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行业视野丨行业洞察:村镇银行加速“减量提质”,县域金融生态迈入深度重构期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2026年以来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截至2026年8月10日，年内已有151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村镇银行机构总量缩减至1031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2025年全年共有310家村镇银行退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退出的村镇银行数量为83家，而2022年和2023年该数字尚为个位数。梳理更长时间维度可见，从2024年5月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有560余家村镇银行注销，全国存量已从2021年高峰期的1651家回落至1000余家。

改革路径呈现差异化特征。一是主发起行批量推进旗下村镇银行收归整合。光大银行年内已完成旗下全部村镇银行出清；浦发银行推进12家旗下村镇银行收归整合，目前仅余4家正常运营；恒丰银行于近期完成对浙江桐庐恒丰村镇银行的收购改设工作，旗下村镇银行实现“清零”。二是跨区域收购案例增多。北京银行董事会同时通过了收购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广州农商行旗下子公司）及处置自家旗下云南马龙北银村镇银行两项议案，呈现“一收一放”特征。顺德农商行两年间完成对7家异地村行收编，江南农商行亦通过收购启东珠江村镇银行等将经营触角延伸至新区域。

顶层政策持续引导这一进程。2020年，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为村镇银行重组并购提供政策框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将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有序化解纳入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部分高风险机构还尝试引入信托工具实现风险出清，贵州银行年内两度运用该模式完成对村镇银行的风险处置与机构退出。

本轮村镇银行大规模退场，并非简单的机构数量压降，而是多重逻辑叠加的结果。

存量风险已至出清临界点。村镇银行在过去近二十年快速扩张中，部分机构偏离“支农支小”定位，逐渐暴露出公司治理缺陷、资本实力薄弱、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指出，监管部门推动加速整合的直接动因是“存量风险已到必须出清的时刻”，行业正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优化”，通过减量提质实现风险收敛。以恒丰银行为例，该行在2024年吸收合并重庆江北恒丰村镇银行前，针对这家注册资本3亿元的机构，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65亿元，可见存量风险之重。

“村改分”“村改支”模式具备制度优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分析认为，该模式将主发起银行从有限责任的兜底转变为对分支机构在法律和管理上的无限责任，解决以往可能存在的“只出资不管理”或管理半径过长导致的管控虚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三大突破：资金端消除单点流动性隐患，系统端拉齐至母行IT与风控标准，品牌端以主发起银行信誉背书重建客户信心。

跨区收购兴起源于战略布局驱动。在鼓励中小银行聚焦本土的监管导向下，收购他行发起的异地村镇银行成为部分优质农商行、城商行突破区域限制的重要路径。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这说明村镇银行改革已从“被动风险处置”转向“主动区域布局优化”，“部分原发起行缺乏持续投入能力或战略重心转移，而具备资本和管理优势的城商行则借机填补县域金融空白，获取物理网点与本地客户资源”。

县域金融生态正在发生结构性反转。村镇银行设立的初衷是填补国有银行撤出县域后的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但当下大行回归县域、金融科技下沉使得竞争格局完全改变。行业正从追求覆盖广度的粗放式扩张，转向追求服务深度的集约化发展——这是本轮整合最深层的背景逻辑。

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村镇银行的整合浪潮既是必须应对的治理课题，也蕴含着战略调整的窗口期。结合本期新闻动态与业内专家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作为主发起行的中小银行需稳妥推进存量整合，宜重点防范三类风险。首先是资产质量并表压力。董希淼提示，主发起银行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存量不良处置，“审查原村镇银行的隐性不良难度大，部分村镇银行的股东权益处置还涉及多方利益博弈，过程复杂”。其次是人员安置挑战。原村镇银行均有数十至上百名员工，并入后需面对管理制度、考核体系的全方位重塑，如何在过渡期保障县域金融服务连续性、不带来次生风险，是整合成败的关键。再次是承接能力约束。吸收合并需要足额补提拨备、全面承接不良包袱，对于资本实力有限的中小银行而言负担较重，需量力而行，不宜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银行员工在整合过程的安置问题上与主发起行存在分歧，这提示在制度设计层面需更加注重人性化过渡安排。

具备条件的优质中小银行可审慎评估跨区收购的可行性。对于资本充足、管理输出能力较强且有意优化区域布局的城商行、农商行而言，收购异地优质村镇银行并改制为分支机构，是在当前监管环境下实现跨区域发展的可行路径。有农商行人士表示，在收购标的选择上宜“尽量选择网点服务未覆盖，且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区域”。但同时也需认识到，跨区域经营面临属地监管协调、管理半径拉长、文化融合等潜在挑战，值得提醒的是：“被并购机构历史不良资产可能未充分暴露，存在表外传染风险；人员、系统、客户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操作断点与合规漏洞。”因此，前置尽调、过渡期安排与监管报批环节需做实做细。

行业整合趋势下，中小银行宜重新审视自身的县域服务定位。村镇银行的退出并非县域金融服务需求的消失，而是供给方式的迭代。正如薛洪言所言：“县域长期欠缺的并非物理网点，而是真正有效的金融服务。通过减法，将分散脆弱的网点，变为治理更完善、技术更先进的银行体系下的坚实触角。”对于完成整合的机构，在剥离历史包袱并获得主发起行赋能后，需更加聚焦主业、深耕本土，在产品数字化、风控精细化、成本管控等方面补齐短板，真正实现服务提质增效。

关注高风险机构处置工具的多元化探索。贵州银行引入信托工具实现“无现金承接”与风险隔离的做法，为高风险村镇银行市场化退出提供了新思路。中小银行在推进风险化解过程中，可结合自身情况，在合规前提下探索多样化的处置路径，但需审慎评估信托计划的设立门槛与底层资产确权复杂性。此外，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仍是监管层与业界共识，存量机构中经营稳健、定位清晰者仍有持续发展空间，不宜将整合简单等同于“清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