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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7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2026世界投资报告：动荡时代的国际投资》（2026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a Turbulent Era）。
报告原文为英语，暂无官方中文版本，共225页，分为三章，中企出海研究将逐章详细编译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以供学习参考。
报告第一章《国际投资趋势》编译可参考下列链接：
本文为报告第二章《投资政策趋势》编译。2025年，全球各国出台外国直接投资（FDI）相关政策229项，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投资政策设计从全面开放转向选择性、战略性调控。
编译内容不代表译者观点。本文全文约6820字。报告第三章内容后续也将编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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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国国内投资政策（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2025年，各国国内投资政策出台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政策更具选择性、战略导向。多数政策依旧对外资友好，但各国重点扶持和工业发展、经济韧性、国家安全相关优先产业。
利好外资的政策中，投资激励措施占半数，绿色能源、数字基建、高端制造、关键矿产产业的定向扶持政策持续扩容。
限制外资的政策持续增多，包含新设准入门槛、收紧激励规则、本土含量要求、扩大外资审查。各国对外开放趋于谨慎，更加重视本土价值创造。
▍01 各国外资政策整体趋势
2025年，全球共有104个国家推出229项外商投资相关政策，创下历史新高（Investment policymaking reached a record high）。
这一增长反映出在全球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各国越来越多地运用投资政策工具来实现特定目标，包括产业发展、经济安全以及留住投资者。
（一）各国投资政策内容倾向
各国政策整体依旧以利好外资为主，但限制外资的政策占比持续走高。229项政策里，利好外资的政策措施167项，占73%；限制外资的政策措施62项，占27%。相比而言，2016年限制外资政策仅19%，十年涨幅达42%，说明近十年来各国对外资的约束力度持续加大。
全球投资政策设计从全面开放转向选择性、战略性调控（selective and strategic）。各国不再无差别放开市场，而是扶持外资优先流入清洁能源、数字基建、先进制造、关键矿产四大产业。同时在国家安全、本土产业链领域增设约束规则，服务工业独立自主与经济韧性。
（二）发达、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政策分化
发达、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风向出现明显分化。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友好型政策占比自疫情后首次下滑，从85%降至78%。变化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部分国家在矿业、小型商贸、服务业划定外资禁入领域，设置本土持股硬性要求；二是部分国家削减大范围普惠税收减免，改为和就业、产能挂钩的定向扶持政策。
发达国家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FDI screening）不断扩容。各国持续扩大审查覆盖行业、拉长审核流程，重点针对芯片、数据、能源等敏感产业，并未大范围全面关闭市场。
（三）各区域出台投资政策数量和侧重点
分区域来看，2025年出台投资政策最活跃的区域是发展中亚洲，欧洲紧随其后，不同地区政策侧重点区别清晰。
发展中亚洲共计出台72项投资政策，其中57项利好外资规则、15项带有约束属性，政策围绕数字化转型、绿色产业升级、高端制造布局。
欧洲共计出台44项投资政策，其中27项利好外资规则、17项限制规则，工作重心为持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体系，配套出台本土产业扶持方案。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计出台40项投资政策，其中35项利好外资规则、仅5项限制规则，政策目标是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留住外资。
非洲共计出台30项投资政策，其中19项利好外资规则、11项限制规则，不少非洲国家划定仅本土企业可经营的产业清单。
美、加、澳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共计出台43项投资政策，其中29项利好外资规则、14项限制规则，重点完善外资审核与绿色产业补贴制度。
▍02 鼓励性外资政策变化
（一）投资激励措施（Incentives）
在各国吸引和扶持外资的政策中，投资激励措施是最主要的手段（Incentives dominated favourable measures）。
2025年所有利好外资政策中，投资激励措施占比50%，远超开放准入、招商推广等其他类型政策。
自新冠疫情之后，各国就逐步减少无差别全面开放，转而依靠财政、金融激励，精准引导外资流向战略产业，替代过去大范围免税优惠。
发达经济体这一趋势更为突出，发达国家投资激励措施占利好外资政策总量的六成，2016至2020年时期该数值还不足25%。
发展中国家各类定向补贴的落地数量同样连年翻倍。
1．财政税收优惠
财政类税收优惠依旧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流工具，并且附加产业、绩效门槛。
例如，巴西专门推出数据中心专属税收制度，对符合绿色标准的设备采购、进口免征联邦税费；泰国对大型电动车制造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双倍抵扣；肯尼亚针对国际金融中心入驻企业下调税率、豁免分红税，同步放宽通信频谱投资抵扣；秘鲁针对农业、水利基建推出减税与加速折旧政策；尼日利亚把油气行业税收优惠和项目绩效绑定。
各国经济特区（SEZ）税收优惠条件也同步收紧。例如，马来西亚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JS-SEZ）仅对人工智能（AI）、医疗设备、航空制造企业提供低税率，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可持续特区只扶持能源转型、循环经济相关项目，不再对所有外来企业普惠让利。
2．金融扶持工具
金融扶持工具在发达经济体激励政策中占据主导，各国出资补贴战略产业项目落地。
欧美各国大规模发放国家援助资金（State aid），覆盖可再生氢能（绿氢）、工业脱碳、海上风电、清洁能源制造赛道。美国、澳大利亚专门设立基金扶持关键矿产开采与电池工厂；韩国大幅提高半导体研发、生产线税收抵免额度；加拿大、韩国推出专项基金，对冲关税带来的产业冲击。
发展中国家同样增设专项产业基金。印度为电子制造、关键矿产回收提供资本补贴，沙特对选定工业项目最高承担35%初期投资成本。低息贷款、产业担保等金融工具使用频率也逐年上升。
（二）投资便利化政策（Facilitation）
投资便利化政策（Facilitation）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政务、简化审批降低外资落地成本，在全部外资友好政策中位列第二，占比24%。发展中国家侧重搭建一站式数字申报平台，发达国家优化外资安全审查办事流程。
发展中地区中，拉美地区推进力度最大，多国简化全链条投资手续。例如，墨西哥、智利简化全行业项目审批流程；巴西上线数字投资平台，同步放宽矿业、离岸能源项目申报。
亚洲多国推进外资流程数字化改革。其中，印尼扩充线上单一提交系统，整合全部工商许可；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搭建全国投资数字窗口；越南、不丹简化高新技术外资准入审批步骤。
发达经济体的便利化改革聚焦外资审查提速，美、法、澳、荷兰等国优化安全审查流程，设立大型项目专属对接窗口，缩短战略产业建厂、扩产的手续周期。
（三）放宽外资准入（Liberalization）
选择性开放准入（Selective liberalization）是局部、定向放宽外资准入、取消持股上限、降低最低出资、放开行业禁入等政策手段，占外资友好政策的14%。
2025年所有放宽外资准入措施均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且仅针对部分服务业、少量资源行业，不再无差别放开全部产业。
开放领域以服务业为主，电力、港口、通信、金融、文旅是开放重点。例如，安哥拉、巴林放开基建外资持股上限；中国、越南、印度扩大银行、保险、数字服务外资准入；马尔代夫放开文旅行业外商投资门槛。
关键矿产仅少量领域放宽，例如阿尔及利亚放开部分矿产外资开采权限，同时多数国家保留关键资源、芯片、军工领域外资限制。
准入配套条件同步简化，例如，埃塞俄比亚、阿曼下调外资最低出资要求，不设外资强制锁定期，外汇管控、土地使用限制同步松绑。
（四）招商推广措施（Promotion）
招商推广措施（Promotion）侧重搭建产业招商框架、完善公私合作模式，配套设立专属招商机构。占外资友好政策比例偏低，仅6%。
多国出台细分产业招商方案。例如，欧盟推出汽车产业行动计划、墨西哥落地本土制造扶持计划、印度发布电子与地热投资配套政策；巴拉圭、秘鲁完善公私合营（PPP）投资框架和项目落地机制，吸引外资参与基建；新西兰、坦桑尼亚整合分散招商部门，成立统一投资促进局，集中对外推介本土产业机遇。
目前各国整体招商工作不再单纯宣传优惠政策，而是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构、绿色转型打造专属投资环境。
▍03 限制性外资政策变化
限制外资的政策持续扩张，目标为加强本土价值创造（domestic value creation），但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管控重心不同。
发达国家限制以外商投资审查（Entry restriction）为主，占限制类措施总量的54%；发展中国家以企业经营限制措施（Treatment and operation）为主，占限制类措施总量的60%。
（一）外商投资审查（Entry restriction）
全球外资安全审查体系大幅扩容。2016年仅21国设立外资审查机制，2025年增至52国，涨幅148%。多国扩大审查行业清单、延长审核周期，匈牙利甚至赋予国家优先收购外资资产权利。
外资审查实际否决的项目比例极低，但是威慑作用明显。全球9503个被审查项目中，仅60个被完全否决，221个附带整改条件。然而，大量外资会预先主动避开敏感行业，间接抑制战略领域跨境投资意愿。
欧美同步推出对外投资（OFDI）管控规则。欧盟要求监控半导体、AI海外布局；美国2025年出台《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收紧战略产业对外投资审批，双向投资审查成为发达经济体通用工具。
（二）企业经营限制措施（Treatment and operation）
发展中国家新增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以持股上限、行业禁令为主。例如，博茨瓦纳矿业外资本地持股最低24%；津巴布韦限制外资最高持股25%；加纳、马尔代夫把黄金收购、小型商贸划为本土专属行业。
土地、不动产领域外资限制持续增加。澳大利亚临时禁止外资购买存量住宅；芬兰严控涉境外资购房；毛里求斯提高外国人住宅交易税费，仅允许外资购买规划内新建地产。
各国逐步收紧外资税收激励体系。多国落实全球最低税（global minimum tax），取消长期免税期，改用阶梯式税收抵免。尼日利亚、毛里求斯设置15%企业最低有效税率。
本地化要求成为主流经营约束条款。例如，海湾国家强制优先雇佣本国劳动力；泰国要求100人以上制造业企业泰籍员工比例不少于70%；赞比亚要求在本土供应商报价相较于外资服务商的溢价不超过15%的前提下，矿企招标必须优先选择本土合作方。
欧美酝酿新本地化强制规则。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草案提出，超1亿欧元外资项目需满足欧盟用工、本土采购、技术授权等多项硬性条件，否则无法领取政府扶持资金。
B. 国际投资政策规则（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2025年，尽管投资环境日益严峻，各国仍在继续缔结国际投资协定（IIAs）。全年共签署44项协定，使全球国际投资协定体系下的条约总数突破3360项。
近期签署的协定涵盖了广泛的投资治理议题，突破了传统投资保护的范畴。便利化与多边合作条款占比上升（在77%的新条约中出现），而投资保护条款占比则有所下降（在62%的新条约中出现）。
投资者共发起56起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案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被诉国家占比最高（约45%）。与采掘活动（包括关键矿产开采）相关的争端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些变化叠加日益复杂动荡的政策环境，要求加快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改革。
▍04 国际投资协定（IIA）发展格局
2025年全球各国一共签署44份各类国际投资协定（IIA），数量首次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24份为双边投资条约（BITs），20份为包含投资条款的综合经济协定（TIPs）。
全球现存生效投资条约总量突破3360份，其中2661份处于生效执行状态。整体看，国际投资协定体系仍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签署的条约为主。
协定形式发生明显转型，综合经济协定占比47%。单独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过去是主流，目前占比持续下滑，各国更倾向在自贸、经济伙伴框架中嵌入投资规则，统筹贸易、产业、投资治理。
近年新签协定弱化传统投资保护（protection），增加合作、便利化条款。1959—2010年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98%都含兜底保护条款，2021—2025年签署的新协定中这一比例降至62%。1959—2010年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仅14%包含投资便利化内容，2021—2025年签署的新协定中这一比例上涨至77%。
能源、矿产、数字、农业等细分产业专项合作条款快速增多，关键矿产产业链协同成为近年来协定新增重点内容。例如，智利－欧盟、摩尔多瓦－英国等协定设立矿产专属章节，约定透明开采流程、环保评估，平衡资源国监管权与海外投资者权益。
新条约普遍设立双边联合委员会，定期复盘协定出台情况，提前化解投资分歧。
世贸组织（WTO）的《投资便利化发展协定》（IFDA）获得广泛支持。已有129个WTO成员方加入，条款聚焦法规透明、线上申报、简化审批，搭建统一跨境投资框架，同时专门为发展中国家配套技术援助与差异化过渡期。
过去容易引发仲裁纠纷的模糊条款被大量删减。2021—2025年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98%的新协定删除“保护伞条款”（Umbrella clause）；73%的新协定明确区分公共监管与间接征收；75%的新协定增设公共政策豁免条款，保障各国环保、民生、产业调控立法不受外资仲裁挑战；半数协定收紧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
投资者－国家仲裁（ISDS）机制逐步退出部分新条约。2021年后42%新协定仅保留国与国争端解决，无ISDS条款。欧盟－印尼经贸协定成为欧盟首份剔除ISDS的大型投资条约，全球已有127个国家在至少一份双边条约中放弃 ISDS机制。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条款成为新条约标配。2021—2025年签署的新协定中62%写入可持续投资（responsible investment）规则，涵盖环保、劳工、反腐败，约束外资企业经营行为。协定配套的关键矿产合作章节，往往围绕锂、钴等能源转型关键矿产搭建双边协同框架，兼顾资源国的产业发展诉求与投资国的原料供给诉求。
▍05 投资者－国家仲裁（ISDS）情况
2025年全球新增投资者仲裁案件56起，自2022年后年度案件持续低于2015—2021年高位，仲裁热度有所回落。截至2025年末，全球累计ISDS案件总量达到1463起。
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应诉方。2025年全年新发起仲裁中，79%的被告是发展中国家，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72%的原告来自发达经济体，欧美投资者是发起仲裁的主力。
从历史累计全部案件来看，拉美、欧洲国家应诉数量合计占到全球六成，是仲裁纠纷高发区域，2025年拉美单一地区就出现25起新增案件，墨西哥、乌克兰各收到5起新仲裁请求。英国、美国投资者提起案件数量最多，欧美资本长期在资源、能源领域布局，政策调整后更容易发起跨境索赔诉讼。
绝大多数仲裁案件依据二三十年前的老旧投资条约发起。2025年新仲裁中66%援引1990至1999年签署的旧协定，11%援引1950至1989年早期条约，2010年后新式条约仅占4%。
老旧投资条约保护条款宽泛、缺少公共政策豁免，而近年新签订优化后的条约极少产生仲裁纠纷。推动全球老旧条约更新改革成为各国共同需求。
矿产、能源类争端持续增多，资源开采类仲裁占全年新案三分之一。2025年32%的新仲裁关联矿业、油气，其中11起聚焦锂、铜等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传统化石能源相关仲裁占比同步下降。
从历史累计全部案件来看，全球累计153起仲裁围绕各类关键矿产，分为能源转型必需矿产、配套矿产、其他贵金属三类。各国调整开采、出口、环保法规时，极易触发海外投资者巨额索赔。
从历年仲裁结案结果看，各国政府胜诉比例略高于外资企业，大量案件以私下和解收尾。历年累计完结仲裁中，38%案件为东道国政府胜诉，29%判企业胜诉并获赔资金，17%双方私下和解，13%案件中途撤销，仅3%认定违规但无需现金赔付。
和解协议大多对外保密，外界难以知晓赔付金额、政策整改条件，长期推高东道国政策出台顾虑，不少国家为规避仲裁风险，放缓环保、产业调控改革，制约可持续产业政策出台，进一步凸显全球投资协定体系改革的迫切性。
▍06 全球投资政策长期改革方向
当下全球投资规则体系存在明显结构性矛盾，老旧条约存量庞大，各国加速推进单边政策与国际协定双向优化。
全球85%生效投资条约签署于2010年之前，宽泛的保护条款限制各国落实气候、民生、矿产调控，频繁引发仲裁纠纷。
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在制定统一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计划在2026年多哈世界投资论坛正式发布，帮助各国更新旧条约、平衡外资保护与本国发展监管空间。
单边国内政策层面，短期地缘、贸易不确定性持续，各国产业安全诉求提升，针对半导体、数据、关键矿产的外资审查、准入约束会不断细化。
同时，绿色转型、数字基建、高端制造依旧是全球普遍扶持产业，普惠补贴全面退出，绩效挂钩的定向财政、金融工具成为主流政策工具，财政合规、本地产业链配套会持续成为外资享受优惠的硬性门槛。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将持续推进，便利化、产业合作、公共政策豁免成为未来条约标配。
未来新协定会持续压缩宽泛的外资保护条款，逐步缩减甚至取消ISDS仲裁机制，加大能源、矿产、数字经济双边协同力度，针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差异化履约支持。
针对存量老旧条约，八十多个国家已经启动修订、终止、重签工作，逐步替换容易引发纠纷的旧式文本，搭建兼顾外资权益、国家发展、气候可持续的全新国际投资规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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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TAD去年发布的《2025世界投资报告》（2024年数据）中文编译可参考：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一章·国际投资趋势│摘编翻译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二章·投资政策动向│摘编翻译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三章·可持续金融趋势│摘编翻译
UNCTAD：《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第四章·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投资│摘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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