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消费是高增长赛道
——在中信基金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明显偏低。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68.8%、日本的55.6%，甚至也低于印度的60.6%、南非的63.5%和越南的54.9%。促进消费，板子应该打在居民消费上，把提高居民消费作为政策的着眼点。
消费偏好取决于预期。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但居民消费率和消费总额远超我国，甚至以此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对全球各国实施关税霸凌，花钱居然花出了横行霸道。归根结底就在于美国人从来不缺预期，导弹、美元、创新以及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给了每个人“错钱消费”的足够底气。加之有完善的社保体系，他们似乎不必担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所以我坚持认为，还是要用心做好发展这篇文章，尤其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单从经济规模来看，我国已成了世界第二，但在经济质量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举个例子，华为是中国的顶级企业，年盈利626亿元（2024）；苹果是美国的顶级企业，年盈利6675亿元；两家的收入比是1：3，盈利比则是1：10。整个制造业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中国整体规模占到全球的30%，超过西方7国之和，但企业平均利润率只有4.4-5.3%，美国是8.87%。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经济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指的是除传统要素之外，主要由科技进步与创新带来的收益增加部分。目前我国只有美国、日本的40%左右，相当于一块钱的投入，产出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没有了发展，鼓励消费就成了伪命题；没有了高质量发展，消费就只能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是发展质量的一个缩影。我始终认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区域之间的相对均衡，现代化的元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目前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甚至像广东这样的发达省份，珠三角与粤北、粤西也有天地之别。根据2024年全国GDP数据统计，南方省份占全国的63.1%，北方省份只有36.9%。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普遍缺乏消费能力。
在鼓励消费问题上，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转变。
第一是淡出投资人角色。这些年来，我国大量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实际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导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天量债务也有不少投在了没有回报的市政工程甚至形象工程上。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多年，可以说每天都接触到这种情况，很多大项目缺乏真正的可行性、有效性评估。一把手想干的事，谁也挡不住。公共财政投入不计成本和代价，“花别人的钱帮别人办事”，从投资逻辑上就是讲不通的。生产性投资更应当由市场主导，但现在地方政府也大量参与其中，有的是通过国企或地方融资平台间接干预，有的甚至直接入场。政府有如此强烈的投资冲动，又有强大的配置资源能力，老百姓哪里还有钱用来消费？
第二是全力做好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是天经地义的，但目前这方面的缺口太大。比如，中国还有6亿多农民，他们的社保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特别是6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部分每月只有1、2百元的养老金，与城市退休人员相差10倍以上。在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上，正是他们通过农业赋税、工农产品剪刀差、义务工、无保障农民工和耕地级差地租等，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付出了永远无法计量的巨大成本。在人均GDP过万美元的今天，这个庞大的群体不应当继续停留在吃饱穿暖的消费层级。
第三是精兵简政。经济下行了，人们对企业和百姓之苦往往习以为常，似乎是天经地义。其实最应该首先“过苦日子”的是政府和官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吃“皇粮”的似乎永远不必担心饭碗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吃皇粮的人口多达8000万，占到就业总人口的1/10还多。如果按每人每年总成本20万元计，总费用高达16万亿元，占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万亿）的70%以上。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已成了“吃饭财政”，根本谈不上做事。从官做起，才能取信于民，共克时艰。
最近，中央12部委联合发布促进健康消费的专项行动，包括饮食、功能食品、运动、体育旅游、银发市场、新型健康服务、健康产业、药店健康、健康展会等。我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符合经济社会的内在规律，也符合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
按照通行的国际惯例，在人均收入过万美元后，人们的消费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即从物质消费（如住房、汽车等）为主转向健康、文化和旅游等。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547元，已占到人均消费总支出的9%，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达9万亿元。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短期消费行为，而是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成为不断提升的刚需。
与美国相比，目前我国大健康消费还有很大差距。2023年美国健康经济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我国只有8700亿美元，按照人均计算只相当于美国的1/10。美国健康产业占GDP的比重是17.6%，我国只有10%。对于一个14亿人口，老年人口达2.64亿的国家来说，健康消费无疑具有极大的拓展潜力。
但是，以末端治疗为重点的传统医疗健康之路，在我国是走不通的。还是与美国比较，即使把全部的GDP投入进去，也达不到美国的人均医疗消费规模。根本出路就是从“治病”转向“防病”，从单一医疗转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这是我国大健康产业的一次范式变革，也是“健康中国2030”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华大基因在河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河北全省开展唐氏综合征和遗传性耳聋两项基因筛查民生工程项目。根据国家卫健委下属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卫生经济学效应高达1比15。也就是说，政府投入1元钱，产生的收益（或减少支出）可达15元以上。在所有现行的公共支出项目中，有几个可以达到这样的费效比？如果能够对全国实现全覆盖，总支出大约30亿左右，直接和间接效益可达450亿元以上，由此形成的市场规模将达上万亿。
慢病预防也是如此。目前我国慢病死亡占疾病死亡率的85%，占到整个疾病负担的70%。这些慢病都是可防、可控的，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都有一个长期发生发展的过程。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都可以早期发现和干预，大部分也都可以有效控制。只要做到以防为主，健康消费就成为公共事业，成为全民的终身消费。这至少是一个10万亿级以上的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