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琼客家文化交流史研究报告
**内容摘要：** 本研究以桂东南（博白为核心）与海南（儋州为核心）客家社群的跨琼州海峡文化互动为研究对象，以北宋博白籍榜眼、琼州知州李时亮为关键历史个案，结合地方志、族谱、建筑遗存、水路交通史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系统梳理自北宋以降近千年的桂琼客家文化交流脉络。研究发现，桂琼客家依托南流江—合浦港—北部湾—琼州海峡的“山海通道”，早在北宋即通过仕宦治理开启官方层面的文化联结，明清以来更通过移民、商贸、联谱与通婚构建起“跨海文化共同体”；两地在围屋建筑、宗祠礼制、方言婚俗等文化维度呈现明显同源性，但因山地与海岛生态差异及与壮、黎等少数民族的长期互动，形成“同源异流”的在地化特征。研究进而指出，当前两地客家文化面临方言代际断层、宗族纽带弱化、跨区域协同不足等困境，建议通过史料数字化、非遗活态传承与“时亮公”主题研学线路开发，推动桂琼客家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与创造性转化，为岭南跨区域文化认同构建与乡村文旅振兴提供历史依据。
**关键词：** 桂琼客家；李时亮；跨海文化共同体；南流江—北部湾航线；围屋宗祠；研学文旅
## 第一章 关键历史人物：李时亮与桂琼客家早期文化联结
### 1.1 家世与耕读背景：南流江畔的客家文脉
李时亮字端夫，其故里位于今广西博白县东平镇李村，地属桂东南南流江中游河谷，是宋代岭南客家—俚僚交错地带中较早确立耕读传统的聚落之一[1]。博白地处南流江航运要冲，这条全长三百九十二公里、独流入海的河流自北而南贯通玉林、博白、合浦入北部湾，秦汉以来即为中原王朝经略岭南、传布中原文明的重要动脉，唐宋名臣如宋之问、苏轼等人经此水路流放岭南或海南，沿途赋诗题刻，形成一条连绵的文化通道[7][9]。李时亮正是在这样一条由水道串联、由文教浸润的地域空间中成长起来的地方精英。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李时亮进士及第并高中榜眼，与苏轼、曾巩同榜，这一科被后世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集中涌现了一批影响两宋政治与文化格局的士大夫[1][2]。对于岭外偏隅的博白而言，榜眼及第不仅是个人功名的极致，更标志着南流江流域客家社会在北宋中期已具备向全国性士大夫网络输送人才的文化能力。李时亮的诗文被收录于《全宋诗》卷六七八，代表作有《蟠龙山》《飞云山》等，笔意清健，才情兼具，被誉为"南流李白"[1][2]。其书法端厚遒劲，桂林南溪山留存有熙宁八年（1075年）的摩崖题刻，阳朔、博白等地亦多有题石，元丰二年（1079年）他还将南唐人王翰所绘须菩提像镌刻于石，即后世所传"悟空师父碑"，显示出其在地方艺文与宗教传播中的多重角色[2][13]。
这种耕读—科举—仕宦的成长路径，折射出北宋桂东南客家早期社会的典型特征：家族依托河谷平原的稻作经济积累资源，通过兴办族学、鼓励科举实现阶层上升；而南流江—合浦—北部湾的水路又为士子北上京师、南下琼崖提供了交通便利。李时亮早年登第后，历任廉州、全州、钦州等地知州，在廉州任上曾献《平边十策》，并率四子抗击交趾侵扰，体现出兼具文韬武略的边臣气象[2]。这段由博白出发、循水道与官道辗转岭南诸州的仕宦履历，为其晚年出知琼州、经略海南岛奠定了经验基础，也成为桂琼客家跨海文化联结最早可考的个人起点。
### 1.2 治琼举措与功绩：文教南被与黎峒安抚
元丰五年（1082年），李时亮受命任琼州知州兼琼管安抚都监，成为北宋海南最高军政长官之一，在任六年[1]。琼州海峡当时是宋王朝经略南海的前沿，岛内黎峒密布，汉黎关系复杂，文教相对滞后，瘴疠、海寇与边备问题交织，被视为典型的"烟瘴远州"。李时亮到任后，以"民獠诚服"为治绩总目标，在文教、安抚、城池与治理体系等方面多有建树，史称"声绩甚著"[1]。
其首要功绩在于文教振兴。他扩修琼州郡学，并创建御书阁，用以供奉朝廷颁赐的御书与经籍，将中原王朝的教化象征植入海南核心政区[1]。御书阁不仅是藏书与讲学之所，更承担着向黎峒首领、地方子弟展示皇权威仪与儒家礼乐的功能，是宋代"以文化夷"治边策略在海南的具体空间载体。此举与他本人出身榜眼、深谙科举教化之效的背景一脉相承，也延续了南流江流域自北宋中期以来渐次形成的兴学传统。通过扩建郡学、聚徒讲学，李时亮为海南北部培养了最早一批接受系统儒学教育的地方士人，为此后海南科举的起步与客籍文人网络的形成埋下伏笔。
其次是对黎峒的安抚与治理。作为琼管安抚都监，李时亮在处理汉黎关系上采取较为温和的绥抚策略，重视以信义结纳峒首，减轻赋役苛扰，使"民獠诚服"[1]。北宋时期中央对海南的统治仍以琼北州县为核心，对中部、南部山区多通过峒首间接管理，地方长吏能否妥善安抚黎峒，直接关系到政令能否通行、海道能否畅通。李时亮之前已有抗交趾、守边郡的经历，熟悉岭南边务，其在琼州的六年任内政声显著，说明他在军事弹压与文化怀柔之间找到了较为平衡的施政路径。
此外，其治琼时段与北宋北部湾航线的繁荣相契合。南流江—合浦港作为宋代广西海盐漕运干线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使琼州与廉、钦、博白之间保持常态化的官民往来[7][8]。李时亮由钦州、廉州移知琼州，本身即是沿这条水路赴任；他在任期间维持海道安宁、保障盐粮转运，也为桂东南与琼北之间的人员、物资乃至文化要素流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可以说，李时亮治琼不仅是一个官员的个人履历，更是北宋桂—琼之间以仕宦网络、文教传播与海道治理为纽带的文化联结的官方起点。
### 1.3 后裔播迁与千年认同：跨海峡宗族网络的雏形
李时亮的影响并未随其离任琼州而终结，而是通过家族播迁与宗族建构，在千年尺度上塑造了桂琼两地客家的认同纽带。据记载，李时亮生有四子，其中长子念一公一支是跨海峡播迁的核心支系，其后裔发居于博白、合浦、防城以及海南、广东茂名等地，仅念一公支系人口即约一百一十五万[3][15]。加上其他支系与历代外迁后裔，李氏后裔遍布桂、粤、琼及海外，总数逾百万，成为岭南客家大族中跨区域分布最广、跨海特征最显著的支系之一[1]。
这种播迁格局与南流江—北部湾—琼北航线高度耦合：博白为祖居地与文化核心，合浦、防城是沿江、沿海扩散的中转节点，海南岛则是跨海迁徙的重要落点[7][10][16]。博白作为世界第一大客家人口聚居县，客家人口逾一百八十万，为桂东南客家核心源地；儋州是海南客家人最集中的区域，南丰镇等客家重镇至今保留浓厚的客家语言与习俗[16][14]。李氏后裔在这一弧形地带的分布，恰与宋以后客家人沿南流江水陆通道南下、继而渡海入琼的总体迁徙轨迹相吻合[10]，李时亮家族由此成为观察桂琼跨海移民的典型个案。
千年以来，这一族群通过族谱联修、字辈统合与跨区域祭祖维系认同。李时亮之墓位于博白凤凰山麓，时亮公祠坐落于"蟠龙春雨"胜景青山坡，成为桂琼乃至粤西李氏后裔共同朝谒的精神中心[3]。2024年博白隆重举行纪念李时亮诞辰一千零一十七周年庆典，来自桂、粤、琼及海外的念一公支系代表齐聚祖地，显示出这一跨海峡宗族网络在当代仍具强大的组织力与情感凝聚力[3][15]。此类联宗与祭祖活动，不但是对始祖功德的追念，更通过共享的字辈、祭仪与叙事，把琼岛分支与博白祖源地牢牢绑定，使海峡两侧的李氏后裔在方言、民俗、建筑风格已发生一定在地化变异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清晰的同源记忆。
李时亮因此具有双重历史意义：一方面，他是北宋以仕宦身份将中原文教与治理经验带入海南的桂籍官员代表，开启了桂琼之间官方文化交流的明确记录；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跨海峡客家宗族的符号性始祖，其家族播迁为后世客家移民渡琼、商贸往还与文化互鉴提供了最早的亲缘网络雏形。从他治琼六年间的兴学抚黎，到千年后百万后裔跨海祭祖，桂琼客家之间由官而民、由政而亲、由水道而血脉的早期联结，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 第2章 围屋与宗祠：桂琼客家建筑的同源性与演变
### 2.1 围屋形制比较
围屋是客家人聚族而居、耕读传家的核心物质载体，集中体现了客家民系的防御意识、宗族观念与礼制秩序。作为中原汉族南迁后在岭南山地与海岛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大型民居，围屋的基本空间语言在岭南客家地区具有高度同源性，而桂东南博白与海南儋州之间的围屋形制既有共同母题，也在跨海迁徙与在地适应中呈现出清晰的演变线索。博白作为世界第一大客家人口聚居县，客家人口逾180万，保留了大量桂东南系客家围屋，是观察围屋原生形态的重要区域[16]。儋州是海南客家人最集中的区域，南丰镇则被誉为海南客家重镇，儋州客家祖先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和广西，因迁徙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族群与自然压力，早期民居的防御性尤为突出[14][16]。
从典型形制看，客家围龙屋作为围屋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整体为半开放式布局，前低后高，中轴线上布置祖祠，两侧排列横屋，后设化胎、围龙与风围林，前辟禾坪与半月池，形成"天圆地方"的椭圆形格局。半月塘与化胎象征"天"，堂屋与横屋象征"地"，在宇宙观层面与宗族礼制相结合，使居住空间同时承担了祭祀、防御、生产与风水调节的多重功能[6][11]。这种中轴礼制化的围合逻辑，通过南流江—北部湾的移民通道，被渡琼客家人直接带入海南。儋州南丰海雅林氏围屋建于清咸丰十年，即为典型的双堂双横屋形制，是海南早期客家围屋保存较为完整的例证之一[5]。
清光绪年间四品昭武都时钟鹰扬所建的儋州南丰钟鹰扬围屋，是海南客家围屋的标志性实例。该围屋占地约5940平方米，采用泥砖墙抹灰、青瓦屋面的构造方式，硬山搁檩结构，轴线上依次布置晒场、下敞堂、天井、上敞堂，双堂双横的空间组织与桂东南客家围屋的礼制秩序一脉相承[4]。晒场对应桂东南围屋的禾坪，是晒谷、议事与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下敞堂、天井、上敞堂的递进格局则与客家祖堂"三进两天井"的礼仪序列相吻合，体现了"前堂后寝、明堂暗室"的中原宅制遗意。从规模上看，钟鹰扬围屋近6000平方米的体量既反映了清代儋州客家望族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至晚清时期，渡琼客家社会已完成了从初垦定居到宗族扩张的阶段性转变[4][14]。
然而，海岛环境与岛内族群关系的变化，使海南客家围屋在沿用桂东南母型的同时发生了显著演变。海南早期客家围屋因迁徙压力而保留较强防御性，墙体厚重、入口收敛、射击孔与瞭望设施较为完备；随着岛内社会趋于稳定、土客关系逐渐缓和，后期建筑逐步降低防御性，走向更为开放的布局，更注重通风、散热、防雨与适应热带海洋气候[5][14]。相较之下，桂东南博白一带的围屋因地处内陆丘陵、客家人口高度密集、宗族竞争持续存在，整体防御性与合族聚居的规模特征保持得更为稳定。这种"同源—跨海—在地化"的形制演变，是桂琼客家建筑共同体最直观的物质证据。
### 2.2 宗祠空间与礼制
宗祠是客家宗族制度的空间核心，也是围屋礼制秩序的精神中心。在桂琼两地客家建筑体系中，宗祠并非孤立存在的礼制建筑，而是嵌入围屋中轴、与居住单元、禾坪、半月池共同构成完整的宗族空间场域。中轴祖祠在围龙屋格局中居于最尊贵位置，两侧横屋按房派辈分分配居住，后龙化胎、围龙与风围林则承担着风水护荫与祖先庇护的象征意义，前塘后屋、前低后高的整体走势使祭祖、婚丧、议事、教化等公共活动均能在同一空间序列中展开[6]。这种"祠宅合一"的布局深刻反映了客家人"聚族于斯、祀奉于斯"的宗族伦理[11]。
桂东南博白作为李时亮等客家名贤的故里，宗祠文化尤为发达。时亮公祠位于"蟠龙春雨"之青山坡，是李氏后裔跨区域奉祀李时亮的总祠之一，其选址依山面水、呼应蟠龙形胜，体现了赣闽粤桂客家宗祠典型的风水取向[3]。李时亮为北宋嘉祐二年榜眼，与苏轼、曾巩同榜，元丰五年任琼州知州兼琼管安抚都监，治琼六年，"声绩甚著，民獠诚服"，扩修郡学、创建御书阁，成为桂琼两地客家共同尊崇的文化祖先[1]。李时亮墓坐落于博白凤凰山麓，每年诞辰纪念活动均由博白发起，海南、合浦、防城、广东茂名等地念一公支系后裔共同参与，形成以博白祖祠祖墓为原点、跨海峡辐射的祭祀网络[3][15]。
海南儋州客家宗祠在空间形制上基本承袭桂东南与粤西客家的中轴礼制，但在尺度与装饰上呈现出更浓的海岛地域特征。钟鹰扬围屋与海雅林氏围屋的上敞堂即承担祖堂功能，神龛设于上堂后墙正中，供奉历代祖先牌位，下敞堂则作为接待、议事与举行婚丧仪式的过渡空间，天井作为采光、通风与排水的枢纽，把"天人相通"的风水观念引入祠宅内部[4][5]。与博白大型宗祠相比，儋州客家祖堂因渡琼初期经济条件与聚落规模所限，往往不另建独立宗祠，而是将祖堂直接嵌入双堂双横或双堂多横的围屋之中，使居住与祭祀高度合一。这种做法既降低了营建成本，也强化了阖族在防御与精神上的整体性，是移民社会面对陌生环境时的典型空间策略。
在礼制内涵层面，桂琼客家宗祠均严格贯彻"昭穆有序、尊卑有等"的原则。堂号、堂联、匾额、字辈谱是宗祠空间的重要礼制要素，通过文字符号把祖先功业、郡望源流与家风家训永久铭刻于建筑之上。李时亮作为北宋文臣与治琼名宦，其"南流李白"之誉与熙宁八年桂林南溪山摩崖题刻、阳朔及博白等地书迹，为桂琼李氏宗祠提供了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本[2][13]。渡琼李氏支系在修建本支祖堂时，通常会沿用博白总祠的堂号、楹联与祭祀礼仪，从而在千里之外完成对祖源地礼制空间的精神复制。宗祠因此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跨海峡宗族共同体的礼制锚点，是桂琼客家在长期分离中仍能保持文化认同的关键空间机制。
### 2.3 建筑技术的在地适应
建筑技术是桂琼客家围屋与宗祠在跨海传播中最具适应性变化的层面。客家先民自闽赣粤沿南流江、北流江等水陆通道迁入桂东南，再经合浦渡海入琼，所携带的木构夯土、青砖灰瓦、硬山搁檩等营造技艺，在不同气候、材料与社会条件下不断调整，形成了桂东南与琼西南既同源又各具特色的技术体系。博白地处南流江中游，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丘陵台地广布，黏土、木材、竹材与河砂资源丰富，为夯土墙、泥砖、青砖与木构梁架的制备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大型围屋与宗祠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大规模营建[16]。
南流江全长392公里，是广西独流入海最大的内陆河，秦汉以来即为中原经合浦出海的"黄金水道"，宋代又为广西海盐漕运干线，不仅是移民通道，也是建材、工匠与建筑知识跨区域流通的重要动脉[7][8][9]。明清时期，闽赣粤客家人沿南流江、北流江水陆通道迁入玉林各县，博白作为客家人口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汇集了来自闽西、粤东、粤西多地的营造工艺，并通过合浦港与琼州海峡航线持续向海南输出。陆川272姓中有14姓族谱明确记载自福建迁来，明代迁入陆川的支系达39姓，人口扩张后部分支系再度南下渡海，建筑技艺也随着宗族分支跨海传播[10]。
进入海南后，客家营造技艺面临全新的海岛环境。儋州地处海南岛西部，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高温高湿、台风频发、雨季绵长，同时部分地区建材资源与内陆存在差异，这要求渡琼客家人在墙体、屋面、基础与通风构造上做出系统调整。钟鹰扬围屋采用的"泥砖墙抹灰、青瓦面、硬山搁檩"做法，即是在桂东南夯土与青砖体系基础上的海岛化改良：泥砖取材便利、热工性能良好，抹灰层可有效抵御风雨剥蚀与盐雾侵蚀；青瓦屋面出檐较深，配合硬山搁檩的简洁木构体系，既能抗风又便于维修[4]。海雅林氏围屋及清中后期以来的儋州客家围屋，在保持双堂双横中轴格局的同时，普遍强化了天井通风与敞堂通透，外墙厚度与防御性射击孔则随社会稳定而逐步简化[5][14]。
从聚落整体看，桂东南围屋多选址于丘陵坡地，利用后龙山、半月池与风围林调节微气候并增强防御；儋州客家聚落则更多背山面田、贴近水源与圩镇，注重在台风、暴雨与炎热环境下的排水、通风与防火组织。宗祠与围屋在装饰上也出现差异：博白宗祠因背靠庞大宗族与丰厚科举文化资源，木雕、石雕、灰塑与匾额楹联更为繁复华丽；儋州客家祖堂则以素雅坚固为主，重点突出神龛与堂号，体现了移民社会"先立其本、再饰其文"的营造逻辑。可以说，从博白到儋州，从南流江畔到北部湾对岸，客家建筑在坚守中轴礼制与祠宅合一母题的同时，通过材料替换、构造改良与布局调适，完成了对内陆山地与热带海岛两种不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双重适应，建筑本身也因此成为桂琼客家跨海文化共同体最具说服力的物质见证。
## 第3章 族谱与宗族制度的跨海峡维系
### 3.1 谱牒联修与字辈统合
桂琼客家跨海峡的宗族认同，首要载体是谱牒的联修与字辈的统一。在传统客家社会中，族谱不仅是世系记录，更承担着"敬宗收族"、界定血缘边界与迁徙脉络的制度功能。博白作为世界第一大客家人口聚居县，客家人口逾180万[16]，自宋元以来便成为桂东南客家向外播迁的重要源地，而其族谱编纂体系也随之辐射至北部湾沿岸乃至琼州海峡对岸。李时亮家族的谱牒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李时亮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榜眼，元丰五年（1082年）知琼州兼琼管安抚都监，治琼六年，其家族在博白根基深厚，后世分脉向合浦、防城、海南及海外扩散[1][3]。
在李氏谱牒体系中，长子念一公支系最具跨海峡联谱特征，该支系后裔约115万人，分布于博白、合浦、海南、广东茂名等地，至今保持跨区域联谱传统[15]。联谱并非简单合订世系表，而是通过统一的始迁祖追认、共同的谱序书写、一致的派行字辈，将分居桂东南沿海与琼岛西部的若干房支纳入同一宗族框架。博白李氏族谱以时亮公为琼桂分脉之关键节点，海南儋州、临高一带的李氏后裔在修谱时需回博白核对老谱、抄录世系，形成"原乡—徙地"双向核对的谱牒生产机制。这种联修传统，在明清渡琼高潮后尤显活跃——随着闽赣粤客家人沿南流江、北流江通道进入玉林各县，再由合浦港渡海入琼[10]，多个姓氏先后建立起跨海峡谱牒网络。
字辈统合是联谱中最具操作性的环节。桂琼客家各姓在联修时往往共同议定若干代派语（又称"字派""辈序"），使分居两岸的族人仅凭名字即可判别世次尊卑，实现"昭穆有序"。李氏、林氏、钟氏等大姓在海南儋州南丰等客家重镇所传字辈，与博白、合浦祖地字辈大体对应，仅在个别字上因方言音近或避讳有所调整[14][16]。这种字辈的高度一致，说明海南客家虽孤悬海外，却始终通过周期性的谱牒互动维系着与桂东南原乡的制度性联结。
此外，谱牒中的"迁琼录""渡海记"等专门篇章，记录了各房支渡琼时间、登陆地点、立业村落与回迁事迹，构成桂琼跨海移民史的民间文本。这些记载与官方方志互为补充，印证了合浦至琼北航线一日可达、为桂东南民众渡琼首选水路的交通事实[8][10]，也说明宗族制度在跨海峡文化共同体构建中发挥了基础性的文本锚定作用。
### 3.2 跨海峡祭祖机制
谱牒联修提供了认同的文本依据，而跨海峡祭祖则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周期性、仪式性的身体实践。客家祭祖以墓祭与祠祭为两大主干，桂琼两地李氏及其他大姓在仪式安排上形成了一套跨越琼州海峡的协同机制。李时亮墓位于博白凤凰山麓，时亮公祠坐落于"蟠龙春雨"之青山坡，是桂东南及海南李氏共同认定的祖墓与总祠[3]。
近年来，跨海峡祭祖活动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博白隆重举行纪念李时亮诞辰1017周年庆典，来自博白本地、合浦、海南、广东茂名及海外的念一公支系宗亲齐聚博白，共襄祭祀[3]。这类庆典并非偶然的文化表演，而是长期以来春秋两祭、特别是重阳墓祭传统的当代延续。海南各房支通常提前组织宗亲代表团，由儋州、临高、澄迈等地集结，经海口—北海或海口—合浦航线抵达北部湾沿岸，再沿南流江水陆通道进入博白[7][9]。这条祭祖路线与历史上客家人南迁渡琼的路径在地理上高度重合，只是方向相反，形成"循来路回原乡"的仪式性回归。
在祠祭层面，桂琼李氏形成了"总祠—支祠"的层级结构。博白时亮公祠为总祠，海南儋州南丰、那大等地设有分祠或香火堂，承担本地日常祭祀；每逢重大祭典，海南分祠须奉牌位、携祭品、派代表赴博白总祠会祭[3][15]。部分支派在渡琼后将博白总祠的建筑空间格局复制到海南，在轴线上布置晒场、下堂、天井、上堂、祖龛，与桂东南宗祠保持礼制上的同构，使族人即便在琼岛本地祭拜，也能在空间体验上与原乡总祠相呼应[6]。
墓祭则强调"共扫一墓"的集体行动。李时亮作为北宋治琼名臣，"声绩甚著，民獠诚服"，其在琼州创建御书阁、扩修郡学、抚绥黎峒的功绩[1]，使海南李氏后裔的祭祖不仅是血缘仪式，更带有纪念先人开拓琼岛的历史意涵。祭祖过程中的祭文诵读，往往复述时亮公治琼事迹与后裔播迁历程，将个体的宗族记忆提升为桂琼跨海开发的集体叙事。除李氏外，钟、林等儋州客家大姓亦保留回粤西、桂东南原乡祭祖的传统，钟鹰扬围屋、海雅林氏围屋等宗族建筑即是这种跨海峡宗族网络在海南落地的物质见证[4][5]。
值得注意的是，跨海峡祭祖并非单向流动。桂东南原乡的宗族代表也会不定期赴海南各支祠"巡谱""点主"，主持修谱开印、族谱升座等仪式，并协调两岸族产、助学、赈济等事务。这种双向互动，使祭祖从单纯的仪式活动扩展为维系跨海宗族网络的组织枢纽。
### 3.3 宗族组织的社会功能
谱牒与祭祖所编织的跨海峡网络，最终依托具体的宗族组织发挥社会功能。在桂琼客家社会中，宗族组织不仅是血缘共同体，更是渡海移民社会中最重要的互助、治理与文化传承机构。历史上，客家人自闽赣粤沿南流江水陆通道进入桂东南，再由合浦港渡海入琼[10]，在这一长距离、高风险的迁徙链条中，宗族为族人提供了信息、资金、船位、落脚点等关键支持。
第一，在移民安置上，宗族承担"接应—置业—入籍"的中介功能。渡琼族人抵达琼北后，通常先投靠先期到达的同宗房亲，由其介绍耕地、引荐墟市、协助落户。儋州南丰作为海南客家重镇[16]，其早期聚落的形成多以同姓房支为单元，围绕宗祠或围屋展开，如钟鹰扬围屋、海雅林氏围屋皆为聚族而居的典型[4][5]。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聚居模式，使新来移民得以在陌生的海岛环境中迅速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并在与当地黎族及其他方言群体的互动中保持群体凝聚力[14]。
第二，在经济互助上，跨海峡宗族组织构建了一张覆盖桂东南、北部湾与琼西的商贸与信用网络。合浦自汉代即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南流江为广西独流入海最大内陆河与宋代海盐漕运干线[7][8]，客家商人沿此航道往来于博白、合浦、北海与儋州之间，经营海盐、陶瓷、药材、土特产等贸易。同宗关系为跨海峡商业往来提供了天然的信用担保，族规中关于"不欺同族""共担风险"的条款，有效降低了跨海贸易的交易成本。族产（祭田、义庄、铺面）的收益则用于赈济贫族、资助子弟读书、补贴渡海旅费，使宗族具备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
第三，在文化传承与纠纷治理上，宗族组织通过族规家训、族学义塾与祠堂议事，维持客家礼俗在异地的延续。李时亮在琼州任上重教兴学、创建御书阁[1]，其后裔宗族亦将耕读传家作为核心价值，在桂琼两地兴办族学。祠堂不仅是祭祀场所，也是宗族议事、调解纠纷、执行族规的公共空间。海南客家围屋在形制上保留较强防御性，后逐渐走向开放[5][14]，这一演变与宗族组织功能的转换相呼应——从早期渡琼阶段以防御、自保为主，到社会稳定后转向教化、互助与跨区域联谊。
第四，在当代，宗族组织的功能进一步向文化联谊与文旅协同转化。2024年李时亮诞辰1017周年庆典[3]及粤桂琼三省区客家文化旅游线路的协同规划[17]，均显示传统跨海峡宗族网络已成为当代区域文化认同与文旅合作的重要民间基础。桂琼客家宗族以谱牒为文本、以祭祖为仪式、以组织为依托，跨越千年海程，持续维系着一个以血缘与文化双重纽带联结的跨海共同体。
## 第4章 南流江—合浦—北部湾：水路交通与商贸网络
### 4.1 南流江航道与码头遗存
桂东南与海南岛之间的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与文化传播，首先依托于一条贯穿南北的天然水路——南流江。南流江发源于广西大容山，自北向南流经玉林、博白、合浦，最终注入北部湾，全长392公里，是广西独流入海最大的内陆河，也是秦汉以来中原经合浦出海的"黄金水道"[7]。对桂东南客家聚居区特别是博白、合浦一带而言，南流江并非一条普通河流，而是连接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再跨海沟通海南岛的交通主动脉。博白作为世界第一大客家人口聚居县，客家人口逾180万[16]，其县域主体恰位于南流江中游；沿江分布的东平、沙河、菱角等圩镇，既是客家民系入桂后沿水而居、择埠而商的落脚之地，也是后续渡琼移民与商贸往来的重要出发节点。
从历史地理格局看，南流江航道的意义在于其构成了贯通岭南内河与海洋航运的关键一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合浦港起航，顺南流江—北流江—西江—灵渠水系可直抵中原，是汉武帝以来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最早的官方航线之一，合浦因此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8]。这一水系格局历经唐宋元明清未曾中断，在宋代南流江更是广西海盐漕运的干线[7]，合浦所产海盐、海货溯江而上运销桂东南乃至整个广西内陆，玉林、博白一带的稻米、蓝靛、竹木、陶瓷则顺江而下至合浦出海。沿江两岸至今遗留的古码头、渡口、圩市遗址，以及圩镇老街中的骑楼、会馆、天后宫等建筑遗存，共同构成了这条千年水道商贸繁盛的物质见证。
南流江不仅是货运通道，也是历代官民南行、文化传播的走廊。唐宋名臣如宋之问、苏东坡等多经此水路流放岭南或海南，沿途赋诗题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迹[9]。北宋嘉祐二年榜眼、博白人李时亮曾在廉州任上献《平边十策》，又移知全州、钦州、琼州，其仕途轨迹沿南流江—北部湾—琼州一线展开，其在桂林南溪山的熙宁八年摩崖题刻及《蟠龙山》《飞云山》等诗作，亦成为此条水道承载官宦士人流动的佐证[2]。至明清时期，随着闽赣粤客家移民大规模沿南流江、北流江水陆通道迁入玉林各县，这一水系更成为客家民系入桂、再迁琼的主要走廊。以陆川为例，该县272姓中有14姓族谱明确记载自福建迁来，明代迁入陆川的就有39个姓氏支系，人口扩张后部分支系沿江南下至合浦，继而渡海入琼[10]。博白、合浦一带沿江码头的客家移民后裔至今口耳相传"下海南"的故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民间记忆留存。
### 4.2 合浦港与客家商船海贸
南流江至合浦汇入北部湾后，真正意义上的跨海通道由此开启。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历经两千余年始终是桂东南出海的首要港口[8]；从合浦出发，沿海岸西行可抵钦州、防城、越南沿岸，南下则可横渡琼州海峡抵达琼北的海口、澄迈、临高、儋州一带。据地方志与交通志记载，合浦至琼北沿岸航线在正常季风条件下一日可达，是历代桂东南民众渡琼的首选水路[8][10]。这一相对便捷的海上航程，使得博白、合浦、玉林一带的客家民众与海南岛之间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人员与商业往来。
从船型与航运组织看，北部湾海域历史上活跃着多种适应近海航行的民船类型，包括"乌艚""疍家船""红头船"等，其中不少船只为客家商人所经营或雇佣。客家商船的贸易活动主要围绕合浦—海口—儋州这一三角航线展开：从合浦起航时，装载的是桂东南及广西内陆出产的大米、花生油、蓝靛、土布、陶瓷、竹木器、药材以及南流江漕运而来的食盐；抵达琼北港口后，再与海南本地的槟榔、椰子、沉香、椰雕、海盐、热带水果以及来自南海诸岛的海产干货进行交换；返程时还会带回海南出产的槟榔膏、藤器、椰壳制品等，供给博白、玉林、贵县乃至桂中、桂北的市场。这种双向贸易不是偶发的长途贩运，而是依托固定航期、固定码头、固定客商网络的常规性商业活动，许多客家商号在合浦、北海、海口、儋州南丰等地同时设立分号与货栈，形成了跨海峡的商贸网络。
客家商人在北部湾海贸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沿江圩市与沿海港口之间的中介者，将南流江流域的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汇聚至合浦、北海等港口；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跨海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亲身随船渡琼，在海南客家聚居区特别是儋州南丰、那大一带建立会馆、商号，与岛上的客家同乡形成商业互助关系。儋州是海南客家人最集中的区域，南丰镇更被誉为海南客家重镇[16]，其圩市格局、骑楼街铺与会馆建筑，至今仍可见出与博白、合浦沿江圩镇相似的商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商贸往来与移民迁徙往往交织进行：许多客家商船既载货也载人，船上既有商帮伙计，也有赴琼投亲靠友、开垦拓殖的同乡同族。李时亮长子念一公支系发居博白、合浦、防城、海南等地[15]，其播迁路线大体沿南流江出合浦再渡琼；这种沿水路由近及远、先商后迁的过程，正是桂琼客家跨海共同体在商贸网络中不断编织成型的典型缩影。
### 4.3 商品流动中的文化传播
南流江—合浦—北部湾这一水路商贸网络的意义，远不止于货物本身的运输，更在于它为文化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通道。商品流动背后，是人群的移动、信息的传递、技术的传播与风俗的互染，桂琼两地客家文化在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同源性与关联性，许多都可在这一商贸通道中找到传播与融合的线索。
首先是生产技术与手工业技艺的传播。南流江流域的博白、玉林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蓝靛、土布、陶瓷、榨油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沿江圩市集中了大量掌握相关技艺的客家工匠与商人。随着商船往来，这些技艺随之传入海南客家地区。儋州南丰、那大等地至今仍保留着与桂东南相近的蓝靛染织、米酒酿造、竹器编织等传统工艺，其工艺流程、工具形制乃至行业俗语都带有明显的博白、陆川一带客家风格。与此同时，海南的热带作物种植与加工技术也反向传入桂东南沿海地区，如槟榔加工、椰壳雕刻、热带果蔬腌制等，在合浦、北海的客家圩镇中亦可见到踪迹。这种双向技术流动，是商贸活动催生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
其次是饮食、节庆与民间信仰的传播与互融。商船往来带动了食材与食俗的跨海流动：桂东南客家的白切鸡、酿豆腐、簸箕炊、落水包等风味，在儋州南丰等海南客家聚居区的日常饮食中仍可找到相似版本；而海南的椰子饭、槟榔嚼食习俗、热带水果加工方法也通过客商传入合浦、博白，丰富了当地客家饮食结构。民间信仰方面，南流江沿江圩镇与合浦、北海港口普遍奉祀妈祖（天妃、天后），会馆、码头旁多建有天后宫，以祈求出海平安；这一信仰随客家商船渡海南传，在海口、儋州等琼北港口圩镇同样盛行，成为跨海峡商贸群体共同的精神纽带。李时亮等仕宦人物在琼州"声绩甚著，民獠诚服"、扩修郡学、创建御书阁的治绩[1]，以及中原文教通过南流江水路持续向海南传播[9]，则体现了官方文化与士大夫文化借由这一通道南被海岛的历史进程。
再次是方言、宗族意识与社会组织方式的维系。商贸往来为客家乡音的跨海峡保持提供了现实土壤。博白、合浦客商定期赴琼贸易，同乡之间在商号、会馆、圩场中持续使用客家话交流，使得海南客家聚居区的方言得以长期保持与桂东南客家话较高的互通度[11][14]。同时，商业活动高度依赖宗族与同乡网络的信用支持，桂东南客家商人在海南建立会馆、联宗修谱、共同祭祀的做法，与宗族制度、谱牒联修等机制相互支撑（详见第三章），强化了两地客家的族群认同。可以说，南流江—合浦—北部湾这条千年水路，不仅是一条货物运输的航道，更是一条承载客家民系迁徙、商贸经营、技术传播与文化认同的"文化水道"，为桂琼客家跨海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流动空间。
## 第5章 方言、民俗与非遗的同源异流
语言、礼俗与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中最具韧性的部分，也是观察桂琼跨海客家共同体最灵敏的窗口。博白作为世界第一大客家人口聚居县，客家人口逾180万，长期充当客家话与客家礼俗向北部湾沿岸及海南岛辐射的源地[16]。海南客家人口约40万，其中能熟练使用客家话者约20万，主要聚居于儋州南丰等西部客镇[14]。两地客家在渡海之后既保留了源自闽粤—桂东南客家祖语的底层特征，又在与广府、闽南、黎语及海南话的长期接触中产生了各具地方色彩的变体；节庆婚俗、饮食祭祀在核心礼制上高度同源，而在节奏、细节和功能上呈现差异化适应；以木活字印刷、摩崖刻石、民间工艺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则在跨海峡流动中形成"桂地文教先行—琼地在地转化—当代双向反哺"的传播链条，共同构成桂琼客家文化同源异流的立体图景。
### 5.1 方言变体比较
客家话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保留了大量古汉语语音、词汇与语法特征，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是客家民系身份认同最核心的文化符号[11]。桂东南博白、陆川、合浦一线由于地处南流江水陆要冲，自明清以来承接了由闽赣粤沿南流江、北流江通道迁入的客家移民，其中仅明代迁入陆川的客家姓氏支系即达39个，形成了以博白为代表、连片聚居、使用人口高度集中的"桂东南片客家话"核心区[10][16]。这一片区客家话在语音上保留了客家话典型的古浊上字归阴平、入声韵尾-p/-t/-k三分等特征，词汇系统中则沉积有大量唐宋古语词，与以广东梅州为代表的粤东客家话保持高度可通度。李时亮作为博白籍嘉祐二年榜眼，其《蟠龙山》《飞云山》等诗作被《全宋诗》收录，桂林南溪山至今留有其熙宁八年摩崖题刻，足见北宋时期桂东南客家士人已熟练掌握以中古音为基础的文读系统，这一文读传统通过家族教育代代相传，成为博白客家话文白异读层次深厚的重要历史原因[2][13]。
海南客家话的形成则是桂东南、粤东、闽西客家移民分批渡琼后与海南本岛语言环境长期博弈的结果。儋州是海南客家人最集中的区域，南丰镇更被誉为海南客家重镇，儋州客家祖先来源涵盖福建、广东与广西三地，其中相当比例经由北部湾航线从合浦、北海一带渡海入琼[14][16]。多重来源叠加使海南客家话呈现出"混合性"与"接触性"双重特征：一方面，其核心词汇、基本语序和大部分语音规律仍与桂东南客家话可互通，宗亲返乡时以"阿姆话"交流几乎无障碍，说明祖语底层稳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被海南话、儋州军话、临高话和黎语包围，海南客家话在声调系统上出现了简化趋势，部分入声韵尾合并，词汇层面借入了不少海南话的日常生活词与黎语的地名、动植物名称，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大陆客家话"的海南方音变体。
更值得关注的是使用人口的萎缩趋势。博白逾180万客家人口在日常生活、圩市贸易、宗族祭祀中普遍使用客家话，方言活力强劲；而海南约40万客家人中能熟练讲客家话者仅约20万，年轻一代转用海南话、普通话的比例持续上升，客家话在海南已呈现"代际递减、场景收缩"的濒危态势[14][16]。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断裂，恰恰说明跨海之后方言承载的功能发生了转换：在桂东南，客家话是全域通行的强势社区语言；在海南，它更多转化为宗亲聚会、宗族祭祖、客家社团活动中的"识别语"与"情感语"，从日常工具退回到身份标识位置，与跨海峡联谱、返乡祭祖等机制相互支撑，维系着琼地客家人对桂东南祖源地的语言认同[15]。
### 5.2 节庆婚俗的共与异
桂琼客家在礼俗层面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对源自中原古礼的"六礼"框架的完整保留，这一传统贯穿于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祖先祭祀等人生礼仪与年度周期之中[11]。婚礼基本延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环节，新娘出阁"哭嫁"、跨火盆、拜堂、入洞房、闹新房、回门等程式在博白与儋州南丰客家社区中高度一致；丧礼则普遍强调"二次葬"传统，即先殓后葬，数年后启棺捡金贮入"金罂"再择吉地重葬，这一葬俗被视为客家民系在长期迁徙中形成的"背着祖先走"的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岁时节庆方面，春节贴春联、祭祖、舞狮拜年，清明合族扫墓，端午包粽挂艾，中秋赏月吃月饼，冬至祭祖"做冬"，在两地客家中均为最重要的年度仪式节点。
这种同源性的制度支撑是宗族组织的跨海峡延续。李时亮长子念一公支系发居博白、合浦、防城、海南等地，后裔约115万人，至今保持跨区域联谱与祭祖机制，时亮公祠位于博白"蟠龙春雨"青山坡，每年祭祀活动均有海南宗亲代表专程返乡参与[3][15]。合浦至琼北沿岸航线一日可达，使得这种跨海礼制互动在传统帆船时代即已具备交通可行性，为桂琼两地节庆婚俗在仪式内核上保持同构提供了客观条件[8][10]。在宗族礼制统摄下，桂东南与海南客家在祠堂祭祀的供品种类、祝文格式、跪拜礼仪、字辈排行等方面高度统一，构成了桂琼客家"礼俗共同体"的核心内容。
然而渡海入琼之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与周边族群的差异促使客家礼俗产生了明显的在地化调适。其一，节令节奏适应热带气候。海南气候炎热、物产结构与桂东南差异显著，客家节庆饮食中出现了大量椰子、菠萝蜜、热带海鲜元素，而桂东南客家年节必备的腊肉、腊味、糍粑等在海南客家餐桌上比重相对降低；端午竞渡在海南西部客家村镇也因港湾环境不同于南流江内河水系，演变为更具滨海特色的形式。其二，婚俗细节融入海南本地元素。儋州客家婚礼中渐次吸收了海南话社区的某些调声、对歌传统，婚宴菜品加入海南特色的白切鸡、加积鸭、文昌鸡做法，与博白客家偏爱的白切猪手、扣肉、酿豆腐形成味觉差异。其三，与黎、壮、儋州本地人长期共处，使海南客家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神共祀格局，除共同敬奉的祖先、观音、关帝君外，还普遍奉祀海南本地的天后、冼夫人、水尾圣娘等海神与地方保护神，以适应滨海拓殖生活对海上平安的心理需求。桂东南客家则更突出社公、伯公、龙神等土地与山林神祇，反映出农耕腹地与滨海前沿在信仰结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并未动摇客家礼俗的主干，反而丰富了桂琼客家文化的整体内涵，呈现出"同构核心—变体边缘"的典型同源异流格局。
### 5.3 活字印刷等非遗双向传播
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跨海峡流动中，以木活字印刷为代表的手工技艺和以摩崖刻石为代表的文教传统，是观察桂琼客家非遗传播机制的重要线索。客家地区自宋以来人文蔚起，印刷术在族谱修纂、蒙学读物、宗族告文、宗教科仪本的生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宁化作为客家祖地，木活字印刷术至今保存完好，2024年台湾青年客家文化研学营仍在宁化活字印刷馆体验这一古老技艺，说明木活字印刷已被公认为客家文化的核心非遗项目之一[12]。这一技艺随客家移民沿汀江—韩江、赣江—北江、西江—南流江等通道向岭南传播，桂东南博白、合浦一带在明清时期成为客家谱牒刊印的重要区域之一，现存桂东南客家族谱中相当部分保留了木活字印刷的版面特征，字丁古朴、版式疏朗，具有鲜明的客家谱牒风格。
木活字印刷技术向海南的传播，与客家人渡琼修谱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海南客家各姓氏后裔为维系与大陆原乡的世系联系，普遍有"携谱入琼""回籍抄谱""在琼续谱"的传统，念一公支系跨区域联谱即为典型案例[15]。在这一过程中，掌握木活字技艺的匠人或随迁徙队伍渡海，或由海南族专程返乡聘请师傅入岛设局印谱，使木活字印刷技艺在儋州南丰等客家聚居区落地生根，用于修编族谱、印制祭文、年节吉语和民间劝善书。由于海南本地椰木、荔枝木等硬质木材丰富，海南客家木活字在字丁用材上渐次本地化，与桂东南多用梨木、枣木形成了材料差异，但字模刻法、排版顺序、宣纸刷印工艺仍保持客家谱牒印刷的基本范式，体现了技术内核的稳定性与用材的在地适应。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非遗传播线索是摩崖刻石与书法传统。李时亮元丰二年（1079年）将南唐人王翰所绘须菩提像镌刻于石，即后世所称"悟空师父碑"，其书法端厚遒劲，在桂林、阳朔、博白等地留有多处摩崖题刻[13]。这一文教刻石传统由桂东南仕宦客家族群带入海南，与宋代以来琼州兴学、建御书阁等举措相呼应[1]，推动了刻碑、匾额、楹联等书法石刻技艺在海南客家聚落的传播。儋州客家围屋、宗祠中的堂号牌匾、石柱楹联，在书法风格、镌刻刀法上与博白、合浦客家宗祠高度相似，共同延续了唐宋以来岭南客家士大夫的书法审美。
当代语境下，桂琼客家非遗的传播已从传统的单向"由桂入琼"转向双向互哺。一方面，桂东南博白依托庞大的客家人口基数和完整的宗族祭祀生态，在客家山歌、乡傩、舞狮、客家菜烹饪、传统婚俗展演等项目上保有更厚实的活态基础；另一方面，海南儋州客家因地处国际旅游岛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前沿，在非遗旅游化展示、客家美食与滨海文旅融合、东南亚归侨客家文化再整合等方面形成了新经验，并通过近年粤桂琼三省区联合规划的客家文化旅游线路，将这些经验反向输回桂东南[17]。木活字印刷、摩崖拓片、客家童谣、客家酿菜制作等项目，正借助跨区域研学营、宗亲恳亲大会和三省区文旅协同平台，在桂琼两地重新流动、组合和焕新，构成古老跨海文化共同体在当代非遗保护语境下的延续与再生。
## 第6章 宋元明清跨海共同体的历史脉络重构
### 6.1 宋元时期官民交流与早期跨海通道
宋元两代是桂琼客家跨海共同体的奠基期。与后世以宗族、商贸为纽带的民间网络不同，这一时期的跨海峡联系首先由王朝治理与水道交通塑造，官员流寓、军政调度与民间渡海共同铺陈出桂东南—琼北之间的早期通路。李时亮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他字端夫，博白县东平镇李村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榜眼及第，与苏轼、曾巩同榜，元丰五年（1082年）出任琼州知州兼琼管安抚都监，在琼任职六年，"声绩甚著，民獠诚服"，扩修郡学并创建御书阁，推动文教向黎峒地区扩散[1]。在此之前，他曾在廉州任上献《平边十策》，率四子抗击交趾，又历知全州、钦州，诗作《蟠龙山》《飞云山》等被收入《全宋诗》，桂林南溪山留有其熙宁八年摩崖题刻[2]。这条从博白经南流江、合浦、钦州再跨海入琼的仕宦轨迹，恰好与当时北部湾最成熟的官方水运线重合。
南流江的通道意义为这种官民同流提供了物质基础。该江全长392公里，是广西独流入海的最大内陆河，发源于大容山，经玉林、博白、合浦注入北部湾，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原经合浦出海的"黄金水道"，宋代更是广西海盐漕运干线[7]。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合浦港起航，沿南流江—北流江—西江—灵渠一线联通中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最早的官方航线之一，合浦为当时最重要的始发港[8]。到了唐宋，这条水道成为王朝经略岭南、传播中原文明的动脉，宋之问、苏东坡等名臣多经此流放岭南或海南，沿途赋诗题刻，留下浓重的文化印迹[9]。官船、漕船、商船与流放者的舟楫同江而行，使桂东南与琼州北岸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人员和信息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跨海峡往来并不以"客家"身份自我标识，但早期移民中已包含后世被认定为客家先民的群体。李时亮长子念一公支系发居博白、合浦、防城、海南等地，是桂琼李氏跨海峡播迁的核心支系，其后裔至今保持跨区域联谱与祭祖[15]。可以说，北宋官员李时亮的治琼经历，加上南流江—合浦—北部湾官民航线的日常运行，为后世桂琼客家跨海共同体埋下了两层伏笔：一是以博白为出发点的祖籍记忆，二是以水道为骨架的交通惯性。这种"官道开而民路通"的模式，使桂琼之间的跨海联系在宋元时期即已具备持续性与方向性，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移民和商贸往来构筑了历史底盘。
### 6.2 清代移民高潮与客家聚落跨海扩散
明清时期，尤其清代，是桂琼客家跨海共同体成形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跨海峡联系由宋元时期以官方主导为主，转变为以宗族、乡邻、方言群为纽带的民间大规模迁移。闽赣粤客家沿南流江、北流江等水陆通道陆续迁入玉林各县，据地方资料记载，陆川272姓中即有14姓族谱明确载其来自福建，明代迁入陆川的姓氏支系达39个；人口在桂东南增殖之后，部分支系再度沿海南下渡海[10]。这一路径与宋元官道一脉相承，但承载主体由官吏、军士转为举族携谱、举乡结伴的客家移民，迁移动因也由王朝治理转向生计压力、人地矛盾与寻求新垦空间。
博白在这一跨海扩散中承担了核心源地角色。作为世界第一大客家人口聚居县，博白客家人口逾180万，是桂东南客家最密集的县域[16]。从博白沿南流江顺流而下至合浦，再由合浦出海至琼北沿岸航线一日可达，是历代桂东南民众渡琼的首选水路[8][10]。海南方面，儋州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区域，南丰镇有海南客家重镇之称，两地通过北部湾航线保持长期而密集的联系[16]。据相关研究统计，海南客家人口约40万，能熟练使用客家话者约20万，分布于儋州等16市县，其祖先多来自福建、广东和广西[14]。族谱中常见"自博白渡海""自廉州入琼"的记载，与南流江—合浦航运里程短、风险相对可控的地理优势相吻合。
移民高潮在物质文化上留下清晰印记，其中以儋州客家围屋最具代表性。儋州南丰海雅林氏围屋建于清咸丰十年，采用双堂双横屋形制，是海南早期客家围屋的代表，保留了较强的防御性[5]；清光绪年间四品昭武都时钟鹰扬所建的南丰钟鹰扬围屋，同样为双堂双横屋形式，以泥砖墙抹灰、青瓦屋面构筑，占地约5940平方米，硬山搁檩，轴线上依次布置晒场、下敞堂、天井、上敞堂[4]。这些围屋在形制上承续了客家双堂双横、中轴祭祖的基本空间逻辑，又因海南热带气候与地方材料而做出调整，是清代客家跨海落脚后"携形制而来、就地取材而建"的实物证据。
清代移民与宋元官路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以方言群和宗族网络为组织原则。渡琼者往往聚族而居、联乡而垦，在儋州、临高、澄迈、琼海等地形成客家方言岛，并与桂东南祖籍地保持谱牒、字辈、祭祖上的长期联络。海南后期客家建筑因岛内环境相对安定、民风淳朴，防御性逐渐降低，走向更为开放的形式[14]，这一变化也折射出移民从"初渡立足"到"在地扎根"的社会过程。合浦一日可达琼北的航路条件，使移民并非一去不返的"断线迁徙"，而是可以反复往来、续修族谱、运回祖牌、迎送亲属的"跨海连续移居"，桂琼客家共同体由此从个别人物的轨迹扩展为结构性的跨海峡社会网络。
### 6.3 土客冲突、社会整合与共同体机制定型
大规模移民落脚异地，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竞争与族群关系调适，海南客家在清代以来同样经历了土客相遇、冲突、磨合到整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反过来塑造了桂琼跨海共同体的内部机制。海南客家渡海之初，因面临新垦地争夺、匪患与地方势力压力，聚族而居并强化围屋防御，海雅林氏围屋等早期建筑所呈现的封闭性与防御性，正是这种处境的空间表达[5]。土客之间围绕土地、水源、墟市和话语权的摩擦在地方志与族谱中多有留痕，与粤西、桂东南同期的土客关系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但因海南地域更为开阔、黎汉苗等多族群交错，冲突烈度与解决路径呈现出自身特点。
社会整合首先通过宗族和婚姻网络展开。李时亮念一公支系在博白、合浦、海南、广东茂名等地繁衍，单一支系后裔即约115万人，2024年博白举行纪念李时亮诞辰1017周年庆典时，海南支系与桂东南、粤西宗亲共同参与[3][15]。这种跨区域联谱、共祭始祖的实践，使土客边界在共同祖先叙事下被部分柔化：无论是桂东南老客还是海南新客，都在"时亮公后裔"这一更大身份下被重新编织进来。跨海峡的祭祖活动、字辈统合与谱牒联修，既强化了祖籍地的向心力，也为入琼支系在地方立足提供了象征资本。
其次，商贸与墟市网络推动了日常层面的整合。南流江—合浦—北部湾航线并不只是移民通道，也是海盐、陶瓷、药材、布匹、日用杂货双向流动的商路。客家商人借助方言与乡谊纽带，在桂东南博白、合浦与琼北儋州、海口等地构建起跨区域的商号与会馆雏形，船帮、货郎与墟市组织者多由宗亲或同乡担任，使"跨海"不仅是一次性搬迁，而成为日常化的经济行为。共同的礼俗，如传承古代"六礼"的客家婚俗、围屋中轴祖祠所承载的强烈宗族意识[11]，也在节庆、婚丧、祭祖等周期性仪式中不断重复，强化着桂琼客家之间"同源"的文化记忆。
在这一过程中，建筑形态的演变同样映射出社会整合的深化。海南早期客家围屋防御性强，后期建筑逐渐降低围墙高度、增加开窗、扩展敞堂，走向更开放、更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形式[5][14]。这种从"防"到"融"的空间转变，对应着土客关系由紧张到共处、由聚族自保到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社会过程。清末以后，海南客家开始更深入地进入地方教育、商会与行政体系，与临高语、黎语、儋州话社群长期互动，形成既保持客家方言与祖源认同，又深度嵌入海南地方社会的"双重归属"。
至此，桂琼客家跨海共同体的基本机制得以定型：以南流江—合浦—北部湾航线为交通骨架，以博白等桂东南县域为祖源核心，以儋州南丰等海南聚落为跨海支点，以宗族联谱、共同祭祖、方言互通和商贸互助为纽带，以围屋与宗祠为物质化象征。这一机制并非封闭的族群孤岛，而是在与海南本地及黎、苗、临高等多族群的长期互动中不断调适，既保持"跨海而不断根"的认同结构，又呈现"在地而不失根"的开放性格。近年粤桂琼三省区联合规划客家文化旅游线路，串联桂东南围屋、北部湾圩市与海南西部客家聚落[17]，正是对这一历史形成的跨海共同体在当代的延续与激活。
## 第7章 文化遗产保护与研学文旅活化策略
桂琼客家跨海交流史留下了数量可观、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既包括博白李时亮祠墓、儋州南丰围屋群、南流江摩崖题刻、合浦古码头等物质遗存，也包括客家方言、婚丧礼俗、木活字印刷、跨海峡祭祖等非物质文化形态。然而长期以来，这些资源分属两广一岛不同行政区域，存在普查口径不一、保护级别偏低、活化利用碎片化等问题。要将千年跨海共同体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持续的公共文化资产，必须在资源普查数字化、研学线路一体化与非遗活态传承三个层面系统推进。
### 7.1 资源普查与数字化建档
桂琼客家文化遗产的首要短板在于家底不清。博白作为逾180万客家人口的世界第一大聚居县[16]，与海南约40万客家人[14]之间存在大量同源性遗存，但目前两地文物部门的登记标准、年代判定与价值评估尚未统一，许多围屋、宗祠、渡口、族谱散落在乡镇村落，缺乏统一编号与分级保护。普查工作应打破行政边界，以"跨海客家文化单元"为基本视角，联合广西玉林、北海、钦州与海南儋州、临高、澄迈、海口等市县文旅部门，对李时亮相关史迹、围屋宗祠、古码头古航道、族谱文书、摩崖碑刻、口述传统进行系统性拉网式登记。普查对象不应局限于已列入文保单位的遗存，还应纳入2024年博白纪念李时亮诞辰1017周年所涉祠墓[3]、念一公支系分布聚落、儋州南丰钟鹰扬围屋与海雅林氏围屋[4][5]等典型节点，建立跨区域资源名录。
在普查基础上推进数字化建档，是应对自然侵蚀与城镇化冲击的紧迫任务。可依托数字人文技术，对重点围屋进行激光扫描与三维建模，对族谱、摩崖、碑刻进行高清摄影与释文校对，对客家方言、歌谣、婚俗仪式进行音视频留存，形成可检索、可比对、可开放调用的"桂琼客家文化数字档案库"。桂林南溪山李时亮熙宁八年摩崖、博白蟠龙山与飞云山题刻、"悟空师父碑"等[2][13]，应作为优先数字化对象；南流江392公里航道沿线的古码头、盐运遗址[7]，则需结合GIS地理信息系统，构建从大容山发源、经博白、合浦入北部湾再延至琼北的"水上客家走廊"空间图层。数字化成果应向学术界、客属社团与研学机构分级开放，同时为后续文物修缮、线路规划、展陈设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普查与数字化还需同步建立价值阐释框架。应避免将桂琼客家遗产简单等同于一般岭南民居或民俗项目，而要突出"跨海同源—在地演化—千年维系"的核心特征：博白李时亮祠墓与海南李氏后裔祠堂的祭祀关系[3][15]，南流江—合浦—北部湾航线的人员与物资流动[7][8][10]，广西客家围龙屋形制向海南双堂双横屋的适应性演变[4][5][6]，都应在档案元数据中得到标注。唯有通过跨区域、跨类型的关联标注，数字化档案才不只是静态的图片库，而能成为呈现跨海共同体结构的知识平台，为下阶段研学产品开发与非遗传承提供学术依据。
### 7.2 研学线路体系设计
在资源数字化的前提下，构建一体化研学线路是活化桂琼客家文化遗产的关键抓手。近年粤桂琼三省区已联合规划客家文化旅游线路，串联桂东南围屋、北部湾圩市与海南西部客家聚落，客家文化正成为岭南跨区域文旅协同的重要载体[17]。落实到桂琼主线，应围绕"一轴两翼多节点"的空间结构展开：以南流江—合浦—北部湾—琼州海峡为历史主轴，以博白—陆川—玉林为桂东南翼、以儋州南丰—临高—澄迈—海口为琼西翼，将李时亮祠墓、围屋群、古码头、宗祠、非遗工坊等串接为可分段、可组合、分众化的研学产品。
线路设计宜按主题与时长分层设置。**历史人物线**以博白东平李村李时亮故里、凤凰山麓墓葬、青山坡时亮公祠[3]为起点，经桂林南溪山摩崖[2]，跨海延伸至海南琼州（今海口）李时亮任知州故地与御书阁遗址[1]，呈现北宋以来桂琼官民联结的最早脉络。**建筑与宗族线**串联博白、陆川一带围龙屋与宗祠[6]、合浦客家聚落，再渡海至儋州南丰钟鹰扬围屋、海雅林氏围屋[4][5]，对比桂琼围屋从防御性走向开放、从围龙形式到双堂双横屋的在地演化[5][14]，并结合念一公支系跨海峡联谱祭祖传统[15]设置宗祠参访与谱牒讲解环节。**水运商贸线**沿南流江392公里黄金水道[7]，从大容山源地经博白、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8]至北海老港，再跨海至琼北古渡，展现秦汉至明清客家先民与商贸物资借道北部湾的流动轨迹[9][10]，呼应合浦至琼北一日可达的航线特征[10]。**非遗民俗线**则可对接宁化等地木活字印刷非遗展示经验[12]，在博白、儋州设置方言体验、婚俗六礼演示[11]、客家美食品鉴与传统工艺工坊，形成适合青少年与亲子群体的深度体验产品。
研学线路运营应注重区域协同与市场细分。可由桂琼两地文旅部门牵头，联合客属社团、高校与旅行社，统一品牌标识、讲解口径与服务标准；针对中小学生开发"一日—三日—七日"阶梯式课程包，嵌入考古、建筑测量、方言录音、族谱整理等探究式任务；针对客属宗亲群体设计"寻根谒祖专线"，对接2024年博白李时亮诞辰纪念这类已有宗亲活动基础[3]，吸引海南、广东乃至海外李氏后裔返乡交流。线路节点还应配置小型展陈与数字导览，依托7.1节所述数字档案库开发AR/VR叠加讲解，让围屋墙体、码头石阶、摩崖碑刻在现场还原历史场景，提升研学的沉浸感与教育深度。
### 7.3 非遗活态传承机制
物质遗产的保护与线路的运营，最终要落脚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桂琼客家非遗既有共性根基，又在跨海传播中形成地方变体：客家话作为"古汉语活化石"在两地保留古音古语，但海南约40万客家人中能熟练使用客家话者仅约20万人[14]，方言传承断层明显；传统婚俗基本延续古"六礼"[11]，但在琼岛与黎族、本地民俗互动中产生新的仪节；木活字印刷等技艺在客家地区广泛传播[12]，桂琼两地的保存与传承程度却参差不齐。活态传承不能仅依赖博物馆式的静态陈列，而需构建"人—艺—场—产"四位一体机制。
"人"的层面，应加快认定与扶持跨区域代表性传承人。建议桂琼两地联合开展客家方言、客家山歌、传统建筑营造、婚丧礼仪、木活字印刷、客家菜烹饪等领域的传承人普查与评定，对年事已高的关键传承人优先安排口述史采集与师徒传承资助。尤其要重视那些同时熟悉桂、琼两地客家文化差异的"跨海口传人"，他们本身就是跨海共同体的活见证。可借鉴宁化2024年台湾青年客家文化研学营引入活字印刷馆体验的做法[12]，在博白、儋州设立非遗工坊，邀请传承人驻场授课，面向本地青少年、研学团队与台湾及海外客籍青年开放体验。
"艺"与"场"的层面，要恢复并嵌入日常生活场景。围屋、宗祠不应在修缮后沦为封闭景点，而应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开放：宗祠可继续承担祭祖、联谱、宗亲议事功能，围龙屋与双堂双横屋的天井、晒场、堂屋可作为方言传唱、婚俗演示、节庆筵席的公共空间。博白李时亮公祠、儋州南丰客家围屋群都具备成为"活态客家文化空间"的条件。可结合年节周期，系统恢复春秋祭祖、客家年俗、渡海纪念等仪式活动，让非遗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与空间场所中被反复实践，而非仅在舞台上展演。
"产"的层面，则要推动非遗与研学、文创、乡村振兴适度嫁接，形成自我造血能力。可围绕木活字印刷开发族谱复刻、姓氏文创产品，围绕客家饮食、传统织染、建筑装饰纹样开发伴手礼与研学课程包，收益反哺传承人培养与文物日常维护。三省区协同规划背景下[17]，桂琼两地还可共同申报跨区域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分散的非遗项目置于统一的生态框架中保护，避免过度商业化消解文化本真性。最终目标，是让跨越北部湾流淌千年的客家文化，既留存在数字化档案与研学线路里，也继续活在桂琼两地客家人的方言、礼仪、围屋与餐桌上，使跨海共同体在当代获得可持续的传承形态。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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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度百科. 李时亮[EB/OL]. 百度百科, 20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李时亮/259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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