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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秦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 ——以关天地区为中心秦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 ——以关天地区为中心 贾强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西安） 摘 要：关天经济区包括了陕西关中平原及甘肃天水地区，区域内秦文化遗存丰富，见证了赢秦族的西迁与春秋之后秦国“九都八迁”的宏大过程。秦人从天水越过陇山而向关中挺进，由小到大，由弱及强，由强而盛。具有包容与创造力的秦人精神和秦文化，对关天地区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机遇。利用独具一帜的秦文化资源，打造关天地区文化品牌，彰显华夏文明，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将对关天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关天地区秦文化资源整合思考 商周以来，赢秦祖先奉承“在西戎，保西陲”[1]的历史使命，从东海之滨一路西行，经关中到达陇东地区。秦国初兴始于陇东地区，传统意义上将该区域一并称之为天水地区，实际上其涉及范围包括今天水以外的陇南地区礼县、西河一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立国，成为可与东方诸国互通聘享之礼的诸侯国。此后近600年间，为了拓展其发展空间，秦人逐步向东翻越陇山向关中迁徙，先后经历西犬丘、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在内的“九都八迁”，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及强的过程，完成了从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到以地缘政治为核心帝国的转变[2]。 秦“九都八迁”的活动区间在关中和天水地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围绕考古学界对有关秦文化遗存的诸多发现，一个尘封于黄土之中的强秦文明历程正在清晰展现。历史给关天地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国务院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将关天地区打造成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这对于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加强区域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3]。本文通过秦文化遗存的回顾，重点探讨关天地区秦文化资源整合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一、天水地区早期秦文化资源整合 自20世纪20年代起，学界即关注对秦人史迹的探讨，但多从文献中觅踪。囿于文献记述上的某些阙如，秦人历史发展的一些关键瞬间或多或少有些模糊，考古工作便成为解读这段历史的重要手段。随着秦兵俑发现，重启秦文化探索之路以反向追踪的方式首度对秦咸阳之前的另一处早期都城——雍城开展持续考古工作，从此便逐步揭开了早期秦国神秘面纱，成为向西追踪更早秦人足迹的重要一环。本世纪初，以陕甘两省文物考古研究单位为基础，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共同组建“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在总结以往秦文化历史研究，考古调查、发掘与保护工作成果与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开展秦文化考古工作的规划，倡导“考古先行、主动介入、加强保护、充分利用”的工作思路，使秦文化考古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补充了陇东地区秦文化的遗存分布与丰富内涵[4]。至此，关天地区现阶段全面整合秦文化资源的契机已成雏形。 简单来说，秦人在关天地区活动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两条线和一个面，即商代末期起源于东海之滨后，经关中向陇东的赢秦西迁这一条线；春秋早期秦襄公立国之后秦国逐渐东迁并最终到达咸阳的“九都八迁”的另一条线，以及由此而形成秦文化在这一区域分布的一个面。以下按照自西而东次序归纳梳理秦人东迁一线的秦文化遗存发现、研究与展示利用现状。 秦第一处城邑：以西犬丘为核心的文化遗存在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确认早期秦文化遗址38处，并发现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5]。在西山坪遗址相邻的鸾亭山山顶发掘了与早期秦人时期的“西畤”有一定关联的西汉皇家祭天遗址。在大堡子上发掘出两座“中”字形秦公大墓，并相继发掘了圆顶子山等地贵族墓地[6]，发现一座面积达50万平方米、年代属于春秋早期的城址，发掘出类似“府库”形制的大型建筑和“乐器坑”1座，出土了青铜钟、鎛等重器[7]。大堡子山被推断为西犬丘的新城所在[8]。 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戎文化遗存遗址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发现于1947年，1982年、1983年的两次发掘。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同时发掘了东周时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遗存，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2012年7月，由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为研究早期秦文化及其编年、秦人的迁徙路线、秦与西戎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9]。 秦第二处城邑：“秦非子封邑”秦非子封邑随着近年来清水李崖遗址的发掘逐渐露出真容。李崖遗址西周中期秦墓出土器物年代与秦非子牧马封邑时代相符；从葬形制看，多带腰坑、头向西、直肢葬、腰坑殉狗，具有典型秦人葬俗特点；随葬多件具有商式风格的分档鬲、簋、大口尊等，与商文化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由此表明，文献有关秦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记载是可信的，该遗址与西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的秦邑大体契合，为长期以来秦文化“东来说”和“西来说”的争论提供了重要依据，由此可以认定赢秦东来说是可信的[10]。 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马家塬墓地以大型墓葬为中心呈半月形布局，多数墓葬随葬有装饰不同、数量不等的车。马家塬墓地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包括欧亚草原西部的文化因素（金银器、金珠、掐丝和宝石镶嵌工艺、动物纹样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带柄铜镜、动物纹带饰、有銎镞等）、秦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铜壶、铜鼎、铜甗和铜戈等）。马家塬墓地是目前所见等级最高的西戎贵族墓地。大量金银器和装饰豪华车辆的使用，表明当时的西戎贵族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这种情况的出现或与秦对西戎的怀柔统治政策有关[11]。 天水地区早期秦文化资源，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展示利用，多数还停留在考古现场阶段。当地政府虽然提出了打造以考古发现为核心内容的秦文化展示设想，但尚未见依托考古发现建成的遗址性博物馆。目前，已经建成的甘肃秦文化博物馆（礼县）展示主要内容为大堡山的考古发现，以李崖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文物将成为清水县博物馆展示的内容，马家塬考古成果成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的固定陈列。毫无疑问，天水地区秦文化资源还亟需进一步挖掘。 二、关中地区秦文化资源整合 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秦都咸阳、秦始皇陵的发现、研究，是秦文化资源展示最集中的区域，发现了多处秦城址、陵墓区，并发现了全国最为集中的中小型秦墓。 秦第三处城邑：汧邑陕西陇县东南乡边家庄村曾发掘出春秋墓地多座，随葬五鼎四簋青铜礼器组合，随后又发现磨儿原城址和大型国人墓地[12]。据此结合文献考证，这里即为秦国第三处城邑——汧邑所在[13]。 秦第四处城邑：“汧渭之会”关于汧渭之会城址的确切位置，争论较大[14]。有认为在今汧河以东的魏家崖一带，也有人认为在今凤翔西南约15公里处的汧河东岸台地上，这里曾发现了200余座秦墓葬，特别是发现了一座随葬铜器为五鼎四簋组合的中型墓葬，墓内有五个殉人，还有一座陪葬车马坑。这一新发现似与汧渭之会地望有对应关系[15]。 秦第五处城邑：平阳位于宝鸡市虢镇以东5公里处的太公庙村，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取土时曾发现秦公鈡、镈后，而被学界认为是早期秦都—平阳所在地[16]。近年，新发现了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另外，在其东西两侧又分别发现了疑似陵园兆沟设施。大墓的存在证明陵园的存在，而“陵随都邑”又是秦都城的必备条件。太公庙的时代和性质都指向秦的第五处都邑——平阳城[17]。 秦第六处城邑：秦雍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雍城作为都城长达327年之久。秦雍城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汧河流域早期秦文化遗址和郊外秦汉行宫建筑遗址组成，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系目前全国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处战国都城遗址[18]。 秦第七处城邑：“泾阳”《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这一时期都城当仍在雍城，泾阳邑只是营筑简单的宫署及附属建筑。考古工作者曾在泾阳县城西北和口镇一带发现同期建筑遗迹，似为秦之城垣，除此未发现其他相关遗存[19]。 秦第八处城邑：栎阳城秦栎阳城筑于战国中期，废于东汉末年。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0、南北宽约1600米。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启动了对栎阳城的考古工作[20]。 秦芷阳陵上世纪80年代，在西安市临潼区发现了包含有“亚”字型大墓的秦人墓葬区，并确定其为秦芷阳陵区。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东陵及其周边区域进一步踏查和勘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核实了上世纪80年代的勘探结果，又新发现了许多新的地下文化遗存，为研究秦陵制度演进提供了重要依据[21]。 秦都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营建，至二世时被项羽毁之一炬，秦都咸阳经历了七代公、王、帝，长达144年的经略与扩展，创造了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多项辉煌。自上世纪50年代末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以来，秦都咸阳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发掘了咸阳宫遗址及大量中小型墓葬[22]。但是，关于秦咸阳城范围、城垣、布局等基础问题仍停滞不前。尽管国家文物局将秦咸阳列入大遗址项目，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依然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秦咸阳遗址面临保护压力巨大。 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秦始皇陵布局缜密、规模宏大，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目前，在陵区已发现各类陪葬坑、陪葬墓等600余处。秦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三个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坑内放置陶俑、陶马8000余件。秦始皇陵园考古与展示工作多年来为世人所关注。在现代考古理念之下，关于秦始皇帝陵的格局探索和文物保护是工作重点，埋在地下的帝国奇迹，正在褪去其神秘的面纱。 除此之外，在以秦咸阳为中心的周边区域，还发现并确认了一些重要的大型秦墓和陵园。周陵镇“周王陵”传为周文王、武王陵，内、外两重陵园，据最近考古工作确认其为战国秦陵[23]。西安周边还发现了神禾原战国秦陵园，主人为夏太后或者是秦二世[24]。 以秦雍城为中心的早期秦文化遗存，除雍城外多数遗址仅仅掌握了大致情况，并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尚不具备展示基础条件。秦公一号大墓（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以室内展窗方式介绍了雍城考古发现，并展示秦公一号大墓。 秦咸阳及始皇帝陵为中心西咸一带的文物展示，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龙头。该院是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院，承担了遗址保护、研究与展示功能。正在筹建的咸阳博物院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窑店镇牛羊村和咸阳宫遗址正南方的台地上，北面正对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将成为展示秦咸阳帝都秦文化的重要场所。同时，文物工作者应清醒的意识秦咸阳城考古面临的巨大压力与挑战，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创新思路与方法，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考古工作方案，快速稳步推进咸阳城的考古工作进程，为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奠定基础，为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三、关天秦文化资源展示利用的思考 文化是民族精神传承的根脉所在，是引领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百代皆行秦政事，千年犹行秦制度”。秦人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镌刻在关天这块土地上，它以传承、融合、吸纳、创新所塑造出的大秦精神，展现着一个民族博大的胸怀，蕴含着民族博大精深的文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天地区有如此众多的秦文化遗存，从城址到陵园，从普通聚落到国人墓葬，从作坊到精美文物，真实再现了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让社会公众了解秦文化、感受秦文化的魅力，合理利用秦文化资源，在保护好文物遗迹的同时为“文物惠民”做好资源储备，是目前需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以文物保护为前提的秦文化资源配置。秦文化的资源集中于关天地区，多年来陕、甘两省文物主管部门本着“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织协调，整体推动”的合作理念，建立了合作机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目前已对两地文物资源的整合提出了一个整体框架，建立了宝鸡和天水考古工作基地。考古工作是揭示秦文化的先行军。陕甘两省在关天地区采取多家联合、独立发掘等不同形式开展全方位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如围绕早期秦文化面貌而进行的毛家坪聚落与墓葬发掘；陕西以大遗址项目为龙头，对秦雍城、秦咸阳、秦直道、秦始皇陵开展工作；以主动性课题形式分别对秦栎阳、平阳太公庙、秦东陵开展考古工作。此外，两地还以配合基本建设形式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上述工作每年都有重要发现，为秦文化资源提供了丰富内容。 “持续与和谐，传承与发展”是关天经济区秦文化考古与保护展示的方向；文物保护是确保秦文化资源生命力的基石。作为考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关天地区秦文化资源面临的文物保护首要任务是用科学手段保护和抢救各种材质文物，着眼于未来发展目标，提高现场保护“定型”与室内“保鲜”技术，以最大限度地抢救与保护文物，从而使文物保护工作步入科学规范的良性发展轨道。 博物馆是秦文化资源展示利用窗口。目前在关天地区有多家博物馆，各自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独特优势，有效发挥本馆的秦文化资源展示，并进而形成整个博物馆之间秦文化资源的有序连接。 第二，建立整合秦文化资源配置的示范引领机制。关天地区秦文化遗存数量多，类型多，周边环境、保护与研究状况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制宜，在提档升级的基础上分层次推进利用[25]。目前，应当先期开展如大堡子山、秦雍城、秦咸阳、秦长城等保护规划的制定，或落实保护措施。从展示效应来讲，以遗址公园作为载体，使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及城乡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相衔接，对文物资源的利用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第三，普及秦文化资源，使社会公众深层次感受秦文化。秦文化的研究多为从业人员的任务，能让社会公众参与的机会则是凤毛麟角，让秦文化资源服务社会大众则势在必行。通过公众考古活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指示。 关中和天水一线相连，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地带，承东启西，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当下就秦文化资源展示利用方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以秦兵马俑重大发现而名扬全球，且秦陵院充分利用独特平台，强化馆际交流，整合陕甘两省文物资源，策划系列主题展览。但是相比之下，其它区域秦文化资源的展示利用率却不尽人意，越往西利用率越低。随着公众历史知识的拓展与文化生活水准的提升，积极开拓关天西部秦文化资源利用模式，建设相关展示场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第四，开拓以秦“九都八迁”为背景，以城邑、水陆交通、自然风光、博物馆为依托的新型旅游展示模式。关天区域秦人迁徙线路可以作为一线式旅游线路，拓展思路，丰富展陈内容，以集团营运方式吸纳相关重要遗址，让公众以乘坐营运大巴或自驾游的方式全方位参与，在体验沿途自然风光与人文景点同时感受秦人社会。博物馆也可以通票形式接受参观者不定期完成对整个一线式的自主参观。对部分公众来说，往往因为时间、交通条件所限，无法便捷地完成整个线路的参观，可以让他们采取分次方式完成整个过程。当然，拓展宣传模式，扩大宣传效应，更多挖掘和宣传秦文化也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关天经济区”的稳步推进，文物工作者应该提早谋划、有所作为。关天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地下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做好这一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将会有力提升本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和发展水平。特别是沿着秦人、秦族的足迹来整合关中——天水经济区内的秦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发挥秦文化研究会、秦俑学研究会等的跨区域与专业联动作用，深入进行秦文化的研究，为“关天经济区”框架下考古调查、发掘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提供建设性意见，对关天经济区文化遗产保护与资源整合，为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提供智力支持。秦文化是关天地区独特的资源，如何使得关天地区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对旅游者产生吸引，促使其产生旅游动机值得认真探索和不断实践。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 [2] 苏秉琦：《华人·龙人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忠培：《我对文明的一点认识》，《古代文明通讯》1999年第1期；滕铭予：《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王炜林、赵化成等：《探索华夏文明正源，再现帝国恢弘历程——关中天水地区秦文化考古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29日。 [4]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6]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7]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8]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贵族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9]早期秦文化考古队：《甘谷毛家坪》，《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 [10]早期秦文化考古队：《清水李崖遗址》，《201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 [11]早期秦文化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早期秦文化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0期；邵安定、梅建军等：《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金属饰件的初步分析》，《文物》2009年第10期。 [12]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13]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14]徐日辉：《秦早期都邑考辨》，《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15]焦南峰、田亚岐：《寻找汧渭之会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5日。 [16]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鎛》，《文物》1978年第10期。 [17]田亚岐：《宝鸡太公庙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年报》，2014年。 [18]田亚岐：《秦国长久之都——雍城》，《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19]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王学理等主编：《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 [21]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年第6期。 [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工作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焦南峰、杨武站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24]段清波：《关于神禾原大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25]赵荣：《秦历史文化专题》，《陕西日报》之《产经周刊》2014年8月12日。 文章来源：《文博》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