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AACR癌症差异进展报告丨临床研究和癌症治疗方面的差异(四)

从医学研究到临床转化，无数人投入了大量心血，才使得新发现不断变成更好的疗法，为全球各地的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期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近期取得的诸多进展，包括FDA批准的多种新药。

然而，在治疗层面，种族和少数族裔群体以及其他医疗服务不足的人群，仍然面临着更多、更严重的障碍。这些障碍体现在方方面面：治疗延误、无法获得符合指南的根治性治疗、治疗不足、拒绝治疗或提前终止、在低流量或社区机构而非综合癌症中心接受治疗，以及更高比例的治疗相关毒性和/或经济毒性（如下图）。从诊断到临终，治疗差异贯穿整个癌症照护全程，少数族裔患者在生命末期的照护质量也更差。对于住在偏远或农村地区（如原住民人群）、身处美国本土之外、健康素养不足或存在语言障碍的患者，这些障碍更是层层叠加。

一项基于2005年至2019年早期NSCLC患者医疗服务利用数据的研究显示，黑人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疗的比例显著低于白种人。另一项针对3000多名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年龄较大和黑人患者接受个体化治疗的可能性更低，而这些治疗本来能带来显著的生存获益。此外，尽管有明确的治疗指南，农村地区的早期泌尿生殖系统（肾、膀胱、前列腺）癌症患者接受推荐治疗的比例仍然偏低，说明在手术、放疗和协同照护方面还需进一步改善，才能缩小这些差距。

癌症治疗中的许多差异，根源在于结构性和社会性驱动因素——系统性不公、医疗设施可及性差、治疗费用高昂、收入偏低、缺乏医疗保险，都位列其中。例如，生活在结构性种族主义更严重社区（以住房、教育、收入和医疗方面的差距为衡量指标）的黑人患者，更容易延误乳腺癌治疗的启动。同样，年龄较大且居住在红线社区的乳腺癌患者，接受符合指南治疗的可能性更低。在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医院接受结直肠癌、乳腺癌、胃癌和胰腺癌治疗的患者，五年生存率显著低于在高收入人群服务医院治疗的患者，这说明患者层面和机构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叠加在一起，加剧了癌症结局的差异。此外，未得到满足的社会需求——尤其是交通、住房稳定性、法律援助和照护责任方面的困难——与治疗启动延误显著相关。

美国农村县的肿瘤科医生数量远少于城市县。研究表明，与城市患者相比，农村患者跨州接受手术、放疗和化疗的可能性高出两到四倍。同样，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NHPI）乳腺癌患者也面临严重的治疗差异——乳房切除术后重建的可能性更低、手术延误更频繁、拒绝放疗的比例更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地理隔绝、专科照护可及性有限和文化认知差异，共同推高了他们的死亡风险。

当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患者同一种族和/或民族，或使用同一种语言时，患者的满意度和照护质量都会提高。一项针对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研究显示，与临床医生的身份认同感会影响长期治疗依从性，但效果因医生类型而异：患者与肿瘤科医生在种族、民族和性别上的一致性，与个体化治疗依从性略高相关；而患者与基层医疗医生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历史上处于弱势的患者中），则与更高水平的符合指南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依从性相关。然而，来自少数族裔群体的个体中，报告与医生种族和/或民族一致或语言偏好一致的比例更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癌症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人才队伍本身缺乏多样性。

因遭遇歧视和文化不称职而对自己的医疗照护感到不满，是性和性别少数群体（SGM）群体患者面临的一大障碍，常常导致他们回避就医。根据最近一份报告，SGM癌症幸存者和照护者承受着“少数群体压力”，即对歧视或低质量照护的担忧。而文化谦逊、包容且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实践——如肯定性沟通、可见的包容性标识和定制化资源——对于改善这一人群的癌症照护体验和结局至关重要。“All of Us”研究项目的数据显示，SGM癌症幸存者内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双性恋和跨性别/性别扩展个体面临最大的结构性和社会心理照护障碍（包括费用相关的延误、歧视和压力），这提示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数据驱动的干预措施，才能减少这一群体内部的不平等。

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多重交叉身份的患者往往面临多层面的癌症照护障碍，在筛查、诊断、治疗和生存各阶段都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深入了解地理、种族和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因素如何交叉作用，共同导致治疗差异，并通过减少结构性和人际偏见、改善照护可及性、实施循证干预来缓解这些不平等。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近期在癌症治疗主要手段使用方面发现的差异（如下图），并强调在实现癌症治疗公平性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的领域。重要的是，近期多项研究都指出，如果每位患者都能公平地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那么许多癌症在治疗和结局上的差异是完全可以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