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以分析产业竞争力为目的，从市场竞争类型出发，按照产品的可贸易程度和跨国公司在行业中的支配强度，对产业进行分类，得出了四种国际市场竞争类型，并根据实际材料的可获得性和产业分类的依据，对电子、汽车、服装、洗涤用品、轮胎、商业零售等6个行业的竞争力状况做了梳理。此外，本书还在最后两章探讨了利用外资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国际经验，为上述实证分析的政策启示提供进一步的实践依据，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他于1996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2005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14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05年5月31日曾为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讲解“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2011年曾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
目录：
第一章 选题的现实与历史
1.1 研究角度与主题思想
1.2 西方研究的背景
1.3 西方学者讨论的内容及意见分歧
1.4 西方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
1.5 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1.6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若干概念与经济分析框架
2.1 资本流动的概念与我国利用外资
2.2 产业的概念与定义
2.3 谁是我们：企业与产品的“国籍”
2.4 经济分析框架：定位于何处？
2.5 经济分析框架：市场分类
2.6 经济分析框架：价值链方法
2.7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竞争力指标与竞争力来源
3.1 产业竞争力指标的分析
3.2 竞争力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
3.3 竞争力来源：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学说
3.4 竞争力来源：波特的理论
3.5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竞争优势
4.1 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与竞争优势
4.2 20 世纪 90 年代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4.3 对东道国经济与产业影响的一般分析
4.4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转移的模型分析
4.5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国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
5.1 贸易专业化系数的一般分析
5.2 外商投资与出口增长：竞争力的因素
5.3 出口导向产品与外商投资行业相关性分析
5.4 电子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5.5 纺织、服装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5.6 价值链分析：出口产业竞争力深层透视
5.7 对加工贸易的经济福利分析
5.8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内销市场的国际竞争分析
6.1 支柱产业分析
6.2 多国内产业分析：洗涤用品行业
6.3 多国内产业分析：轮胎行业
6.4 纯国内产业分析：商业零售业
6.5 税负：不平等竞争因素考察
6.6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利用外资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国际经验
7.1 日本利用外资与产业重组
7.2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7.3 拉美国家的经验
7.4 本章小结
第八章 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宏观政策
8.1 政策目标与引导方式
8.2 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
8.3 产业组织与有效竞争
8.4 市场规范与竞争援助
8.5 海外投资与产业升级
8.6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承蒙商务印书馆抬爱，将作者 1998 年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一书再版，除受宠若惊、深为感谢之外，还想就此书优劣以及作者在时隔22年之后的思考谈一谈有关的新认识以飨读者。这本书的基础是作者1997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答辩用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曾获得200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当年获得该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仅13篇，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京文所长的推荐下，拙作以唯一的经济学论文获奖。论文通过答辩后经过补充和完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一力促成拙作很快出版。抚今思昔，作者对李京文所长、谢寿光社长心存感激，不能忘怀。22年后回看这本书，尽管书中不乏济世忧国的激情，但年轻时的稚嫩初浅亦尽露无遗，多数地方都暴露出时代视野和思想水平的局限性。如今再版，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是问题导向的写作动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制定了利用和吸引外资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措施，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表现为姓“社”姓“资”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一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受到冲击，负债严重、不堪重负，停工停产甚至破产。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企业、民族经济成为一个社会十分关注的重大经济民生问题。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成为实践向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之问。怀揣回答时代命题的理想，作者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求是》和《中国工业经济》等刊物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奠定了写作这本书的选题方向。应该说，以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民生问题为导向来选择我们的研究方向仍然是今天中国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初心和使命。第二是坚持实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代之问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就不能只靠书斋学问，也不能只靠互联网信息。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者已经开始用386电脑输入文字写作，并用互联网通信，但网络上的经济社会信息仍然十分有限，田野调查对于了解真实情况尤其重要。1996年5—6月间，作者有幸参加了国家经贸委组织的利用外资调查，在广东、福建两省九市二十多个企业做了实地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以及两省、九市收集的综合性数据和有关材料。占有这些材料使作者有了写作的底气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今天，互联网已经能够提供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的统计数据和信息，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依赖田野调查的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它仍然不能完全替代必要的田野调查，且不论网络数据信息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网络数据不可能提供实际生活中许多鲜活的内容以及人们的情感诉求、也不能替代你的分析以及分析数据的立场倾向。正是这些原因，与我同时代的许多研究者仍然十分重视实际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朱玲研究员对农民工问题研究已历几十年，每年依然要做田野调查，对这个研究工作基本方法的坚守，是一种宝贵的精神。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意义的追求。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基本观点指导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直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为了对产业竞争力做出理论解释，这本书力图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基本原理作为理论依据和基础，可惜在全文的分析中不能贯彻始终，说明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仍然不足，但是这种追求的精神仍然是可取的。实际上，对于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具体经济问题上的指导，作者的理解也还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对大量后来才发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但是他们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基本的思想指导，而且常用常新。这个认识，直至作者超越耳顺之年才有所领悟，但愿年轻的读者能够比我觉悟得早一些。第四是对中国利用外资经验的一些总结或结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途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可能在原有封闭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企业以及没有市场竞争中的环境中实现，而只能在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混合经济形态和市场竞争中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有制企业破产和消亡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的进入对中国产业竞争力提高的作用是正面的、显著的。但是，保护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外国资本中遇到的普遍问题，而且往往是教训深刻的问题。因此，中国在吸引外资中实际上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在多国籍产品生产中，谁是我们？二、保护的目的和规则是什么。这本书提出了谁是我们的三条标准：股权比例、经营管理权和技术控制权。保护的目的不应当是保护落后的生产力，而应是有利于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保护的适用方法也应当尽量采取国际通行的规则。这些认识实际也是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方针下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中保护民族经济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以汽车工业为例，为了实行必要的保护，长期以来对于外商投资进入汽车工业，我国一直采取控制外资股权比例的措施，直至2018年5月才宣布分阶段、分类型放宽外资股权比例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从内容上看，随着合资企业配套产品国产化程度的提高，合资企业产品的“多国籍”特征愈益明显，形式上，产品品牌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以外资母国文字标识的品牌在中国生产后变成了用中国文字标识的品牌，例如“奥迪”“华晨宝马”“奔驰”“东风雪铁龙”“东风日产”等，这里已经大量加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异，很难说它们还是原来的产品和品牌，事实上它们已经是融合性的“中国创造”。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局限性以及受作者的学识、思想水平的限制，这本书的缺点和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缺乏科学与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当年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进行过梳理，对其优劣的辨别也都是人云亦云，并无主见，其中比较推崇美国经济学家波特的理论，认为他的理论在分析竞争力问题上是最具有合理性的。当年我的认识与今天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状况是完全一样的。怎样分析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为准绳，才能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得到与中国实践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相符合的认识和结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基本方法，任何分析和辩论，都只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毛泽东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统治地位的确立，国际贸易新现象异彩纷呈，新古典经济学走上历史舞台，创立了不少贸易理论。尽管各种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解释都具有某种程度实践观察意义和实践的可检验性，也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成分，但它们都犯有同一个失误，那就是它们都分别只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面看问题，只是静态地看问题，而不是动态地看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在哲学上它们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逻辑分析中缺乏历史观与实践观的统一性。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四因素”理论，明显是静态分析，缺乏历史动态性的考察，因此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我们总结中国故事的逻辑，应避免西方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谬误，应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唯一出路。其次，对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分析，缺乏“优势叠加”的辩证逻辑眼光和历史的动态考察方法。从今天的视野来看，按照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顺序，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叠加过程是：要素禀赋优势、开放合作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技术创新潜力，这是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形成过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仅仅只能依靠劳动力的要素禀赋优势，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利用外资获得了开放合作优势，因此这是一个双优势的叠加过程。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在城乡的普及发展以及产业集聚的出现，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配套能力增强，就进入了三优势叠加的新阶段。再后来，中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形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四优势叠加的新动力：直至近十年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新的分工，形成五优势叠加的当今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新局面。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七十多年经济建设中，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蛙跳式”的攀高跨越，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滚雪球”、螺旋式上升的前进模式，这正是中国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和“中心—外围陷阱”的成功经验。劳动力、开放合作、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大规模市场与技术创新五种优势在改革开放历史演进中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在前期优势形成过程中，下一期的优势也在不断孕育，两期优势“锯齿咬合”，多种优势集聚后的乘数效用形成了中国综合竞争合作优势。再次，对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分析，缺乏对社会经济体制这一重要外部条件的考察。中国制造业每一个优势的发挥和叠加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进程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过程。因此中国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结果。它根植于中国持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随着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改革不断深化，针对性不断增强，形成了促进和保护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成为中国产业竞争力螺旋式上升的内在动力。在国际贸易具体实践中，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就是对国际贸易“硬约束”和“软约束”不断“解绑”以及破旧立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矛盾，依据时空和对象的特点分解矛盾，解决矛盾，从而持续增强了对外贸易的动力。这本书只是研究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一块很粗糙的铺路石，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仍然是今后我们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继续走向贸易强国的历史性课题。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如何进一步创新贸易发展方式，运用数字经济的科技成果，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并在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开拓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性开放新领域，获得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治理的新机遇，从而把中国开放型经济成功推向2050年现代化强国水平，这些都是时代呼唤的理论创新命题。借这本书再版之际，作者做了以上发挥，是为了让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多一些思考和批判，少一些盲目吸收和模仿，这样才能起到再版这本书的正确作用。裴长洪
2021年2月于北京
（节选自《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再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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