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白皮书研究总结:人民法院支持和监督商事仲裁的基本立场与实践发展

引言

笔者在本专章的各期内容主要以不同法院公布的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白皮书和经典案例为线索，分层梳理了各地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实践及其在具体案件中形成的裁判规则。接下来，笔者将整合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以及成都、杭州、上海等地的实践样本，搭建统一分析框架，以期从中归纳我国商事仲裁司法审查近年来较为稳定的发展脉络。

一、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是仲裁司法审查的主要案件类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23）》，2023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1.6万余件。其中，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1.08万余件，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3800余件，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1700余件。

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18566件。其中，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11016件，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5475件，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1971件，申请承认、认可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案件104件。

各地方法院披露的仲裁司法审查材料所反映的案件结构大体相同。2019年至2024年成都中院受理的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撤裁类案件860件，确效类案件354件；2018年至2023年杭州中院审结的1182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789件，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389件；上海法院2020年至2024年受理的2616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1448件，占55.35%，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791件，占30.24%。

各份报告的统计期间、收结案口径和案件涵盖范围存在差异。例如杭州中院白皮书不包括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上海高院的情况通报则将其纳入统计。因此，上述数据不宜被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简单比较，但其共同呈现出的案件结构较为统一，那就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类案件始终占据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主体。

（一）关于确效案件，首先要回答的是仲裁权从何而来的问题。

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来源于法律规定，而仲裁机构处理具体争议的权力则源于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在仲裁实体审理启动前，法院需要判断当事人是否确有仲裁意思，仲裁机构能否确定，争议是否属于约定的仲裁事项，以及仲裁条款可以约束哪些主体。

此前笔者整理的各地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主从合同、关联合同、多方合作协议、保理合同，以及电子化磋商过程中产生的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就仲裁管辖产生争议的情形反复出现，虽然这些案件之间的交易背景和交易模式各不相同，但法院处理该些案件关注的问题是同一的，即特定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同意将有关争议交由仲裁解决。

（二）关于撤裁案件，则需回答的是司法监督应当止于何处的问题。

仲裁裁决作出后，败诉方若对仲裁裁决不服，想要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相关纠纷，提出的异议通常涵盖仲裁协议、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合同解释、法律适用和仲裁程序等多个方面。法院需要从中判断，哪些问题属于仲裁庭依法享有的自主判断范围，哪些问题真正涉及到了法律规定的撤裁事由。

确效与撤裁案件长期占据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半壁江山并非偶然。前者决定了案涉争议能否进入仲裁，后者则决定司法能够在哪一种情况下介入已经完成的仲裁。二者分别对应仲裁司法审查中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一是仲裁权是否具有正当基础，二是仲裁权的行使是否超出应有边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仲裁裁决质量下降或者仲裁争议增多。仲裁案件总量增长、仲裁适用范围扩大、归口审理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救济意识增强，以及保全和涉外司法协助案件增加，都可能影响司法审查案件数量。因此我们对各人民法院披露的仲裁司法审查的相关数据的理解，仍需结合案件结构和处理结果进行判断。

二、撤裁率整体偏低，不代表法院放宽仲裁司法审查标准

从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报告和各地方法院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来看，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或者撤销仲裁裁决的比例总体较低。

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1.08万余件，其中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仲裁裁决552件，撤裁率为5.11%。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撤裁类案件11016件，其中245件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撤裁率为2.22%。

杭州中院2018年至2023年审结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789件，其中撤销或者部分撤销9件，占比1.14%；上海法院2020年至2024年的撤裁率为0.14%。确效案件中，杭州中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比例为4.67%，上海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率为93.5%。

上述数据直观地反映了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仲裁合意、维护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基本立场。但撤裁率只是案件处理结果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仅依靠撤裁率来判断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是否严格。

首先，直接撤销仲裁裁决不是修正仲裁问题的唯一方式。对于仍可由仲裁庭重新处理或补正的问题，法院可以通知重新仲裁。成都中院白皮书披露，2019年至2024年直接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为0件，但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案件为23件。杭州法院的相关实践中，也存在通过重新仲裁修复程序瑕疵的情形。

重新仲裁位于驳回撤裁申请与直接撤销裁决之间。法院没有维持存在问题的原裁决，也没有代替仲裁庭重新处理实体争议，而是将可以修复的部分交回仲裁程序。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也避免了裁决被撤销后重新启动诉讼或者仲裁所增加的时间和程序成本。当然，法院如认为该案可通过重新仲裁解决，应当充分了解各方当事人意见，并询问该仲裁机构意见。

其次，并非全部撤裁申请都会进入法定撤销事由进行审查。部分申请撤裁案件可能因超过法定期限、申请人撤回或者不符合受理条件等事由而直接终结审理。此类案件虽然计入收结案总数，但是法院并未就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法定撤销情形作出判断。因此，以全部撤裁案件作为分母计算得出的撤裁率，仅能反映整体结案概况，无法体现真正进入实体审查的案件占比。

再者，法院维持仲裁裁决也不等于完全认可仲裁庭作出的全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判断。撤裁程序审查主要是核查裁决是否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撤销事由。法院即使对仲裁庭的合同解释、证据评价或者一般法律适用持有不同意见，只要相关问题仍属于仲裁庭的实体裁量范围，人民法院就不能以此为由撤销裁决。

撤裁程序不是仲裁案件的第二审程序。当事人不能将对实体结果的不满重新包装为程序违法或者其他撤裁理由。

因此，低撤裁率核心体现的是司法审查范围受到法律严格约束，不能简单解读为法院对仲裁裁决一味宽松。评价仲裁司法审查是否适当、合理，不能只看撤销或者维持了多少裁决，更要看不同性质的问题是否进入了相应的处理路径。属于实体不服的，不予重新审查；属于可以修复的程序瑕疵，可以通知重新仲裁；属于法定严重违法情形的，则可以依法撤销、部分撤销或者不予执行。

三、仲裁司法审查主要审查哪些问题？

仲裁司法审查奉行有限审查原则，但这并不代表仅审查形式、程序事项，也不意味着所有与案件实体相关的内容均排除司法审查。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报告及各地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对仲裁司法审查的重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仲裁合意、程序保障和法定底线三个维度。

（一）核查仲裁是否基于当事人的真实合意

仲裁机构取得案件管辖权的前提，是当事人达成有效的仲裁合意。法院需审查仲裁协议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有效、仲裁事项约定是否清晰、仲裁条款能否约束交易各方。该层审查聚焦仲裁管辖权合法性，而非普通的合同权利义务争议。

从既有案例来看，各地法院整体上倾向于维护真实、明确的仲裁合意。仲裁机构名称虽有不规范表述，但结合合同内容可以确定唯一机构的，一般不会轻易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当事人虽未在最终合同上完成签章，但已经通过电子邮件、文本交换或者其他书面行为对仲裁条款形成合意的，也可能受到仲裁协议约束。

但有利于仲裁协议有效的解释，并不等于仲裁条款可以脱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限制扩张。担保人、保理债务人或者其他关联主体没有签署仲裁协议，也未通过其他行为表示接受仲裁的，不能仅基于交易关联关系，推定其受主合同仲裁条款约束。人民法院所支持和保护的始终是当事人真实自愿的仲裁意思，而非无限扩大仲裁条款效力边界。

（二）核查仲裁程序是否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仲裁程序具有灵活性。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仲裁庭也可以在规则框架内自主决定审理方式、举证期限、鉴定和审理进度。法院不会完全以民事诉讼程序的标准衡量仲裁程序。

但程序灵活不能以牺牲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法院需要审查，仲裁程序中的送达是否有效送达，当事人是否实际享有答辩、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权利，仲裁庭组成是否符合当事人约定及仲裁规则，当事人是否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等。

（三）核查仲裁裁决是否触碰法律规定的强制性底线

除仲裁合意和程序保障外，法院还会审查裁决是否存在伪造证据、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重要证据、仲裁员徇私舞弊以及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等法定情形。

该层审查虽然会触及到案件的实体内容，但这绝非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复审。法院审查是否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况，不会对全部证据的证明力进行重新评价，而是通过判断相关证据是否确实存在，是否由对方掌握而未提交，以及该证据是否足以影响裁决结果。审查仲裁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判断某一方因裁决承担的责任是否较重，而是判断裁决是否扰乱金融秩序、违背公序良俗或者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基本利益。普通合同利益和个别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

四、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已从事后仲裁裁决审查延伸至仲裁中保全与程序协助

2023年，全国法院办结仲裁保全类案件5100余件，其中4900余件得到支持，支持率为95.73%。2024年，全国法院办结仲裁保全案件27069件，其中26770件得到支持，支持率达到98.90%。

仲裁机构可以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判断，但无权强制查封、冻结或者扣押财产。为保障仲裁当事人的权益，当前《仲裁法》及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均规定仲裁机构将当事人保全申请移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处理的相关规则。

为此，各地方法院在实践中的配套机制正不断完善。如上海法院通过线上平台接收仲裁机构转递的保全申请和受理材料，并利用网络查控系统采取保全措施；对于香港仲裁程序，内地法院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在裁决作出前提供财产和证据保全协助。

此外，上海法院还探索通过调查令等方式支持仲裁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最高人民法院推进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则将中立评估、调解、仲裁、仲裁保全和诉讼纳入同一平台，使仲裁申请、保全、撤裁以及境外仲裁裁决承认执行之间形成更为直接的程序衔接。

因此，现阶段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法院尊重仲裁合意和一裁终局，不对仲裁实体争议进行不必要干预。二是通过保全、调查取证、区际司法协助和诉仲衔接机制，弥补仲裁缺乏国家强制力的短板。

五、成都、杭州和上海的司法审查实践各有侧重，但是底层审查逻辑统一

成都、杭州和上海的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仲裁案件类型存在差异，各地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因此形成不同实践侧重。但这些差异并未形成相互割裂的审查标准，而是将统一裁判原则适配到不同商事交易场景中。

成都法院受理的案件以国内商事仲裁为主，实务重点集中于仲裁机构约定、物业服务合同、公司章程、合同解除后的仲裁条款效力和重新仲裁等问题。白皮书统计期间内，成都中院没有直接撤销仲裁裁决，但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23件案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司法审查对程序瑕疵的修复功能。

杭州法院案例更多涉及数字交易和新型商事关系，包括网络消费格式仲裁条款、电子邮件和微信磋商中的仲裁合意、保理合同、主从合同和关联交易中的仲裁条款适用。根据杭州法院公布的仲裁司法审查经典案例可知，其在维护真实仲裁合意的同时，也较为重视仲裁条款的主体边界。首先，有明确仲裁意思的，原则上维护其效力；其次，未同意仲裁的主体不因交易上的关联而当然受到约束。

上海法院的实践则更突出金融专业化、涉外仲裁及制度创新的特点。金融交易通常由计划说明书、标准条款、认购协议、担保文件和补充协议等多份文件共同构成，争议解决条款可能并不一致。上海法院在相关案件裁判时，结合整个交易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案涉具体争议所依据的合同以及当事人可以合理推定的意思，来判断和确定应当适用的仲裁条款。涉外案件还涉及外国法查明、电子送达、仲裁庭组成、临时仲裁、裁决主文可执行性和《纽约公约》适用等问题。临时仲裁、香港仲裁保全协助、境外仲裁业务机构和国际商事一站式平台，也使上海实践具有更为明显的制度探索特点。

各地法院司法审查实践的交易场景虽各不相同，但司法审查核心判断标准基本一致，均围绕当事人是否达成真实仲裁合意、仲裁庭是否在授权范围内遵循公正基础程序审理、裁决是否存在法定严重违法情形展开。

六、报核制度与规则公开共同推动仲裁司法审查尺度趋于统一

仲裁司法审查高度依赖个案事实，合同文字表述、交易结构、当事人行为和仲裁规则稍有不同，都可能影响案件结果。如果裁判尺度只存在于个别裁定中，市场主体和仲裁机构难以预判同类案件的审理标准。

近些年来，人民法院一方面通过报核制度加强内部审查，另一方面通过年度报告、白皮书、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法答网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规则，以期构建相对稳定的仲裁司法审查尺度。

（一）报核制度约束否定性裁判，实现法院内部尺度管控

仲裁司法审查报核制度的重要作用，在于防止地方法院轻易否定仲裁协议或者仲裁裁决，并推动不同地区之间统一审查尺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24）》，2024年最高法共审结下级法院报核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28件，其中仅10件同意下级法院拟作出的否定性裁判意见，剩余18件未予认可。

当然，该组数据不能被理解为下级法院裁判普遍处理错误。因为报核案件本身属于经过筛选的疑难案件，数量也较少，不能据此推断一般案件的处理情况。但18件案件未获最高人民法院认可，足以证明报核并非形式流程。但凡法院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均需上级法院重新核查事实与法律依据，从内部管控差异化裁判。

（二）年度报告和典型案例将个案裁判标准转化为通用的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和2024年发布的《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不仅披露了全国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数据，还对“或裁或诉”条款、“协商前置”条款、“当事人所在地”仲裁机构、临时仲裁协议、隐瞒证据、合法送达和仲裁庭组成等高频争议问题分类归纳裁判思路。

成都、杭州、上海法院发布的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则将上述规则置于国内商事合同、网络消费、保理、金融资管、海运提单及临时仲裁等具体场景之中，使得相对抽象的规则具有更明确的适用条件。

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法答网则进一步拓宽了规则公开的渠道。案例库通过收录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为同类案件提供裁判参照；法答网则直接回应审判实践中高频疑难问题，主要涵盖撤裁申请期限、法院主管异议、境外仲裁裁决申请承认和执行期间以及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等实操难题。

（三）规则体系化形成事前指引，发挥风险预防作用

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多以特别程序裁定处理，个案检索和规则归纳难度较高。通过年度报告、典型案例和法答网等方式将分散于个案中的判断标准集中公开，使相关规则更容易被发现和使用。这些规则还会反过来影响仲裁实践。市场主体起草合同时，可参照规则优化仲裁条款表述，规避多份文件冲突约定；律师可预判程序异议的提出时限、区分有效与无效撤裁理由；仲裁机构可优化送达、仲裁员披露、证据审理流程；仲裁员也能规范裁决主文撰写与裁判说理。

仲裁司法审查由此不再仅作为裁决作出后的事后监督程序，经总结公开的统一裁判尺度，逐步形成事前风险提示、前置规范指引功能。

七、结语

综合全文分析可知，我国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正在从碎片化的个案裁判，逐步发展和形成体系稳定的、逻辑清晰的统一审查规则。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已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前述年度报告和地方白皮书大多形成于本次修法前后，既有的裁判规则在新法背景下应当如何继续适用和发展，特别是在仲裁机构认定、临时仲裁、涉外仲裁及诉仲程序衔接等方面，仍有待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判断。。

就当前实践现状而言，我国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主要在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自治权的基础上，锚定仲裁合意、程序保障、法定底线三层审查边界；通过配套的司法协助制度和统一公开裁判规则，持续提升仲裁运行的规范性、稳定性与可预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