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述评:一个反思

诸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教育学框架下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产品的研究。它视职业教育为服务和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即一种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产品。它在教育学的分析范式下，针对实务问题，围绕教育系统的各结构性要素，如职业教育体系、模式，教育教学手段、技术，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保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进行分析提炼。研究涵盖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核心是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在具体的领域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别比较，呈现职业教育本身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的重点旨在提出具体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

另一种是国家治理框架下的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它视职业教育为研究公共治理的场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研究多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分析框架与分析概念对职业教育治理进行解读与分析。宏观上，此类研究将职业教育治理放在国家发展的宏大目标中，讨论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对其发展规模与速度的影响，职业教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等；中观上，用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等公共行政学理论分析框架，以组织为分析单位，在组织间关系中讨论治理模式及其运作；微观上，以个体院校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办学取向与内部治理结构与机制策略等，重在讨论行动中的组织，院校建设中具体的行为策略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等。也就是说，第二种取向所指职业教育治理，既包括国家治理框架中的教育行政，也指具体的职业院校内部管理和建设。

第一种取向的研究占职业教育研究的主体，提供了各个面向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具体建议，本文着重探讨基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第二种研究取向。原因如下：其一，职业教育其本质是准公共产品，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效的职业教育服务供给。简言之，职业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研究探索职业教育规律，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了解教育问题背后的管理原因、制度原因，是职业教育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二，对策研究面向实际任务提供了诸多可操作的实务策略，但正如公共行政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的反思所言，研究被实践者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牵引，在当代问题中跳来跳去，难以形成累积性的知识基础。而过于关注实务细节，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抽象思考，也会极大影响研究指导实践的能力。因此，围绕研究问题，对职业教育实践予以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解释，以此进行“知识生产”并不断积累，形成一以贯之的研究脉络，更有助于积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其三，职业教育研究要回应所处的时代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供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在研究概念、研究范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大量的、规范系统的高品质研究，以此建构既富公共性又富中国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总之，大到国家治理，小到具体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善政良治都是职业教育研究者所应持有的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

对职业教育研究现状的分析需要先对职业教育研究文献做一粗略的梳理，再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依据、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主要的分析概念、理论框架等要素进行分类并提炼其特征。不过，职业教育的研究在学术资源库中体量较大，因此，在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上，将实践发展的阶段划分作为研究情况分析的时间坐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91年，为其奠基阶段；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至2013年，为规模化发展的第二阶段；2014年至今为内涵式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划分区别于以具体的教育技术发展或教育改革重点变化为依据的划分，此三阶段划分更匹配于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视野更为宏大，也更能回应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教育政策变迁。

因此，搜索文献以1992、2014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以中国知网为主要的文献资源库，以“职业教育”加不同的关键词为主题词，进行了初步的检索。为保证所选择研究作品的质量，仅勾选了核心与CSSCI来源期刊。选择时间段为1992—2021年，检索具体数据见表1。

表1中不同的主题词自动检索出的文献分别占以“职业教育”为主题词检索出的文献总量的比率如图1所示。

粗略的检索显示，截至2021年1月29日，研究的体量上以职业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和职业教育合作为主体，而第二种取向即职业教育治理的讨论相对较少，即使加上可能与治理相关的分析单位如组织或讨论组织之间关系的合作，相关研究文献在总体研究文献中占比也较少。

其次，研究集中于内涵式增长阶段。从图2的阶段性文献数量比较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治理主题的研究一共检索出997篇文献，但903篇集中在2014—2021年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调，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在近几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尽管绝对数量不多，但已逐渐形成这一脉络研究的基础，并有所积累。关于职业教育教学、教师队伍等研究则逐年稳步增长，而关于人才培养的研究两个阶段数量相差无几，但由于第二阶段较第一阶段时间少了十几年，说明在内涵式增长阶段，人才培养相关议题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讨论异常丰富。

职业教育日益强调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职业教育研究也被赋予更多期待，职业教育学界在跨学科研究上开始各种尝试。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分析概念出现并运用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扩大其运用的广度和深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面向。

一是对职业教育治理的价值理念、内在逻辑展开的规范性研究。此类研究指出了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讨论中国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价值理念及发展进路等。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治理现代化是提升职业教育供给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保障，而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就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治理能力。基本的观点是中国的职业教育治理要立足本土，要从“传统”走向“现代”，注重质量和效率。此类研究多从应然的角度描绘了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理想图景，并提炼了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结构性要素和特点。

而职业教育治理的内在逻辑亦是讨论的重点。研究认为，可从政策制订主体、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角度，将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区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套用地方政府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职业教育治理的深层制度逻辑被认为是中央政府通过官僚体制和运动式治理机制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地方政府通过变通执行方式和共谋应对方式维护地方政府利益，社会公众通过有组织参与方式和无组织参与方式维护自身利益。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等三大主要行动主体之间利益的博弈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变迁的重要动力。

二是对治理理念的移植。行政学意涵上的治理，更多地指向追求多元价值目标，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价值取向。由于职业教育面向行业，注重产教融合，天然地与“多元共治”“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等概念要义恰适，很多研究借用上述理念分析职业教育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多中心”理念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应该形成“有效政府—有为学校—有责企业”的互动关系，明确政府、学校和企业的角色定位，要学习香港地区政府、产业界、职业教育机构和学员多元共治的治理实践，企业应该通过关系嵌入等方式融入职业教育网络组织，推进职业教育网络治理。“协同治理”更是被广泛应用到职业教育的集团化办学与产教融合的研究中。研究认为，协同治理具有多元主体、权责利明确等多重优势，是提高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效的重要途径。而产教融合就是要实现包括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重要利益相关者合作下的协同治理。职业院校应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机制。1+X证书制度要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协同治理路径。还有诸如多层级治理被用于大湾区的职业教育合作体系构建，整体性治理理念用于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的讨论等。这一类研究的努力在于解析相关理念，分析其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恰适性，并以此框架构建职业教育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成了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主体。

三是运用基于公共行政实践形成的中观理论与分析概念解读职业教育实践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基于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形成并在公共行政学界受到热议的解释因果机制的分析概念，如“项目治国、文件治国、运动式治理”等。这一类研究较为小众，多用多案例比较或单案例深描的方式，解读职业教育研究中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这类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诠释问题背后的因果机制。职业教育领域的“项目治教”形成了系列讨论。研究指出，项目制是政府财政项目制的延伸，通过项目，政府外在激励与高职院校内生动力得以聚合，有助于整合高职教育资源。但运行过程中竞争机制的有限性却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项目”的引领、协调和吸附作用。“项目制”的事本逻辑与科层制的政绩逻辑的冲突，使得“项目制”在促进高职院校加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忽视教育的长期性、过程性、普惠性等负效应。

案例研究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采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的研究。职业教育治理如同其他公共事务，都离不开公共政策等治理工具。对33份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Nvivo编码分析，发现政策工具存在整体结构有待优化、多主体共生协同治理不均衡等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对16个省市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中的政策工具偏好高强制性、中直接性、低自动性、低可见性，不同政策工具选择偏好呈现不同的绩效特征，要强化政策工具的组合利用、加强政策工具的主体参与及优化政策工具的制度环境。此类研究显然在研究方法上拓展了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领域。

而对策研究仍然占大多数。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对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的讨论。研究者提供了各种职业教育服务乡村的对策，如以培养乡村技术型人才为逻辑起点，通过技术知识给予、技术文化滋养、技术伦理规约和技术治理路径的逻辑整合，实现乡村振兴。面对新的反贫困治理形势，职业教育需要明晰与突显类型属性特征，做实贫困风险群体的职业精神培养、做强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提升贫困风险群体的社会关系质量，对接脱贫地区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兴旺与城乡融合。要建立开放融通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为乡村精英创造良好成长环境，等等。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关键在于发挥职业教育赋权增能的优势，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能力。此类研究显然有着回应现实的强烈使命感。

表2对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大致梳理，类型划分的界线并不严格，但亦可呈现一个简略的职业教育治理研究脉络与图谱。作为参照系，便于进一步讨论。总体来看，研究工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治理研究在内涵式增长阶段的突飞猛进，体现了职业教育研究紧跟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动态，充分运用了公共管理、公共政策领域的新理论、新概念，逐渐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路径，即使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也至少形成了局部热点。

二是治理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面向非常广，从体量上的确显示职业教育实践和研究分量日增的现实。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还是微观层面的院校建设，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文本分析，无论是服务供给还是治理能力，在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拓展和尝试。

三是研究作品的质量相对提升，职业教育的学术期刊越来越接受注重学术规范、具有问题意识的治理理论框架下的实证研究。且有许多研究作品来自国家社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等研究课题，也就是说，治理框架下讨论职业教育是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的，既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路径，也是必然的研究范式选择。

尽管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开启了职业教育跨学科研究的尝试，但不可否认，研究还需在作品评价上不断开展学术自省和研究反思，以促进这个领域的学者形成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建立基于共识的学术审美，激发更多优秀研究作品的产生。

从研究作品评价的角度，基于社会科学的一般学术规范，上述研究还需反思以下问题。

其一，我们看到治理研究涉猎甚广，几乎用到了公共管理领域时兴的各种理论，但正是如此，在职业教育治理的研究上缺乏焦点，对于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是职业教育治理领域的“大问题”，并未形成共识。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比较突出，无论在哪个研究议题、理念框架下的讨论，都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有延展性，不断进行知识增进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脉络。同一研究脉络下的知识增进，更有助于这一领域知识的深度理解。

其二，拿来主义的做法也造成了研究在使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概念上存在简单移植、随意套用、甚至滥用的现象。很多研究用其概念，或直接移植，只求形似未谋神似，并未还原其逻辑又或者只为用词的新奇替换其概念。少数研究结合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搭建分析框架，解释、解读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少有根据职业教育领域的治理实践形成的原创的中观或微观理论及分析概念，对于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指引与解释作用有限。

其三，整体而言，研究要么关注从理论到理论的宏观价值理念、治理框架的规范性讨论，要么关注实务的细节或技术性操作手段。规范研究与对策研究占多数。规范性研究多从应然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对策研究强调经验总结，提出具体的操作性路径。也就是说，一方面，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缺乏实践基础，无法体现“中国性”，难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而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出自中国的治理实践。另一方面，拘泥于具体实务问题的对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难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形成清晰明确的研究脉络，不利于知识的增进。简言之，缺乏能解释本土的职业教育实践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能形成中层理论的关注因果机制的研究作品。

其四，研究类型和研究偏好的影响，使得治理研究选择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文献法和思辨型的理论分析或已有经验总结的方法等占比较大，有少数研究运用了单案例的深描或多案例的比较，还有少数研究专注于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这些尝试丰富了此领域的研究，但应用还不够深入也不够普遍。

尽管从治理视角讨论职业教育议题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丰富，但在职业教育整体研究中仍属小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更是职业教育发展和革新的基础，是职业院校内涵建设、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保障。此方面的研究无论从质或量都应提升至与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意义相匹配的高度。

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究竟是什么？职业教育治理又可以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提供什么样的注解？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基于实践的高质量研究作品。通过上文对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对于研究作品的评价还未有统一和达成广泛共识的评价标准，但以“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立足现有研究，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治理研究”以及“什么是好的职业教育治理研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知道是否有缔造某种新事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要用实证的方法论证其存在”。尽管社会科学各学科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证理论范式，但实证研究已形成普遍性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职业教育研究也应更多地鼓励和倡导实证研究。如同约翰·怀特（JohnDWhite）使用实证主义标准对1981年与1984年公共行政学博士论文进行评估的结果。就现状而言，职业教育治理领域实证研究的数量大大增加，但仍然显著少于非实证研究，且目前的实证研究作品也并不符合严格意义的实证主义标准。关键在于许多职业教育的讨论，既非实证研究也非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研究，有部分文献甚至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如，没有理论预设，没有说明方法和理论框架，缺乏问题意识。

这里说的研究问题，基于现实问题，但并非实务问题、操作性问题，而是在理论预设下经过抽象提炼的研究问题。具有问题意识的研究，其重点在于解释现实问题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职业教育研究应该摆脱倾向具体对策研究的现状，尤其在职业教育治理研究领域增强问题研究意识，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提升问题研究的能力，将提炼与建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作为学术旨向。

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并非强调研究取向的单一。公共行政学者杰·怀特（JayWhite）曾提出实证、诠释与批判3种研究取向。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治理的故事既可以是诠释的，也可以是批判的，既可以是验证的，也可以是求解的。基于不同逻辑的研究路径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所研究事物的认知和理解。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提高行政控制结果的稳定性，而解释主义的研究，则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人行为之下隐含的意愿与行为逻辑，批判研究则在评估和纠错方面具有优势。无论选择规范研究，抑或实证研究，都要符合所选择研究取向的研究标准。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根据研究问题与自己的专长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想要说明的是，关注研究方法不是说研究者要成长为方法论的专家，而是说掌握某类研究的原则、规范和操作要点，是提升研究质量的基础。

好的学术作品始于好的研究，好的研究始于好的研究问题。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需要关切现实，要提“真”问题。“真”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问题来源于真实的职业教育治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讲，职业教育就是讨论如何通过好的职业教育产品与职业教育服务的提供更好地满足公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很多时候发现研究问题的灵感就在一刹那，但这短暂的一刹那都来源于长期的对职业教育管理实践的观察。过往的研究经历反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研究问题产生在调研过程中与实践者的深入访谈中，产生在各种场景的参与式观察中，产生在与行政官员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座谈交流中。只有沉浸在真实的实践场景，才有可能发现有意思的“反常识”现象，进而提炼研究问题。

二是研究问题的提出必须经过对已有研究文献深入系统的梳理，扎实的文献述评是提炼真问题开始理论对话的基础。只有仔细地分析已有研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发现其可能存在的知识增进的空间，才有可能提出真问题。无论是修正已有理论抑或是带来新观点、增加新洞见，系统可信的文献回顾都是研究的起点。我们发现，职业教育治理的许多研究没有理论预设，为了文献述评而述评甚或没有已有文献的梳理；有的研究所选文献偏离研究问题或是过于庞杂，或是与后续研究问题的提出没有逻辑关联；有的研究文献梳理时对已有理论与概念进行误读，或断章取义地引用，或自创概念地自娱自乐；很多作品读起来似曾相识。这些问题都会阻碍研究问题的发现。实际上，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深入的知识梳理，不仅是提出研究问题的前提，也可以展示该研究所处的知识脉络与位置，为后续研究指引方向。

好的研究问题并非等同于给旧问题套上新的经验材料，或者用高级复杂的研究方法验证常识，或者用新奇生僻的概念去老生常谈。职业教育治理领域的研究多直接套用照搬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概念，缺乏基于中国本土的职业教育实践而形成的原创理论。身处复杂而独特的中国组织文化情境，职业教育研究者自然应该深入中国情境，挖掘丰富、精彩又独特的研究素材，以“局内人”视角了解被研究者的意义建构和思维方式”。这既是使理论构建更具准确性的一种努力，也更有助于形成本土理论。许多优秀的公共行政作品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贡献了相当多强调中国情境的本土理论，如压力型体制、企业型政府、行政发包、项目制、运动式治理等。这实际上要求很强的概念化能力，研究者需要在准确理解西方理论来源的基础上，考虑中国情境提供的新的假设条件或其隐含的独有意义，结合本地知识，进行概念化。

由于中国的教育行政组织处在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与社会发展阶段下，具有极其独特的组织特征，来源于西方实践经验的理论模型无法准确解释中国的组织现象。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理政，包括教育治理，“既不是按照‘西方’理论体系来解构中国，也不是在西方理论体系内部建构反西方叙事策略”，而需要在政治制度、治理机制抑或治理能力等层面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需要深入中国本土进行观察、体悟与建构，彰显“中国性”。无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治理理论，解释中国职业教育的治理实践，也是理解中国之治的路径之一。

好的研究不仅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更应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任务一样，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目的也是要发现和解释真实实践。即，寻求因果关系应该成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就主流的实证研究而言，无论涉及的领域与风格如何不同，都需要有经验资料的梳理与总结，以此运用经验资料验证理论。而理论研究范畴的解释性研究，通常也需要发现基于案例材料的实践悖论与困境，以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通过案例材料，推出新逻辑或抽取出新的思考维度。简单来说，比较主张“进入情境，发现问题；体验观察，理解事实；解构重组，构建理论”这样的知识获得路径。

发现“实践的逻辑”就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即，积累从中央到地方的职业教育行政主体，进而到院校的真实的治理实践与具体运作，发现隐藏其后的行为逻辑，不断加深认知，以此建构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解释。组织行为或可作为职业教育治理中寻求因果机制的切入点。无论中观层面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还是微观层面的院校建设行为，“组织”都是其具体的观察单位。而议题也尤为广泛，从组织结构、组织角色、组织间关系到组织行动策略与运作逻辑等，既可以开展理论范式的解读比较，也可以进行具体的案例解剖。在解释组织现象的研究中，案例研究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仅可以用来检验理论，也可以如艾森哈特教授所言进行理论构建。“将案例研究所强调的对于真实世界动态情景的整体全面的了解与归纳式思考过程整合在一起，”回答从案例中所发现的与现有理论研究存在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除案例研究外，参与式观察、访谈、民族志、焦点小组、文本分析等方法也被经常用到。经验材料非常重要，它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它不仅仅是研究问题的来源，它更为作者提出新理论、新解释提供足够的支撑。

总之，职业教育的跨学科研究仅仅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研究作品的反思是提升研究质量、规范研究作品的必然路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治理理论终将在高质量的研究作品中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