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万宏源“长三角”区域经济研究专题报告

近期长三角区域政策推进速度明显加快，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下称《意见》），11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下称座谈会），强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本文基于政策文件，结合当前长三角发展现状中具备提升空间的领域，讨论未来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方向。

1.1 长三角高经济效益+高人口流动，一体化协同有基础

长三角经济体量达全国四分之一，也是全国主要的消费品流通、外贸与高财政收入区域。从经济体量来看，长三角GDP为29万亿，在全国占比24.1%，其中江苏（10.2%）占比最高，浙江（6.5%）次之，上海（3.7%）与安徽（3.7%）接近。产业结构方面，长三角工业（25.6%）、服务业（25.3%）在全国占比也接近四分之一，但结构上更多向高端制造业、商贸零售、高科技服务业、金融地产等倾斜。贸易类型方面，长三角是全国最大的外贸区域，进出口规模在全国占比高达3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也达25.3%。此外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全国占比30.6%，尤其是江浙沪，财政收入占比都明显高于自身GDP占比。

长三角人口仅占全国的接近七分之一，但就业人数、外来人数比例较高，人口流动性较强，也为区域一体化协同打下基础。长三角总人口在全国的占比相对较低（16.8%），其中江苏较高（6%），浙江（4.7%）、安徽（4.3%）次之，上海占比最低（1.6%）。但就业人数占比较高（21.4%），江浙沪都出现就业人数占比高于总人口的特征，与此同时，外来人员（非本地户籍但常住）在全国的占比也较高（20.9%），高于总人口全国占比（16.8%），差异主要在于上海（总人口全国占比1.8%，外来人口全国占比3.5%）、浙江（总人口全国占比4.7%，外来人口全国占比6.8%）。 

1.2 政策高度强调“一体化”+“高质量”

习总书记指出，长三角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但在一体化协同与发展质量效率方面仍需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5年来，规划政策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扎实推进，长三角区域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也要看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发展质量效率和辐射带动作用仍需提升，重点领域、重点区域一体化尚需努力，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协作水平有待提升，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龙头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拓展，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和发展还有不少短板。这些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需要“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来破局。

因此，习总书记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习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在推进共同富裕上先行示范，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2.1 产业一体化：高端产业协同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政策强调“产业一体化”包括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与跨区域转移两大方向。上文已提及，习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而除了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以外，政策也对生产要素更合理配置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推进跨区域共建共享，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使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共同体。”

而分析目前长三角产业发展现状，确实存在较大的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转移空间。我们以各行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平均占比为观察视角，分析长三角四省市各自水平和长三角平均水平的差异，一般而言，行业劳动报酬占比较高，其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应产业转移的潜在空间。其二是处于产业链附加值较高的环节，薪资水平因而更高，对应于高附加值环节协同低附加值环节（产业协同）的潜在空间。而从整体指标数据来看，上海劳动报酬平均占比相较于长三角平均水平高出4.9个百分点，浙江则高出0.9个百分点，而安徽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江苏则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说明从总量上看，上海、浙江具备将优势产业与江苏安徽协同，同时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江苏安徽转移的潜在空间。 

而具体分析上海产业特征，劳动报酬占比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的也恰好是产业价值链的“两头”：劳动密集型与高端制造业。上海各行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占比，显著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的行业（从高至低，Top10）依次为纺织服装鞋帽箱包（高出18.3%，下同）、非金属矿物制品（13.3%）、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11.8%）、木材加工和家具（9.9%）、纺织品（6.7%）、金属制品（5.5%）、仪器仪表（5.3%）、电气机械（4.7%）、交通运输设备（3.1%）与通用设备（2.8%），其中，纺织服装鞋帽、木材家具、纺织品等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等属于高端制造业。

产业转移方面，上海、浙江纺织服装、木材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可有序向江苏、安徽转移。通过对长三角四省市劳动密集型行业分析，会发现上海所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报酬占比都高于长三角平均，此外浙江在木材家具、造纸印刷和文体用品领域劳动报酬占比高于长三角平均，相比而言，江苏、安徽所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报酬占比都低于上海与浙江，因而上海、浙江相关劳动密集型可以有序向江苏、安徽转移。

产业协同方面，上海高端制造业各行业均可与浙苏皖进行跨区域产业链合作，浙苏皖内部也可以进行优势产业链协同，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通过对长三角四省市高端制造业分析，会发现上海所有的高端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也高于其他长三角地区，譬如交通运输（高出长三角平均水平3.1%，下同）、电气机械（4.7%）、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11.8%）、仪器仪表（5.3%），这也更多说明上海制造业处于价值链更偏上游的环节，相比之下，浙江、江苏、安徽在不同高端制造业领域都存在明显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的情况，因此可以加强上海与浙江江苏安徽高端制造业协同，以及浙江、江苏、安徽之间各自优势产业的互补，譬如电气机械产业链中浙江具备优势，可以与江苏、安徽协同，安徽也可以在交通运输设备领域与浙江、江苏协同。

而在实现手段方面，政策强调“必须从体制机制上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来实现产业一体化，一方面保障生产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更市场化流动，让劳动密集型行业真正布局在劳动力成本偏低的地区，同时保障高端产业更高效率的跨区域协同。

2.2 科创一体化：地区间平行创新向中心化演进

长三角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集中地，本身就是新技术的产生地和应用地，而随着长三角科技协同效应的加强，相关科创中心可能由区域之前平行转换为合并成中心式。习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

科创要以各个区域不同产业特点为抓手，促进产业集群和科创中心一体化，并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习总书记强调，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强强联合，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2.3 公共服务一体化：反哺乃至加速产业一体化布局

产业一体化内在的要求公共服务一体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是财力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支出标准的一体化。

产业转移会令财政收入重新分配。我国主要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都和产业布局紧密相连，如果长三角部分产业出现重新分布的趋势，必然会引发财政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考虑到财政资源分配的高度敏感性，长三角地区可能先就一些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做出突破，之前曾经引发过讨论的企业所得税地区间分配思路可能被再度重视。

公共服务要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实现一体化，并反哺甚至加速产业一体化。公共服务和财政资源高度挂钩，随着财政资源逐渐统筹考虑，公共服务的互通将成为可能，预计会从低层次逐渐向高层次演进，比如从公共交通支付的互认到社保方面的互认，演进到最高层次将是居民社保在长三角层面统筹。随着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发展，居民社保和地区的脱钩愈发成为可能，而这将加速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而进一步加速产业布局在长三角的合理布局。

习总书记强调“要循序渐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衔接、政策协同、标准趋同，分类推进各领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其中重要指标或是人均公共财力。如果量化公共服务，则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一个较好指标，长三角内部，上海市最高，2022年达到3.8万元/常驻人口，而浙江省和江苏省相差不大，均在1.8万元/常驻人口左右，安徽省最低为1.4万元/常驻人口。未来或随着公共服务逐渐协同，人均一般公共预算可能会相对拉平一些。

3. 高质量：强优势、补短板、高开放、低碳行 

3.1 发挥优势产业：工业长处要进一步增强但需注重协作

总量来看，长三角四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超过四分之一。2008年到2021年，长三角四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例一直位于25%以上，居于我国工业产能的核心地位；相比较来看，广东福建工业增加值占比稳步提升至17%以上；而同期山东+海南（-2.3pct至7.6%）、东北三省（-3.4pct至4.6%）、京津冀（-1pct至6.8%）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中部地区（+1.3pct至18.9%）和西部地区（+3.6pct至19.2%）工业增加值在全国占比均有所提升但尚不及东部主要区域。

但习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协作水平有待提升”，或显示当前长三角地区尚未实现优势产业的互补，这也是上文强调高端产业协同的原因。过去长三角的不同省市更多是注意辖区内的“精耕细作”，而忽视协同效应，而这种特点将令经济发展中损失范围经济或者规模经济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习总书记的论断点出了问题，也就意味着未来长三角不仅要在做大工业总量上做文章，更多的还是要聚焦在如何将产业链供应链整合，以更优化的生产组合来应对科技上的堵点，并和外国产品竞争。

3.2 传统产业补链强链：聚焦在先进制造和电子产业

长三角特别是江浙沪中，先进制造、装备制造、电子产业链居于核心地位。上海是全国先进制造业龙头之一，先进制造和装备制造业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其中交通运输设备、机械装备制造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上海制造业体系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化学产品、通用和专用设备、通信、计算机和电子占比较大。江苏的制造业结构与上海近似，前五大产业均为先进/装备制造业（占2017年制造业增加值的60.3%），亦包括在上海的前六大产业中，产业间衔接、供应链互补等方面高度相关。浙江省制造业同样在化工以及通用和专用设备、电子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方面占比较高，与上海近似，但不同的是浙江纺织产业的占比相对较大。

未来长三角可能会形成以产业链集中布局为代表，不同产业链在不同地区扩张的新经济格局，同时与中西部地区加强产业合作，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数据来看，虽然江浙沪中均是以先进制造为主要代表，但是不同行业在各个省市均有分布，这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如何进一步加强不同省市之间相同行业的协作，可能是长三角传统产业补链强链的关键。同时将产业链和科创中心相结合，或更能激发“产、学、研”之间的效应。与此同时，“座谈会”也强调，长三角区域要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盯住关系国家和区域安全的科技、产业、金融等领域和重大基础设施，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强链补链行动，并与中西部地区加强产业合作，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习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改革经验互学互鉴和复制推广，努力成为畅通我国经济大循环的强大引擎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而在具体手段上，其一是发挥长三角贸易中心的辐射效果。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在全国占比高达36%，是重要的外贸枢纽，且产业结构以汽车、装备制造、也是经济、金融、科技中心区域，因此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大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其二是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与贸易中心更高水平开放相协同，今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高端制造业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商品，继续发挥长三角优势、提升全国出口增长供给侧韧性。今年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出口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出口增速，而观察出口商品结构，增速最高的也是汽车等高端装备制造业，而这些也恰好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产业。在此背景下，政策强调要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推动长三角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和标准“走出去”。

3.4 低碳高质量发展：对化学工业重点降碳

长三角地区高耗能行业占比较高，主要集中于安徽江苏。根据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长三角工业增加值中高耗能行业占比32.6%，与全国占比（32.5%）基本一致。而分区域看，安徽（37.5%）、江苏（33.4%）占比较高，这两个区域也出现高耗能行业全国占比高于工业增加值全国占比的情况。相较而言，上海（28.3%）、浙江（31.0%）工业增加值中高耗能行业占比较低，这两个区域高耗能行业全国占比也低于工业增加值全国占比。虽然近年来全国绿色低碳改造工作加快推进，2020年浙江高耗能行业占比降至29.8%（四经普总产值口径），但变化幅度不大，意味着目前安徽、江苏等地高耗能行业占比预计仍然较高。

而从具体产业来看，长三角高耗能行业主要集中于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虽然其中包括高端化学品制造，但也确实属于用能需求较大的领域。长三角高耗能行业在全国占比25.9%，与工业增加值占比接近。拆分结构看，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区域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达60.7%，以江苏（29.3%）、浙江（16.4%）为主。

因此，政策明确强调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根本上须依赖于高质量生态环境，全面推进绿色低碳、清洁生产。政治局会议首要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守住管住生态红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座谈会上也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具体包括

1）加强三省一市生态保护红线无缝衔接，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共同保护，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深入开展跨界水体共保联治，加强节能减排降碳区域政策协同，建设区域绿色制造体系。

2）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促进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增效，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要建立跨区域排污权交易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省市间电力互济。要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加强联合执法。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

4. 一体化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乘数效应

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本质上离不开人口的流动，而政策通过一体化战略为抓手，以产业、科创、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途径，通过市场化方法引导人口更均衡的流动，相应缓和各地区人地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最终达到协同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

4.1一体化战略能相应引导区域间人口流动更加均衡

过去十年人口向高城镇化率的东部地区集中流动，人地矛盾突出，人口单向流动“错觉”形成。过去十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达14.2个百分点，但从区域视角来看进程并不平衡，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也就是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等）的流动人口比重极高。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东部地区吸纳了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仅吸纳955万人、1880万人，占比分别仅为7.65%和15.06%。

但在2011年之前，我国人口却是“更平衡”流动，非东部地区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在2011年之前，东部城镇化率速度由1.2个百分点/年下滑至0左右，而同期中西部速度明显提升，两者至10年都维持在1.5个百分点/年以上。2011年后才出现相反变化，东部城镇化率速度明显回升，非东部地区城镇化率速度明回落。

人口流动在2011年前后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本质原因在于产业政策向工业倾斜or服务业。近十年我国城镇化速度的持续放缓，主因我国由发展工业转向发展服务业，表现为服务业占比明显回升、工业占比被动回落。而后者是可贸易部门，在比较优势理论下，将产能向低成本地区转移能驱动更平衡+提速的城镇化，也即可以引导人口更平衡的流动，也是2010年前我国发展工业时期的特征，所有城镇化较成功的经济体，都是城镇化率70%后才开始去工业化。而服务业由于非贸易部门，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强者恒强，“单边”发展服务业，只会加剧人口由服务业较弱的三四线涌入一二线，形成“中心城市化”+城镇化降速，也即过去十年我国情况。

从长三角实际产业分布来看，发展工业时期产业分布区域内更均衡、人口更平衡流动，但发展服务业时期产业分布高度向核心城市倾斜、虹吸非核心城市、人口单向流动。我们以制造业与服务业均较领先的长三角作为案例，观察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与非省会城市产业变迁的情况。数据上显示，2010年前快速工业化的时期，长三角地区省会城市工业在全省工业中占比反而是回落的（由34%下滑至30%），非省会城市占比回升（由66%上升至70%），这也验证制造业产能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带动人口流动的逻辑。而2010年后发展服务业时期，省会城市服务业占比是上升的（由53%上升至55%左右），而非省会城市服务业占比回落（由47%下滑至45%），核心城市虹吸非核心城市现象尤为明显。

因此，目前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对于科创、产业、公共服务的协同，均有利于人口更均衡的流动，同时目前长三角本身流动人口占比就较高，也为将来人口流动打下基础。

4.2 缓和人地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释放内需潜力

我们以长三角各省内各市的增加值标准差，来度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

发展工业时期各省内各市经济发展差异不大，服务业化时期差异明显拉大。首先以浙江为例，在2011年以前，浙江省内各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标准差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标准差走势完全一致，背后反映工业产能在省内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更均衡分布，引导人口更均衡流动，相应驱动当地服务业发展速度整体接近的过程，江苏、安徽也出现类似特征。但在2011年以来政策更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时期，浙江各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标准差开始明显扩大，从1000亿左右快速扩大到目前3400亿以上，同时也开始大幅高于第二产业标准差，江苏、安徽也出现类似特征。这反映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导致人口单向流动、核心城市虹吸非核心城市的现象。

而从区域差异来看，江苏具备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布和人口流动的空间。江苏省内各市工业分布标准差明显大于浙江，也意味着江苏省内工业分布和人口流动仍有进一步平衡的空间，除了江苏省内人口更均衡流动以外，也包括其他省份的产业协同与转移、驱动增量人口均衡分配。

而在人口更均衡流动后，不仅内缓解人地矛盾，同时也能释放内需潜力，其中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把目前沉淀在一线城市的地产购买力（驱动房价），疏解到周边二三线城市形成内需释放（驱动销售面积），也能相应缓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4.3 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与隐性债务等压力

江浙沪是我国财政净上缴的主要地区，增强其经济活力有利于全国财政统筹安排。江浙沪是我国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地，同样也是重要的财政净上缴地方，为全国财政统筹与地区间的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的，如果江浙沪地区的经济活力进一步提升，产业的增加值率进一步提升，毫无疑问将提升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能力。这对于部分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特别是隐性债务压力较大的区域来说，尤为重要。

同时，长三角经济稳定增长以及一体化协同引导流动人口留向非核心城市，或将一定程度稳定相关地区的地产市场和消费，为部分地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的稳定创造条件。另外，考虑到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产业转移以及制造业升级对城镇人口工资提升、以及农民工市民化都具有催化作用，或对稳定长三角部分地区的地产市场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样可能提振区域内土地收入的稳定性。

长三角“引导人口更均衡流动——释放需求——提振当地经济——缓和人地矛盾与地方财政压力”的经验，也将激发其他城市群的加速融合，稳定城镇化、财政收入都有积极效应。更重要的是，长三角未来的发展路径将会对其他城市群提供重要的参考，如果在提升地产市场和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方面确实有效果，则其他城市群可能加速效仿，这一过程可能回令产业布局在全国范围内更加优化，反过来也将对全国地产的稳定性起到关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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