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交界“中间态”村庄如何走好转型路？
——上海嘉定区新江村转型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在上海，随着城市功能布局持续向郊区延伸，大量村庄面临撤并转型。如何在等待撤并的“过渡期”实现治理不滑坡、发展不停步、民生不断档，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答题”。
嘉定区现行撤并村占比高达59.6%，这些处于“中间态”的村庄，既非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农村，也尚未完成向城市社区的形态转换。它们如同城市肌理中的“毛细血管”，体量不大却承载着数以万计人口的真实生活。
新江村地处嘉定、闵行、青浦三区交界，村域面积3.58平方公里，全村耕地已全部流转，户籍人口3108人，外来常住人口超过1万人，“人口倒挂”特征显著。14个村民小组中，6个已完成动迁上楼，8个仍在等待。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近郊撤并村，既有区位之利亦有转型之困，既有发展之基亦有升级之难。
“中间态”村庄的三道“坎”
产业之“困”：单一结构遇上资源收紧。新江村集体经济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和厂房租赁，租赁对象多为仓储、物流等低附加值业态。村集体经济年收入2200余万元，支出同样超过2200万元，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随着土地减量化政策深入推进，可供租赁的土地资源逐年减少。村域面积大、基础设施欠账多，道路、路灯、桥梁等公共设施维护更新存在资金缺口。
环境之“痛”：“人口倒挂”叠加治理反复。村内房屋出租率极高，租住者多为周边产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归属感弱，乱丢垃圾、私搭乱建等行为屡禁不止。尽管村里推行了第三方保洁、月度集中整治等措施，但“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难以彻底终结。尤其是电子垃圾“灰色”产业链曾长期盘踞，成为环境治理的一块“硬骨头”。
治理之“难”：多元主体倒逼模式创新。新江村利益构成复杂，已动迁与未动迁村民、本地户籍与外来租户、农业人口与非农就业人员交织共存。矛盾纠纷类型多样，从土地征补到邻里摩擦，从治安管理到公共服务，传统的“村委包揽”模式应对乏力。
选调生到村民家中了解生活情况与困难需求。
从“单点攻坚”到“系统重构”
面对难题，新江村没有“等靠要”，而是以党建为引领，从多元共治、资源盘活多个维度协同发力。
“专项攻坚”与“长效管护”双管齐下，重塑乡村颜值。2023年起，在江桥镇党委统筹下，新江村组建专项整治队伍，每周对宅前屋后进行“地毯式”清理。为确保治理效果不反弹，村里着力构建“发现、上报、解决”快速响应机制，强化与保洁联勤的协同联动。经过持续攻坚，村庄污染源得到有效管控，整体卫生面貌显著改观。
攻坚之后如何长效管护？新江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固本、群众参与”。依托嘉定区美丽村落建设项目，对博园路沿线零散菜园进行统一规整，同步建立“每月环境日”制度，组建新村民志愿服务队，定期对未动迁村民组宅前屋后开展深度清洁，推动环境维护走向“常态长效”。
“新老共治”与“积分激励”双向赋能，凝聚共治力量。外来人口占比超九成的现实，决定了新江村的治理不能搞“内外有别”，而要走“多元共治”之路。
搭建议事平台，让“新村民”有处发声。村里设立“新老村民议事堂”，建立“一月一主题、一事一协商”机制，邀请外来务工群体代表参与村内公共事务讨论。在垃圾分类投放点布局、积分制规则制定等事项中，广泛吸纳各方意见，有效提升了决策认同度和执行力。
创新管理方式，让“流动人口”精准服务。推行“以房管人”动态登记模式，将出租屋信息纳入网格化管理平台，实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底数更清、情况更明。发挥外来务工群体中党员和骨干“方言通”“老乡情”的优势，在邻里纠纷化解、政策宣传解释中起到“润滑剂”作用。
推行积分激励，让“正能量”可量化可兑换。将环境维护、邻里互助、移风易俗等行为纳入积分评价体系，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公共服务。通过“行为量化、积分累积、实物激励”的闭环，有效激发了新老村民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治理格局从“村委独唱”变为“新老合唱”。
“腾笼换鸟”与“服务提质”两端发力，激活沉睡资源。在集体经济发展上，新江村着力做好“存量文章”，以资源盘活拓宽增收渠道。
腾退低效用地，升级存量物业。对全村土地、厂房资源进行“地毯式”梳理，建立动态管理台账。依法依规清理低价长期租赁合同，利用减量化整治契机，将虬江堆场、宛家堆场等闲置地块改造为集约化生产空间。对空置厂房实施“腾笼换鸟”，完善配套设施，引入附加值更高的企业入驻，提升单位面积租金产出。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造血”能力。在清退低效企业的同时，注重引入符合产业导向的优质项目，逐步优化租赁结构。通过改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增强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组织强基”与“网格增效”双轮驱动，夯实善治根基。治理有效，关键在党。新江村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党员157人。面对党员队伍老龄化突出的现实，村党总支着力加强梯队建设，近年来补充多名年轻干部进入村级工作队伍，实现“老带新、新促老”的良性互动。
织密网格“经纬”，兜牢治理底盘。将全村划分为若干小微网格，党员骨干担任网格长，构建“网格服务队日常巡查、党员先锋队专项攻坚、群众志愿队协同参与”的联动机制。依托信息化平台，建立问题“15分钟响应圈”，实现“发现、派单、处置、反馈”全流程闭环。
规范民主决策，筑牢信任根基。在村级资产盘活、土地流转、工程项目建设等重大事项中，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保障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全过程透明”换取“全方位信任”。
“过渡期”不是“空窗期”
新江村的治理逻辑已初步展现，可为同类撤并村提供若干参照。
撤并预期下仍需保持“发展定力”。撤并时间表的不确定性容易滋生“等靠要”心态。新江村的经验表明，越是处于转型过渡期，越需要主动作为。通过盘活存量资源、优化治理机制、改善人居环境，不仅提升了村民当下的生活品质，也为后续发展积蓄了组织基础和物质条件。
人口结构变化呼唤“治理范式”革新。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挂是城郊村的普遍特征。新江村的实践说明，将“新村民”从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搭建制度化参与渠道，是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一招。积分制、议事会、乡音调解等做法，本质上是在重构村庄治理的参与边界和认同基础。
党建引领是转型期“稳定有序”的定盘星。新江村通过建强组织体系、完善网格治理、规范决策程序，在人口流动频繁、利益诉求多元的环境中保持了治理秩序的相对稳定。这再次印证，无论村庄形态如何演变，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工作特色
精准施策 靶向发力
上海嘉定区委组织部
嘉定区委组织部坚持将基层一线作为选调生成长的“练兵场”，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联合团区委、实践锻炼街镇，构建协同高效的区镇联动培养体系。
健全机制，确保从“校门”直通“农家门”。明确要求市、区两级选调生在实践锻炼期内到村任职1—2年中，严禁借调到区级或镇级机关，并纳入组织工作年度考核。同步与相关选调单位建立定期会商与联合考核机制，让选调生真正“扑”在基层、“扎”进泥土。
实战练兵，推动在一线“蹲”出真本领。鼓励引导各镇结合年轻干部培养实际，积极探索差异化锻炼机制。例如，江桥镇锚定实战实训核心，制定“一季度全覆盖走访、一年打造一个党建品牌、承担一项专题任务”等实战目标，以清单化推进、双月报机制和定期研判抓实管理。村党组织安排选调生列席村级班子会议，全程参与村民代表大会、议事协商会等关键环节，联动老党员、村民骨干等共同分析瓶颈、谋划对策、推进落地。
搭台赋能，以点带面激活“一池春水”。将选调生纳入全区年轻干部人才培养体系，结合“洪德最强音”特色微党课、“嘉定青年说”主题宣讲等特色交流品牌，组织选调生与全区优秀年轻干部同台学习、同题调研、同场切磋，鼓励选调生将基层实践中的鲜活案例转化为“实战微课”，与年轻干部形成互学互鉴、整体提升的良好局面。各镇不断完善优化选调生培养锻炼举措，推动系统化、品牌化建设。马陆镇“青骥启航”项目，通过选配成长搭档、共访共研共干共思的实践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调研手记
从“你们村”到“我们村”
刘喆
早上七点，我站在新江村高家村组的路口，看到老陈开始他每天的巡看。这位安徽口音的汉子手臂上戴着“新村民志愿服务队”的袖标，见我来了笑着说：“小刘，昨天刚清过，今天干净多了。”阳光落在他有些褪色的袖标上，我想起一年前第一次见他的情景——那时他是村里环境整治时需要重点沟通的对象，现在却成了村庄治理最可靠的力量。
驻村的第一周，人口数据就让我吃了一惊：户籍人口三千多，常住仅八百，登记的外来人口却超过一万。走在村道上，耳边是各地方言，眼前是密集的出租屋，垃圾不时从某个角落冒出来。第一次跟着村干部去整治环境，不少租户大门紧闭，我听见有人低声说：“这是你们村的事。”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返程路上，这句话反复在我脑海里回响，也让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之间那道无形的隔阂。
“要让新村民融入，得先给大家找个‘家’。”我向新村民党支部书记老史请教时，他这样告诉我。老史是2012年新江村在全市较早建立新村民党支部时的首批党员，他建议从组织志愿活动开始，让党员先带头站出来。于是，我们以党支部的名义组织了第一次环境整治活动。那个周末，七八个人在村东头清理堆积的建筑垃圾，正是盛夏，汗水很快就湿透了衣裳。路过的张阿姨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回家拎来一壶凉茶：“喝口水，歇会儿”。这壶茶，成了新老村民间无声的对话。
从那天起，每月第一个和第三个周六成了固定的“村容整治日”。起初只有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带头参与，渐渐地，街坊邻居看到熟悉的老乡在队伍里，也会问一句“我能来吗”。老乡带老乡、工友带工友，队伍从几个人慢慢扩大到四十多人。我常听他们说：“反正周末闲着，做点公益蛮好的。”“把这里弄干净了，自己住着也舒服。”
端午时，村里组织包粽子，我特意邀请了新村民家庭。我站在一旁，看着本地阿婆手把手教租户家的小媳妇扎粽叶；山东来的大汉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念叨着“回家也给俺娘露一手”。中秋做月饼，不同地方的新村民带来了各自的家乡馅料做法，村委会活动室里香气四溢。我帮忙端着盘子，看大家一边忙活一边说笑，忽然觉得那些隔阂正在这烟火气里一点点融化。日子一天天过去，变化悄然发生。每月的“村巷议事会”上，开始有了新村民代表的声音。曾经垃圾堆积的角落，现在摆着志愿服务队认养的绿植。出租屋集中的地方，贴上了新村民参与制定的行为公约。
初任培训时，镇里的老师说“基层治理要找最大公约数”，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在新江村的这些日子，我渐渐明白，这个公约数不是算出来的，是在一起清垃圾时流下的汗里，在一起包粽子时手上的糯米香里，在每月议事会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商量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离村前的那个傍晚，我又在村里转了一圈。老陈正在垃圾分类点教几个新来的年轻租户，怎么区分干垃圾和湿垃圾。看见我，他走过来说：“小刘，以后常回来看看，这儿也是你的家。”我点点头，忽然想起刚来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你们村的事”。两年的时光教给我的，大概就是如何让“你们”慢慢变成“我们”。那些曾经看似棘手的治理难题，就在这一点一滴的同行中，找到了最温暖的答案。 （作者系上海嘉定区选调生）
来源：《组织人事报》2026年6月16日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