省内其他非中心城市的老龄化危机。如何将核心城市的人才动力有效传导至广阔腹地,形成梯度合理、协同发展的人才雁阵,成为关系区域整体振兴的更大课题。
沈阳的做法或许提供了思路,这座城市为博士等人才提供低至15%的首付、专属折扣及购房补贴,还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劳动者纳入人才奖励范围。
“政策红利期”过后的持久力,更是一场严峻考验。优厚的安家补贴、创业贷款能解决初来乍到的难题,但三五年后,决定人才去留的将是城市产业是否能提供持续上升的空间。当各地的基础性补贴政策逐渐趋同,最终竞争必然回归到产业竞争力、城市治理能力和文化包容性这些“内功”上。
没有现代、多元、有前景的产业,一切人才政策都是空中楼阁。城市必须培育能够提供高附加值、高成长性岗位的产业集群,尤其是契合年轻人技能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大健康等领域。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谌新民对城市“抢人”有深入观察。他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新一轮城市“抢人”折射出中国城市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经济转型迫在眉睫,相关产业及其人才资源重要性凸显;另一方面老龄化趋势加剧、生育率下降,适龄劳动力人口难以满足城市需要。在此背景下,更多人才和年轻劳动力就意味着城市发展的更多动力。
此外,年轻人用脚投票,越来越看重城市的“软实力”和生活品质。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鼓励试错的创新创业环境、包容开放的文化环境,以及优质的教育医疗、便捷的交通、丰富的文化娱乐等宜居环境,对于年轻人的选择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

来源:新京报、第一财经、北晚在线、北京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