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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26世界投资报告：动荡时代的国际投资》（202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a Turbulent Era）。
报告原文为英语，暂无官方中文版本，共225页，分为三章，中企出海研究将逐章详细编译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以供学习参考。
报告第一、二章《国际投资趋势》编译可参考下列文章：
本文为报告第三章《趋势与政策回应》（ChapterIII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a turbulent era: Trends and policy response）编译。
当前，国际投资正日益向全球战略竞争核心产业集中。从2020年到2025年，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关键矿产和清洁技术等战略部门在全球绿地投资中的占比已从16%激增至44%。然而，这轮投资热潮并未普惠全球。
产业政策和经济安全考量重塑企业投资决策。各国政府通过激励措施、补贴、投资审查以及贸易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等手段，引导资本流向优先发展的战略部门，同时限制被视为具有战略敏感性的交易。
发展中国家亟需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务实性的投资战略。与此同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国际合作对于维护跨境投资的共同基础至关重要。
编译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本文全文约10440字。
— ༄ —
A. 引言（A. Introduction）
国际生产的全球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跨境投资的环境更加不确定和碎片化。
政策制定者日益重视经济安全，通过产业政策工具将投资引向战略行业，同时加强外国投资审查和对外投资管制。对跨国企业而言，这些变化直接转化为对其业务布局和结构的巨大压力。
因此，投资决策不再仅由效率和市场准入驱动，而是越来越多地被风险管理目标所补充甚至取代，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供应链韧性、技术竞争和市场准入安全。
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审慎平衡的政策回应。
在此背景下，本章有四个主要目标。
第一，分析国际投资的最新变化，关注战略部门的崛起以及产业政策、投资审查和经济安全考量对FDI趋势的影响。
第二，考察全球供应链重构，聚焦制造业投资。
第三，评估这些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讨论如何在更碎片化的投资环境中促进、留住和利用外资。
第四，探讨国际合作和共同方法如何帮助缓解紧张、支持更开放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
B. 战略产业的竞争（B. Competition in strategic sectors）
战略产业的竞争已成为当代投资格局的核心特征。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和经安问题日益突出，各国政府和企业都更加重视对国家安全、技术领导力和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产业控制权。
然而，“战略性”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它通常指向技术领导力和国家安全，如半导体、AI和量子技术；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战略重要性可能更多地与资源安全、粮食系统、能源获取和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等基本发展需求相关。
本章的分析聚焦于五个在当前全球投资竞争和政策干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域：
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
先进和敏感技术（如机器人、量子技术）；
关键矿产；
能源转型技术和服务；
半导体。
这些领域相互关联，其投资模式是理解当代国际生产格局变化的关键。
▍01 战略产业国际投资的增长
战略产业投资在绝对值和占全球比重上都增长迅猛。宣布的绿地项目价值从2020年的1090亿美元飙升至2025年的5760亿美元，其在全球绿地投资中的占比也从16%跃升至44%。这一扩张反映了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投资浪潮。
其中，AI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是金额最高的板块，2025年占战略产业总投资额的五分之三，从2020年的不足50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接近3500亿美元，主要驱动力是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等AI所需计算和数字骨干网的大规模建设。
半导体则是增长最快的板块，2020-2025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54%，这既源于其作为AI和数字基础设施关键投入品的角色，也受到产业政策和供应链安全努力的推动。
关键矿产和能源转型技术均以年均17%的速度稳健增长，前者受电动汽车和电池需求驱动，后者则主要由电池、电动汽车及相关清洁技术价值链的快速扩张拉动。
其他先进和敏感技术（如量子技术、先进机器人、网络安全等）增速相对较慢，2020-2025年年均增长8%。
战略产业的投资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在2025年，战略产业前三大投资者经济体的平均占比高达72%，前三大接收国占比为56%，相比之下，非战略产业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仅为27%和34%。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合计仅吸引这类投资的大约10%，且主要集中在关键矿产领域（可达15%），而在其他战略部门（如半导体、AI）的参与微乎其微。
▍02 战略产业国际投资的新模式
各战略部门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投资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挑战在于识别自身在这些配置中的现实定位：围绕AI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能力，利用资源和工业基础参与绿色供应链，或在半导体相关细分领域寻求合作。
（一）AI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
该领域投资由对计算能力的爆炸性需求驱动，2020至2025年间年均增速高达47%。项目特点是规模大、资本密集，且严重依赖可靠的能源、土地、水和网络连接。
其投资地理格局高度集中，美国是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占2020-2025年全球绿地投资近一半），而欧盟是最大的接收方（约占30%）。
同时，印度、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作为新兴接收国正在崛起，阿联酋等西亚经济体（占对外投资9%）也开始成为新的投资来源国。
（二）先进和敏感技术
该领域包括生物技术、机器人、航空航天等，投资增速相对温和（年均8%），但战略意义重大。
其国际投资模式与AI类似，高度集中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流动，反映了先进研发能力、专业企业和成熟监管框架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仍然是该领域来自美国和欧盟投资的重要接收国，凸显其工业能力和市场的持续吸引力。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参与该领域的机会主要局限于利基市场，如专业服务、零部件供应或本地化应用，核心技术开发的门槛极高。
（三）关键矿产
该领域投资由能源转型和数字化的巨大需求驱动，2020-2025年间年均增长17%。由于矿产资源的自然分布，投资首先流向资源丰富的地区。
中国是关键矿产领域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约占全球三分之一），而接收国则更多元化，包括智利、刚果（金）和印尼等资源丰富的经济体。
然而，高附加值的精炼和加工活动仍集中在少数具备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的国家。对矿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核心政策挑战是如何将投资转化为结构转型，而非加深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
智利设置矿业累进特许权使用费和研发激励；印尼通过镍矿出口禁令，发展下游产业集群，使2019-2022年矿业FDI增长超200%；塞内加尔通过差别化采矿权使用费，使磷酸出口额从2015年的1590万美元增至2018年的2.83亿美元。这些经验为不同国情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四）能源转型技术和服务
该领域投资由清洁技术产业的快速扩张和供应链重组驱动，2020-2025年间年均增长17%。
投资地理分布比AI更广泛，形成一个跨越从矿物提取到电池制造、再到最终组装的完整链条。欧盟是最大的对外投资者（占近30%），而美国、欧盟和中国是前三大接收方，三者合计吸引近60%的全球投资。
美国通过产业政策吸引日韩企业在本地进行汽车和电池制造；欧洲则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在德国、匈牙利等国投资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同时，中国跨国公司也在积极拓展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沙特、土耳其和越南等新兴市场。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电动汽车组装、电池组件等特定环节存在选择性机遇，但需要匹配的政策框架、工业能力和基础设施。
（五）半导体
该领域是增速最快（年均54%）、集中度最高的战略部门。其投资由需求增长、技术依赖、超高资本密集度和安全担忧共同驱动。
与AI不同，半导体投资集中于制造能力（晶圆厂），其投资逻辑是极端的规模要求、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和大型公共支持项目。
国际投资高度集中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美国之间。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台湾省对美国的投资占2020-2025年该领域全球宣布绿地投资总额的约三分之一。
行业壁垒极高（领先制程晶圆厂成本可超100亿美元）意味着投资不会广泛扩散到低成本地区，而是集中在能支撑先进制造生态系统的发达经济体。
▍03 外资产业政策与竞争性投资策略
产业政策作为促进、保留和塑造投资的工具强势回归。这是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就已观察到的趋势，但近年来的新特点是其规模、范围以及对经济安全考量的明确挂钩。
2021至2025年间，全球年均产业政策干预措施数量比2016-2020年间增长了60%。这些措施已从疫情后的临时应对，演变为塑造关键技术、能源转型和供应链韧性领域投资格局的长期结构性工具。
从类型上看，这些措施可分为促进型（如补贴、税收优惠）；限制型（如进口/出口限制、本地化要求），以及普遍型（行业级）和选择型（企业级）。
从地域上看，产业政策干预高度集中。中国、欧盟和美国三者合计占过去十年记录的所有干预措施的约一半。
补贴是最常用的工具，占过去十年所有产业政策干预的近一半。在中国，补贴占其干预措施的91%，其中90%为直接财政拨款；在欧盟，补贴占72%，偏好贷款、赠款和担保；在美国，补贴约占33%，同时大量使用本地化政策（29%）和进口政策（10%）。
限制性措施自2020年以来也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补贴仅占其干预措施的18%。
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对投资竞争有深远影响。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选择性措施的数量上相近，但涉及的财政金额相差悬殊。发达经济体的选择性补贴金额近年来急剧上升，而发展中国家则停滞甚至下降。
大型、多年期的补贴项目在主要经济体中的普遍应用，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战略性投资的分配格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能力有限，无法参与这种补贴竞赛，因此面临着极其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04 外国投资审查与国家安全考量
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大规模扩张。运行专门FDI筛查机制的经济体数量从2019年的26个增加到了2025年的52个，翻了一番。
审查范围不断扩大，不仅涵盖传统的国防领域，更扩展至AI、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部门和数据基础设施。
审查机制的目标也从单纯的资产保护转向维护技术领导力和供应链安全。虽然被否决的项目比例很低（不足1%），但审查数量的激增（如日本从2015年的491件增至2024年的2903件，意大利从18件增至835件）大幅增加了投资者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
在发展中国家，管理国家安全风险的方式不同。许多国家没有建立复杂的交易型审查机制，而是依赖于行业“负面清单”或股权上限。
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框架也在演变。近年来的新协定越来越多地加入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和拒绝受益条款，为国家的监管行动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和法律保障。
C. 制造业投资与供应链重构（C.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and supply chain reconfiguration）
全球供应链正承受着巨大压力，新冠疫情和贸易紧张等冲击暴露了高度碎片化生产体系的脆弱性。供应链重构，即通过新的投资决策对生产网络进行渐进式调整，正成为常态。
本章聚焦于制造业，因为这一领域最能体现复杂的跨境生产联系。
本章的分析基于fDiMarkets数据库中宣布的跨境绿地投资项目数据，涵盖制造业领域，但排除了B部分已详细分析的半导体、AI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能源转型技术和先进敏感技术等战略部门。
▍05 供应链重构的方向与驱动因素
排除了战略部门后，全球制造业绿地投资价值在2021-2025年间相对于2015-2019年下降了17%。这表明国际生产网络扩张和更新放缓。
同时，这也表明供应链重构并非仅通过跨境投资的迁移进行，还可能涉及对现有生产基地的更大依赖和国内产能扩张，包括在某些行业的回流（reshoring）。
UNCTAD的IPA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60%的机构报告制造业绿地投资项目缩减或取消，55%观察到项目扩张，50%报告有项目迁入。对最不发达国家（LDCs）而言，情况更为严峻，85%的机构报告了项目缩减或取消，表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承受了更大的下行压力。
制造业投资仍严重依赖少数主要经济体。五大主要对外投资者（欧盟、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合计占全球制造业绿地投资价值的70%。
这五大投资者的对外制造业投资模式差异显著。中国和韩国的对外投资仍在扩张，并大力向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越南、墨西哥）多元化发展；而日本、美国和欧盟的对外投资停滞或下降，其调整更局限于现有生产体系内有限的地点，通常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既有生产体系周围少数替代目的地。
总体而言，这些转变表明供应链重构超越了传统的成本和市场准入考虑，而是受更广泛因素塑造。
关税措施可能成为供应链重构的重要加速器，在制造业FDI中暴露特定的压力点。对于那些跨境投资中很大一部分与受上升或波动关税影响的活动相关的国家-行业组合，暴露程度尤其高。
第一种是一体化区域生产系统，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和金属行业。其脆弱性源于跨境生产整合的深度——生产环节在国境间紧密相连，关税上升可能产生重大的全系统效应。
第二种是东南亚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平台，包括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其脆弱性源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关税上升可能削弱成本竞争力，将生产转向替代出口地点，尤其在电子、消费品和商业机械等行业。
第三种模式出现在中美洲更为窄基础的制造业出口国，如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在这里，其脆弱性因投资集中在有限行业而被放大。因此，即使是较为温和的关税上升也可能产生显著的全经济效应。
更广泛的实证文献进一步表明，跨境投资对地缘政治因素变得更加敏感，包括政策不确定性、制度距离和地缘政治联盟。
近70%的受访机构报告因应地缘政治发展改变了其吸引外资的目标来源国。最常见的转变是向经济伙伴和区域或邻国市场转移。发展中国家相对更重视区域市场，而发达国家机构倾向于减少与受制裁辖区的接触。
▍06 供应链重构的区域模式
与普遍预期相反，国际生产并没有简单地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无论是从FDI存量还是代表新投资决策的绿地投资来看，区域内投资的比重并未显著上升，甚至在许多地区有所下降。
例如，东南亚区域内的绿地投资项目占比从2015-2019年到2021-2025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东亚下降了7个百分点，欧洲和北美均下降了3个百分点。
驱动当前投资动态的行业——尤其是战略和技术密集型活动——较少受区域邻近性影响，更多受专业技能、资源和政策激励的获取驱动。因此，区域联系日益与更广泛的全球多元化战略相结合，有时甚至被其超越。
尽管如此，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区域和跨区域协定来加强监管合作、提高可预测性，并支持在更广泛的伙伴经济体网络中的供应链整合。
区域和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也通过投资保护、便利化、促进、合作和实施机制来塑造投资条件。大型框架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体现了减少监管碎片化和加强区域投资一体化的努力。
同时，区域一体化倡议也推动了监管合作和行政协调举措，可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运营确定性。
要将区域一体化措施转化为实际投资，关键在于实施落地，包括投资便利化、协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联系。
▍07 不同行业的四种供应链重构模式
供应链重构在不同行业呈现四种不同模式，这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划分：投资是增长还是下降，以及投资目的地是变得更集中还是更多元化。
（一）扩张型（高增长+高多元化）：ICT与电子、电动汽车
在ICT和电子领域，国际投资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向外扩散。
中国在全球ICT绿地投资中的占比在2015-2019年至2021-2025年间急剧下降，而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成为新的制造中心，同时北美和欧洲的区域内生产也在强化。
在电动汽车领域，国际投资快速增长并扩展到巴西、印度、摩洛哥、泰国等新目的地。这些新地点扮演着差异化角色——从出口平台到面向市场的生产和零部件制造。
摩洛哥通过长期的产业战略（工业加速计划、新投资宪章等）吸引了大型电池超级工厂。2024年快速推进的拉巴特-塞拉-肯尼特拉地区大型电动汽车电池超级工厂项目初期投资约13亿美元，计划从20GWh扩建至100GWh，潜在总投资约65亿美元，标志着该国从车辆组装向电池电芯生产的雄心。
泰国通过“30@30”零排放汽车目标（到2030年实现30%零排放汽车生产）、东部经济走廊和投资委员会（BOI）激励措施，将电动汽车投资与本地含量要求挂钩，推动产业升级。政府通过集群发展、物流基础设施、专门工业区和简化便利化支持电动汽车投资。
（二）集中型（高增长+高集中）：生物医药
该领域国际投资增长迅速但保持集中，主要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流动，同时有瑞士和英国的重要参与。少数投资占主导，反映了研究生态系统、监管框架和专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性。
在美欧核心之外，仅有哥斯达黎加、新加坡等极少数地点能吸引投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模式意味着进入门槛极高，限制了其从依赖进口药品向本地化生产转型的能力，尤其在非洲地区构成卫生安全风险。
弥合差距需要有针对性的投资政策、更强的监管体系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建设可行的制造生态系统，同时也取决于促进技术转让和地方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
（三）分散型（低增长+高多元化）：材料与工业制造
该领域国际投资正从少数既定枢纽向更多工业地点扩散，反映了企业多元化供应链和建立替代生产基地的战略。
印度正崛起为一个核心工业基地，埃及和哈萨克斯坦正在获得作为加工和门户平台的地位，与墨西哥一道成为进入北美市场的桥梁。
中国投资在这一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新的地点加快投资扩张和多元化。
总体而言，该行业的结构调整仍然主要是离岸（offshore）而非区域性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地理范围在扩大，但进入点仍然具有选择性。
机会集中于特定的工业功能，包括加工、大规模制造或面向市场的生产，并取决于与投资者战略的清晰衔接。那些结合了规模、资源或主要市场准入的国家正在吸引投资，而其他国家则面临日益增长的进入壁垒。
（四）收缩型（低增长+高集中）：燃油汽车、农业、消费品、纺织品
排除电动汽车后，运输设备的国际投资急剧下降，生产向主要市场集中，特别是在北美。墨西哥正在巩固其作为连接美国市场的出口平台的角色，而新活动仅限于少数替代地点，如巴西、印度和越南。
在农业综合企业中，投资也在收缩，并更加集中于主要消费市场，特别是墨西哥、美国和欧盟。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农业加工仍是进入制造业的切入点，但这一角色正在削弱：其在全球农业投资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参与日益限于少数国家和活动，通常聚焦于国内或区域市场。
四种模式对各国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从2015-2019年到2021-2025年，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绿地投资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其传统参与的成本驱动型制造业恰恰是“收缩型”行业。而中低收入国家则表现出分化，埃及、越南等能利用成本优势并与现有生产系统整合的国家仍能吸引一些投资，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发展差距。
▍08 对供应链重构的投资政策回应
面对冲击和重构，各国的政策回应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短期稳定与信心维护
当贸易、地缘政治或环境冲击发生时，对投资的直接影响通常是犹豫而非直接撤资——企业可能推迟项目、缩减扩张计划或采取观望态度。
在此背景下，早期政策回应往往侧重于通过流动性支持、融资压力缓解等措施，维持持续投资的条件，防止短期冲击演变为项目取消、扩张延迟和长期投资损失。
印度推出了出口信用担保计划以及印度储备银行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旨在缓解有生存能力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的营运资本约束和偿债压力。
巴西通过“主权巴西”计划采取了类似方法，结合了出口信贷便利、税收减免和更灵活的回补合规，帮助企业重新调整发货方向并避免投资收缩。
南非提供工厂和设备融资挂钩的营运资本支持，旨在防止关税相关冲击导致产能利用不足或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再投资延迟。
除了流动性措施，许多国家还将重点放在维护“可靠生产基地的信誉”上，降低原产地审查、转运担忧、出口管制风险或其他形式的监管不确定性的影响。
越南通过第119号决议（2019年）和后来的第09/CT-BCT号指令（2025年）加强了原产地验证和反转运执法，旨在保护越南出口的信誉，降低贸易救济溢出效应影响合规生产者的风险。
泰国通过其投资促进框架采取了补充方法，对特别容易受外国贸易措施影响的行业撤回支持，对境内活动实施更严格监管。
马来西亚2025年收紧了对高性能AI半导体出口、转运和过境的许可要求，目的是确保符合不断演变的国际法规，避免被视为敏感技术供应链中的转移节点。
（二）战略性重新定位
随着关注点从冲击管理转向中期投资前景，政策关切日益延伸到维持新项目和既有项目的更广泛商业基础。这涉及降低执行风险、加快实施、提高预期回报，同时加强长期投资连续性和扩张的条件。在一些情况下，国家试图将外部冲击和供应链重构转化为在演进中生产网络内战略重新定位的机会。
阿根廷2024年通过的大型投资激励制度旨在改善长周期项目，在税收、海关和外汇规则方面提供长期稳定性，适用于采矿、能源、油气、基础设施、技术、林业、旅游和钢铁等领域。
智利2025年通过的一揽子投资便利化和行政改革，加速在建项目实施。
墨西哥实施“墨西哥计划”激励措施，强调国内增值、创新、培训和新生产能力的发展。
越南将其外资战略从吸引“更多”FDI转向吸引“更好”FDI，政策重点日益强调技术强度、环境绩效以及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之间更强的国内联系。
泰国在电动汽车和电器行业将额外税收激励与“泰国制造”认证和本地含量门槛挂钩，旨在提高国内增值并加强新兴区域电动汽车供应链中的本地供应商参与。
土耳其将绿色转型目标纳入其投资激励框架，以回应欧盟绿色协议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出口导向型行业的竞争力与绿色融资、排放监测和碳定价准备相联系。
摩洛哥在疫情后推出了结合进口替代举措、项目开发和中小企业支持的产业复苏战略，以减少供应链脆弱性并建设国内工业能力。
D. 发展影响与政策应对（D.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09 六项发展趋势
在更碎片化和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复杂和选择性的国际投资环境。这要求发展战略聚焦现实可行的利基市场、财政可持续的支持措施，以及加强FDI与国内企业之间的关联。
六项关键发展影响值得关注：
参与战略部门受限：战略部门投资高度集中，进入壁垒高。
政策竞争环境不公：巨额补贴提高竞争门槛，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匹敌。
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外资监管更复杂，可能影响到绿色和数字转型所需的投资。
传统工业化路径收窄：供应链重组并未带来制造业的普遍转移，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模式风险加大。
地缘和贸易风险增加：投资决策更易受关税和地缘政治波动影响，给结构单一的经济体带来风险。
区域一体化效果不佳：仅靠地理邻近或框架协议，不足以保证投资流入，区域一体化效果取决于深度的生产整合。
▍10 政策回应方向
发展策略必须应对三重挑战：抓住有限且选择性的机会，减少日益增加的新脆弱性暴露，以及建设参与更高要求的生产网络所需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政策回应应围绕以下方向展开：
战略优先排序。面对有限资源，必须进行战略聚焦，识别可行的发展机会。有效的优先排序应基于数据、现实可行，并与制度能力相匹配。关键是超越宽泛的行业标签，定义具体的活动、价值链环节或集群，将优先事项与政策工具（激励、便利化、技能培训）保持一致。
产业政策。核心不是参与补贴竞赛，而是将稀缺资源用于解决投资瓶颈——基础设施、技能和创新生态系统。同时，应使用有针对性的、基于绩效的激励措施（如与就业、研发挂钩的税收抵免）替代广撒网的税收减免。战略投资基金和开发银行可通过共投、担保等方式发挥催化作用，撬动私人资本。
管理国家安全关切。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应聚焦于界定明确的安全风险（如关键基础设施），用基于风险的审查替代笼统的行业禁令。同时，应加速改革旧版国际投资协定，加入精心设计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维护政策空间，避免不必要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风险。
将冲击转化为机遇。面对冲击，应优先保留既有投资，通过信用担保、营运资金支持等帮助有生存能力的企业渡过难关。同时，应加强合规和透明度，维护作为可靠生产基地的信誉。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环境，通过经济特区等平台吸引企业建立更具韧性的生产节点。
将区域合作作为发展杠杆。区域合作可扩大市场、提升集体谈判优势。关键是切实落实区域协定，发展跨境生产走廊和工业平台，并通过联合推广，将整个区域作为一体化的投资目的地打包呈现，避免在激励措施上竞相杀价。区域合作应作为国家战略的补充，而非替代。
E. 国际合作协调投资政策（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分析显示，全球投资格局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投资更具选择性、集中性，并日益受到政策和地缘政治影响。这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三大优先任务：识别现实机遇、在供应链重构中改善定位、将当前动荡转化为发展机遇。
在此背景下，维护一个共享的投资框架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即“共有领域（commons）”。合作的具体议程可包括：
建立全球监测机制，系统跟踪贸易、产业和经安领域的影响投资的政策措施，提升透明度，帮助发展中国家预判外部变化。
制定投资措施指导原则，确保其透明度、相称性和可预期性。
加强多边开发银行等机构在项目准备和风险分担上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注入动能。
在区域层面建立协调机制，支持供应商升级和标准，帮助本地企业融入重构的生产网络。
加速改革国际投资协定（IIAs），确保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方面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建立全球投资伙伴关系平台，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就关键矿产、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供应链开展对话与合作。UNCTAD将在第九届世界投资论坛上推动这一议程，汇聚母国与东道国、投资者和发展伙伴，共同识别可融资机会，支持更具发展导向的供应链伙伴关系。
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保留足够合作空间十分必要。通过务实的国家战略与振兴的国际合作相结合，全球投资新格局仍可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机遇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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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TAD去年发布的《2025世界投资报告》（2024年数据）中文编译可参考：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一章·国际投资趋势│摘编翻译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二章·投资政策动向│摘编翻译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三章·可持续金融趋势│摘编翻译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四章·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投资│摘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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