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白皮书|丹尼尔·米勒:不卷不是躺平,而是过一种“足够好”的生活

2026 年 4 月，伦敦大学学院教授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带着和团队共同完成的新书《人间烟火 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开启了长达半月的中国行。

从香港、广州、上海、杭州到北京，米勒踏入中国不同城市的 11 所高校，在港大校园与老友会面，在岭南品味陈皮普洱，在北京饱食喜爱的烤鸭，应答中国青年的困惑，还在小红书总部上了一堂“人生好课”。这是米勒理解中国城市日常的必要体验，也是他践行“理解真实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真实生活本身”的途径。

作为数字人类学奠基人，二十余年来，米勒持续追问一个问题：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如何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跨越九个国家的“我们为何而发帖”（Why We Post）研究项目、关于特立尼达脸书使用的《脸书故事》，以及近年集结了全球 11 位研究者的“智能手机与智慧老龄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Smartphones and Smart Ageing，简称 ASSA）项目，米勒用研究成果给出了足够厚实的回答。

2025 年，米勒在小红书开通账号，意外收获粉丝团“果丹皮”，一个参与观察者真正走入当代中国的网络世界，与数字时代的中国青年展开直接对话。

米勒的一生充满了“反常规”的选择，这是与其交谈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从青年时期的嬉皮士到一名享誉学界的人类学家，从具象的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转向不易把握的数字世界，他在学术体系中主动放弃行政工作，坚持对学生亦师亦友的指导，也在家庭生活中选择更多承担购物和照料的事务。

在这些“反常规”的实践背后，是米勒始终坚持人生拥有自主选择权利的实践，他将“嬉皮士”精神贯穿学术研究、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永远对新的可能性敞开怀抱。

“能量白皮书”好生活篇，我们为你分享丹尼尔·米勒教授的专访“想象一种足够好的生活”。在他的一生中，我们于一种不囿于既定轨道的自由选择中看见勇气，也通过其扎进真实生活的田野调查得以反思何为“足够好”的生活：我们所拥有的，已经足以支撑一个幸福的生活。

2026 年 4 月的中国行中，米勒亲临小红书位于上海的总部，同研究者董晨宇展开对谈，探讨数字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及青年群体面临的挑战。董晨宇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是当下活跃于社交媒体、研究社交媒体现象的青年学者。2019 年，他曾带着两名学生一同翻译了米勒的《脸书故事》，这次线下对谈也是一次老友相会。

2025 年 10 月，米勒开通小红书账号并拥有了一批粉丝，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果丹皮”。他对此表示意外：“我在中国竟然有粉丝了！”（I have fans in China!）

米勒在曾经的学生王心远的“教学”下，从零学起，开启了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勇闯小红书的旅程。这位如今更多以米勒小红书“搭子”身份出现的博士后研究员王心远，回忆说：“整个过程感觉自己重回田野，在老年大学教怎么使用智能手机。”至于米勒起号的缘由，她说：“他超级爱中国，真的是各种爱。这几年他的中国学生和读者也越来越多了，指导的学生里也有很多研究小红书的，所以对他来说小红书一点都不陌生，轻轻鼓励一下就立马决定入坑了。”

不到一年时间，米勒已是一位拥有 5.6 万粉丝的博主。当一位数字人类学的奠基者走入小红书，作为一名参与观察者、一名人类学家，米勒自身也成为数字中国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了双重身份。

与此同时，米勒也践行着社交媒体时代将学术研究公众化的理念：“我们有责任——前提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洞见——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把这些洞见解释给大众。我们要抛弃那些晦涩的术语，那只是不太聪明的人的小伎俩，他们离开了这些生僻词汇就无法将一个事情解释清楚。”

米勒十分关注当下中国青年面临的普遍焦虑。尤其在数字时代，线上世界的变迁与线下生活的困境已无法割离，其中一个常被反复提及的重要议题是“附近的消失”，即数字技术让人际关系变得疏离。米勒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

米勒认为，对“附近的消失”的焦虑，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对前数字化时代的美化想象。在数字化到来前，空间距离的邻近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交意义上的亲近。相反，当下的“在线”状态或许意味着新的社交亲近可能。他以一个常见场景为例：两人外出吃饭，各自玩手机，或许意味着失去了空间上的亲近，也可能意味着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有了更亲密的联结。数字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其影响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方式。

中国的年轻人们常常提及自己面临的压力。米勒说，在他指导过的 50 余名博士生中，中国学生的学术工作尤其出色，米勒常常告诉他们：“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他解释，这并非鼓励懈怠，而是提倡不以简单的重复劳动来代替创造性思考。

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热情、创造力和想象力，研究者需要发现自己所做之事是多么令人兴奋，并以前人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思考。关键在于，你有多执着去寻得那个解释，而非在电脑前坐了多长时间。

与之交谈的青年有着多样的文化底色，经历着不同的人生故事，但都亲身体验了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变迁。这让他们对数字技术如何重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交关系和自我认知这一议题兴趣浓厚。这一趟旅程，又一次让米勒对中国有了更深的理解，如同他在访谈中所讲：“我以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我的中国学生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他们，我开始对山水画、中国小说、多元的差异产生兴趣。这给了我本不会有的文化体验。”

米勒进入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已四十余年。按照资历，他应是学院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工作年限长、著作等身、作为数字人类学先驱主持多项大型跨国项目、各类专著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然而，他却对我们说：“我可能是最没影响力的一个”。

成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从事行政事务，对于积累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十分重要。米勒却做出取舍，选择了另一条路。“我尊重做行政和委员会工作的人，他们是好的公民，这对大学的运转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贡献。”

然而，米勒觉得这并非自己的强项：“我可能不够外交手腕，也不擅长做那些事。但大家通常会说我是个好的研究者。我觉得，专注于自己能做好、能做出贡献的事情，而不是做不好的事情，是合理的……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但我热爱研究。我认为通过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也能做出同等的贡献。”

放弃从事行政工作的背后是米勒主动选择的清晰认知。这一选择或许有时令他不能帮助他人晋升、获得学术经费。但幸运的是，其所在的学术系统相对公平，更多按照研究和作品的质量而非关系或门路来衡量一名学者的价值。他选择以做出更多有意义的项目、指导学生做出更好研究的方式，为学界做出贡献。

在很多学生眼中，米勒既是严厉的导师，也是他们一生的挚友。亦师亦友，这是米勒与学生相处的方式。

人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有很大不同。从事民族志工作需要同研究对象长时间共同生活，与人相处的能力尤其重要。因此，米勒会花很多时间同学生一起吃饭、聊天、喝奶茶。“我希望他们能从单纯关注学术写作，转向理解什么样的人才是他人愿意相处的。否则他们在民族志工作中就不会成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他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专业能力，更是如何体察真实的日常生活、如何与人相处。

米勒和众多学生成为了挚友，二十几年前的学生至今仍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的生日派对上，如今已在世界各地不同大学任教的学生纷纷赶回伦敦与他相聚。学生们告诉米勒，希望能和他做一生的好友。

米勒在与学生的日常相处中确实平易近人，他总爱和学生开玩笑，但他并不因为同学生的情谊而在专业方面心软。米勒认为，一名好的导师需要对搞学术、做研究秉承诚实而严厉的态度，不因个人关系远近而在学术评判上有所不同。

最近，米勒正好收到有位学生发送给他的一篇即将投稿的论文。米勒划掉了很多内容，提出了几项负面的意见，给出了十分严厉的反馈，并坚持要求学生对多处内容进行修改。不难想见，收到修改意见后的学生十分沮丧。

米勒坚持，这是对学生负责的必要举措。当他们将论文投稿给期刊社时，匿名审稿人不会客气，只会更加严厉。在专业方面对学生客气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只会降低他们的论文被发表的概率。表面的严厉之下是米勒和学生友谊的另一种体现方式。

“当他们是你的朋友时，你也会更关心他们事业和人生的成功。你看，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米勒说。无论是同学生一起吃饭、喝奶茶，还是给予他们的论文严厉的评判，殊途同归，米勒都希望能培养出优秀的学者，想要帮助学生做出更好的民族志研究。这是他指导学生的风格，也是他作为一个研究者工作态度的延伸。

米勒和妻子一起生活已经五十年了。在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中，两人基于工作节奏和个人喜好建立起自由的分工安排。

妻子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担任高级职务，工作忙碌、辛苦，而米勒的时间则相对自由。因此，他们并未遵从家庭领域传统的性别期待——丈夫投身于工作，妻子则承担更多的照料和家务实践。相反，米勒做了很多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应该做的事，他喜爱购物，也做很多家务。

在米勒看来，家庭领域的实践并不应依照传统惯例进行事先划定，而是基于自主意愿进行选择：“我们分工很自然，她讨厌购物，而我其实挺喜欢购物的。那为什么我不做我喜欢的事，她不做她喜欢的事呢？我觉得这在伴侣关系中也很有效。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喜好。我们在一起已经五十年了，这些东西显然是自然生发的，不是每件事都能事先商量好的。”

无论是购物、家务或是照料，都是爱的表达方式。提及购物，人们常常联想到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米勒曾写过一本名叫《购物理论》（A Theory of Shopping）的书，他则认为，购物也是一种爱的技术（Technology of love），购买商品的行为和基于爱与关怀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

在众多文化语境中，人们不太愿意公开谈论爱，而是把爱付诸行动，例如花心思找到让孩子们在学校受欢迎的东西，或者购买让丈夫在晋升时看起来体面的东西。

米勒希望跳出性别边界，将所写的理念付诸实践：“我认为对家人——不只是妻子，还包括其他家人——的关心是很重要的。我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去为他们寻找合适的东西，因为这些人是你最在乎的，努力找到他们欣赏的东西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主动投身家庭事务，对于米勒来说并非负担或牺牲，而是获得了更加完整、丰富的生命体验。他很庆幸能将自己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中解放出来。如果在当下的家庭生活中缺少了这份体验，到年老时，米勒或许会后悔，自己错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错过了同孩子的亲密相处和对家人爱的表达。

米勒说：“我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男性错过了许多重要的人生体验，特别是同孩子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更多在外工作。人生只有一次，我不可能重生为女性，那为什么要错过生命中一些最美好的体验呢？所以我很早以前就决定，把自己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不必局限于男性的传统角色，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我认为有价值的人生角色。”

正因如此，米勒不被单一的男性角色期待所定义，自由地选择人生角色的演绎方式，在对家人的付出和陪伴中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体验，也用五十年的婚姻日常诠释松弛、温暖的伴侣相处之道。

看到如今米勒教授的形象，很难想到，年轻时的他曾是一名嬉皮士。那时，他穿紫色喇叭裤、花衬衫，戴串珠项链。

但这场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运动对他的影响不止于穿着和音乐选择。嬉皮士精神的核心是反叛传统和追求自我实现的态度。人们不再循规蹈矩，而是以不同方式探索新的音乐、服装、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可能性。米勒在这场运动中获得滋养，将人生视为一场不断探索新可能性、拒绝被单一身份定义的实验。

“那次运动留下的主要遗产是，你可以自由选择其他的可能性。”米勒说，“我觉得我一直试图这样做，而且我想，在某些方面我仍然不那么传统，我看起来并不像一名传统的学者。我仍然对生活中任何新的可能性感兴趣，对可以获得的新机会感兴趣。可能我的外表变了，但我觉得我身上还有一部分仍然很‘嬉皮士’。我会听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和门户乐队（The Doors），那是我在那个时期会听的音乐。”

这种嬉皮士的精神，其实也贯穿于米勒在学术研究上的探索，他最初倾心古典学，后因语言问题转换方向。多年前，参加罗马时期陶器厂的考古发掘工作点燃了他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他选择在大学时接受系统训练，甚至投身于寻找印尼斯里维查亚失落帝国的考察队，并成为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志愿考古学者。

米勒每一次都拥抱不同的可能性，始终拒绝被传统的学术框架所驯服。当兴趣转向物质文化时，他带领学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服装、住宅、汽⻋、媒体、购物和消费等，都曾是他涉猎过的领域。

到了新世纪初期，面对数字技术的兴起，米勒并不认同那时多数人所认为的，将数字世界同现实世界、物质世界对立起来，视作某种“虚拟世界”，而是将其视为物质实践的转化。他将研究物质文化的方法运用于数字领域，关注数字技术的物质性，走出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研究路径。这一颇具洞见的研究进路似乎也带着那份嬉皮士的反叛。

回看自己的人生经历，米勒选择用“机会主义”一词来形容。“我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人。我让环境决定我做什么……不是我选择的，但一旦它出现了，我就把它当作机会，欢迎它，我的生活因此更加丰富了。”

“我不管做什么，哪怕是写作，如果某个写作不顺利，我就去做别的。我认为做‘机会主义者’很有价值，因为如你所说，生活总会有挫折，事情会出错，你心心念念的事不会发生。”米勒说，“但生活如此广阔，有那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做。关键是要意识到，一些事情同样有趣、甚至更有趣，然后抓住那些可能的机会，而不是纠结于那些不可能的。”

米勒总是去拥抱新的可能性，他坚定地相信人生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米勒看似做着一个个“反常规”的选择，却从未在不同选择间感受到割裂。因为他坚持着一条清晰的尺度——行动是否值得投入，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体验尽可能丰富。

这一尺度来源于他对生死的思考。米勒曾写过一本《人们的安慰》（The Comfort of People），这是一项对临终关怀机构的研究。他指出，临终关怀转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人们应尽可能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让这段时间变得充实。死亡让我们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进而追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让这一生尽可能丰富？

因而，当他走进商店为家人挑选礼物，或是周五在厨房用葡萄酒和杏子制作一份鸡肉菜肴时，米勒不觉疲惫，而是拥有了超越传统男性角色期待的生命体验。

米勒将“这件事是否充实了我的生命体验”作为标准，而非“这件事是否符合他人对我的期待”。他“反常规”的选择，实则是一种诚实，诚实地承认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然后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些事情上。“结果就是，我不只说我的生活‘足够好’了，我觉得它非常棒！如果我能重生，问我想要什么，我会说：再来一次，我没有遗憾。”

但他对自己相当不错的人生也保持着一份谦逊和清醒：“我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因为很多是好运和福气，包括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能给你机会的地方。你本来可能出生在完全不同、生活充满痛苦的地方，这是需要承认和感恩的。既然你处在这样的位置，这确实给了你明确的驱动力，去让生活丰富起来，这在我的人生中很有效。我非常感激我能做到这一点。”

米勒的观点也延伸至他 2024 年出版的专著《足够好的生活》（英文版原名为“The Good Enough Life”，中文译本暂定名为“不卷人生”，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品牌“薄荷实验”出版），其中一个核心议题是：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人们如何界定“足够好”的生活。米勒建议读者追问：赚取额外收入所付出的是否值得？购买一件东西的真实需求是什么？适可而止、合适的、没有额外压力的状态是怎样的？

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普遍困境之一，是受消费主义驱使而陷入“不够好”的压力，不得不被迫“内卷”。我们总是想拥有更好的车、住上更好的房、拥有更多钱，并以此来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在爱尔兰一滨海小镇的研究让米勒看到了走出这一困境的可能。

在那里，人们拥有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大家奉行“知足即足”（Enough is enough）的观念，在知足的消费（Satiable consumption）之外，不再需要额外的比较和竞争。对他们来说，社会地位的竞争反而以反消费、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关切人类普遍境况的议题为基础。

如此，资源得到重复、充分利用，人们不必陷入无止境的物质攀比和追逐中。这一结构性的实践为个人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提供了空间，也使多样化的个人发展成为可能。

工作之外，米勒也于日常生活中奉行着一套保持能量的生活节律，他称之为“Wellness System”。米勒会在清晨精力最充沛时醒来，在早餐后无人打扰的时光开启阅读和写作，做“只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这是他最有创造力的时段。等到下午，自我需求已满足、最重要的事已完成，便可轻松同学生、朋友交流，为他人做些事情。而傍晚时分，米勒的时间只用于放松、享受之事。他喜爱健身和音乐，既关注独立乐队，也听 BlackPink 的流行音乐。

如此生活节律背后是米勒在现代生活中保存能量的切身实践。在现代社会，工作愈发蚕食个人生活、慢慢消耗我们的能量，令人疲惫、倦怠、无法喘息。即便已到下班时间、在物理空间上离开办公区域，微信、电话、飞书讯息默认要求着我们随时在线、为工作待命。

扎根田野、冲浪于网络世界的米勒当然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生活如何展开，他理解我们的不得已、无奈和困境，但他也用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守护能量、安放心灵、去尽量接近 Wellness 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至于何为好的生活，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回答，而提出 Wellness 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至少米勒如此认为。在爱尔兰的田野调查中，米勒看到了一种结构性的替代方案；在他自己的生活节律里，米勒验证了一种个体层面的可行性。两者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所谓“不卷”，不是躺平或不作为，而是在看清压力的产生机制后，尝试重新拿回自己对生命、对时间、对何为 Wellness 的掌控权。

在一个以“伟大”（Greatness）为导向的社会，我们感受到不得不成为最富有、最有权势和最著名之人的压力。当回归本心，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或许可以“超越伟大”，创造出人人都能获得成长机会、找寻新的意义和目标、过上更悠闲生活的可能性。这便是这位数字人类学家对当下的某种回应。

GreenWellness能量绿岛（以下简称“GW”）:

对您而言，“能量”（Energy）一词意味着什么？

丹尼尔·米勒:

我认为“能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因为它就像一个隐喻，既有明确的物理含义，也有清晰的个人意涵。从物理层面来看，一提到能量，我们会想到电池、汽车，我们明白，能量就是做一些事情所必需的一种东西，但能量也可能被耗尽、用光。

这一点与人们对生活的感受非常接近。我们自身也需要这样一种东西，才能完成一天所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生活也可能让我们不堪重负，我们会感到疲惫、精疲力竭，仿佛不再拥有那种被称为能量的东西，于是生活变得紧张、困难、举步维艰。所以，我认为这个词非常巧妙地将具体的物理事物与个人的内在感受联系在了一起。

GW:

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氛围能带给您好的能量？

丹尼尔·米勒:

我提到过自己是一名人类学家，也就是说我的职业就是研究人，这份工作非常适合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我不太擅长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我所有好的能量都来自他人。所以我从事着一份去理解他人的职业，而且我恰恰觉得人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聊的人，你只需要去发现他们身上有趣的地方，因为每个人身上总会有某种有趣之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可能以为自己已经见过很多人，但实际上当你置身于一个新环境，遇到新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就是你此前从未遇到过的、与众不同的存在。

而这正是赋予我生活趣味的地方。我会尽可能多地把时间花在跟别人相处上，包括朋友、家人以及我熟悉的人。同时，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接触新的面孔，从陌生人开始，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件能带给你好能量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正是如此。

GW:

您曾在被称为“翡翠绿岛”的爱尔兰做过研究，这段经历让您发现了哪些独特之处？

丹尼尔·米勒:

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爱尔兰很有意思。因为在一些年纪稍长的中国人出生之时，爱尔兰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也许是欧洲当时最穷的国家，所以爱尔兰人会有一个类似于中文里“吃苦”的说法。而现在，它成为了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归功于 IT 产业。所以你能看到这样一种相似性。

但在 Wellness 方面，却存在着有趣的差异。我意识到的一点是，我们常常认为，在资本主义或其他类型的体系中，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更多消费品而拼命奋斗——总觉得还不够，想要更好的车、更好的房子、更好的伴侣，诸如此类——而这正是我们压力的来源。我在爱尔兰生活了十六个月，进行我的田野调查，这是我第一次身处这样一个社会，那种无尽的追逐完全停止了。人们发自内心地觉得：“我们拥有的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更多了。”大家穿着牛仔裤、T恤，住着足够好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了。事实上，如果看到有人说“我这个东西是名牌的，比你的要贵”，大家反而会瞧不起他。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Green Wellness”的理念。在这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追求的主要是那些关乎环境、关乎气候变化的事情。其实，人们是靠“反消费”来获得社会地位的，他们更想做的是减法。所以他们会说：“你买了这个新东西啊，我的修一修可以接着用”“你买了这个来吃，我自己能在地里种”“你有那么多双鞋，我的送到慈善商店去还能给别人穿”。因此，事情完全反了过来。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完整地体验到这种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之一。

第二个有趣的对比是，在中国社会，人们能看到这种我们称之为“内卷”的永不停歇的奋斗，而且通常的假设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会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但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爱尔兰人的反应恰恰相反：面对所有这些压力，他们不是变得更个人主义，而是变得更社交化。人们总是想和其他人待在一起，那些我本以为是个体性的活动，比如绘画、写作，他们都集体进行。他们不停地用手机张罗着跟大家碰面，喝杯咖啡，或是一起做点别的事情。

GW:

您的《足够好的生活》一书启发了很多读者，中文译本也即将以《不卷人生》之名面世。那么，在您看来，“足够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丹尼尔·米勒:

紧接上一个问题，这就引出了那本书的主题——“足够好的生活”。我认为“足够好”这个表达所关联的主题是：怎样才能拥有一种令人愉悦、压力更小、更放松、更具社交性的生活。“足够好”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不同于“好”。当然，我们确实想要一种好的生活，一种在德行上是好的、在幸福上也是好的生活。而我认为，人们往往更强调前者，因为一种“好的生活”通常来自爱、利他、关心他人、关心家人、关心伴侣等等。

但“足够好”意味着我们也要明白：生活是需要妥协的。比如你有了孩子，你心有不甘，老想着他们非得成为登上某颗行星的第一位宇航员不可，你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必须做出妥协，你得对自己说：好吧，生活就是这样，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我们得多看看好的那一面。我认为这给我们带来一种认识，生活永远不会是全然美好的，生活总会有悲剧，生命会终结，人会生病，诸如此类。所以“足够好”的理念就是：你所拥有的，已经足以支撑一个幸福的生活。

GW:

用您自己的话说，您会如何定义 Wellness？

丹尼尔·米勒:

我认为这里包含两个要点。所谓 Wellness，就是你内心所渴望的东西，与实现这些渴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追求的是某种遥不可及、极难实现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感受到身心的安康与幸福。因为你很可能根本实现不了，要么就只能花费过多的时间去试图实现它。反过来，如果你渴望的是那些很有可能实现的事情，比如“我今天能把这件事搞定”，我能做到，这样就足够了。那么，在我看来，Wellness 就是一种“所望”与“所能”之间的契合。

最后还有一点：由谁来定义什么是 Wellness？我深受一位印度经济学家的影响，他叫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诺贝尔奖得主。他提出的一个关键观点是：那些大政府、联合国，它们试图告诉别人“Wellness 就是这个，人们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我们政府要维持好这种 Wellness”。而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人们应该享有这样的自由，那就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Wellness 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即使我本人对 Wellness 有一个定义，我也不应该把它强加给另一个人。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去认定：对他而言，Wellness 可以是关乎家庭生活的，也可以是关乎某种爱好的，或者还可以是关乎其他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情。因此，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尊重 Wellness 本身的多样性，并允许每一个人拥有这种自由，去自主选择 Wellness 应该是什么。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我的定义，但我不想把它强加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