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ford M. Convergence in macroeconomics: elements of the new synthesis[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09, 1(1): 267-279.

许文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xuweny87@163.com）

M. Woodford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大牛。可能金融专业的学者对M. Woodford教授很熟悉，他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是最流行的货币经济学textbook之一。最近，国际上的大牛们对宏观经济学的争论非常激烈，但是，无论是谁，矛头指向的均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方法论——DSGE（O. Blanchard将其称为DSGE帝国主义）。宏观经济学可不止方法论一个方面。今天就来看看大牛M. Woodford教授的观点。顺便提一下，远在大洋对岸的M. Woodford教授，非常兴奋此文能在中国传播，他说无论这篇论文的中文版是在期刊上传播还是在网上传播都要告诉他，他会为此感到高兴。

虽然宏观经济学中仍有大量问题和观点存在分歧。但是，相比于过去，宏观经济学家对于宏观经济学中一些根本性问题已经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

在20实际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总是在争论经济机制的重要程度和方法论问题。20实际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宏观经济学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后面经常提到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派之间。这些争论不仅仅局限于“IS曲线”和“LM曲线”，或者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两个学派对经济学构想存在不同。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利用结构计量模型来预测政府政策的短期效应。而货币主义者则更强调经济理论对长期结果的预测。因此，货币主义者嘲笑凯恩斯主义者的“微调”理念。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则转向了新古典学派和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古典学派似乎是货币主义者的新身份，他们只是利用当代工具去论证货币主义的主题。新古典主义与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均从事短期波动的结构模型构建工作，且他们与凯恩斯主义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他们都追求宏观模型的内在一致性，他们也在模型中融入了跨期一般均衡结构。因此，宏观经济学家之间的核心争论不再是精确建模短期动态，而是开始关注宏观模型的内在一致性。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最近10-15年，宏观经济学出现了非常多的共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M. Goodfriend and R. G. King，1997发展了一个新的综合，他们称之为“新新古典综合”）。

现在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取得了以下共识：

第一，宏观经济分析应该采用具有一致跨期一般均衡结构的模型。这使得在一个一致的统一框架中分析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成为可能。但是，需要注意地是，不同问题要选用不同模型要素。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不再被分割成完全不同的原理，在加总经济模型中也引入了家庭或者企业，或单个市场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学派和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学家的方法论已经变成了主流（Prescott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实际商业周期方法论与宏观经济理论进展》就是在阐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流性及其进展。本文以授权在香樟2016年10月1日推送）。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波动结构模型，相反，他们的模型结构被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所吸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主流模型的核心仍然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可见Lucas and Sargent，1978）。现在的DSGE早已与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早期RBC理论学家们坚持的完全竞争、灵活价格/工资的设定不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在其中引入了许多不完全性和摩擦。

第二，基于计量经济检验的结构模型，宏观经济学对政策的定量分析还是令人满意的。用于结构模型的计量估计方法和反事实政策模拟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组成部分（最近，Acemoglu et al.（2016）在JPE第1期上的文章中就用了这两种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凯恩斯主义仍然盛行（也可参见CEE（2005）、SW（2003,2007）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强调利用估计的结构模型来进行政策分析；第二，他们想开发一个模型来为宏观变量的演化过程提供一个完整的定量描述。

尽管如此，当代经验宏观经济学与战后宏观计量建模还是在许多更深层面上有所不同。在过去，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经常被“拟合优度”所决定，而不太依赖于经济理论。但是，现在的经济结构关系是从家庭或者企业的最优化决策推导而来。这并不是说以前的都不好，至少像AR和VAR这些计量方法现在仍很重要。因为利用这些计量方法刻画的数据特征与结构模型具有互补性（现在，很多英文paper都是先用计量方法提炼出经济的事实特征，然后建立结构模型来解释，但是国内视乎还没有这种形式，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估计的结构模型进而可以用来进行反事实的政策分析。目前的结构模型并不只是用于预测，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agent的行为与总体变量、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关系特征。

在局外人看来，宏观经济学家确实对方法论有许多争论。但是这并没有掩盖对一些基本方法问题的共识。利用“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的人都觉得“定量理论”非常重要。他们都能接受数据特征与结构模型之间的差异，也对结构模型有相似的理解。

第三，内生化预期非常重要，尤其是政策分析中，解释备择的政策方案所形成的不同预期非常关键。（这一点就不多解释了，去看看Lucas批判吧，见Lucas（1976））。

第四，实际扰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现在已经很少假设：商业波动由货币政策外生冲击引起（这一点也是P. Romer教授最近一篇批判文章的指责点相关）。正如Alitg et al. （2005）（VAR模型）和SW（2007）（DSGE模型）的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的外生扰动只能解释经济波动的10%左右。

我所指的“实际扰动”，不仅仅指“技术冲击”，还有偏好冲击、政府政策冲击等。但是这些论断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解释无关。目前的DSGE模型中引入了大量的摩擦（价格粘性、工资粘性以及其他的粘性信息等）都依赖于系统性货币政策。因此，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设计来提高经济稳定性仍然十分重要。

第五，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反通胀政策取得成功之后，大家都同意央行确实能控制通货膨胀，且他们有责任将通胀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从这个观点来看，货币主义者战胜了战后凯恩斯主义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DSGE中，货币政策比不能完全与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等同起来。

目前，宏观经济学中最明显的分歧在于，“纯科学性”（很多学者也称之为“理论纯粹性”）和“应用性”的视角差异。这也导致了对宏观经济学进展的不同评价。在局外人看来，这的确是很大的分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备择的方法或理论能更好的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这也是很多宏观经济学家的观点，例如Blanchard、Prescott等）。

有一些人批评宏观经济学不够关注“科学性”，而另一些人则批评宏观经济学太过于关注“理论纯粹性”。那些持有“理论纯粹性”观点的人说，目前的DSGE方法在政策分析中不够严谨，不够有效。但他们又没有提出另外的可用模型。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指方法论上的收敛，而不是说所有的宏观经济问题都被解决了。

在Mankiw（2006）看来（Mankiw, N. G. (2006),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4), pp.29–46.这篇文章也非常有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家太关注于“科学性”，而忽视了“工程师”的作用。因此，他指出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没有对业界宏观经济学家产生任何影响。学界的宏观经济学家非常失败。而且Mankiw说目前联储所使用的模型落伍了。的确，联储的主要政策分析模型——FRB/US model——是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并吸收了大量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一模型出现在目前DSGE复兴之前。这已经与现在的学术研究成果严重不相符（F. Brayton et al., 1997）。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模型被许多央行构建出来，例如加拿大的QPM、新西兰的FPS，它们都强调内生预期和长期动态与均衡模型的一致性。

最近十年来，许多学术文献既关注理论一致性，也注重经验检验。央行主导了将学术成果融入实践模型中的工作。例如，IMF的GEM、瑞典央行的RAMSES、欧洲央行的NAWM、挪威央行的NEMO。这些模型都说明了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共识，而且可以利用校准和贝叶斯估计来匹配数据。

当然，宏观经济学中确实还有大量问题和分歧有待解决。但是就目前来讲，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富有建设性的探讨越来越多，且会持续推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香樟经济学术圈

本期小编：汪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