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北京地区已有聚落形成，而蓟的出现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正是蓟的出现，为日后北京城的诞生埋下了最早的基石。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背靠太行山与燕山，是中原与北方草原沟通交流的桥梁和中间地带，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与融合。北京城起源于先秦时期，已发掘夏商周时期遗址数十处，悠久的文化为这座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综合梳理北京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剖析重点遗存，有利于深入探索北京城的起源。
一、大坨头文化
大坨头文化以河北大厂大坨头遗址命名，其时代约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和早商时期。北京地区的大坨头文化遗址主要有昌平区雪山、张营，平谷区刘家河，房山区镇江营、塔照、刘李店，密云区凤凰山和丰台区新宫等。（略）
二、围坊三期文化
围坊三期文化得名于天津市蓟州区围坊遗址，是京津冀地区继大坨头文化之后兴起的又一类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域大体与大坨头文化重合，年代约为商代晚期。北京地区目前只在房山、昌平、平谷三个区发现有确切的围坊三期文化遗存。新发掘的丰台新宫遗址也可能有围坊三期文化遗存。（略）
三、西周—春秋时期文化
西周时期的北京地区，过去多认为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区，间有燕文化分布。随着燕文化扩张，张家园上层文化逐渐退缩。陈光就曾指出，张家园上层文化以永定河为界，南为镇江营类型，北为张家园类型。北京地区西周时期的遗址发现较多，主要分布在房山、昌平、顺义、平谷、丰台、大兴等区。顺义区牛栏山镇金牛村曾发现西周墓葬，出土一组铜器，多有“亚㠱”二字铭文。唐晓峰认为此墓葬是蓟国贵族墓葬，周王朝时先后在北京地区分封了蓟、燕两国，蓟国的范围在北京小平原及其北部，今永定河以北。大兴区旧宫遗址是一处西周早中期小型聚落。丰台区新宫遗址也发掘到西周时期的遗存。值得注意的是，据纪烈敏介绍，北京西便门外古庙村也有张家园上层文化遗存。1956年在广安门外南700米处新修马路破坏了辽金宫殿基址，基址下的文化层出土有陶片，苏秉琦鉴定其时代最早接近西周。（略）
四、夏商周时期蓟的出现及推测
夏商周时期北京地区的文化变迁。夏代晚期大坨头文化出现。早商晚段，商王朝北侵，大坨头文化向围坊三期文化蜕变。周灭商后，姬周文化和殷遗民文化进入北京地区，导致围坊三期文化消亡。以姬周文化为主导，融合了殷遗民文化和土著文化（或称张家园上层类型），形成了燕文化，并在西周中期覆盖了燕山以南的京津冀地区。
晚商时期蓟地望的推测。北京小平原晚商时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期待新宫遗址资料的发表能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提供更多线索。潮白河流域则是围坊三期文化分布区，而刘家河——龙坡遗址很可能就是围坊类型文化的中心聚落。晚商时期的蓟应在潮白河流域、北京小平原内寻找。侯仁之、王光镐、韩光辉等多位学者认为，武王褒封黄帝之后于蓟，蓟作为聚落，在西周之前即已存在。王光镐认为，有关殷商蓟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墟卜辞一期上，其年代约为商王盘庚至武丁时期，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300—前1200年。北京小平原内西周时期遗址发现很少，旧宫、新宫遗址都不具备中心聚落的特征。其中，新宫遗址北距广安门约八公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夏末至周初有内外双重环壕的遗址，主要由祭祀区和墓葬区组成，没有发现大型居住址。古代聚落的居住址一般距离墓葬区不远，期待这方面的考古工作会有新发现。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西便门外古庙村和广安门外发现了相关线索，因为这两个地点正处于战国至西汉时期蓟城位置的偏西部。关于这一问题，有待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调查工作有新的发现。
五、古文字中的蓟国历史线索
《说文解字·艸部》有：“蓟，芺也，从艸，魝声。”《说文解字·邑部》又有“契”字（古文字右侧有耳刀，电脑缺字，以契代之），许慎云：“周封黄帝之后于“契”也。从邑，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县。”段玉裁注：“许说汉制作“契”，则知汉时故作“契”矣，但不解今之汉志何以作蓟也。”段注又云：“然则‘契’者，许所见古字也。蓟者，汉时字也。”即段玉裁倾向于“蓟”是汉代通行文字，“契”为古文，汉时已不流行。
作为诸侯国的蓟，罕见先秦文献记载。学者们希望通过出土文字或文献材料来丰富对蓟国的认识。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附近发掘战国水井36座，水井底部出土了战国陶罐。部分陶罐颈部有陶文，其中一件陶罐颈部压印陶文“魝”（原形字“魝”字陶文图案受字库限制无法直接排入文中，替换为“魝”字，读者可参见插图）。陈平认为，“魝”的左旁是“魚”，右偏是“刂”，该字可以释为“魝”。《说文解字·刀部》：“魝，楚人谓治鱼也。从刀、从鱼。读若锲。”段注：“蓟以为声。”陈平认为“魝”就是“蓟”字，压印在陶罐上用以表示“该陶罐产自于燕国的上都‘蓟’城”，并指出，该陶文的出土、释读，证实了“白云观遗址附近应当就是战国燕国上都蓟城之所在”。可能是因为孤证的缘故，陈平的研究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甲骨文中有“㠱”字（原形字图案受字库限制无法直接排入文中，以“㠱”代之），王襄将其隶定为“㠱”。叶玉森认为“㠱”为国名，且在金文中亦多次出现。《说文解字·己部》云：“㠱，长居也。从己，其声。读若杞。”段注：“按《集韵》㠱古国名。卫宏说与杞同。盖卫宏以‘㠱’为杞宋之杞。此出唐人所谓卫宏官书。多不可信。即如此条，乃因许语而附会之也。”丁山提出“㠱”与商末重臣箕子有关。他认为甲骨卜辞中的“㠱侯”即箕子；春秋时期，“㠱”写作“纪”，而其字形中的“其”实际上即是“箕”的本字。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西周早期的“亚㠱”与西周末期、春秋初年出现在胶东半岛的不带“亚”字框的“㠱”没有关系。纪国的铜器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只用“己”字，后并用比较复古的书写方法“㠱”，并且两种写法共存至纪国灭亡。李学勤也认为商末的“㠱”就是文献中的“箕”，并指出商代㠱侯的封地应在沙河附近。近年高明英提出晚商、西周早期的㠱国位于今北京地区，但其与蓟、纪、箕都没有关系。
与以上学者不同，葛英会认为“㠱”就是“蓟”。《说文通训定声》认为㠱“从其，己声”。葛英会认为，“蓟”与“㠱”古音同属牙音见母，二字双音，上古皆属支部字。“蓟”与“㠱”之间可以同音假借。（略）
《殷周金文集成》收录晚商、西周早期“㠱”国（族）铜器24件，但多为传世品。只有8件有出土地点，其中：晚商2件，均出土于安阳；西周6件，1件出土于琉璃河，1件传出土于卢沟桥附近，3件出土于顺义牛栏山，另外1件出土于辽宁喀左北洞2号窖藏坑。
综合考察晚商、西周早期“㠱”国（族）铜器，其普遍使用日名，表明其为商系国族。西周早期有明确出土地点的“㠱”国（族）铜器，基本出土于今天的北京地区。此时的“㠱”国在北京地区，“似不无道理”。顺义牛栏山与房山琉璃河间的北京小平原可能就是该国（族）的中心区域。
（本文选自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课题组《北京城起源研究报告》的第二部分，原标题《夏商周时期北京地区聚落的形成和蓟的出现》，标题和内容有省略，原文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北京城之源 都之始 河之端》第5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