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有两个院区，一个是人们熟知的徐汇区“宛平南路 600 号”，另一个在闵行区颛桥附近，是上海普慈疗养院旧址。两个院区的门诊都在大门的左边，而如果要去看“600 号画廊”的艺术展，或者去往颛桥园区的绿色草坪，则要朝右走。
在选择的路口，向左还是向右，也常常是人们在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时难以抉择的困境。
乔颖习惯用颜色来描述到精神科就诊的人群特质：“如果黑色代表疾病人群，白色代表健康人群，绝大部分来到我们医院的人—— 70% 以上——在黑色和白色当中，就是灰色的地带。”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在临床诊疗 25 年间，亲身见证了精神科诊疗人群的激增和泛化。
她和我们分享自己讲过的一个“笑话”：十几年前，十个来问诊的人，只有两个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现在，十个人里面，大概只有两个是真正的病人。
乔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的绿地，所在地原为上海普慈疗养院旧址。
“灰色”问诊人群成倍增长的背后，是传统的医疗边界正被打破，精神专科医院的功能从“治病”走向更为大众化、日常化的“心理疗愈”。与此同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600 号也从过去的“禁忌之地”成为一个破圈流行的地标符号，通过“600 号画廊”、联名文创、纪录片等方式，破出“红砖墙”，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之中。
而这一趋势，和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的“心理热”几乎同步。如今“前额叶受损”“ADHD”等名词已然成为大众口头禅，心理学话语体系广泛渗入我们的日常交流，并催生出一个庞大的治疗与消费产业 —— 随着社会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们如此渴求确切答案和“精神解药”。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诊室寻求心理“出口”。
乔颖在门诊里看见了问题的复杂性。年轻人不再只问她“我有什么病”，而是追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她并不拒绝这些形而上意味的讨论，也乐于用柔软姿态去承接大众的情绪，比起“治疗的科学”，她更愿意将精神医学称为“治疗的艺术”。而这门艺术不仅在于提供日常而具体的外部支持，更在于对个体内在力量的重新培育。“像是一根拐杖，当你走不动时，有它撑一撑；待你重新强健，便可以放下它继续前行。”
“能量白皮书”精神健康篇，我们为你分享乔颖医师的专访“破出 600 号‘红砖墙’”。通过她的二十余年的接诊以及带领“600 号”破圈的尝试，我们得以管窥当代人的心理困境，也看到一种应对可能：不执于消除灰色，而是学会在灰色中辨认光亮。
过去在上海人的集体记忆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所在的地址“宛平南路 600 号”曾是一个带有戏谑与恐吓意味的符号。
“我是土生土长在上海长大的。”坐在诊室里的乔颖回想起小时候，弄堂里的大人管教不听话或者大声喧哗的小朋友，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把你送到 600 号去！”在那个时代的大众认知中，那是一个关押人的、灰暗且吓人的地方。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所在地为上海普慈疗养院旧址。
画家汪家芳所描绘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 600 号全景图。
“全世界的精神专科医院，在英文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红砖墙’（Red Brick Wall）。”乔颖解释道。这堵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建筑隔离，更是人们心中一道隐形的意识界限——墙内是异常的、失控的人，墙外是正常的、健康的人。
在扎根临床一线的最初十几年里，每天与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障碍等重症患者打交道的乔颖，越发感受到这堵墙带来的无力感。许多被送到医院的重症患者，往往已经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因为病耻感，家属觉得丢人，患者抗拒就医，社会的偏见变成了一道道高耸的台阶，将本该受到帮助的人阻挡在科学治疗之外。
在工作中，乔颖意识到如果精神科医生不把专业知识掰开揉碎、翻译给人们听，网络上那些例如“一块生姜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谬误就会肆意横行。她开始积极参与并从事各种各样心理健康的科普工作。
“我们最早的一个打开医院大门的尝试就是在 2017 年，在上海市卫健委的指导下，我们跟上海电视台合作了纪录片《人间世》第二季。”里面记录了住院三十几年的患者，可能在吃了药以后出现各种各样副反应的患者，还有很多治疗得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回归到社会的群体。这部纪录片整整在医院里拍摄了一年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喜怒哀乐样样都有，就像一个社会的小缩影一样”。
后来她们还推出了各种联名文创，比如和上海博物馆合作“打气口罩”，以及和很多品牌跨界合作推出了“600 号”的T恤、卫衣、咖啡等文创产品，受到很多年轻人喜爱。
从 “600 号精神饼”到联名咖啡、笔记本等文创周边，“宛平南路 600 号”不断出圈，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
不仅如此，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还在院区内开设了“600 号画廊”，每三个月举办一次主题展览，截至目前，画廊已经围绕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阿尔茨海默症、强迫症、进食障碍和睡眠障碍等不同主题进行了策展。
画廊所在空间原先是医院内部建筑一条平平无奇的走道，现在每天都在接待大众来访，宛平南路 600 号的园区保安会熟练地告诉进入医院的来访者看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和传统美术馆空间不同的是，600 号画廊每次都会开放一面墙壁，允许所有参观者在墙壁上进行留言互动。这种共创的行为，在乔颖看来，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内心，也让更多人愿意和其他人通过绘画、写作的形式进行交流。
“600 号”年轻来访群体人数激增，也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精神专科医院当作是灰暗的禁地。
有位曾经经历过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的来访者提到自己在第一次去精神专科医院时，因为楼宇本身层高过低、老楼过道狭窄，而感到压抑。
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闵行园区，门诊大楼的等待区里灯光明亮、地板光洁，仿佛在给人一种积极的暗示。墙壁旁的“健康宣教栏”里人们可以轻松取阅各类心理健康知识的科普册页；屏幕上除了叫号提醒之外，还有医生在视频中教授如何通过简单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放松自己。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候诊室，该楼层特意选择了暖黄作为主色调。
对于越来越多年轻来访群体而言，他们不再把精神专科医院当作是灰暗的禁地，如乔颖所说，他们可以将这里作为“自己心理上寻求光明的地方，把心理科变成了生活中的一个加油站”。
“既然人生下来最后就是生老病死，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乔颖说起在诊室里一个年轻人向她提出的问题。她发现很多 Z 世代的年轻人都很迷茫，很多人因为失眠所以来到诊室，但当他们开始向医生倾诉，会抛出许多对生活的困惑，比如：“我不幸福，我这样的状态合不合理？我该怎么改善？”还有的年轻人会坐在诊室里，和精神科医生讨论人文、哲理以及生命的存在主义危机。
这种现象表明，现代医院和心理诊室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传统的哲学功能。年轻人带着对时代的迷茫来到这里，把医疗场所当成了一个汲取生活知识与确定性的“知识库”。而这种高密度的精神求助，也要求一线的精神科医生必须主动学习医疗技术之外的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知识，以便能够读懂来访者的心灵。
在心理学深度渗入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词汇被更多人了解并使用。前几年风靡全网的“原生家庭”，以及近期热度居高不下的针对“前额叶”的讨论，都是例证。许多年轻人用这些词汇来解释自己身上遇到的困难。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600 号与Bilibli合作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
乔颖对这种流行话语体系的泛滥有着清醒的认识。“现在很多年轻孩子，什么问题都喜欢归类到原生家庭。”乔颖坦言，“他们会觉得，我的这块土壤不好，所以长出来的草就没有别的草那么绿，个头也不够高。既然我先天性营养不良，今后还怎么去跟其他场域的草竞争资源？很多人都会去责怪原生家庭。”
她往往会在门诊中尝试打破这种话语的禁锢。一个人的成长土壤可能不够好，但依旧可以借调周围的空气、水源和其他植物共同生长，让环境更加有利于自己；而且一个人并不需要吸纳土壤里所有的养分，可能一两种养分就足够了。她总会呼吁，原生家庭作为历史事实，孩子确实无法选择，无法大幅度改变祖辈父辈的言行。但是，心理学话语不应该变成推卸主体能动性的借口。
“每个人的内在是有能量的，是有成长弹性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固体化的，就约束了自己所有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
而最近流行的“前额叶热”——年轻人动辄自嘲“刷短视频刷得前额叶受损、变傻了”——在乔颖看来，同样是当代人在碎片化、高 KPI 职场环境中一种焦虑的投射。
“我们处于一个什么都要快的时代。外卖晚到一分钟就要给差评，看视频习惯开两倍速。”在乔颖看来，“越是快节奏的生活，对人类的心理健康就越是不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600 号画廊展览“昼夜复调——关于睡眠的科学与诗”展出作品。
从精神医学的专业谱系来看，前额叶负责更具连贯性、逻辑性和深度的沉浸式思考。而现代人日常面对的，是被切割得极小的碎片化时间与信息洪流。“碎片化的时间太多，没有连贯性的思考，就会形成一种碎片化的行为习惯。长时间来看，这确实对人的大脑运作和心理状态是不利的。”
但乔颖并不赞同将“前额叶”彻底妖魔化或标签化，她认为核心在于“度”以及如何主动创造心流。“比如我个人很喜欢养多肉植物。当我发现多肉叶片旁边有很多烂叶子，我拿个小夹子去夹，一夹就是半个小时。在那半个小时里，你会觉得非常幸福。这就是因为你的心流产生了，它跟你的前额叶细胞开始呼应，让前额叶得到了很好的沉浸式休息。”
乔颖指出，现代人之所以频繁感到焦虑和痛苦，是因为在“内卷”的竞争机制下，人们始终处于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之中，而且背负着难以实现的目标的要求，总是处于一种心态失衡的应激状态中。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 600 号门诊楼前进出的人们。
当年轻人选择不结婚、降低生育率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恰恰是他们面对无法改变的社会现状时，主动采取的一种减少压力的“自救模式”：“我管好我自己，还有精力管一下我的爸妈，就已经耗尽了全部能量，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再管孩子甚至伴侣了。”
心理学热词的流行，本质上是当代人为自己这种“自救模式”寻找的科学解法与心理防御机制。
伴随着“心理热”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面向日常情绪刚需的治疗与消费产业。从智能睡眠床品、高科技枕头、褪黑素保健品，到各种各样的解压文创，现代人正试图通过购买行为来缓解精神的虚无与焦虑。
在门诊中，乔颖经常遇到来访者在遭遇睡眠障碍时试图通过消费解决问题的例子。比如很多人工作忙到没有时间看医生，便自行在平台上购买褪黑素产品，但是他们服用的剂量或时间并不恰当，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加重了身体的不适。
有时候，与其拼命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先停下来，允许自己不去行动。
10.10 世界精神卫生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音乐平台合作海报。
乔颖说，人们对心理标签本身的泛化讨论，有时候很容易走到一个死胡同：人们越是觉得自己有睡眠障碍，越是每夜焦虑得难以入睡；人们越是关注某一个问题，就会越觉得自己真的患了这个疾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给自己贴上 “ASD”“ADHD”的标签的原因。
在她看来，当人们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的时候，一定有某种获益的心理存在。“我套了这个帽子，我可能在其他地方就免责了，可能在一些冲突性的关系当中，我就具有了某个尚方宝剑。”因此，他认为人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是透过自己的行动去思考促使自己这么做的真正原因，那可能才是一个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当来访者在诊室里说自己觉得不幸福的时候，乔颖也会建议他可以先停下来：“有时候我们自身认为的不幸，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巨大的平衡的状态。”这并非单纯地提倡躺平，而是给自己评估的时间，区分自己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做出相应的对策：该躺平的时候躺平；该绕道而行的时候绕道而行；能够迎难而上的时候，就鼓励自己去攻克困难。
如果问题解决不了，不如“让子弹飞一段时间”，因为世界是动态的，有时候问题变着变着就不是问题了。
与此同时，她还是建议人们如果在生活中感到自己非常不幸与痛苦，不要忘记求助，向家人、朋友或者是精神科医师，倾诉自己的内心想法，愿意伸出自己的援手，让别人来帮助自己。
像乔颖这样坚持在心理健康科普一线的医师所做的全部努力，无论是临床治疗，还是跨界文创和艺术策展，其核心指向都是打破那堵隐形的“红砖墙”：如果你感到自己的生活是灰色的、黑色的，这并不可耻；如果你感到生命无力、对一切失去兴趣，有人会陪你一起慢慢好起来。
乔颖说：“心理学并不是一种治疗的科学，而是治疗的艺术。我们是陪伴大家生命长河过程当中的一根拐杖，当你觉得现在腿很酸的时候，走不动路的时候，记得有这根拐杖，可以撑一撑，伴随你走一段，你又强劲了。你可以放下，不用这根拐杖。这根拐杖随时都在你身边。”
以下是我们和乔颖医生对谈的更多内容。
Green Wellness能量绿岛（以下简称“GW”）：据您的观察，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年轻人，他们主要的诉求或者想要咨询的症状有哪些？
乔颖： 很多人来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精神类疾病。比如长期失眠的人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了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想知道失眠到底是什么原因？失眠其实只是一个“中转站”，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失眠，失眠也会导致很多不同的结果。很多人搞不清楚精神类疾病，容易往自己身上套很多枷锁和帽子。
这也是我推荐医生们去做科普的原因，如果“正牌军”不去讲，那么很多谬误都会出现，比如“一块生姜可以治疗分裂症”“分裂症不用吃药”等都是这样来的。
还有很多年轻人来问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正常。以前很少有年轻人来问：“我不幸福，这样的状态合不合理？有没有办法改善和提升？”而现在，越来越多人把精神卫生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加油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过去，当大家想到“我去找心理医生”，往往是得了严重疾病，现在则是找医生帮忙解决情绪困扰问题。这也说明，我们很多强调“预防在先”的科普起到了效用。
还有一个特点是，身处时代交替阶段的 Z 世代年轻人常常感到迷茫。求知欲望推动他们去学习，他们到心理科门诊和我们医生聊人文、聊哲理，探讨未来生活场景需求和方向。现在医院承担了很多社会性角色，其中有一部分类似于“知识库”。很多年轻人到医院来汲取专业知识。年轻人的探索欲望也在推动我们医者去学习一些和时代接轨的非医疗领域知识。我觉得很好，这是一种互相帮助。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600 号画廊展览“昼夜复调——关于睡眠的科学与诗”展出作品。
GW：您提到的“非医疗领域的内容”，可以具体举些例子吗？
乔颖： 非常多。我的前辈、导师那一代，只要钻研精神分裂症、重性抑郁障碍怎么治疗，什么情况在门诊治疗，什么情况需要家庭干预、危机干预或住院即可。医生只是专注于疾病本身和预后。但现在，我们必须了解患者的原生家庭状况，以及社会伦理、时代和认知的变迁。比如现在生育率下降，那么这到底是一个社会性因素，还是人文性因素？我们会和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交流，期间也给我增长了很多认识。
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在医院和诊室的狭小范围内，更要看到患者离开诊室后的社会状态。以老年痴呆为例，社会上很多老人无法长期住院，因为床位有限，而家庭和社区又缺乏足够的养护经费和精力。这就需要医院、社区、家庭、养老机构建立“四位一体”的融合。因此我们经常跟养老机构沟通，探讨如何提供更合理的老龄患者问题应对措施。
我们现在还和很多企业沟通，搭建企业员工心理关爱机制。 现在的时代发展很快，KPI 逐年增长，人的欲望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同时，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内卷”。人和人之间存在高竞争性，资源有限，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心态容易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虽然收入在往上走，但心理状态在走下坡路。我们和很多企业交流，了解企业文化和发展方向，帮助他们定制个性化的员工心理关爱方案和闭环。这也逼着我们去学习跨行业的知识，对我个人而言，也是非常好的历练和成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600 号与上海交响乐团联名咖啡档案袋文创。
GW：您怎么看待 AI 在心理健康领域的普及？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乔颖： 我自己很喜欢 AI，不同特质化的 AI 能给我带来很多助力。很多人很害怕 AI，比如检验科、影像科等同行会担心失业，时代前行必然会摒弃掉一些传统，如同摒弃侧枝，保证主干生长。
有人担心用了 AI 后大脑不再思考，那是因为没有认真去用。用 AI 之前，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把控框架、思路和方向。主次分明了之后，我们对 AI 的恐惧就会下降。
另外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在不同的 AI 之间进行一个切换。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一定要警惕一点：人机对话。有些年轻孩子沉浸在软件或机器角色中，脱离了现实社会，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机器绑定太深，变成一种成瘾行为。
很多家长抱怨孩子网络成瘾或 AI 成瘾，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不够有趣，现实没有给到他们足够的价值感和情绪价值，所以他们被网络那边更大的能量拉走了。所以我觉得与其抱怨 AI，不如规范自己的使用行为和目标。其次，把现实生活搞得更有趣，让 AI 永远只是我们的辅助品，这样的话，人永远都是活在现实里面，人也永远都是和人在交流，这才更加有意义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