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 本期责任编辑：焦磊（天津师范大学）
目前，大国竞争已经逐步深入到亚太及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伴随着战略竞争的持续加剧，中小国家与中等强国的结盟及对冲的偏好变动成为地区内安全框架被重构的核心驱动力。然而，国家对外战略的不同偏好由何而来，究竟是对国际秩序变动中权力转移的被动反应，还是基于历史制度所带来的深层遗产，始终是当下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需要突破的难点。回顾现有文献，结构决定论作为单一视角仍然占据着当下研究的主流，但这一视角难以解释即使是在相似系统压力的不同地区，国家间的结盟模式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而这一理论与现实上的张力，就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结盟”这一战略行为的历史根源，以及历史是如何与制度共同推动结盟行为的演化机制。
对于结盟偏好与对冲行为的成因，学界一直存在着基于新现实主义的“系统结构决定论”与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论”的理论争鸣。系统结构决定论坚持，国家结盟是基于对外部威胁的理性制衡，国家会基于国际权力、地缘邻近性，以及其他国家是否存在进攻意图而不断调整，从而更好的应对系统压力的不同变化。路径依赖论则对此反驳，认为将结盟视为对系统压力反应的短期战术行为掩盖了历史节点对国家战略文化的锁定效应。而近年来，这场根植于经典理论上的争鸣也进一步扩展至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互动层面。在引入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网络共演化机制后，国内制度变迁与联盟网络之间具备了互为因果表征的“选择”与“影响”效应。这一多层制度共同演化的理论转向，也构成了本期专题研究报告的核心学术争鸣。
围绕上述争鸣，本篇报告所选编的6篇文献，从结构压力、制度演化与历史路径三个维度形成了一个对话框架。在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中，经典研究为威胁平衡理论提供了实证上的基础，强调了地缘与进攻能力对结盟的决定性作用（Walt, 1988）。而针对当下世界中的大国竞争，最新研究指出中等强国正在大国以“联盟霸权”重塑地区秩序的结构压力下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Loke & Emmers, 2025）。作为对这一理论的竞争性补充，基于大样本的网络模型也证实了同盟网络与国内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跨层次的共同演化效应，将国内外制度之间联系了起来（Warren, 2016）。
与此同时，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被引入到这一理论框架中，并构成了与“结构决定论”相竞争的重要路径。利用亚洲与欧洲在制度涉及上的分析，现有研究解释了双边同盟深化与非正式安全合作的政策反馈机制（Hofmann & Yeo, 2024）。而这一机制在分析东南亚对冲战略的历史起源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指出殖民历史与冷战的关键节点可以通过政策反馈，将原本的战略模糊转变为区域内所默认的战略文化（Yao, 2026）。此外，本期报告也收录了一篇从元理论层面进行反思的文献，探讨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注意如何将历史从分析中的背景因素转化为结构上的重要影响变量（Meibauer, 2023）。
文献基本信息（APA）：
Hofmann, S. C., & Yeo, A. (2024).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divergent pathways to regime complexes in Asia and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0(2), 306-332.
摘要：什么以及如何导致制度复合体的路径产生分野？借鉴制度设计与历史制度主义文献的洞见，我们论证了早期的制度设计选择会在制度复合体内产生制度分层的速度、密度和构成的长期差异。在第一步中，我们论证如果一个制度成为核心，这会增加成员国退出的成本。增加的制度分层成为更可能出现的结果。在第二步中，我们论证取决于核心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设计，多样化的主权成本影响了额外的分层路径。如果核心组织是正式的，成员国面临的主权成本就高。因此，创建额外的制度层变得繁重，导致缓慢的“协商分层”步伐，以及由低密度且由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组成的制度复合体。相比之下，与非正式核心组织相关的低主权成本促成了快速的“突破分层”过程，最终形成高密度的、主要由非正式机构组成的制度复合体。我们通过审视欧洲和亚洲安全制度的演变——借助外交电报、条约文本、个人回忆录和政策备忘录——发展了我们的论点。
关键词：制度分层；核心组织；制度复杂性；欧盟；东盟；北约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学术问题是，制度复合体的演化路径为何，以及如何产生不同的分野？换言之，如何解释不同区域内的制度复合体在发展速度和密度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
本文将历史制度主义和制度设计理论二者进行融合，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关注分配冲突或异质性偏好的局限，挑战了基于权力霸权或纯粹效率的经典理论共识，证明路径依赖与初始制度设计对宏观制度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基于这一尝试，文章进而提出两个核心假设：（1）当某一制度成为核心组织时，成员国的退出成本增加，制度分层将成为应对新需求的主要方式；（2）核心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设计决定了成员国的主权成本，进而决定了分层的路径。如果核心组织为如北约一样的正式制度设计，高主权成本将会导致缓慢的协商分层，形成低密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混合的复合体；若为如东盟一样的非正式制度设计，低主权成本则会促成快速的突破分层，形成高密度、非正式的复合体。
文章主要采用了比较区域分析法，通过将议题领域限制在安全这一范畴之内，将欧洲与亚洲的安全制度复合体作为主要分析样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核心组织的制度设计，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种，并通过约束性强度的操作化定义进行界定和测量；因变量则为制度分层的速度与密度。在识别策略上，文章主要依赖深度的历史过程追踪，采用了大量一手历史档案数据，重构了从二战后至当代的两个不同地区的制度演变历程。在进行具体分析时，文章主要是通过分析北约与东盟在面临冷战结束等外部冲击时的不同反应，解释主权成本机制如何将外部压力进行过滤，并塑造制度分层的异质性。
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制度复杂性与制度设计理论两类文献。与这两类文献不同的是，文章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层概念有效引入了密集化的国际制度空间之中，还通过将速度与密度两个结构性维度引入因变量的分析，拓宽了对制度复合体政治后果的认知边界。鉴于这类制度复合体在当前世界中的跨区域制度中广泛存在，因此有利于推动对这类非正式或正式安全架构演进模式的进一步分析。
文献基本信息（APA）：
Yao, B. (2026). Historical origins of Southeast Asian hedging. The Pacific Review, 39(3), 463-491.
摘要：为什么对冲会成为东南亚地区独有且普遍的外交政策策略？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分析东南亚对冲策略的深层历史根基，以解答这一谜题。超越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基于结构和国内层面的解释，本研究认为，东南亚对对冲策略的偏好是受路径依赖的外交政策轨迹的产物，该轨迹由殖民时代和冷战两个关键节点塑造。这些时期固化了该地区对主权和安全的承诺以及对刚性结盟的规范排斥，这两个对冲行为的驱动力持续塑造着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结合印尼、越南和泰国的案例研究，本文展示了政策反馈机制如何将灵活接触和非排他性常态化为默认策略，同时阐述了当代结构与国内因素如何与历史遗产相互作用，从而在区域内产生多样化的对冲模式。
关键词：冷战；殖民主义；对冲；历史制度主义；东南亚
本文试图回答的最主要学术问题是，在当前东南亚面临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各国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对冲”作为其独有且普遍的外交策略，而不是如其他区域般走向制衡或对某一大国的追随？
鉴于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权力分配与外部威胁，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内合法性、精英认知与经济考量，这两种理论所存在的解释局限，尤其是将结盟行为视为即时理性计算的经典共识。文章引入了历史制度主义路径，提出核心假设，即东南亚对冲战略的偏好并非是对当下权力格局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是由殖民时代与冷战两个关键节点所塑造的路径依赖的产物。具体而言，历史上的经验不仅固化了东南亚各国对主权与安全的执着追求，也导致区域内各国普遍对结盟下的刚性规范产生了厌恶。文章也进一步假设，政策反馈机制将“灵活接触”和“非排他性”两种政策选择常态化，使得东南亚各国选择的对冲战略即使是在大国博弈加剧的当下，仍然能够展现出对结构性压力的极强韧性。
本文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法，以印尼、越南和泰国三国作为主要分析案例。这三个国家在殖民经历、冷战阵营归属及当代政权结构上均具有显著差异。核心自变量“历史制度遗产”通过反殖民斗争与冷战结盟经历等关键节点，以及东盟框架下的多边外交实践的政策反馈进行操作化测量；因变量则是对冲战略的持续性与具体实践模式。文章主要运用历史过程追踪法，梳理各国外交政策的严谨诡计，从而分析历史遗产是如何将当下大国博弈的结构压力，以及国内政治变动过滤出外交决策之外，进而使得各国生成了各具特色但在底层逻辑上共享的对冲战略。
本文主要是与对冲战略以及现实主义各流派产生了理论对话，其中最为关键的贡献是将历史制度主义引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对外政策行为分析之中，将对冲战略的产生原因，即“应对权力转移而产生的被动反应”这一解释进行了重要补充。
文献基本信息（APA）：
Meibauer, G. (2023). Neo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problem (s)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7(2), 348-369.
摘要：借鉴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历史转向”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本文尤其批判了新现实主义隐含地依赖于历史偶然性，却未能充分概念化系统因素向国家行为传导的机制。相反，本文提出新古典现实主义（NCR）非常适合在系统性与一般性解释中运用“历史”。本文考察了通向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两条路径（干预变量与结构修正），以及它们如何使“历史”作为事件序列、认知工具或集体叙事的不同操作化成为可能。第一条路径认为，历史构成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目前所使用的概念和变量的基础。在此路径中，历史更容易被操作化，并能更清晰地观察学习与效仿过程；其作用范围也更为明确，因此在范式区分度上的“成本”较低。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干预变量；结构修正
相较于本专题中的其他文献，本文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高度提供了一个视角，所试图回答的主要学术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应当如何系统性、一般化地将“历史”纳入其对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的解释框架之中？
本文主要批判，新现实主义之中隐含着历史偶然性，却未能将系统压力的传导机制充分概念化。基于此，文章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通过两条理论路径融入历史之中。一是，在单元层面的干预变量路径，“历史”本身作为知识结构和潜伏因素，不仅支撑着集体认同、战略文化等变量，还指导决策者在不确定性中评估系统性条件；二是，国际层面的结构修正路径，“历史”作为共享经验影响系统性刺激的显著性与密度。
在分析过程中，文章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流派及马基雅维利、卡尔、沃尔兹等经典现实主义思想家的文本。“历史”被高度抽象为三种形态：客观语境（事件序列）、个体记忆与实践知识、以及集体叙事与社会回忆。通过采用概念分析的方式，文章剖析了“学习”与“效仿”等路径依赖过程，清晰展示了历史如何在不同单元与子系统间产生差异化影响，从而过滤当下的结构压力并塑造多样化的国家行为。
在理论上，本文主要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里普斯曼等人的“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进行批判性对话，并触及了建构主义、英国学派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边界。其最大贡献在于明确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处理历史变量的理论成本与收益，指出历史不仅是国家应对当下权力政治的背景板，更是塑造战略选择轨迹的内生驱动力。
文献基本信息（APA）：
Modeling the co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 Alliances, democracy, and the complex path to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3), 424-441.
摘要：尽管以往大量研究考察了国家间军事联盟与国内政权结构之间的关系，但现有发现却指向相互矛盾的方向。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国家相互吸引成为联盟伙伴，并因此凭借其国内政权类型促成了国际和平；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因果关系恰恰相反，即国际和平的形成为国际联盟与国内民主化创造了必要的空间。为理清这一复杂的经验关系，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经验数据的仿真模拟模型，以动态考察国家间军事联盟、国际冲突与国内民主化的共演化过程。该模型展示了一种统计方法，在1920–2000年期间，既考虑了国家间多层网络共演化所产生的复杂相互依赖性，又考虑了它们对国内政治体制共演化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是相互构成的，“选择”效应与“影响”效应同时发挥作用。具体而言，证据表明具有相似政体的国家更倾向于结盟，双边民主国家对卷入军事化争端的意愿更低，而与民主伙伴建立国际联盟的国家更可能发展国内民主制度。跨越数十年预测窗口的样本外预测准确性检验进一步证明，在预测军事联盟、军事冲突和国内民主化的后续模式时，共演化模型始终优于忽略共演化效应的模型。
关键词：联盟；共演化；外交；网络；安全；仿真模拟
本文试图回答的最核心学术问题是：国际军事联盟、国际冲突与国内民主化之间究竟是如何在多层网络中动态共演化的？换言之，是民主制度促进了结盟与和平，还是联盟与和平倒逼了民主化？
本文超越了传统研究将国内政体属性与国际结盟行为视为相互外生变量的线性局限，尤其是直接挑战了“民主和平论”与“联盟促和平论”的经典对立，指出两者并非互斥，而是同一共演化系统中的双向反馈机制。具体而言，作者构建了一个“行动者驱动”的共演化框架，提出六大核心假设，区分了“选择效应”与“影响效应”。前者包括冲突促进联盟（H1）、联盟抑制冲突（H2）、同类政体更易结盟（H3）及民主国家间更少冲突（H4）；后者包括联盟网络促进民主扩散（H5）与冲突抑制民主化（H6）。
本文分析样本涵盖了1920–2000年间的国际系统。核心变量“国际联盟与军事冲突（过去15年内发生军事化争端）”被构建为动态网络矩阵；国内民主化则采用Polity IV数据集，将得分≥5的国家编码为民主政体。在具体的识别策略上，文章采用基于行动者的马尔可夫链仿真模拟估计法，该模型结合随机效用函数，通过不断调整参数以最小化模拟网络演化与真实历史数据之间的偏差。同时，作者通过跨越10至30年的样本外预测检验，验证了共演化模型在预测联盟、冲突与民主化趋势上显著优于忽略共演化的传统模型。
文献基本信息（APA）：
Walt, S. M. (1988).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2), 275-316.
摘要：本文以西南亚二战后的联盟形成情况为研究对象，对联盟形成的相关竞争性假设进行理论检验。通过重点考察伊朗、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联盟承诺与政策演变，文章对结构性均势理论与威胁制衡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多数国家会选择制衡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而非单纯追随最强国家，且制衡行为的核心依据是综合了总体实力、地理邻近性、进攻能力与侵略意图的威胁程度，而不仅仅是基于实力分布的绝对均衡。此外，文章厘清了制衡与追随、缓和（détente）的概念差异，指出部分看似例外的外交妥协行为实际仍符合威胁制衡理论的解释逻辑。该结论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表明美国无需过度担忧盟友倒戈，但也不能完全采取孤立主义，仍需维持适度存在以保障盟友安全与自身威慑力。
关键词：联盟形成；威胁制衡；追随；均势理论；西南亚
本文所采用的是经典的物质性结构压力视角，对“压力”的本质进行了重构，试图回答的最核心学术问题是：当国家面临外部生存压力时，决定其结盟行为的根本驱动力究竟是单纯的能力分配失衡（均势），还是综合了地理与意图等因素的威胁感知？
本文提出“威胁制衡理论”，挑战了沃尔兹关于“弱国必然制衡最强国家”的经典均势理论共识。其核心假设是：国家倾向于制衡最具威胁性而非最强大的国家；威胁程度由总体实力、地理邻近性、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四个维度共同构成。文章进一步假设，追随强国是罕见且高风险的行为；同时，国家与敌对国的外交缓和不应被误判为追随，而是制衡框架下最大化安全的理性策略。
本文选取二战后西南亚的伊朗、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核心案例。这些国家地理上靠近苏联且远离美国，若按纯粹实力分布逻辑，它们理应追随苏联这一最强力量；但若它们选择制衡苏联，则有力证明地理邻近与意图等威胁感知超越了纯粹实力。在变量操作化上，核心自变量“威胁”被拆解为实力、地理、进攻能力与意图四个可观测维度；因变量则为国家的结盟选择（制衡或追随）。文章主要采用历史案例比较与过程追踪，依靠详实的外交档案与决策者认知证据，追踪各国在面临苏联压力时的政策演变，并通过长时段历史跨度排除了主观认知偏差与事后归因的干扰。
本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地理与意图等非实力要素引入系统结构分析，拓宽了结盟行为研究的认知边界。文章对“制衡”与“追随”、“缓和”的概念厘清，不仅纠正了对盟友行为误判的理论盲区，也为理解中等国家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中如何通过结盟维持战略自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锚点，至今仍是联盟理论研究的必读经典之作。
文献基本信息（APA）：
Loke, B., & Emmers, R. (2025).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hegemonic ordering in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9(4), 543-551.
摘要：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日益加剧，对地区秩序的概念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许多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二元分析框架，未能捕捉不断演变的印太秩序的复杂性与流动性。本特刊提出，中美正试图通过在印太地区多个且经常重叠的合法性选民中争夺权力、地位和影响力，来建立“联盟霸权”。本研究由四个核心问题驱动：（1）中美如何在印太地区参与联盟建设？（2）这些联盟建设项目的规模与演变如何？（3）地区中等强国如何回应中美的联盟建设努力？（4）这对印太地区的区域结盟有何影响？通过考察中美在印太地区联盟建设的性质、范围与影响，本特刊对印太地区霸权（再）秩序构建的政治、过程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概念与实证洞见。
关键词：联盟霸权；美国；中国；中等强国；联盟建设
本文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联盟霸权”动态演化视角，试图回答在中美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如何通过跨领域的联盟建设构建各自的“联盟霸权”，以及地区中等强国如何在这一霸权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以避免被迫选边站队？
本文摒弃了“中美势力范围二元对立”的经典分析框架，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中等国家必然在两极结构下倒向某一方或单纯制衡最强国家的理论共识，引入并拓展了“联盟霸权”概念，提出大国竞争不再是争夺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而是争夺流动性、多维度的合法性选民。文章隐含的核心假设是：中美通过在安全（如Quad、AUKUS）、经济（如IPEF、BRI）和技术等多个重叠领域的联盟建设来确立部分霸权；而地区中等强国并非被动应对系统结构压力，而是通过对冲策略在两大联盟网络间游走，以最大化自身的战略自主性。
本文搭建了一个涵盖多领域、多行为体的比较分析框架。样本选择聚焦于中美两大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越南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印太中等强国。自变量“联盟建设”被细化为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安排在安全、经济、基建和技术等不同议题领域的互动；因变量则涵盖中等强国的对冲行为、能动性水平及在联盟网络中的运作空间。文章采用跨议题领域的比较分析与实证案例追踪，解释了合法性受众在不同领域中如何呈现流动性与重叠性，从而揭示了国家结盟偏好随领域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复杂因果机制。
本文主要与霸权理论、结构现实主义以及中等强国外交政策文献展开对话，其最大贡献在于将等级与霸权概念化为关系性、多维且动态的演化过程，并将分析视角从大国拓展至中等强国的能动性。
本专题所涉及的文献展示了网络计量仿真与历史过程追踪相映成趣的方法论谱系，共同致力于破解结盟行为起源中的内生性与路径依赖难题。在研究设计与识别策略上，Warren（2016）突破了传统回归模型对观测值独立性的严苛假设，引入基于行动者的随机多主体仿真模型（SAOMs/Siena模型），将国际联盟、冲突网络与国内民主化视为共演化的随机过程。通过对1920-2000年数据的模拟迭代以最小化期望偏差，该设计有效剥离了“选择效应”与“影响效应”互为因果的网络内生性。与此同时，Walt（1988）、Hofmann & Yeo（2024）及Yao（2026）则采用结构化的历史比较与过程追踪，将外部结构冲击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长时段历史跨度滤除事后归因偏误。
在数据来源与核心变量操作化上，定量文献依赖同盟条约与MID等跨国大数据库，将抽象的结盟与冲突转化为动态邻接矩阵，并利用Polity IV分值界定民主节点属性；定性文献则深挖多语种解密外交电报与政策备忘录，将高度抽象的“历史制度遗产”操作化为“关键节点”与“政策反馈”等可观测的制度形态（如正式/非正式核心组织）。
从技术性点评来看，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AOMs）成功量化了微观决策如何涌现为宏观网络结构，而过程追踪则精准捕获了历史经验过滤结构压力的因果链条。在处理国际与国内政治互构的内生性时，可借鉴SAOMs剥离网络相互依赖的统计干扰，同时辅以扎实的档案追踪以识别长时段机制。
Fioretos, O. (2011).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2), 367-399.
【一句话推荐】将历史制度主义系统引入国际关系，为探究国家偏好起源及系统连续性提供新视角。
Thelen, K. (1999).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369-404.
【一句话推荐】梳理历史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异同，提出基于关键节点与政策反馈的制度演进分析框架。
March, J. G., & Olsen, J. P. (1998).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943-969.
【一句话推荐】开创性提出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学，奠定制度逻辑对国家行为塑造作用的基石。
Steinmo, S., Thelen, K., & Longstreth, F. (Eds.). (1992).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句话推荐】确立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分析框架，揭示政治偏好如何内生于制度轨迹而非即时压力。
Walt, S.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一句话推荐】奠定威胁制衡理论基石，将地缘、进攻能力与意图引入结盟起源的结构性分析。
Papa, M., & Han, Z. (2025). The evolution of soft balancing in informal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BR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01(1), 73-95.
Marston, H. S. (2024). Navig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 neoclassical realist view of hed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4(1), 29-63.
Reichwein, A. (2024). The tradition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European politics (pp. 30-6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ND
校对：胡文江
审核：程祎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