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 本期责任编辑：罗琮璇（清华大学）
资本主义类型问题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资本主义早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织形式，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与治理模式却长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如何形成、如何持续，又如何塑造着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与未来？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转逻辑与内部分野，也能够对我们理解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中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调适与未来走向有所启发。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由Hall与Soskice提出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理论是最为经典的分析框架之一。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非由单一市场机制塑造，而是建立在企业治理、劳资关系、金融体系、职业培训等多个制度领域之间的互补关系之上。其中，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 LME）与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CME）构成两种理想类型。前者依托高效的价格信号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颠覆性、激进式创新中具备比较优势；后者依靠跨企业网络、行业协会以及制度化的劳资合作等非市场协调机制，在渐进式创新方面更具优势。然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变迁与实践经验的不断扩展，学界对VoC理论的生成逻辑、解释对象与适用范围产生了新的思考：一国的资本主义形态，究竟是其国内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还是嵌入特定历史阶段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产物？除了经济发展领域之外，资本主义类型是否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国民幸福感乃至于刑罚风格？植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经验的理论框架，能否解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分工体系内不同位置国家的经济运行逻辑？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VoC理论是否应当通过增补新的理想类型来扩展其解释力，还是需要重新审视其二分框架的预设前提？
围绕上述争鸣，本期专题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扩展、边界与重构三个维度展开讨论。相关选文既关注经典VoC框架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也涵盖了学界围绕资本主义新类型的提出、分析领域拓展以及非西方经济体适用性展开的理论探索。通过梳理这一持续演进的学术争鸣，本专题试图呈现VoC理论在面对新的经济结构、社会问题与全球发展模式变化时的演化图景，并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及其未来变迁方向提供有益启发。
文献基本信息（APA）：
Hall, P. A., & Gingerich, D. W. (2009).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3), 449-482.
摘要：本文对关于比较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的核心论点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构建了指数，以评估经合组织经济体中的协调模式是否符合该理论的预测，并比较了政治经济各个子领域间制度的对应关系。我们通过估算劳资关系和企业治理中的互补性对增长率的影响，来检验这些子领域之间是否存在制度互补性。为了评估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持久性，我们报告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制度变迁的程度。如果要准确评估任一领域的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就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各子领域中制度之间强大的交互效应。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VoC理论所描绘的国家类型与制度互补性，是可被数据验证的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抽象的理论修辞？研究利用20个OECD国家覆盖1971-1997年的面板数据，测量并检验了“市场协调-战略协调”这一潜在维度的真实存在及其增长效应。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并非由单一制度决定，而是由劳资关系与公司治理两个领域的制度组合共同决定的。若两个领域的协调模式相互匹配（同属市场协调或同属战略协调），增长表现会更好；若两者混搭，则会拖累经济表现。本文为后续资本主义类型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证模板，也同时揭示了理论成立的隐含条件。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以西方发达经济体为样本的比较空间，以及尚未被金融海啸、深度全球化和数字转型彻底重塑的世界经济秩序是VoC框架有效性的时代基础，这为后续研究对其进行“重考”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参照坐标。
文献基本信息（APA）：
Cortina-Escudero, M. (2026).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how international trade shaped market economies during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33(3), 1112-1141.
摘要：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这些差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本文借鉴“资本主义类型论”（VoC）框架，以理解当今世界不同地区的市场经济体为何存在差异。本文认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时期的国际贸易是造成区域间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19世纪的国际分工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各个地区。在北美，这种贸易体系催生了一个以出口农产品为中心的经济体，进而发展出自由市场经济体（LME）模式。在欧洲大陆，贸易体系推动了一个以出口工业品为主的经济体，促成了协调市场经济体（CME）的兴起。在拉丁美洲，贸易体系鼓励了以出口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体，最终形成了层级制市场经济体（HME）模式。通过三个历史案例的详细比较研究，本文详细阐述了这些机制，并表明采用国际视角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国家经济体系的起源。
关键词：资本主义类型论；国际贸易；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案例研究；北美；欧洲；拉丁美洲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涌现的？现有的文献的解释大多认为这是各国国内政治、制度或历史遗产独立演化的结果，却忽略了这些国家经济实际上嵌入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作者提出，19世纪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产生的国际分工，才是塑造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第一推动力”。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出口农产品、工业品还是原材料）决定了其市场经济的核心协调机制（竞争、协商还是层级制）。
在研究设计上，本文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选取了被视为各自类型“原型”的三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美国（LME原型）、德国（CME原型）和墨西哥（HME原型）。研究聚焦于1880年至1914年全球化黄金时期，梳理历史资料论证了不同的国际贸易分工如何通过影响工业关系、企业间关系、公司治理和教育培训体系这四个VoC核心维度，最终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研究打破了传统VoC文献中“先天决定”的隐含假设，为资本主义类型的生成和演化提供了一个更为精彩的故事——各国的资本主义类型并非由自身禀赋或政治遗产单独决定的，而是在其嵌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时被深刻形塑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并非仅仅因为其竞争文化，还因为其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催生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以及来自农民阶层的反垄断政治诉求；德国之所以成为协调市场经济体，并非仅仅因为其行会传统，还因为其作为“追赶型工业化”经济体必须在全球市场上与英国竞争，从而迫使银行与工业之间形成深度协作。这一国际贸易视角的引入，把VoC理论从“国别制度比较”的静态框架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动态之中。它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形态从来不是封闭自生的产物，而是全球市场力量与地方因素交织互动的历史结晶。
文献基本信息（APA）：
Schneider, M. R., & Paunescu, M. (2012). Changing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rom 1990 to 2005: A test of the Hall and Soskice claims. Socio-economic review, 10(4), 731-753.
摘要：本文利用纵贯数据，并采用了涵盖Hall和Soskice（2001）所区分的全部四个制度领域的测量指标，对“资本主义类型论”（VoC）进行了检验。在26个OECD国家中，我们发现存在多种制度构型，其中包含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LME）群组和一个协调市场经济体（CME）群组。然而，这些构型并非稳定不变。从1990年到2005年，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均从CME模式趋近于LME模式。正如Hall和Soskice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类型与特定部门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CME在中等高科技产业中出口更多，而LME则在高科技产业中出口更多。此外，那些向LME模式转型的经济体，其高科技部门专业化程度也随时间推移而显著增强。总之，我们为Hall和Soskice的观点找到了混杂的证据支持。比较优势确实如VoC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演进，但资本主义的类型比VoC理论所暗示的更多样、更具动态性。
关键词：资本主义类型，制度变迁，技术变迁，贸易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学术问题是：当纳入更全面的制度测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后，VoC理论所宣称的二分法及其对比较优势的预测是否依然成立。其核心假设为：第一，LME在高科技产业、CME在中高科技产业分别拥有比较优势；第二，由于制度互补性与路径依赖，发达经济体的制度构型会稳定地聚类为LME和CME两种理想类型。
研究表明，制度-比较优势的链接依然成立。CME集群在中高科技的出口份额相对较高，而LME集群在高科技领域的出口份额相对较高。然而，分类稳定性假设却受到了挑战。丹麦、芬兰、荷兰、瑞典这四个教科书级的CME经济体，在十五年间集体从CME移入LME-like甚至纯LME集群。这意味着所谓“制度互补性带来路径依赖”的论断在一个中等时间窗口内就已经失效。此外，本文的制度聚类结果还揭示了“国家主导型经济”作为第三种资本主义类型的存在，为VoC理论从二分法向多类型框架的扩展提供了实证基础。
文献基本信息（APA）：
Nölke, A., & Vliegenthart, A. (2009). Enlarging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emergence of dependent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World politics, 61(4), 670-702.
摘要：本文通过识别出第三种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型也不同于协调市场经济型的基本资本主义形态，拓展了现有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体系。作者所提出的“依附型市场经济（DME）”模式，其显著特征在于外国资本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主导作用，主要分布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欧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崩溃以来，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相较于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已成功构建出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本文系统梳理了DME模式的核心要素，并探讨了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DME模式在相对复杂且耐用消费品的组装与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优势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互补性：高技能但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跨国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转移以及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提供的资本支持。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当Hall & Soskice的资本主义多样性（VoC）二分法框架被应用于中东欧转型经济体时，其分类是否依然有效？抑或这些国家构成了一个在既有框架中无法被有效识别的资本主义类型？
作者反驳了既有文献中将中东欧国家简单归入LME、CME或混合体制的论断，认为这些混乱的根源在于忽视了该地区最核心的结构性特征——外部依赖性。为此，作者提出了一种与LME和CME并列的第三种类型：依附型市场经济（DME）。其核心假设是：DME的独特协调机制是跨国企业内部的层级制，而非LME的市场竞争或CME的跨企业网络协商。基于这一机制，DME在融资、公司治理、劳资关系、教育培训与创新等方面的制度会形成一套完整互补的体系，并由此产生半标准化工业制成品组装平台这一不同于LME和CME的特殊比较优势。
本文成功地将VoC的分析触角从西方核心国家拓展至中东欧地区，弥补了原框架对跨国资本塑造国内制度塑造能力的忽视。这一理论延伸不仅补益了此前关于“中东欧属于哪种资本主义”的学术争论，也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生产网络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启迪。
文献基本信息（APA）：
Dafe, F., & Upadhyaya, R. (2025).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patient capital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Kenya. Socio-Economic Review, 23(4), 2167-2188.
摘要：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 PC）在关于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的讨论中日益受到关注。尽管PC是比较政治经济学（CPE）的核心概念，但该领域的文献在概念化PC时主要聚焦于发达经济体，而且我们对PC在何种条件下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后果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拓展PC的概念化，以增强其对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DEEs）的适用性，并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考察谁提供了PC，以及它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促进了就业的改善。我们发现，DEEs中的PC格局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且制度环境塑造了资本的耐心程度及其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我们的分析有助于填补CPE文献中关于PC在DEEs中作用的空白，并回应了关于如何增强金融对社会贡献的更广泛讨论。
关键词：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家，就业，金融机构，资本主义多样性
本研究将“耐心资本”这一核心概念从发达经济体的语境中剥离出来，重新植入到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DEEs）的环境中，以检验并修正其适用性。作者接受了传统VoC理论中耐心资本对促成长期雇佣关系和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性，但挑战了其中关于“银行是耐心资本核心提供者”的核心假设。研究发现，在肯尼亚，由于银行负债结构偏短期且受制于宏观经济波动，其耐心程度远低于预期。商业银行的贷款以短期为主，而私募股权（PE）反而因获得具有使命导向和长期投资视野的发展金融机构（DFIs）的资助，成为更耐心的资本来源。由此，作者指出，肯尼亚的金融体系既不趋近“以银行为基础”的CME，也不完全趋近“以市场为基础”的LME，而是一种以发展金融机构和私募股权为关键节点的独特混合体。这一发现表明，源自发达经济体的特定经验的“CME/LME”二元分类框架，或许无法捕捉处于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同位置的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独特样态。
文献基本信息（APA）：
Colliver, K., & Hudson, J. (2024).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punitivenes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re criminal justice regimes a key dimension of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40(2), 215-232.
摘要：资本主义类型论认为，高收入民主国家会聚集成若干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塑造了长期且稳固的跨国差异。尽管这一论点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政策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刑事司法政策却很少被纳入这场讨论。不过，已有学者指出，刑罚政策的跨国差异可能与资本主义类型论的理想类型相互对应。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长达2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系统考察了刑罚严厉程度与上述辩论中提到的关键制度特征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刑罚严厉程度与资本主义类型论的理想类型高度重合，我们据此认为，刑事司法体制构成了资本主义类型论中制度互补性的一个新维度。
关键词：资本主义类型论；福利体制；刑事司法；刑罚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QCA
本文系统检验了VoC理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适用性，试图证明LME与CME的分类框架能够有效预测跨国刑罚严厉程度差异。根据VoC理论中的“制度互补性”概念，即一国的经济协调模式会与福利体制、政治制度乃至社会文化价值观形成配套系统，刑罚政策也可能作为系统中的一个维度受到影响。作者继承了Lacey等人（2018）的研究，认为CME因具备更强的福利国家、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更注重协商的政治制度，倾向于采取温和、重改造的刑罚政策；而LME则反之。
文章基于1997-2021年22个OECD成员国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分析，条件变量涵盖收入不平等程度、福利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协调度以及选举制度类型，结果变量为监禁率。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高度吻合。通往高刑罚严厉度的路径几乎完全由LME主导：一条是英美等“惩罚性英语国家LME”，具有高不平等、弱社会保护与弱经济协调的特征；另一条是韩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被忽视的惩罚性LME”，具有高不平等、低社会信任与弱经济协调的特征，但社会保护相对较强。通往低刑罚严厉度的路径主要由CME主导，但爱尔兰和日本的路径却与理论预期存在明显冲突。此外，法国作为LME-CME混合体在分类上的模糊性，反映了VoC理想类型在操作化层面的内在困难。这启示我们，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和独特的历史路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超越制度结构的预期效应，成为塑造政策结果的关键力量。
本专题所涉文献围绕资本主义类型的识别、比较与解释展开，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较为互补的路径。
相关定量研究主要依托制度指标构建与跨国数据库分析，将企业治理、劳资关系、金融体系、技能形成等制度安排操作化为可观测变量，以检验不同制度组合之间的差异及其与经济社会结果之间的关联。随着理论争论的深化，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分析对象，将福利水平、不平等程度、社会风险治理乃至国民主观感受等结果变量纳入考察范围，以分析资本主义类型是否不仅影响着生产体系，也塑造着更广泛的社会秩序。此外，部分研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等方法，突破单一变量分析框架，将经济协调模式、福利体制、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制度等多重条件纳入同一分析体系，考察不同制度组合如何共同塑造社会政策结果。针对中东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研究者还通过案例比较、产业分析等方式，考察经典VoC框架在不同发展阶段、历史条件与国际分工位置下的适用性。比较历史分析则将资本主义类型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考察，通过追踪关键历史节点、政策转向与制度反馈过程，解释国际环境、国家行动与既有制度如何共同塑造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总体来看，资本主义类型研究体现了比较政治经济学在制度分类、经验比较与机制解释之间的持续探索。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现有研究仍面临理论抽象性与经验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在保持理论概括力的同时回应不同国家的制度特殊性，并解释资本主义模式在当代环境中的调整与重构，仍是未来资本主义类型研究需要持续回应的方法论挑战。
Sartori, G.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 1033-1053.
【一句话推荐】自觉运用“抽象阶梯”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好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之间的反向关系，避免“概念拉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奠定一个更坚实、更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Hall, P. A., & Soskice, D.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句话推荐】本书系统提出"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框架，以企业在劳资关系、职业培训、公司治理、员工关系、企业间关系五大方面的协调方式为核心标准，将发达经济体划分为自由市场经济（LME）与协调市场经济（CME）两大理想类型。
Gould, A. M., Barry, M., & Wilkinson, A. (2015).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revisited: current debate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Relations industrielles, 70(4), 587-620.
【一句话推荐】本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背景下，系统地梳理了Hall和Soskice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框架，指出了其优点和五项重大的批判性缺陷，并介绍了后续的修正尝试。
Palley, T. (2024).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societal happiness: theory and empirics (No. 108). FMM Working Paper.
Lacey, N., Soskice, D., & Hope, D. (2018).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enal policy: Crime, culture,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Criminology, 1(1), 195-217.
Hall, P. A. (2014).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Euro cri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7(6), 1223-1243.
Schneider, M.R. (2022).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Zimmermann, K.F. (eds) Handbook of Labor, Human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Economics. Springer, Cham.
Park, K. Y., & Han, S. (2025). Welfare regime divergence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erceptions of subjective class and decommodification.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4(1), 17.
Aluchna M, Roszkowska-Menkes M (2026),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erspective. Balt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1 No. 2 pp. 226–246.
常庆欣.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7(3):169-192.
蒙克.主题与变奏：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模式[J].开放时代,2021,(4):178-194+10.
END
校对：焦磊
审核：焦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