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加强我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推进非洲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质量跃升，浙师大非洲研究院（非洲区域国别学院）组织开展2026级新生读书报告征集活动，本期推选王珩教授著作《非洲智库发展研究》的读书报告，以供交流。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智库已成为各国政府处理各类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思想支撑。作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桥梁，智库将学术概念转化为政策和实践，对政府决策和公民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智库经历了爆炸式增长；进入21世纪，非洲智库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然而，学界对于非洲智库的认知和研究程度尚浅，对其发展历史与现状、特点与趋势缺乏系统的理解。针对上述问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王珩教授所著《非洲智库发展研究》一书，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非洲智库的发展生态，基于对104位非洲智库学者的问卷与访谈调研，深入剖析其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该书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研究非洲智库发展情况的专著，不仅为我们理解非洲知识生产体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观察入口，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非洲智库建设应如何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 非洲智库是亟待理解的知识主体
《非洲智库发展研究》首先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是非洲智库”以及“非洲智库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传统研究视角下，非洲往往被视为发展落后且高度依赖外部援助的对象，这种“客体化”的认知方式带有强烈的外部凝视色彩。王珩教授在书中明确提出，非洲智库是为非洲国家和社会提供思想研究产品和决策参考、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的研究机构或组织。非洲的问题应当由非洲的学者来定义、研究、解答。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确立非洲智库作为非洲自主知识生产主体的地位，而非西方智库在非洲的简单复制或延伸。
该书将非洲智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萌芽时期、殖民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21世纪以来，清晰地勾勒出非洲智库从“殖民政权附属品”到“本土发展推动者”的演变轨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时期非洲智库的两面性。一方面，殖民政权设立的研究机构帮助西方国家控制政治和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这些机构推动了非洲的基础科研，培养了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人物。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为后续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
书中强调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相辅相成”、“综合化与专业化并行不悖”等特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西方中心主义智库观的一种修正，跳出了“西方理论+非洲案例”的窠臼，从非洲自身的历史逻辑与发展需求出发，去理解智库在非洲国家治理、社会转型和对外关系中的独特角色。通过扎实的数据与案例，作者指出非洲智库在引领非洲发展议程、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影响知识生产与社会思潮等方面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二、非洲智库发展面临困境与挑战
构建关于非洲智库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国非洲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持的必要举措。非洲智库为什么始终难以实现真正的自主？《非洲智库发展研究》以大量扎实的数据和案例表明：非洲智库的自主性缺失不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系列的结构性障碍所导致的必然困境。
一是资金不足。当一家智库连基本运营都难以维系时，独立研究便成了一种奢侈。由于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并未将智库视为国家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很少为智库提供专门预算，非洲智库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外部。西方援助国和机构会要求能在受援国等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非洲智库的自主性。
二是专业人员和发展平台短缺，“有库无智”现象严重。智库的核心资产是人，但非洲智库恰恰在“人”的环节上面临断裂。不仅减少智库研究人员数量，更在于削弱了本土知识生产体系持续形成研究议题、培养学术共同体和积累政策经验的能力。
三是非洲智库长期面临数字基础设施落后、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大多数非洲智库无法跟上技术、通信、大数据、数据可视化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变化，影响研究效率、数据处理能力和成果传播能力，并进一步影响智库参与国际知识竞争的能力。
三、 提升非洲智库影响力的路径探索
非洲智库如何提升影响力？书中提到，在当下，智库若要成功运作，就必须关注“4力”。首先，非洲智库需要以战略研究为基础，提升思想创新力，夯实研究基础，深入展开调研，增强国际化能力。其次，以人才引育为重点，提升核心竞争力，建立灵活的培养机制，将“旋转门”模式和本土人才培育有机结合起来。再次，非洲智库需以自主发展为关键，增强战略传播力。第四，非洲智库需要以协同创新为路径，强化资源保障力，拓展资源平台，丰富收入来源，建立起协同网络。
中非智库合作模式展示了一种与传统“南北合作”截然不同的逻辑。在以往的“南北合作”中，资助方往往对受援方的研究议程拥有实质性的话语权；而在中非智库合作的实践中，合作双方是平等的研究伙伴，联合研究以双方的共同关切为出发点，成果以双方的共识为归宿。 “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作为迄今首个诞生于南方而非北方强加的国际共识，其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中国强加给非洲的，也不是非洲单方面接受的，而是双方学者在平等对话中共同建构的知识产品。同样，中非智库论坛也并非是中国单方面向非洲宣讲的平台，而是双方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的空间。每一届论坛的议题设置都经过了中非双方的协商，最终发布的成果反映了双方的共识而非单方面的立场。非洲智库既是合作者，也是议题的共同设定者，而非被动的参与方。中非智库合作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真正平等的共同知识生产机制。“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给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示范。帮助非洲建立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议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帮助非洲智库实现自主”本身，就是中非知识共同体建设最坚实的基石。
读书报告作者：王萌
2026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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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王萌
编辑：朱政宇
审核：杨凯、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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