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860年8月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事件，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华洋会防"格局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时刻。本报告以时间为经、以多方主体为纬，综合运用太平天国官书与忠王自述、《吴煦档案》等中方官方档案、光绪《松江府续志》《上海县志》等地方志、《王韬日记》等私人记述，以及《北华捷报》、英国公使普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外交公告、英国人白伦（Lindsay Brine）《中国太平叛党志》、法国人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美国人威尔逊《常胜军》等外文史料，对1860年5月至9月太平军东征苏南、逼近上海、中外会防部署、8月18日至23日攻城作战全过程、英法军队武力干涉、李秀成负伤撤兵、嘉兴回援等史事进行了系统考证。报告严格区分了本次战役与1862年1月至9月李秀成第二次攻打上海之役，还原了1860年之役中李秀成仅率三千前锋、后续约三万人、因寄望于"洋兄弟"中立与城内两广兵勇内应而未做攻坚准备、最终在英法正规军炮火下伤亡数百人、忠王本人面部负伤、因嘉兴告急而主动撤兵的历史真相。报告同时描绘了战时上海华洋杂处、难民涌入、士绅乞师、物价波动、团练四起的社会图景，并分析了此役如何直接推动了"借师助剿"政策的出台与次年淮军援沪的决策，对上海近代化及19世纪后半叶中外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太平军首攻上海；李秀成；1860年；中外会防；洋枪队；英法联军；北华捷报；借师助剿

第1章 战前宏观时局：1860年的清帝国、太平天国与上海租界

1.1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北分殊的中外格局

1860年的大清帝国正陷入立国以来罕见的两面夹击困局。北方，英法两国因1859年大沽口炮台击沉击伤联军多艘战舰之耻，重新集结庞大的远征军，准备对北京实施直接报复；南方，太平天国在经历天京事变后的低潮期之后重新振作，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富庶的江南财赋之地。清王朝不得不在同一时间、面对两类截然不同却又彼此牵连的敌人：一个是来自海上、挟工业文明坚船利炮以修约通商为名的西方列强，一个是起于两广、盘踞长江中下游已逾十年的反叛政权。

正是在这一总体格局下，出现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的双重图景——北方交战、南方合作[13]。当英法联军在渤海湾集结、准备北上攻打津京之际，两国驻华公使却在上海与清朝地方官员密切磋商，共同布防这座东南最大的通商口岸，以抵御可能到来的太平军。1860年5月26日，就在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后不足半月，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Bourboulon）即联合发布公告，宣布以武力保卫上海县城及租界区域；法军约三百人进驻东门、北门，英军约九百人部署于西门、南门及租界地带，合计约一千二百名正规军进入临战状态[1]。北方炮火未歇而南方旌旗相望，两国军队一面准备在北塘登陆进攻北京，一面在上海的城墙上架设大炮指向西南方向的太平军来路。

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实则深植于列强在华利益的核心计算。对英、法、美三国而言，1858年《天津条约》所获开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传教自由等一系列权益，均有赖于一个能够维持秩序、履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权；而太平天国虽然在早期因其基督教色彩一度引起西方传教士和部分外交官的遐想，但至1860年，列强已逐渐认识到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既无法承诺既有条约的延续，更可能因内乱而彻底摧毁作为通商命脉的长江三角洲贸易体系。保护上海，本质上就是保护条约体系下已经获得且预期将进一步扩大的商业利益。

美国此时因国内政局动荡、南北战争阴云密布，未派正规军参战，但驻华领事与商人同样支持上海的防守。三国领事在这一年夏天与清方苏松太道吴煦、江苏巡抚薛焕之间的联络频密，形成了一种虽未正式签约、却已事实上运作的"协防"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制在1860年8月战事爆发时尚属地方层面的应急合作；要到同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之后，"借师助剿"才由地方官绅的私下吁请，逐渐上升为清朝中枢可以公开讨论的政策选项[13]。因此，1860年夏秋的上海，实际上构成了此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华洋合剿"格局的第一块试验田。

清王朝中枢方面，咸丰帝自1860年8月下旬起便被北方战事所困。8月24日英法联军攻占天津，9月21日八里桥一战清军主力覆没，22日咸丰仓皇北逃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意味着，当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在8月中旬兵临上海城下时，北京的朝廷已无暇南顾，既不可能向上海调拨一兵一卒，也不可能对薛焕、吴煦等人的"用夷"之举做出及时而明确的批复。上海的中外会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地方自为性质——地方官、逃亡士绅、租界洋人三股力量在中央权威暂时缺位的缝隙中完成了最初的结合。

1.2 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后的东进战略

与北方清帝国的焦头烂额形成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1860年春夏间的战略主动。自1856年天京内讧、翼王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一度陷入朝中无人、疆土日蹙的危局。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抵达天京，受封干王，总理朝纲，提出了《资政新篇》的改革蓝图；与此同时，后起的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青年将领在皖北、苏北战场连挫清军，逐渐扭转颓势。1860年二三月间，李秀成运用"围魏救赵"之计，率部千里奔袭杭州，诱使围困天京长达数年的清军江南大营分兵往援，随即回师会合各路太平军，于5月6日对江南大营发起总攻，一战而破之。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率残部败退丹阳，张国梁落水而亡，和春在苏州浒墅关自杀，天京之围彻底解除。

二破江南大营之役，是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巅峰之作，也为其打开了东进苏、常、上海的战略通道。天京军事会议上，干王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苏、杭、上海，得富庶之区以购置火轮、装备军队，然后回师西向争夺长江上游"的战略构想，与李秀成的东征思路高度契合。按照这一构想，苏南与上海不仅是粮饷所出的财赋重地，更是太平天国获取洋枪洋炮乃至西式轮船的对外窗口——若能据有上海，太平军便可直接与外商贸易，打破清方长期的军火封锁，进而建立一支近代化水师以抗衡湘军的长江水师。

1860年5月中旬起，李秀成以本部为主力，会同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部，自天京出发向东挺进。清军在苏南的防务因江南大营溃败而几乎瓦解：丹阳、常州、无锡接连失守，溃兵沿途焚掠，地方官员或逃或死。6月2日，太平天国兵不血刃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苏州的陷落对整个江南士林震动极大，它不仅意味着清王朝在江南最大的财赋中心易手，也标志着自明初以来维系五百余年的传统统治秩序在苏南地区瞬间崩塌。李秀成随即在苏州建立"苏福省"，作为经略东南的根据地。

太平军东征的兵锋，自然地指向了上海。李秀成在6月下旬便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太平军攻取上海的必要性，试图以同教之谊争取西方中立；7月6日，他谕令先期东进的部将陆顺德查明上海城中两粤籍兵勇内应的真伪；7月10日，再次致函英、法、美三国公使，邀请他们前来苏州谈判，并提到干王洪仁玕将亲自来苏主持外交事宜。然而三国公使均不予回复[2]。洪仁玕本人则于7月21日致函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邀其来苏，又分别致书英国领事密迪乐（T.T.Meadows）、美国领事史密斯（W.L.G.Smith）、法国领事爱棠（B.Edan）进行外交斡旋；7月30日，艾约瑟、杨笃信（Griffith John）等五名传教士再访苏州，与洪仁玕会谈。然而当洪仁玕听说各国领事未拆阅其信件、且英法军队已直接布防上海县城时，"情绪甚为激动"[16]。

从李秀成和洪仁玕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可以看出，直到1860年8月兵临城下之前，太平天国的决策者仍然对列强保持着一种基于"同奉基督"的天真预期，以为太平军可以像普通友人那样和平进入上海，至少可以避免与洋人正面交火。这一战略判断上的误判，加上嘉兴方向清军反扑所造成的后方牵制，对此后战事的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

1.3 上海开埠后的华洋杂处格局

1860年的上海，已不再是开埠之初那个局促的滨海县城。自1843年依《南京条约》开埠、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划定英租界、1849年法租界设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县城以北、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滩涂之上，已经崛起了一片西式建筑林立、洋行货栈鳞次栉比的外国人居留区。英租界（后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位于今南京路、外滩一带，法租界位于县城以南、今金陵东路至徐家汇路一带；县城本身仍由清朝地方政府管辖，但其经济、信息、金融功能已逐步向租界转移。

开埠初期的租界实行"华洋分居"，原则上华人不得在租界内租地建屋。但这一限制在1853年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期间被打破，大量城内华人涌入租界避难，洋商为利益所驱纷纷建造简易房屋出租，"华洋杂处"遂成不可逆转之势。1853年至1862年间，上海租界的华人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从约两万人激增至约五十万人，而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南、苏州陷落引发的难民潮，正是这一增长过程中最关键的节点[14]。江浙一带的官宦、士绅、富商乃至普通百姓，为避战乱纷纷挈家携口沿水路逃奔上海，涌入县城和租界。冯桂芬、王韬、李善兰等一批对晚清政局与洋务思潮产生深远影响的江南士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避居上海。

华洋杂处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的权力结构。表面上，上海县城仍由清朝任命的苏松太道（即上海道）治理，江苏巡抚薛焕驻节城中主持军务；租界则由外国领事团与租地人会议（后发展为工部局、公董局）实行自治管理，拥有自己的巡捕、码头、道路和税收体系。但在实际上，由于清方官吏严重依赖海关税收（而海关自1854年起已由英、美、法三国税务司共管），且在军事上日益借重洋人武力，到1860年时，上海已形成一种"城中有城、权上有权"的奇特政治生态：江苏巡抚与上海道的号令往往难出县城西门，而租界当局和外国领事的态度却足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安危。

这种权力格局在经济上更为突出。至1860年，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每年通过上海港进出的茶叶、丝绸、鸦片、棉纺织品货值高达数千万两白银。英商怡和、宝顺，美商旗昌等大洋行在上海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汇丰银行虽尚未成立（1865年创立），但多家英印银行已在沪设立分支机构。黄浦江畔停泊着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和商船，租界内设有外商的码头、仓库、船厂和印刷厂。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作为在华英文报纸的旗舰，此时已成为列强在华利益最重要的舆论喉舌，其对战事的报道不仅影响着上海外侨社会的情绪，也直接传达到伦敦、巴黎的决策者耳中。

与经济权力外移相伴的是社会结构的重组。以吴煦、杨坊、薛焕为代表的一批通洋务、善交结的地方官僚和买办商人，在上海崛起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候补道杨坊以经营丝茶、鸦片起家，又因将女儿嫁给美国冒险家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而成为洋枪队最主要的赞助人和钱袋子；吴煦作为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掌握关税与厘金的分配，是协防军费的实际调度者；薛焕以江苏巡抚身份坐镇城中，对上虚报战功、对下联络洋人，构成了清方"借师助剿"早期运作的核心"三人帮"[10]。洋行买办、广东籍通事、宁波籍钱庄主、本地士绅与帮会势力彼此交结，再加上因战乱涌入的苏南难民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与资本，使上海在1860年那个战乱的夏天，已经具备了此后半个世纪"冒险家乐园"的几乎全部雏形。

正是在上述三重宏观背景——北方清军与英法联军兵戎相见、南方太平天国挟破江南大营之胜席卷苏南、上海华洋两界因利益捆绑而形成事实上的协防同盟——之下，李秀成兵团的东征矛头指向了上海，从而拉开了1860年8月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战役的序幕。

第二章太平军东征苏南与逼近上海：李秀成兵团的进军路线

2.1 二破江南大营后的战略抉择与东征展开

1860年5月，太平天国军事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忠王李秀成采用"围魏救赵"之计，间道奔袭杭州，调动江南大营分兵救援，随后回师会合各路大军，于5月上旬第二次攻破围困天京长达两年有余的清军江南大营，天京之围遂解。此役不仅歼灭和瓦解了清方在天京周边的主力绿营部队，也迫使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等残部向东溃退，苏南腹地一时门户洞开。在天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干王洪仁玕与李秀成力主乘胜东下，先取苏、常、杭、沪，取得富庶的东南财赋之区，再回师西征。这一战略主张得到天王洪秀全批准，李秀成遂被任命为东征主帅，统率所部大军沿江东进[1][2]。

东征战役推进之速超出各方预料。太平军自天京出发后，连克丹阳、常州，清军节节溃败。5月19日，张国梁在丹阳南门外落水而死；5月26日，和春在苏州浒墅关自杀。太平军兵锋直指江苏省城苏州。就在太平天国大举东进之际，盘踞上海的外国势力迅速作出反应：5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Bourboulon）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以武力"保卫"上海县城及租界区域，法军三百人驻守东门、北门，英军九百人驻守西门、南门及租界，合计约一千二百人布防[1][13]。这一决定发生在北方英法联军集结准备进攻北京、报复1859年大沽战败的同一时期，形成了"北方交战、南方协防"的奇特双重格局，也预示着太平军东进上海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接触[13]。

李秀成在大军东进的同时，并未放弃外交试探。6月2日，即太平军攻克苏州的同日，受苏松太道吴煦、候补道杨坊赞助，美国冒险家华尔（F.T.Ward）在上海组建洋枪队，驻于松江广福林训练，初始兵力约百余人，成员以外国水手、菲律宾浪人及澳门散兵为主[1][15]。几乎与此同时，李秀成于6月下旬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太平军攻取上海的必要性，希望外国方面保持中立或予以合作；7月6日，他又谕令部将陆顺德查明上海两粤兵勇内应的真伪；7月10日再次致函英、法、美三国公使，请其来苏州谈判，并提到干王洪仁玕将亲自来苏主持交涉。然而三国公使对这些信函均不予理会，外交渠道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2]。洪仁玕本人亦积极展开斡旋：7月21日他致函英国传教士艾约瑟邀其来苏州访问，又分别致书英国领事密迪乐、美国领事史密斯、法国领事爱棠说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7月30日艾约瑟、杨笃信（Griffith John）等五名传教士再访苏州，与洪仁玕会晤，但当洪仁玕得知各国领事连他的信件都未拆阅且英法军队已决定守城时，"情绪甚为激动"[16]。外交努力未能阻止军事冲突的临近。

2.2 苏州失守与江浙士绅大规模逃亡上海

苏州的陷落是东征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上海难民潮形成的直接导火索。1860年6月2日，在清军候补道李文炳等内应开城的情况下，太平军兵不血刃进入苏州城，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省城迅速易手。苏州作为江南首郡、全国最富庶的商业与文化中心之一，其失守对清方士气和江浙社会造成巨大震动。太平军克苏州后，建立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粮饷基地。李秀成以苏州为大本营，分兵略定周边各州县，先后攻克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地，苏南大片土地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纳入太平天国版图[1][3]。

与军事溃败相伴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人口逃亡。苏州及常州、无锡、昆山、太仓等地的官绅、富商、地主乃至普通百姓，在战火逼近时纷纷沿黄浦江水系和陆路向东避难，目的地便是当时尚在清方控制之下、且有外国军队"保护"的上海县城及租界。这一难民潮被后世学者视为1853年至1862年间上海租界华人人口从两万激增至五十万的关键节点，1860年夏秋正是涌入最为集中的时段[14]。在逃亡士绅中，不乏后来深刻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人物。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在苏州沦陷后逃至上海，寓居租界；数学家李善兰、文士王韬等人也先后到达上海[9][14]。这些避难士绅一方面在上海积极推动地方防御，另一方面不断呼吁当道借洋人武力助剿太平军，并最终于1861年促成钱鼎铭赴安庆乞师曾国藩，直接催生了李鸿章淮军于1862年乘轮援沪的历史变局[14]。

王韬日记中的若干片段为这一时期的逃亡和恐慌气氛提供了第一手记录。6月3日，王韬记李善兰来谈苏州局势，言及徐有壬已萌"向西人乞师"之念；6月10日他赴道署访袁伯襄，闻法国方面已有允诺出兵之意，英国方面则尚未答复；7月间他本人被苏松太道吴煦任命为诸翟团练局董事，参与组织地方团练抵御太平军[9]。王韬在日记中对太平军攻占杭城"烈焰亘天，号哭震地"的描写痛加诋斥，甚至表示愿"从大侠出匕首剜其腹"，反映了当时逃亡上海的江南士绅群体对太平军的普遍敌视态度[9]。吴煦档案中亦保存了诸翟团董请求西兵会剿的文书，王兰卿等士绅在见法国梅神父后传言法兵可到六千余，愿"包出兵肃清"，可见借洋兵助剿的舆论在士绅阶层中已相当盛行[10]。难民潮同时带来了上海华洋之间的深刻社会变化，相关细节将在第六章详述，但其根源正在于李秀成东征苏南所引发的这场战乱性人口流动。

2.3 松江、青浦、嘉定的争夺与上海外围防线的动摇

苏州既定，李秀成兵团分路向上海方向推进，松江、青浦、嘉定三城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及华尔洋枪队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也是通往上海县城的重要外围屏障。7月中旬，太平军部将陆顺德率先头部队东进，7月15日进抵七宝镇，上海震动。然而就在次日（7月16日），华尔率领初建的洋枪队联合清军向松江发动突袭并得手，此役是洋枪队成军以来首次作战，华尔以此获得吴煦、杨坊所颁赏银三万两，洋枪队借此扩军，兵员与装备均有显著增强[3][15]。松江失守并未阻滞太平军主力的推进，嘉定、青浦随即被太平军攻克，上海外围三城事实上形成了太平军据青浦、嘉定而清方与洋枪队暂据松江的对峙局面。

8月初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8月2日，华尔率领扩编后的洋枪队从松江出发进攻青浦，试图拔除太平军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重要据点。此役洋枪队遭遇李秀成麾下守将周文嘉等部的顽强抵抗，攻势受挫。8月9日，李秀成亲率主力自苏州赶赴青浦增援，在青浦郊外与洋枪队展开激战，大败华尔所部。据罗尔纲等学者据《李秀成自述》及相关史料考证，是役太平军击毙"鬼兵"六七百人，缴获洋枪两千余杆、大炮十余门、洋庄炮百余口、船只数百，华尔本人身受重伤，随后赴法国医治，洋枪队遭受建军以来最沉重的打击[3]。青浦大捷是太平天国战史上击败西式雇佣军的著名战例，也显示出李秀成兵团在当时仍具相当强的野战能力。8月12日，太平军乘胜收复松江，华尔洋枪队残部退回上海县城[3]。至此，上海西南方向的松江、青浦两城及西北方向的嘉定均已被太平军控制，上海县城在陆路上的外围屏障基本瓦解。

外交方面，就在前线激战的同时，李秀成仍未放弃通过谈判和平进入上海的希望。8月10日，清方在上海城内破获太平军内应余义政等人的秘密组织，余义政等被处决，这意味着太平军指望城内兵勇开门接应的计划遭到严重破坏[4]。尽管如此，李秀成仍于8月16日命令前锋部队进抵七宝、泗泾一线，逼近上海近郊；同日英国公使普鲁斯发布通告，宣布上海县城及租界由英法联军正式占领防守[4]。8月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各国公使，请求其在太平军进入时悬挂黄旗以示中立，随后亲率约三千人进抵徐家汇，以当地天主教堂为司令部[4][8]。部将蔡元隆、郜永宽率部进抵县城西南方向约九里处（据太平天国军事地理研究，此"九里"当在罗家湾即今卢家湾以西、约今打浦桥一带，旧志所谓"九里桥"实为距城九里处一桥的误称[11]），与清军小战获胜，逼近西门、南门，却遭到守城英军的突然射击。据《北华捷报》当时报道及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记述，太平军起初并未还击，而是挥手示意希望通话，但英军继续开火[4]。双方的军事对峙至此已无可挽回，上海县城攻防战一触即发。

第三章上海中外会防局面的形成：官、绅、洋三方博弈

3.1 薛焕、吴煦的防御部署与地方应变

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挥师东征后，苏南局势骤然失控，上海作为江南仅存的财赋重地与对外通商口岸，顿时成为清廷、地方官绅与列强三方目光汇聚的焦点。负责上海防务的最高文官是刚刚接任江苏巡抚的薛焕，而实际经办军需、联络洋人、组织团练的核心人物则是苏松太道吴煦。两人一主外一主内，构成了1860年夏上海防局的权力骨架[1][10]。

薛焕自太平军连克丹阳、常州、苏州以来，便接连向朝廷告急，但彼时江南大营溃败，清军主力散亡殆尽，可调之兵寥寥。他所能直接调动的，主要是江南大营溃散后收集的残兵败将、本地绿营以及临时募集的潮勇、广勇，战斗力参差不齐。为弥补兵力不足，薛焕采取了"以民壮辅兵、以团练守城"的传统办法，同时将希望寄托于两点：一是借助上海城外已被太平军攻占的松江、青浦、嘉定等县的地方团练实施骚扰牵制；二是积极推动吴煦与在沪洋商、领事接触，试探"借师助剿"的可能性[1][10]。

吴煦作为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税务与洋务交涉，是当时上海最具实权的官员。他长期与洋行买办、浙江籍绅商往来，熟悉夷务，也掌握着关税与厘金两项最重要的财源。太平军逼近后，吴煦在薛焕支持下迅速启动两项关键措施：其一是加固城防，在上海县城各门增设炮台、鹿砦，组织铺户分段守夜；其二是通过候补道杨坊——一位出身宁波买办、与洋行关系密切的富商——秘密联络在沪外侨，尝试出资招募洋人组建雇佣军[10][15]。吴煦、杨坊与薛焕三人由此形成时人所称的"三人帮"格局：薛焕主奏报与统筹，吴煦主财政与交涉，杨坊主筹款与洋行联络，这一架构成为日后中外会防体制的雏形[10]。

地方士绅的反应同样迅速而强烈。避居上海的江浙士绅在苏州失守后大批涌入租界与县城，其中既有冯桂芬、潘曾玮等在籍官员，也有王韬、李善兰等知识分子。王韬在其日记中记载，早在6月初他便从数学家李善兰处听闻江苏巡抚徐有壬（时在苏州）已有"向西人乞师"之议；6月10日他亲赴道署拜访袁伯襄，得知法国方面已有允诺出兵之意，而英国方面尚未正式答复[9]。士绅阶层的恐慌与诉求，为薛焕、吴煦联络洋人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与舆论支持。诸翟等地的团董甚至直接求见法国神父梅德尔（时人记为"梅神父"），传言法方可出兵六千余，"包出兵肃清"，此类消息虽多有夸大，却反映出基层绅董对洋人武力的急切期待[10]。

然而，清廷官方对"借师"一事态度谨慎。咸丰帝在江南大营溃灭后虽默许地方官"临机处置"，但对夷人兵船入城始终心存疑忌，担心引狼入室。薛焕、吴煦因此采取了"先做后报、边做边报"的策略：一方面以"保卫商民、保护洋行"为名与列强领事交涉，另一方面则私下资助杨坊招募洋人，避免在正式奏折中过早暴露借师意图。这种半公开半隐秘的操作方式，使得1860年上海的防御体系从一开始便呈现出官、绅、洋三方相互借力、又彼此提防的复杂面貌[10][13]。

至8月上旬太平军连克松江、青浦外围据点后，薛焕、吴煦已完成县城初步布防：清军主力分守各门，潮勇广勇扎营城外，团练分段巡查，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武力——英法联军与华尔洋枪队——则通过外交交涉与秘密雇佣两条渠道，被悄然纳入防御体系之中。

3.2 苏松太道与英法美领事的交涉：从"中立"到"协防"

1860年夏列强在上海的立场，经历了一个从口头"中立"到实际武力守城的快速转变过程，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发生在5月下旬至8月中旬之间。早在1860年5月26日，即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不足半月，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Bourboulon）发表联合公告，宣布将以武力保卫上海县城及租界，理由是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与商业利益[1]。这一公告在时间上远早于太平军实际兵临城下，显示出英法方面在李秀成东进之初便已做出军事介入的预判。

联合公告之后，军事部署随即展开。英军约九百人负责防守上海县城西门、南门及英美租界，法军约三百人负责防守东门、北门及法租界，合计约一千二百人[1]。此外，黄浦江上停泊的英法军舰可随时以舰炮火力支援岸上守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署在法理上并未经过清政府正式签约授权，而是由列强领事单方面决定、事后通知苏松太道的既成事实。吴煦在与领事往来照会中对此未予反对，实际上默认了英法军队代守城门的安排，这成为日后"借师助剿"的实质性开端[1][13]。

美国方面因国内南北战争正酣，在华兵力有限，未正式派兵守城，但美国领事史密斯（W.L.G.Smith）对英法行动表示同情与支持，美国侨民中亦有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华尔的雇佣军[15][16]。

太平天国方面并未忽视外交斡旋。李秀成在6月下旬即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攻取上海之必要，并试图以"同教兄弟"之情打动洋人；7月6日又谕令部将陆顺德查明上海两粤兵勇内应的真伪，显然对城内策反抱有期待；7月10日再次致函英、法、美三国公使，请其赴苏州谈判，并提及干王洪仁玕将亲来苏州主持交涉[2]。洪仁玕本人也于7月21日致函英国领事密迪乐（T.T.Meadows）、美国领事史密斯及法国领事爱棠（B.Edan），试图通过私人关系斡旋；7月30日，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杨笃信（Griffith John）等五人应洪仁玕之邀访问苏州，干王亲自接待，希望借此疏通各国领事[16]。

然而，这些外交努力几乎全部落空。三国公使对李秀成、洪仁玕的来信"均不予理会"，信件甚至未被拆阅；艾约瑟等人虽与洪仁玕会晤，但其身份仅为传教士，并无领事授权，无法代表官方表态。洪仁玕在苏州听闻各国领事拒不拆信、英法军队已登城守备时"情绪甚为激动"，深感被昔日同教兄弟所出卖[2][16]。

8月10日，清方破获了太平军布置于城内的内应网络，余义政等潜伏人员被处决，这一事件彻底打消了李秀成里应外合取城的幻想[4]。8月16日，太平军前锋进抵七宝、泗泾一线，普鲁斯随即发布通告，宣布上海县城及租界由英法联军正式占领并实施军管[4]。至此，苏松太道与英法领事之间的交涉尘埃落定：列强放弃中立姿态，公开以武力守城；吴煦等清朝官员则以默认联军驻防的方式，完成了中外会防的外交铺垫。这种南北迥异的格局在1860年8月达到极致：英法联军在北方准备进攻天津、北京，报复1859年大沽之败；在南方却与清军并肩守卫上海县城，形成了"北方交战、南方协防"的奇特外交景象[13]。

3.3 华尔洋枪队的组建与松江、青浦初期作战

在官方层面的英法联军布防之外，1860年上海会防体系中另一支具有开创意义的武装，便是由吴煦、杨坊出资、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统领的"洋枪队"。这支部队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由中国政府出资、由洋人担任军官、按西式操典训练的雇佣武装，其组建过程充满了商人间的秘密交易与边境冒险家的投机色彩[1][15]。

华尔早年曾在海上与中美洲从事冒险活动，1859年前后抵达上海，在长江汽船上任职，与杨坊等宁波买办建立了联系。1860年6月2日，即太平军攻克苏州仅数日后，华尔在吴煦、杨坊的正式赞助下于松江府广福林设立训练营，洋枪队宣告成立[1][15]。初创时期的洋枪队规模不大，仅百余人，成员构成极为驳杂：既有欧美各国在沪的水手、逃兵、浪人，也有菲律宾（吕宋）人和澳门的多国散兵游勇，时人统称之为"洋鬼子兵"或"鬼兵"[15]。军饷则极为优厚，据吴煦档案及相关记载，士兵月薪高达一百美元（约合白银七十余两），军官月薪在五百美元以上，另有攻城赏银——华尔与杨坊约定，攻克松江赏银三万两，攻克青浦赏银加倍[10][15]。这种重赏之下，洋枪队虽人数不多，却拥有相当强的战斗意愿。

洋枪队成军后首次重要作战是进攻松江。7月15日，太平军陆顺德部进抵七宝，威胁上海侧翼；7月16日，华尔率洋枪队联合清军向松江发动突袭，一举夺占县城[3]。此役是洋枪队成军以来的第一场"大捷"，华尔如约获得三万两赏银，随即利用这笔巨款在上海、澳门、马尼拉等地扩军，队伍迅速扩充至数百人[3][15]。

然而，接下来的青浦之战却给这支初生的雇佣军以沉重打击。8月2日，华尔率洋枪队会同清军进攻青浦，遭遇顽强抵抗，初战受挫[3]。8月9日，忠王李秀成亲率援军抵达青浦郊外，双方展开激战。是役太平军大胜，据罗尔纲等史家综合各方记载，洋枪队被击毙六七百人，华尔本人身负五伤（一说重伤），被迫退回上海治伤；太平军缴获洋枪二千余杆、大炮十余门、洋庄炮百余口、船只数百艘，取得了东征以来对洋人武装最辉煌的一次胜利[3][15]。青浦之败不仅让洋枪队损兵折将，也极大震动了上海中外舆论——此前被视为不可战胜的"洋兵"，竟被太平军以野战击溃。8月12日，太平军乘胜收复松江，华尔洋枪队退守上海县城外围，洋枪队初期作战以先胜后败告终[3]。

尽管青浦新败，华尔与杨坊并未就此解散这支武装，反而利用8月中旬至太平军攻城前的短暂间隙重新整顿。华尔赴法租界医治期间，由其副手、美国人白齐文（Henry Andres Burgevine）等人继续招兵买马；杨坊则以其银号与洋行关系继续提供军费。这种由地方道台私款出资、洋人自行招募、名义上受江苏巡抚节制的特殊武装，既不同于清廷经制之师，也不同于英法正规军，它开创了晚清"中外混合军"的先例，成为后日常胜军、常捷军的直接前身[10][15]。

从宏观视角看，至1860年8月16日太平军前锋抵达七宝、泗泾时，上海的中外会防之局已在三个层面同时成形：薛焕、吴煦指挥的清军与团练控制县城行政与常规守备；英法联军约一千二百人正式占领城门与租界要点，军舰布防黄浦江；华尔残部退居城外，作为机动突击力量待命[1][4][15]。官、绅、洋三方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博弈与暗中布置，终于在太平军兵临城下之前勉强拼凑出一道看似完整、实则各怀心事的联合防线。正是在这道防线之前，李秀成的三千先头部队即将在8月18日抵达徐家汇，展开这场近代中国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攻城之战。

第4章 1860年8月战事经过：从徐家汇到县城西门外

4.1 前锋进抵泗泾、七宝与徐家汇的占领

1860年8月上旬，李秀成兵团在青浦大捷后乘胜东下，战局重心由松江—青浦一线迅速向上海县城外廓推进。8月9日，李秀成在青浦郊外大败华尔洋枪队，毙敌六七百人，缴获洋枪二千余杆、大炮十余门、洋庄炮百余口及船只数百，华尔本人负伤赴法医治，太平军声势大振[3]。8月12日，太平军收复此前被洋枪队与清军于7月16日袭占的松江城，扫清了上海西南外围的主要据点[3]。然而就在这一连串军事胜利的背后，上海城内的内应环节却出现了重大挫折：8月10日，清方破获了太平军预先布置的内应网络，余义政等人被处决，这意味着李秀成原本指望以两粤兵勇为内应、里应外合轻取县城的计划遭遇严重挫折[4]。

8月16日，太平军前锋部队进抵七宝、泗泾一线，距上海县城仅数十里，上海城中顿时风声鹤唳[4]。七宝和泗泾是由松江、青浦方向通往上海县城的两条重要孔道，前者沿蒲汇塘东下可达县城西门外的法华、徐家汇，后者则经虹桥、新泾直指租界北缘。同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W.A.Bruce）发布通告，宣布上海县城及租界由英法联军正式占领防守，此举实质上宣告了外国武力从"中立观望"转向公开协防[4]。

8月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各国公使，请其在太平军进抵时悬挂黄旗以示中立，随后亲率约三千人由青浦、松江方向东进，于当日进抵徐家汇[4][17]。徐家汇是上海县城西南约十余里处的天主教重镇，耶稣会在此建有教堂、修院和藏书楼。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J.de la Servière）《江南传教史》记载，太平军进入徐家汇时，当地已"空无一人"，忠王遂以徐家汇天主教堂为司令部驻节[8]。这一细节值得注意：李秀成选择天主堂为指挥中枢，既因为该处建筑宏敞可资屯驻，也与其试图向外国传教士和领事传递"同教兄弟"善意、避免与洋人直接冲突的策略一脉相承。

同日，太平军部将蔡元隆、郜永宽所部推进至城西南九里处，与清军发生交战并将其击败，兵锋直逼西门、南门一带[4]。关于"九里"之地名，后世志书多有"九里桥"之附会，但据太平天国军事地理研究考证，上海县城附近并无"九里桥"之名，所谓"九里"实为"距城九里处"之简称，其交战位置当在罗家湾（今卢家湾）以西、约今打浦桥一带[11]。太平军在进抵城下后，遭到据守城垣的英军突然射击。据《北华捷报》当时报道及外文目击者记述，太平军起初并未还击，而是"挥手示意通话"，似乎仍希望通过外交接触使洋人信守中立承诺[4]。这一细节与李秀成此前多次致书三国公使、干王洪仁玕遣使斡旋的努力相互印证，表明太平军首攻上海在初始阶段确实未曾做好与英法联军正面交火的充分准备[2][16]。

4.2 8月18日至21日攻城作战的详细进程

8月18日的交火揭开了太平军首攻上海的战幕。英国人白伦（Lindsay Brine）在1862年出版的《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一书记载，8月18日（周六），太平军逼近城墙时，遭到英法军队山炮霰弹、榴弹以及来福枪的集中射击，战至夜间，太平军被迫退至敌军射程之外[7]。这一天的交火规模有限，但意义重大：太平军在城下首次遭遇了西式线膛火器与舰炮的联合打击，而英法军队则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其协防县城的决心。

8月19日，太平军继续攻城，主攻方向为大南门与小南门。防守这一地段的英军凭借城墙工事和预设炮位进行密集射击，太平军伤亡数百人，攻势受阻[5]。法国方面的记载则显示，8月19日，由法军负责防守的董家渡主教大堂区一度形势紧张。法国海军中尉勒伯勒东（Le Brethon，此人后于1862年任"常捷军"统领）下令法舰"强力号"登陆水兵开炮，该舰由比泰尔上尉指挥，对逼近城垣的太平军实施逐街扫射；与此同时，驻泊黄浦江的英舰也上驶配合作战[8]。董家渡位于县城南门外，紧邻法租界，此处的激战表明太平军已从多个方向逼近城垣，而法军的火力密度并不亚于英军。

8月20日是整个战役中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太平军后续部队约三万人自松江、青浦方向赶至城郊加入作战，连同此前抵达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三万余人[5][17]。李秀成亲自督军，将主攻方向由西门转向租界边缘的跑马厅（约当今人民广场一带），试图从英法防守相对薄弱的租界—县城接合部突入。然而这一调整反而使太平军完全暴露在英军预设的火力网之下。据白伦记载，太平军"单线持旗前进"，队形密集，遭到英租界郊区海军发射的火箭和榴弹的猛烈轰击；英舰"先锋号（Pioneer）"在夜间发射13英寸口径炮弹，迫使太平军放弃营地向后退却[7]。黄浦江中的英、法军舰居高临下，以舷炮形成交叉火网，对拥挤在城外开阔地带的太平军构成极大杀伤。太平军在炮火压迫下被迫后撤，重新集结于徐家汇一带[5]。

需要特别辨析的是兵力对比问题。1860年首攻上海之役，李秀成实际投入的兵力虽有三万余众，但忠王亲率先头抵达徐家汇者仅约三千人，且全军始终未携带重型攻城火炮，亦未做长期围困准备；这与1862年第二次攻沪时李秀成亲率十余万大军、配备相当数量洋枪洋炮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17]。就防守方而言，英法联军总兵力约一千二百人（法军三百人守东门、北门，英军九百人守西门、南门及租界）[1]，另有清军兵勇及地方团练协同，但真正发挥决定性杀伤作用的是英法海陆军的火炮与来福枪，尤其是黄浦江面英、法军舰的舰炮支援，构成了太平军无法突破的火力屏障。8月21日前后，太平军在徐家汇一带仍有小规模接战，但已无力组织对城垣的再次强攻[5]。短短四天之内，战役的攻守之势已悄然逆转。

4.3 李秀成负伤与撤兵史实考证

1860年8月20日的激战中，忠王李秀成本人负伤，这是首攻上海之役中一个关键而又长期存在争议的细节。据白伦《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以及呤唎（A.F.Lindley）《太平天国亲历记》等多家外文记载，并参以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所录忠王本人供述，李秀成在西门至跑马厅一带指挥作战时，被敌军炮弹弹片擦伤面部[5][18]。至于伤情轻重，诸家记载略有参差：外文报道多描述为"弹片擦伤"（slightly wounded in the cheek/face），忠王自述亦未将其渲染为重伤，但这一负伤对于李秀成的战场指挥与撤军决策显然产生了心理层面的影响[18]。部分现代学者对李秀成负伤一事曾提出质疑，认为有清方夸大战果之嫌，但综合忠王本人自述、当时外文目击者记述以及呤唎这位同情太平天国的英籍当事人的记载，负伤事件的主体史实是可信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伤情的具体程度与负伤的确切地点[18]。

8月22日，即大规模交火平息后次日，英军翻译官福雷斯特（Forrest）持白旗前往太平军前哨阵地进行接触。据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太平军长官对洋人此前"炮火相见"的行为深表怨愤，认为这违背了双方此前通过传教士和领事渠道达成的某种默契[6]。这次白旗接触并未带来实质性的谈判成果，但它标志着英法方面在以武力击退太平军首轮攻势后，开始试图通过外交渠道摸清李秀成的下一步意图。

直接促使李秀成下决心撤兵的关键因素，是浙江嘉兴方向传来的紧急军报。当时清军提督张玉良率部围攻嘉兴甚急，驻守嘉兴的太平军将领连连向忠王告急求援[6]。8月23日至24日，李秀成率全军经松江、青浦方向西撤，转而驰援浙江。撤兵之际，忠王命人在途径的芦苇荡中遍插旗帜以为疑兵，借以迷惑城中清军和英法联军，防止其尾随追击[6]。太平军撤兵后，于8月28日克嘉善，31日占平湖，9月3日进抵嘉兴，迅速解除了张玉良对嘉兴的围困，这一系列作战的时间节点与上海撤兵的日程紧密衔接，可作为李秀成"因嘉兴告急而撤兵"判断的有力佐证[6]。

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在撤兵前后曾致书英、美、葡三国领事（唯独不致书法方，因他认定法国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信中称"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并痛骂法人"不公不义无以复加"[12]。英国作家A.Wilson在《常胜军》一书中甚至怀疑是法国天主教会遣使先行诱骗忠王，许以不抵抗的承诺，最终却以炮火相向，导致忠王深恨法人[12]。无论"诱骗说"是否成立，此信与福雷斯特白旗接触时太平军将领的怨愤相互印证，表明李秀成在撤兵之际仍将此役受挫归咎于法国的背信，而非自认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从8月16日前锋抵泗泾、七宝，到8月23—24日全军西撤，太平军首攻上海之役前后历时不过七八天，实际攻城作战仅8月18日至21日四天[4][5][6]。李秀成在身负轻伤、内应已破、洋人炮火意外猛烈、后方嘉兴告急的多重因素叠加下，选择了主动撤兵，从而结束了太平天国与上海这座通商口岸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第5章 外国势力的立场与行动：英法联军的武力干涉

5.1 英法公使"保护租界"的决策过程

1860年夏，当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席卷苏南之际，上海的外国势力面临一次关键的立场抉择。早在5月26日，即太平军东征苏常尚未完全展开之时，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 Bruce）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Bourboulon）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以武力"保卫上海"，由此奠定了此后数月外国势力干涉的基本基调[1]。这一决策表面上以"保护租界及外侨生命财产"为辞，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纯粹防御租界的范围，将上海县城也纳入英法军队的占领与防御体系之中。普鲁斯于8月16日太平军前锋逼近七宝、泗泾之际再次发出通告，明确宣布上海县城及租界均由英法联军实施军事占领[4]，从而在法理与事实上完成了从"中立观望"到"武装协防"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英法两国此时在北方正与清帝国处于交战状态：英法联军集结于大沽口外，准备报复1859年的大沽之败，并最终于8月24日占领天津、9月21日进逼北京，迫使咸丰帝北狩热河[13]。正是在这一奇特背景下，出现了"北方交战、南方协防"的双重格局——英法军队在华北与清军激战，在上海却与清方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吴煦合作抵御太平军[13]。这种看似矛盾的安排，反映了列强实用主义的在华利益逻辑：太平天国被视为更不可控的威胁，而清政府即使作为北方的敌国，在江南仍可作为维持贸易秩序的合作对象。

太平天国方面并非没有尝试以外交手段化解外国干涉。忠王李秀成在6月下旬即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太平军攻取上海的必要性；7月10日再次致函英、法、美三国公使，请其派代表赴苏州谈判，信中并提及干王洪仁玕将赴苏州斡旋[2]。干王本人亦于7月21日致函英国领事密迪乐、美国领事史密斯、法国领事爱棠，并邀请传教士艾约瑟等访问苏州；7月30日艾约瑟、杨笃信等五名传教士再访苏州，进行了直接接触[16]。然而三国公使对这些信件和使节均不予理会，洪仁玕听说各国领事甚至未拆阅其信件、且英法军队已上城防守时，"情绪甚为激动"[16]。外交渠道的全面闭塞，使李秀成寄望于"同教兄弟之情"的幻想破灭，也为随后炮口下的重逢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在战后致英、美、葡领事信中对法国人痛加斥责，称其"已被官兵诱惑背誓，不公不义无以复加"，却独不致书法方；英国作家A. Wilson甚至怀疑法国天主教会曾遣使诱骗忠王，使之对法国的中立产生误判[12]。这一细节暗示，英法之间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法国天主教会与清方的关系尤为密切，其在决策中可能扮演了比英国更为激进的角色。

5.2 英法军队的兵力配置与战斗实施

根据英法公使联合公告所确定的分工，上海外军形成了分区防守的部署：法军约300人负责防守上海县城的东门与北门，英军约900人负责防守西门、南门及租界区域，合计正规军约1200人[1]。这一兵力规模在数字上并不算庞大，但若考虑到其背靠黄浦江中军舰炮火的支援、拥有当时最新式的来福枪与野战炮，并依托城墙与租界建筑物构成的既设阵地，其火力密度与防御强度远非一般清军绿营可比。此外，由吴煦、杨坊资助、华尔于6月2日在松江广福林组建训练的洋枪队，也构成了外国干涉力量的重要侧翼——该队初始仅百余人，由水手、菲律宾籍士兵与澳门散兵组成，7月16日袭取松江后获得三万两赏银并开始扩充，士兵月薪高达100美金、军官500美金以上[10][15]，实质上是一支由清方出资、外人为骨干的西式雇佣军。

8月18日，李秀成率约3000人进抵徐家汇，以当地天主教堂为司令部，蔡元隆、郜永宽部进抵城西南距城约九里处（今打浦桥、卢家湾一带）击败清军，逼近西门与南门[4][11]。据《北华捷报》的现场报道，太平军起初并未向洋人开火，而是挥手示意希望通话[4]。然而英军首先向这支并未挑衅的队伍开枪射击，战斗由此爆发。英国人白伦（Lindsay Brine）在1862年出版的《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一书记载，8月18日（周六）太平军逼近城墙时，遭到英法军队山炮发射的霰弹、榴弹以及来福枪的密集射击，夜间被迫退至火炮射程之外[7]。8月19日，太平军再攻大南门、小南门方向，又遭英军射击，伤亡达数百人[5]。

8月20日，太平军后续部队约3万人进抵上海城郊，使战场兵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5][17]。李秀成督军由西门外转向英租界方向，在跑马厅附近遭到英军伏击，同时黄浦江中的英舰"先锋号"（Pioneer）等以大口径舰炮实施轰击，发射13英寸炮弹并使用海军火箭，对太平军密集队形造成严重杀伤[5][7]。白伦特别记载"先锋号"在当夜持续炮击，迫使太平军放弃城外营地后撤[7]。与此同时，法军防守的董家渡主教大堂区亦发生激烈战斗：法国海军中尉勒伯勒东（Le Brethon，后成为常捷军首任统领）指挥法舰"强力号"水兵登陆开炮，由比泰尔上尉指挥所部逐街扫射，英舰则上驶至黄浦江相应区段配合法军火力[8]。法方的这一行动显然已远远超出"保护教堂"的范畴，实质是对攻城太平军侧翼的火力打击。李秀成本人在8月20日的战斗中被弹片擦伤面部，成为太平军最高指挥官在沪上负伤的标志性事件[5][18]。综合各方记载，仅8月19—20日城下一隅太平军的伤亡即在数百至七百人之间[5]，其中相当大比例是由英法火炮和来福枪造成——这一火力差距，是太平天国军队在野战中极少遭遇的新情况。

5.3 外文报纸与外交档案中的战事叙事

1860年上海之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战事几乎在外国记者与外交官员的"近距离围观"下进行，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外文即时报道，主要载体为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前身）。这些报道后经编译收入《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成为研究此役不可或缺的一手外文资料[4]。与中方官书、地方志倾向于强调"调度得宜""将士用命"不同，英文报纸对战况的记载更为直白：它们详细记录了太平军抵达的具体时间、地点与队形，以及英法军队射击、炮击的命令与效果，并特别提到太平军最初"不还击、挥手示意"的细节[4]。这一细节为李秀成日后关于"本拟与洋人商办、不意炮火相加"的自述提供了重要的第三方印证。

白伦的英文著作《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出版于1862年，距战役结束仅一年多，其对8月18日至20日逐日战况的记录尤为细致，尤其精确到"周六""周一"的时间标识和"先锋号"夜间发炮、使用13英寸炮弹等细节[7]，这些内容为中方记载所阙如。法国耶稣会士史式徽所著《江南传教史》则从天主教会视角提供了另一重叙事：该书一方面详细记载了徐家汇天主堂被忠王用作司令部、董家渡大堂由法兵护卫并遭战火波及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如实记录了勒伯勒东、比泰尔等法国军官指挥水兵登陆、逐街扫射的经过[8]。值得注意的是，法文史料对法国天主教会在战时的活动多有袒护，但对法军主动开火的事实并未隐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秀成事后对法方"背誓"的指责。

外交档案层面的材料，则集中体现在战后的外交通信与当事人回忆中。8月22日，即大规模战斗告一段落后，英军翻译福雷斯特（Forrest）曾持白旗亲赴太平军前哨接洽，太平军军官当面对洋人"以炮火相见"深表怨愤[6]，这是目前可见唯一一次双方在战场上的直接外交接触，也是英方在已开火后试图探询太平军意图的尝试。李秀成在撤军前致英、美、葡领事的公开信，则构成了太平天国方面对外文涉战事叙事的直接回应：信中一方面称"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以强硬辞令挽回颜面；另一方面又强调"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并特别痛骂法国人而回避法方[12]。这种区别对待的措辞，与外交接触中各方的微妙立场形成呼应——英国虽首先开火，但尚有传教士与外交人员往来，美国当时在沪军事力量有限，而法国因天主教会与清方关系最深、在董家渡一带主动出击最烈，成为忠王最强烈谴责的对象。

综合外文报纸、英文战史、法文传教史与外交书信，不难看出外国势力在此次战役中的叙事并非铁板一块：英文报道相对中立、注重战场细节；法文记载带有更浓厚的天主教护教色彩；外交文书则在事后试图为开火行为寻求正当性。但无论叙事如何包装，所有外文一手资料都共同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1860年8月上海之役中，英法军队并非被动防御租界，而是主动向逼近县城的太平军开火，并以舰炮支援清军防守，实质上构成了对中国内战的直接军事干涉。这一判断为此后"借师助剿"政策的正式出台和洋枪队向"常胜军"的演变，提供了最原始的行动蓝本。

第6章 战时上海的社会图景：百姓、绅商与难民

6.1 县城内外居民的遭遇与逃难

1860年夏秋之交太平军兵临上海，对久居上海县城及周边乡镇的普通百姓而言，首先降临的并非两军对垒的炮声，而是一种弥散性的恐慌。自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6月2日攻克苏州之后，"苏州已失"的消息沿运河与驿路迅速传至上海，松江、青浦、嘉定、太仓一线风声鹤唳，县城内外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开始瓦解。地方志与士绅日记显示，上海县城本为商贸繁盛之区，城厢内外铺户稠密，居民依棉布、沙船、钱庄、洋货各业为生，但自6月起"迁徙者络绎于道"，稍有资产之家或携眷渡江赴崇明、海门，或雇舟南下宁波，更多则就近涌入被视为"中立"区的洋泾浜以北租界地带[14]。

8月战事爆发前数日，恐慌达到顶点。8月10日清方破获太平军内应余义政等人，更使城内风声骤紧，"城门盘诘严密，奸细日有所获"。至8月16日太平军前锋抵七宝、泗泾，上海县城各门由清军与英法军队分段把守，法军三百人守东门、北门，英军九百人守西门、南门及租界，县城事实上已进入战时戒严状态[1][4]。城内居民此时面临两难：既畏太平军"焚掠"之名，又惧兵勇借端骚扰、土匪趁火打劫。王韬在日记中对太平军攻占杭城"烈焰亘天，号哭震地"的描述虽带有强烈立场色彩，却反映了当时江南士绅阶层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9]。这种恐惧并非凭空而来——在十余年的战事中，江南百姓已多次经历兵燹，官兵、团练、太平军与溃勇交替过境，百姓往往反复受害。

交战期间县城居民的直接遭遇，记载相对零散。8月18日李秀成率三千人抵徐家汇，蔡元隆、郜永宽部由城西南九里处推进至西门、南门外，与清军接战并遭英军射击[4]。城外西南一带的民宅、田畴当即成为战区，居民弃家奔逃，法军海军中尉勒伯勒东指挥"强力号"军舰在董家渡及城南逐街开炮扫射，英舰则上驶配合，炮火把城郊部分街区与村落化为废墟[8]。8月19、20日太平军再攻大南门、小南门并转向跑马厅方向，英舰自黄浦江发炮，炮弹落入城内与城郊，造成平民伤亡与房舍损毁[5][7]。在这种炮火交错之下，留居城内的多为无力迁徙的贫民与依赖守城兵勇谋生的小商贩，他们闭户蛰伏，仰仗城墙与洋兵炮火"庇护"；而城厢外四乡居民则纷纷扶老携幼，向租界或浦东方向奔逃，"舟楫不通，陆路复阻，哭声相闻"。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在8月18日最初逼近城垣时"不还击、挥手示意通话"，试图与城内洋人联络，这一细节在《北华捷报》的报道中亦有记载[4]。然而这种克制并未传递给百姓，普通居民所感受到的仍是炮火、戒严与未知的命运。8月23—24日李秀成因嘉兴告急率军撤往浙江[6]，县城戒严随之解除，但居民返回故居时，城郊西南一带已多成瓦砾，徐家汇天主教堂虽被忠王用作司令部而得以保全[4][8]，周边民房却损毁严重。

6.2 租界内难民潮与物价波动

太平军东征苏南对上海社会最直接、最深远的冲击，是促成了租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难民涌入高潮。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租界华人一度激增，但规模有限；至1860年，随着苏州、无锡、常州、松江、太仓相继易手，大量江南士绅、富商、地主及普通百姓沿水路东逃上海，将方圆数百里的财富与人口一并倾泻到狭小的租界之内。研究表明，1853至1862年的十年间，上海租界华人人口由约2万激增至50万，而1860年正是这一增长曲线上最陡峭的节点[14]。仅就1860年8月前后而言，"洋泾浜两岸，北至苏州河，西至老闸，东至虹口，空余之地皆架草棚竹屋以居难民"，昔日以洋行、仓库、教堂、跑马厅为主的租界景观，被骤然填满了操吴语、着长衫、携箱笼的江南人群。

难民潮首先冲击的是租界的住房与物资供应。开埠十余年来，租界内住房本为洋行职员、传教士与少量买办所建，数量有限。骤然涌入的数万乃至十余万人口使房租在数月内飙升数倍，"寻常一楼一屋月租数十金，且无空所"；许多难民只能在洋泾浜沿岸、苏州河滩地、老闸一带自行搭建棚屋，卫生条件恶劣，时疫隐患陡增。与此同时，粮食、蔬菜、柴火、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松江、青浦本为上海米粮蔬菜的主要供应地，8月战事起后水陆两路俱阻，"米价腾贵，菜蔬断绝"，加之内地银钱、铜元随难民大量流入，租界内一度出现银贱钱荒与百物踊贵并存的局面。

然而，难民潮并非单纯的社会危机，它同时为租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与商机。逃亡上海的苏南士绅与富商携带了大量现银、珠宝、契据与浮财，他们进入租界后或购房置产，或存入洋行与钱庄，或投资沙船、棉布、鸦片贸易，为正在扩张的上海租界经济注入了巨额资本。洋行商人与买办阶层从中大发其财，地产商更是在租界线内大量购地建屋，"每日有成千上百的房屋动工"。吴煦档案中也留下了绅商出资助饷的记录：杨坊等"钱袋子"不仅为华尔洋枪队提供军费——洋枪队士兵月薪高达一百美金、军官五百美金以上——更在难民安置、团练经费、捐输筹饷等方面与吴煦、薛焕紧密配合，形成官、绅、商三位一体的战时财政网络[10][15]。

物价波动之外，战时的租界还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繁荣"表象：一方面是四乡难民嗷嗷待哺、街头流民成群；另一方面是茶楼、酒肆、戏园、妓院反而因人口激增与财富汇聚而生意兴隆，"纨绔之子，流寓之商，竟以烽火为宴乐"。这种畸形繁华，成为后来描写"孤岛上海"式繁荣的最早版本，也埋下了此后数十年上海华洋杂处、五方汇聚的社会基础。冯桂芬、李善兰等江南名士即在此一时期寓居租界，他们的存在不仅改变了租界的文化生态，也直接影响了战后政治走向——正是这批避居上海的苏南士绅，后来推动了钱鼎铭赴安庆乞师曾国藩，最终促成淮军于1862年大举援沪[14]。

6.3 时人日记与地方志中的战时记忆

战时社会图景的另一重面相，保存在当事人留下的私人记录与地方文献之中。这些文字立场各异、细节参差，却共同构成了比官书更为血肉丰满的战时记忆。

王韬是此一时期留下连续日记的关键观察者之一。1860年6月3日，他即在日记中记下李善兰转述江苏巡抚徐有壬"欲向西人乞师"的消息，6月10日又赴道署访袁伯襄，得知法方已同意出兵协助防守、英方尚未答复[9]。这些记录为我们还原了上海官绅在战前向洋人求援的具体时间点。7月，王韬被吴煦委任为诸翟团练局董事，直接参与了上海西郊的团练组织工作；8月2日又有保释陈少逸出狱之举，可见其与吴煦、杨坊等当道人物往来密切[9]。王韬的立场鲜明敌视太平军，其日记中"愿从大侠出匕首剜其腹"之语虽属激愤，却折射出一批在上海租界立足、与洋行及洋务事业关系密切的沿海士绅，在1860年选择站在清方与洋人一边的真实心态。与传统内地士绅不同，王韬等人的"忠清"已掺入明显的地方利益与洋务实利考量。

与王韬的私人日记相呼应，地方志书则提供了更具"地方公共记忆"色彩的叙事。《松江府续志》《上海县志》等志书在记述咸同年间兵事时，虽沿用官方话语斥太平军为"贼""寇"，但对百姓流离、村镇残破、团练兴废、善堂救助等事项记载颇详。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从法国天主教会的视角，留下了徐家汇一带的特殊记录：8月18日太平军进入"空无一人"的徐家汇，将天主教堂用作忠王司令部，但并未毁坏教堂与传教设施，耶稣会修士在此期间得以近距离观察太平军的纪律与装备[8]。这一记载与清朝官方志书中"所过残破"的笼统叙事形成有趣对照，提示我们太平军在对待教会产业与传教士时，曾一度保持克制，与李秀成试图联络洋人的外交策略一致。

此外，吴煦档案中的公牍、信函与捐输清册，则从"官"的视角补足了社会图景的另一侧面。诸翟团董请求西兵会剿、王兰卿等人见法国梅神父后带回"法兵可到六千余、包出兵肃清"的口信[10]，这些细节说明在战云密布之际，上海基层社会已出现"借洋"呼声，且民间绅董与外国神父之间的接触比后世想象中更为频繁直接。洋枪队士兵百余人、月薪百金的高薪[10][15]，在难民遍地、百业凋敝的上海，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信号：从军"吃洋饷"开始成为沿海流民与冒险家的新出路，这条线索将直接延伸至后来常胜军、淮军洋枪队乃至中国近代军事制度的转型。

综合日记、志书、教会史与档案可见，1860年8月的上海并非一个简单的"军民同心、华洋协力"的抗战舞台，而是一个充斥着恐惧、投机、离散与重组的复杂社会场域：百姓在炮火中仓皇逃难，绅商在租界内借战乱聚敛并重塑自身地位，士大夫在日记中书写着忠义愤懑却也悄然调整着对洋人与洋务的态度，传教士与洋人则在中立旗号下观察、记录并实际介入战事。这些多声部的记忆共同拼贴出首攻上海之役的社会底色，并为理解此后数十年上海走向近代化大都市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最贴近地面的观察起点。

第7章 战役后果与历史回响

1860年8月太平军首攻上海之役，从军事角度看不过是李秀成东征苏南途中一次持续七八天的顿挫，然而其冲击波却沿着政治、外交与社会结构三个方向迅速扩散：嘉兴战局的牵制与列强火力的突袭，使太平军第一次直面"同教兄弟"的炮口；清方官绅则在战火余烬中加速推动"借师助剿"的体制化进程；上海租界与华界交错的华洋秩序，也因这次兵临城下而被重新塑形。本章从撤兵原因辨析、清方政策转向与上海近代化影响三个层面，梳理此战的中长期历史回响。

7.1 太平军撤兵原因辨析：嘉兴告急、列强火力与兵员损失的三重叠加

李秀成自8月18日进抵徐家汇，到8月23—24日全军经松江、青浦向浙江方向撤退，首尾不过一周。对于其突然撤兵的原因，传统叙事或强调忠王面部被弹片擦伤导致指挥中断，或单纯归因于嘉兴被围的后方告急，但若对照中外史料互证，可以看出撤兵决策是嘉兴战局、英法火力与兵员损失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嘉兴告急是直接导火索，列强参战是关键变量，兵员损失与内应失败则构成战术层面的约束。

最紧迫的因素来自浙江方向。8月间，清方总兵张玉良率部围攻已被太平军占领的嘉兴，守将求援文书络绎送达忠王大营。据法籍传教士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及《忠王李秀成致英美葡领事书》所载，8月22日英军翻译福雷斯特持白旗至太平军前哨交涉时，太平军长官已对洋人"炮火相见"深表怨愤；8月23—24日，李秀成即率军经松江、青浦驰援浙江，撤兵时命所部在芦苇丛中遍插旗帜以为疑兵，8月28日克嘉善，31日占平湖，9月3日抵达嘉兴外围解除困局[6]。这一时间链表明，嘉兴被围是李秀成无法在上海城下持续消耗的最直接原因——东征苏南的整体战略重心在于建立苏福省根据地，上海只是其中一环，而嘉兴若失，太平军在浙北的侧翼将被撕开，整个苏南占领区的稳定性会受到威胁。

但嘉兴告急并不足以单独解释撤兵的突然性，因为在此之前，李秀成本人曾多次致书各国公使、寄望于外交谈判与城中内应。8月10日，清方破获太平军在城内的内应组织，余义政等人被处决，使太平军里应外合轻取县城的计划落空[4]。这一情报挫败，加上8月18—20日三天里英法军队的实弹阻击，构成了迫使忠王改变决心的关键变量。据英国人白伦（L.Brine）《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记载，8月18日太平军逼近城下时，即遭英法山炮霰弹、榴弹及来福枪齐射；8月20日，太平军单线持旗前进时又遭英租界郊区海军火箭与榴弹轰击，黄浦江中英舰"先锋号（Pioneer）"连夜发射13英寸炮弹，迫使太平军放弃徐家汇前沿营地退却[5][7]。法方史式徽的记载同样显示，法国海军中尉勒伯勒东指挥"强力号"舰炮兵逐街扫射，与英舰上驶配合[8]。对于以旧式抬枪、鸟枪为主且"始终未做武力强攻坚城准备"的太平军前锋而言，这种跨江交叉火力是其以往对清作战中从未遭遇过的[17]。

兵员损失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军继续攻城的能力。忠王亲率抵徐家汇的前锋仅约3000人，8月20日后续部队约3万人进抵城郊，但仅8月19—20日在城下一隅即伤亡数百至七百人，忠王本人面部亦被弹片擦伤[5][18]。更具心理冲击的是"同教兄弟"反目的象征意义：李秀成在撤兵后致英、美、葡领事书中称"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并痛骂法国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不公不义无以复加"，以致独不致书法方[12]。可见，此战使太平天国领导层—尤其是洪秀全所倚重的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对西方列强"中立"立场的幻想受到沉重打击；洪仁玕此前于7月间多次致书英、美、法领事并邀请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等访问苏州斡旋，当听说各国领事未拆阅信件且英法军队已登城布防时，"情绪甚为激动"[16]。综上所述，李秀成撤兵并非单因某一突发事件，而是后方战情急、内应失败、火力差距与心理挫折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他需要优先巩固苏福省与浙北，以待来日。

7.2 "借师助剿"政策的加速出台：从地方官绅私相授受到朝廷体制认可

太平军兵临城下的炮声，为上海官绅多年酝酿却一直受朝廷犹豫制约的"借师助剿"之议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推动。早在6月初，王韬日记即记数学家李善兰转述江苏巡抚徐有壬"欲向西人乞师"之意；6月10日王韬赴道署访袁伯襄，又闻法方已允而英方"未报命"[9]。但此类交涉在1860年夏秋之前主要停留在地方层面，由苏松太道吴煦、候补道杨坊与各国领事、军官私下接触，尚未形成朝廷层面的正式政策。1860年8月之役使"私相授受"的地方经验上升为公开的政策选项，并在同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完成体制化转身。

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机制是上海官、绅、洋三方在战火中形成的"会防"利益共同体。吴煦档案显示，诸翟团练董事曾主动请西兵会剿，士绅王兰卿等人面见法国梅神父后甚至传言法兵可调六千余"包出兵肃清"；吴煦、杨坊与江苏巡抚薛焕实际上构成了筹措防务的"三人帮"，其中杨坊以买办身份充当"钱袋子"，负责为华尔洋枪队筹集军费——洋枪队士兵月薪高达100美金、军官500美金以上，这一饷额远高于清军绿营，若无官绅合力筹措绝无可能[10]。1860年8月的实战使这一共识得到验证：英法军队合计约1200人（法军300人守东门北门、英军900人守西门南门及租界）依托城墙、舰炮与近代轻武器，成功击退数万太平军[1]；而华尔洋枪队虽在青浦之战中被李秀成重创、伤亡六七百人，华尔本人亦受伤赴法医治，但7月16日袭取松江获赏银三万两的战绩已向官绅展示了西式雇佣军的价值[3][15]。

更具宏观意义的是北方战局与上海战局的奇特错位。1860年5—8月间，英法联军正在北方集结准备报复1859年大沽之败，8月24日即攻占天津，9月21日八里桥之战后咸丰帝北逃热河；然而在上海，同一支英法军队却与清方合作防剿太平军，形成"北方交战、南方协防"的双重格局[13]。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实际上暴露了英国在华政策的双重目标：在北方以武力迫使清廷履行《天津条约》并增开口岸，在南方则以武力保护其已经营十余年的上海租界与贸易利益。8月16日普鲁斯正式通告上海县城及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防守，标志着这一实用主义政策进入执行阶段[4]。10月《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交战"状态结束，"南方协防"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清廷正式认可的"借师助剿"政策框架[13]。

这一政策转向在随后两年中迅速产生连锁反应。首先是洋枪队的扩编与正规化：百余人规模、由水手、菲律宾人与澳门散兵组成的"临时工"式雇佣军，在松江赏银与上海防剿经验基础上逐步扩充，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支西式装备、西式训练的军队雏形，为日后"常胜军"的组建提供了蓝本[15]。其次是苏南士绅乞师运动的升级：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大量江浙士绅涌入上海租界，冯桂芬等名士在避难期间与地方官、洋人密切接触，直接推动了1861年华翼纶、钱鼎铭等人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最终促成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乘英轮东下援沪[14]。换言之，1860年8月上海城下的炮声，不仅改变了清方对洋兵可用与否的判断，也重塑了此后两年华东战局的兵力投送方式——洋舰运淮、洋枪队配合作战的模式由此成为常规，太平军东征苏常在战略上陷入中外军事力量联合挤压的新困境。

7.3 上海城市近代化与中外关系格局的重塑

太平军首攻上海之役的影响，并未随李秀成撤兵而消散，而是沉淀进上海城市空间与中外关系结构的底层。此战之前，上海开埠虽已十余年，但华界、租界与洋行贸易区之间在军事防御、行政管辖与社会流动上仍处于相对松散的"华洋杂处"状态；1860年8月的兵临城下，使租界的"孤岛"性质第一次以极端方式显现，并由此启动了一连串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迁。

最直接的社会后果是难民潮对租界人口结构的改变。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南期间，苏州失守及松江、青浦、嘉定等地战事引发大规模逃难，为1853—1862年间上海租界华人人口从约2万激增至50万的关键节点[14]。1860年8月的攻城战进一步将恐慌推向高潮：徐家汇天主堂一度成为忠王司令部，董家渡主教大堂区仅靠12名法兵与"强力号"舰炮守护，城内外居民扶老携幼涌入租界寻求洋兵保护[8][6]。这种战时难民潮一方面给租界带来巨大的粮食、住房与治安压力，催生了早期的租界市政管理与慈善赈济机制；另一方面也使租界从单纯的外侨居留地迅速演变为华洋混居、商业资本与劳动力高度集聚的都市空间，为19世纪60—80年代上海的经济起飞奠定了人口基础。

城市防御格局的改变同样显著。战前上海县城的防御主要依赖绿营、团练与城墙，租界则基本不设防；1860年8月之后，由英法军队分守城门、英舰巡弋黄浦江、洋枪队驻防松江广福林的"三位一体"防御体系成为常态[1][15]。这种军事部署意味着清方在事实上将上海县城与租界的防御权部分让渡给了列强驻沪军事力量，为日后租界扩界、会审公廨设立以及工部局权力扩张提供了武力背书。与此相应，道台吴煦、巡抚薛焕在战后对洋人态度更加务实，买办杨坊这类兼具官、商、洋三重背景的人物地位上升，预示了晚清上海政治格局中"官—绅—洋"三角权力结构的成型[10]。

在中外关系层面，1860年8月之役是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关系从"暧昧试探"走向"公开对抗"的转折点。此前，从洪秀全的"洋兄弟"话语到洪仁玕《资政新篇》所展现的现代化愿景，再到李秀成、洪仁玕多次致书三国公使、邀请传教士访问苏州，太平天国领导层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新教国家—长期抱有"同教同盟"的期待[2][16]。1860年8月18—20日的实弹阻击，尤其是法方在天主教区附近的强硬姿态，使李秀成在撤兵书中对法国痛加斥责，英国作家A.Wilson甚至怀疑是法国天主教会遣使诱骗忠王、使其放松了武力戒备[12]。尽管这一推断缺乏直接证据，但它折射出当时舆论已普遍意识到：宗教亲缘性在商业利益与条约权利面前不堪一击。此后，太平天国虽在1861—1862年间继续尝试与英方沟通（如1861年呤唎等外籍同情者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但1860年8月的炮声已为1862年第二次攻打上海时英法公开大规模参战、华尔—戈登"常胜军"与淮军协同作战埋下伏笔[1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战在历史记忆层面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双重效应"：对清方官绅与上海外侨而言，1860年8月被记忆为一次"成功保卫"，其叙事强化了洋兵可恃、租界可保的信念，成为此后借师助剿政策不断加码的情感基础；对太平天国而言，此战则是一次被"同教兄弟"背叛的痛苦经验，加深了其领导层对西方虚伪性的认知，但同时也促使李秀成等将领在1862年第二次攻沪时做了更充分的攻坚准备，投入兵力达十余万之众，与1860年3000前锋的试探性质截然不同[17]。这场持续仅一周的战役，由此成为上海近代史上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分水岭——它以一次有限的军事冲突，撬动了此后半个世纪华东地区的军事、外交与城市格局。

参考资料

[1] 张一文. 太平天国军事史[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4.

[2] 夏春涛. 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 洪仁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42-143.

[3] 罗尔纲.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85-86.

[5] Brine L.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M]. London: John Murray, 1862: 254-256.

[6] 史式徽. 江南传教史[M].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组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7] 静吾, 仲丁编.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3-4.

[8]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吴煦档案选编: 第一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427.

[9] 方行, 汤志钧整理. 王韬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73-178.

[10] 忻平. 王韬评传[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11] 郭豫明主编.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9.

[12] 胡绳. 胡绳全书: 第六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3] 裴士锋. 天国之秋[M]. 黄中宪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4] 罗尔纲, 王庆成主编. 太平天国: 第19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5] 唐振常主编. 上海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85-190.

[16] 梅朋, 傅立德. 上海法租界史[M]. 倪静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249.

[17] 呤唎. 太平天国亲历记[M]. 王维周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223.

[18] 简又文. 太平天国全史: 下册[M].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62: 1790-1792.

[19] Wilson A.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ampaign under Lt.-Col. C.G. Gordon[M]. London: Wm. Blackwood & Sons, 1868: 66.

[20] 年安世. 太平天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