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
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如何，中国经济有哪些新动向？
地缘竞争日益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关注点，这既涉及传统的经贸，更包括人工智能等创新领域的博弈。资源禀赋、规模经济、交易成本是国际贸易与全球产业链的三个决定因素。其中，资源禀赋和传统理解的比较优势有关（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自然资源）；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主义措施等；对于美国关税的影响，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新的地缘形势下，以内部循环为主体、内外部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呈现一些新的动向。
内循环方面，实体经济供给改善、需求疲弱的态势持续，但股市显著上涨，主要源自风险溢价下降。金融周期下半场，去杠杆带来超额储蓄，资金向市场预期改善驱动下的风险资产倾斜。另一方面，近期数据显示，外循环闭环的新模式初露端倪，过去中国出口消费品给美国，对应的对外资产通过持有美国国债形成；新动向是中国向新兴市场和带路国家出口资本品和中间品，用于当地投资，对应的对外资产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出海投资等形成。2025年美国增加关税起到加速这个变化的作用。实现内外部循环相互促进的两个关键点是创新发展和提振内需，以充分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DeepSeek的突破是市场重估中国创新能力的触发因素之一，提升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规模定律意味着AI大模型研发现在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AI应用能否带来更广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围绕创新发展，中国需要更加重视需求。提振消费需求不仅促进宏观平衡，也改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市场环境。财政扩张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一个有效抓手是化解债务负担，中央层面的债务增加，可以协助地方政府降低债务负担。针对个人债务负担问题，财政扩张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消费需求。尤其是以生育、养育、教育等民生问题为导向的财政支出，包括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
历史经验显示，科技进步既增加了改善社会保障的必要性，也为此提供了资源。后者在宏观上体现为总供给相对总需求的过剩，财政扩张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就是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
二、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
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如何？增长的动力和挑战分别来自哪里？
2026年，中国经济有希望保持5%左右的增长，经济运行将稳中有进。从外部环境看，在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张的推动下，全球贸易环境有望得到一定恢复。虽然对美国的进出口增速继续下降，但对欧盟、东盟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将持续增长，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继续扮演出口“压舱石”的角色。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和中高水平的出口商品结构所形成的韧性，将推动出口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25年，内需增长承受了较大压力。房地产市场持续低速，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至-15.9%。基建投资增速不断走低，已出现阶段性的负增长。在出口和生产的推动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则相对稳定。外商投资下降幅度较大带动了民间投资降速较快。由于居民就业承压和收入增长放缓，加上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动力明显不足。2026年，逆周期政策将加大力度维稳房地产，推动投资回升并进一步刺激消费，内需将逐步趋向改善。尽管食品价格总体下行，全球原油供应过剩预期较强，但在上游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和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之下，核心CPI在2025年下半年稳步上行，PPI同比负值稳步收窄。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尤其是货币政策针对性调节下，2026年物价形势将进一步改善，通缩压力逐步减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升市场“含科量”，宏观政策大力开创宽松货币金融环境，资产配置需求产生重大趋势性转变，类平准基金史无前例地呵护市场，监管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中国股票市场的“春天”正在到来。2026年，中国股票市场将较好地发挥直接融资的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升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促进居民消费倾向回稳。2026年，宏观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财政赤字率和赤字规模都将在2025年的基础上合理扩张，国债发行规模将加大，继续落地地方化债举措，保持财政支出力度不减有增，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有可能超13万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实施，为保持充裕的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央行有可能会继续降息降准，可能会调降政策利率10至30个基点，调降准备金率约50个基点。
三、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中国如何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样理解灵活高效的政策协同？
适度宽松包含两个层面的重要政策指向：一方面，基调是宽松的，为宏观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营造积极、正面的货币金融环境；另一方面，节奏、力度是适度的，以激活经济潜能为目标，整体给力但仍保有一定余力，以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变化为参考，审时度势、相机抉择。预计2026年货币政策将通过更充裕的流动性、更顺畅的传导机制，以及更精准的结构性工具组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为促进需求修复、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支持实体经济有效增长输入坚实有力的货币金融助力。综合考虑全球降息外部环境和实体经济内部需求，中国政策利率与准备金率均存在进一步下调空间，市场普遍预期2026年或将降息20个基点左右、降准50个基点左右。同时，“灵活高效”的提出，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在宏观政策体系中承担更重要的协同角色，与财政政策共同提升治理效能。在财政政策强调“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背景下，货币政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信用条件、提升信贷投放意愿等方式，将进一步放大财政支持扩大内需、激励科技创新，以及定向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效果，使金融资源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抵达实体经济，进而放大政策协同的乘数效应，将金融五篇大文章做到实处。总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跨周期配置与结构性工具精准发力，将成为2026年稳定宏观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重要力量，也将为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持续支撑，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货币金融条件。
四、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丁爽：
2025开启强人民币政策元年
从“强美元”到 “强人民币”政策。1995年，时任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提出，强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由此开启强美元政策，此后多届政府均延续这一政策。强美元政策的意图是，即使在美元发生贬值时也能防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否则，在美元贬值时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以补偿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从而增加美国政府和美元借款人的偿债成本。实践中，尽管美国政府口头上支持强美元，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支撑美元价值。政策目标似乎在于让美元看上去像“强势货币”，从而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并维持较低的债务融资成本。美元贬值时期，美国政府往往听之任之，其原因在于美元贬值有助于增强美国出口竞争力。这种基于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储备货币这一独特地位，嘴上说要强美元，但实际行动上往往放任美元贬值的做法让美国受益匪浅。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之后的10年中，中国外汇政策的重心似乎是保持外部竞争力。1995至2005年间，人民币实际上盯住美元，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维持在8.3左右，这也是200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升至6%以上，并在2007年达到近10%峰值的原因之一。在2005年国家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步入近10年的升值期。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中至2010年中期间，人民币又重新盯住美元，但2005年中至2015年中的10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仍达到26%，名义有效汇率（NEER）升值幅度达到46%。2015年8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以来，人民币汇率更多呈双向波动趋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在6.25-7.35区间内波动。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可观，近五年平均占比为2%左右。与此同时，资本流出—包括近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反映企业为应对关税战的冲击将部分产能迁至境外—大体上抵消了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在略高于3万亿美元的水平。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2025年初，习近平主席在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时，进一步阐述了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包括：（1）强大的货币；（2）强大的中央银行；（3）强大的金融机构；（4）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5）强大的金融监管；以及（6）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国家决策层将“强大的货币”列为建设金融强国的第一核心要素，实际上开启了强人民币政策的时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担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而近期地缘政治局势（特别是美元武器化的风险）似乎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探索建立几种主要货币（包括人民币）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近期的政策表态再次明确了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政策议程。在2025年6月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央行行长潘功胜指出，欧元和人民币有望在多极化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避免过度依赖单一主权货币，从而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韧性。“十五五”规划（2026-30年）建议稿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要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四五”规划中相应的措辞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编者为学者、财经媒体人）■
【公众号简介】
2025金迈平——观改革之本，探经济之道，以理性之笔，书写改革答卷
《 2025金迈平》是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度解析平台，以专业视角洞察政策前沿，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秉承“观改革之本，探经济之道“、 “以理性之笔，书写改革答卷”。旨在成为政府、市场与公众的桥梁，通过严谨分析与创新思维，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