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特定的情境下，城投公司应运而生，然后一日千里。然而，随着基础条件的变化，城投公司也迎来转型的压力。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逐渐降低，导致城投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减弱。
另一方面，城投机制下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需要以土地增值来维持，而这就让市场对房价上涨抱有较高的预期，进而引导消费者尽力购买自身经济能力上限的房屋，削弱了其消费转型的能力，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因为房价上涨，有房居民与无房居民之间、有多套房居民与仅有一套房居民之间的资产价值差异扩大，导致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同时，在政绩锦标赛和政府信用背书的背景下，城投公司过度扩张，导致投资收益不能覆盖融资成本，而借新还旧的渠道又受到监管限制，所以大量城投公司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
为了不被拉下水，政府正在积极斩断跟城投公司的显性联系。如果有必要，政府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让城投公司定向爆破，通过破产清算的方式清理债权债务关系，让投资人等各类市场主体承担债务违约的损失。
所以，原有的城投公司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需要进行转型。
在《解构城投》一书中，作者徐嘉提出，城投公司可以考虑从原有业务往上下游拓展，而不是做只拿项目、融资的中间商，比如说，从事代建业务的城投公司向上游发展，不再把政府委托的项目转包出去，而是组建团队亲自从事工程建设，赚取施工利润，并转型为建筑施工企业；也可以向下游延伸，成立物业公司向保障性住房小区、工业园区提供物业服务，转型为物业服务公司。[1]
实际上，上述转型方式都要利用地方政府的资源优势，城投公司借此避开市场竞争，优先获取商业机会。从本质上讲，这种转型是从帮政府融资加杠杆的平台公司，转型成利用行政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所以，这种转型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是，作为既存的经济主体，城投公司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争取让自身继续存在，这无可厚非。而且，如果城投公司通过转型盈利成功实现自负盈亏，解决了此前积累的债务问题，避免债务违约风险向其他市场主体扩散，可能也是利大于弊的。
[1]《解构城投》（徐嘉，2022）第2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