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5 大趋势将持续影响律师行业|iCourt

2025 年的法律行业，很难用“好”或“坏”简单概括。

一方面，律师人数持续增长、案件总量屡创新高，制度改革与技术进步不断释放新的变量；另一方面，基础业务承压、竞争加剧、收费逻辑松动，许多变化正在悄然改变行业运行的底层结构。

表面上的繁荣，与从业者的体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变化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多股力量同时作用的结果。供给端的持续扩张，规模化律所的加速集聚，企业治理规则的系统重塑，以及人工智能以「平地一声雷」的姿态对法律工作方式的全面介入，共同构成了 2025 年法律行业的现实图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业不再只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而是“机会出现在哪里、以什么形式出现”。

趋势往往在数据中显现，却在结构变化中生效。无论是律师数量的增长，律所规模的扩张，还是企业出海、新《公司法》与 AI 技术带来的连锁反应，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法律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分化加速、能力重新定价的阶段。理解这些变化的逻辑，或许比判断短期得失更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五个维度，通过梳理 2025 年法律行业的显著变化，总结出 2026 年，法律行业正在形成的关键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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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数量突破 83 万，行业竞争加剧

2025 年，中国律师行业仍处在一个显著的扩张周期之中。

数据显示，全国律师人数已突破 83 万人，相较去年同期约 75 万人的规模，增幅仍超过 10%。在宏观经济承压、部分传统行业收缩的背景下，这一增速本身就足以说明，法律行业的供给端仍在持续放大。

从案件数量来看，司法系统释放出的“需求侧信号”同样十分强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

2025 年 1～9 月，全国法院受理民商事一审案件 1895.4 万件，同比上升 37.45%；

受理首次执行案件 806.5 万件，同比增长 16.72%；

唯一出现下降的是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 80.4 万件，同比下降 11.61%。

表面上看，案件总量的大幅增长，似乎为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如果进一步拆解这些数据就会发现，案件增长并不等同于律师业务量的同步扩张。

在上述数据中，最高法强调有 57% 的当事人通过在线方式主动提交要素式起诉状，相关案件达 118.6 万件。这意味着在相当数量的基础案件中，律师不再必然参与前端流程，案件总量的增长并未线性转化为律师工作量和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执行环节的数据同样值得警惕。反映当事人胜诉权益实现程度的执行完毕率和执行到位率，分别为 39.54% 和 51.35%，和 2024 年的 40.13%、54.29% 相比均有下滑。

从数据本身看，执行完毕率和执行到位率波动并不算大，但叠加经济下滑的大背景，诉讼成功后执行率不高可能导致当事人进一步低估法律服务的价值，进而影响其付费意愿。

在律师人数持续增加的背景下，这种结构性矛盾只会进一步放大。

除了传统律师供给的扩张，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来自法律咨询公司。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全国经营范围包含“法律咨询”的企业已突破 43 万家；而到 2025 年 10 月，处于“存续、在业”状态的相关企业已达到 55 万家，增长率达 27.9%。

作为对比，截止 2025 年 12 月，全国律所数量为 46530，不足法律咨询公司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在大量基础性、标准化法律需求上，律师正在与体量更大、成本更低、营销能力更强的咨询机构展开直接竞争。

综合来看，2025 年的法律行业呈现出一个看似繁荣、实则拥挤的状态。律师人数持续增长，案件数量快速上升，但基础法律服务的获客和变现难度并未下降，反而在多重因素叠加下进一步加大。

在这样的环境中，单纯依赖常规案件、同质化服务的律师，生存空间将被不断压缩。更清晰的专业定位、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业务能力，将成为律师应对激烈竞争、穿越行业周期的关键。

百人律所达 670 家，规模化仍是大趋势

进入 2025 年，扩大规模、形成组织壁垒，依然是中国律所发展的主流方向。

根据中国法律服务网数据，过去一年，全国百人律所数量从 628 家增长至 670 家，延续了近年来持续上行的态势。尽管行业整体面临竞争加剧、基础业务承压等多重挑战，但在头部律所层面，规模化并未放缓，反而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

*数据统计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12 日

从区域分布来看，规模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广东凭借“双一线”城市的经济体量和市场活跃度，百人律所数量由去年的 93 家增长至 118 家，成为全国首个百人律所数量突破百家的省份。

北京和上海依然稳居规模律所的核心高地，百人律所数量分别为 74 家和 70 家，显著高于位列其后的江苏和浙江，后两省份分别拥有 42 家和 38 家百人律所。

整体来看，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仍然是规模所最为密集的区域，这既与高端法律服务需求高度集中有关，也与大型律所在品牌、客户和人才获取上的“强者恒强”逻辑密切相关。

不过，规模扩张本身并不自动等同于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一年，许多律所仍在持续“做大盘子”，但规模化同时也暴露出行业长期存在的一项结构性难题——

多数国内律所采取的是偏平台化的发展路径，团队协作和资源整合程度有限。

平台化本身并非问题，但如果律所无法为律师持续提供明确、可感知的平台价值，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削弱组织黏性，使律所沦为律师合规执业的“挂靠平台”。

在这种浅层合作关系下，律师与律所之间的价值交换空间有限，组织稳定性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环境和个体机会。一旦市场波动加剧，或律师个人发展受限，平台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便容易迅速下降。规模越大，内部协同不足所带来的管理成本和内耗风险，也会随之放大。

因此，2025 年摆在规模化律所面前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继续做大”，而是“如何把规模转化为真正的能力”。

如何通过更进阶的运营和管理手段，提升跨团队协作效率，放大品牌、资源与系统化支持的优势，同时尽量规避平台化模式的短板，真正实现 1+1>2 的组织效果，将成为规模律所在下一阶段竞争中的分水岭。

出海：中国律所的「第二发展曲线」

中国律所的出海进程，始终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高度绑定。企业走到哪里，法律服务的边界就被推向哪里，这一逻辑在 2025 年表现得尤为清晰。

从整体数据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出现结构性调整。

安永发布的《2025 年前三季度中国海外投资概览》显示，2025 年前三季度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2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107 亿美元，同比上升 4%，其中 Q3 同比增长 13.8%。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 3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7%，占比提升至 27%。

与此同时，中企海外并购总额达 298 亿美元，同比大幅上升 70%，超过 5 亿美元的大额交易数量翻倍增长，显示企业出海正在从“量的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工程承包与贸易数据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2025 年上半年，中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12.3% 和 11.4%，其中八成以上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尽管全球经贸环境波动加剧，但我国外贸总额仍实现 2.9% 的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东盟贸易及“新三样”等出口表现尤为突出。在“强化内需”与“高水平开放”并行的政策框架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从单点突破，转向更强调供应链韧性、本土化运营与数智化能力的系统性布局。

在这一背景下，法律风险与制度差异，成为企业出海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挑战之一。

《第一财经》发布的《中国企业出海竞争力指数报告（2025）》指出，在国内增长承压、外部关税壁垒抬升的双重背景下，全球化已成为企业寻求突破的“第二曲线”，而产业生态、价值观及法律制度冲突，则是企业面临的核心难题。

这也直接推动了涉外法律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9 月，中国律师事务所已在 3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207 家分支机构，涉外律师人数超过 1.2 万人。围绕企业和公民“走出去”，相关部门持续推进“涉外公证+领事认证”一体联办，法律服务正被系统性嵌入企业出海的基础设施之中。

法律行业出海，同样写入了国家的战略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和诉讼等机制。这一表述，将法律服务纳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经贸秩序的制度框架之内。

在国内法律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涉外业务正从少数头部律所的“增量选项”，逐步演变为行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对中国律所而言，出海不只是业务版图的外延扩展，而是一条同时具备现实需求与政策支撑的第二发展曲线。

新《公司法》实施，企业法律服务需求集中释放

2025 年，企业法律服务市场迎来一轮显著升温，其重要制度背景，来自新《公司法》的全面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5 年 1—9 月，全国法院受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审案件达 14.7 万件，同比上升 70.21%。这一增幅在各类民商事案件中尤为突出，反映出公司治理和企业内部关系正在进入一个高频调整期。

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股东权利义务、董事高管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多个核心条款进行了系统性修订。

相较以往，新法显著提高了企业合规运营的要求，也强化了公司内部责任边界。这种制度变化，并非简单增加法律风险，而是倒逼企业重新审视自身治理结构和经营模式，国内公司治理由此进入一个更加规范、透明、可追责的新阶段。

制度调整很快传导至企业的实际经营层面。从投融资和股权结构设计，到日常运营中的应收账款管理、合同履行和合规制度建设，再到劳动用工、数据合规以及 ESG 相关治理要求，企业在多个环节对专业法律支持的依赖度明显上升。

与此同时，在经营压力与行业洗牌加剧的背景下，破产重整、债务重组及相关解决方案类业务，也成为不少企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议题。

市场层面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探迹大数据显示，中国数据合规法律服务市场 2023 年规模达 85 亿元，占整体法律服务的 4.8%，2025 年预计突破 200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 53%，远超法律服务行业 10.7% 的平均增速。

此外，数据跨境流动、生成式 AI 也让合规需求激增，衍生法律服务市场规模超 120 亿元。从探迹大数据研究院可以获知，当前有超 10 万家企业需要合规法律服务。

总体来看，新《公司法》的实施，并未简单制造诉讼增量，而是推动企业法律服务需求由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

在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的表象之下，企业对法律服务的期待正在发生变化：从单点解决纠纷，转向在经营全过程中引入专业法律能力。这一变化，为具备公司治理、合规管理和综合解决方案能力的律师和律所，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

AI：平地一声雷

2025 年，人工智能已成为法律行业最不可忽视的变量。与其说 AI 正在“进入”法律行业，不如说，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法律工作的日常形态。

多项调研显示，法律人对 AI 的实际使用率正在快速上升。LexisNexis 在今年 4～5 月的调研中指出，中国内地约 88% 的法律从业者已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生成式 AI，较前一年明显增长；在美国等成熟法律市场，也有数据显示，近四成大型律所律师已在研究、起草等环节中引入 AI 工具。

结合 iCourt 全国 AI 大赛选手的反馈情况估算，中国律所实际使用 AI 工具的比例已接近 50%。无论在认知层面还是实践层面，AI 都不再是少数人的“尝鲜工具”。

AI 的突然爆发，给行业带来的三个变化：

1、AI 的普及正在放大行业内部的竞争差异。

使用率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差距的缩小。相反，AI 更像一把“放大镜”，正在加速不同阶段法律人、不同规模律所之间的分化。

对资深律师和头部律所而言，AI 更多被用作效率工具和能力放大器，用以支撑更复杂、更高价值的专业判断；而对初级律师、青年律师乃至部分中小律所来说，AI 却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原本用于成长和积累的空间。

检索、整理、初稿等基础性工作被显著加速甚至替代，传统“从基础工作中成长”的路径受到冲击，不同阶段法律人的成长节奏与竞争逻辑开始出现明显分岔。

二、客户认知变化下，法律服务价值正被重新审视。

AI 的影响并不止于律师内部，也正在改变客户对法律服务的理解方式。

当信息检索、文本生成等环节可以被工具低成本完成，客户对“律师是否不可或缺”的直觉判断被削弱，法律服务的必要性与价值边界开始被反复询问。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律师担忧，若在沟通中过度依赖 AI，可能削弱个人专业判断的可见度，进而影响信任关系的建立。更隐蔽的影响在于，法律人赖以建立职业认同的“专业不可替代性”，正在面临重新定义，职业尊严感由此受到冲击。

三、AI 时代，律所专业化建设面临新的命题。

在机构层面，AI 并不会自动带来专业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加剧“有体系者更强、无体系者更弱”的趋势。

未来，律所之间的差异，未必体现在是否引入 AI 工具，而在于是否能围绕特定领域、特定业务场景，将 AI 有效嵌入既有的专业方法、质量控制与责任机制之中。专业化建设不再只是人才和经验的积累，更关乎对工具边界、流程协同和风险责任的系统化设计。

总体来看，AI 并未简单取代法律人，但正在深刻重塑行业内部的能力结构与分工方式。2025 年，真正的分化不在于“用不用 AI”，而在于谁能在工具普及之后，继续构建清晰的专业边界，并在效率提升之外，提供不可被算法完全替代的判断、经验与责任承担。

结语

回看 2025 年法律行业的这五个趋势，可以发现，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同一条逻辑线上逐步展开。律师数量持续增长，律所规模不断放大，企业治理规则重塑，出海需求升温，以及 AI 对工作方式的深度介入，共同指向一个现实——行业仍在扩张，但扩张的红利正在快速分化。

在这一阶段，单纯依赖案件数量、个人经验或路径惯性的增长模式，已越来越难以为继。无论是律师个体，还是律所组织，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外部环境是否“变难”，而在于自身是否具备适应结构变化的能力。

市场正在更清晰地区分不同层次的专业价值，也在重新衡量法律服务在效率、结果与风险之间的权重。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法律行业不会迎来剧烈的整体下行，但“平均水平”的生存空间将持续收窄。机会仍然存在，却更多集中于具备明确定位、系统能力和长期投入意愿的参与者。

对行业而言，这既是一轮压力测试，也是一场重塑秩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