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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地区汉代遗迹综合研究报告:城址、长城(烽塞)、墓葬及其关联性报告

   日期:2026-06-21 11:56:21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本站编辑    评论:0    
阿拉善地区汉代遗迹综合研究报告:城址、长城(烽塞)、墓葬及其关联性报告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是汉代居延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分布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汉代居延地区)及阿拉善右旗部分区域。该体系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防御匈奴、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安全而构建,是汉代西北边防战略格局的重要屏障。

这一遗存群以居延遗址为主体,包含城障(都尉府、候官治所)、长城塞墙、烽燧、屯田区、墓葬五大类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套以“都尉-候官-部-燧”为层级的完整军事防御与屯戍生活体系。空间布局上,整个系统沿弱水(今额济纳河)两岸南北向展开,依托河流绿洲形成“以河为塞”的天然防御格局:指挥中枢类城址位于核心绿洲区,烽燧塞墙沿河谷及山前地带呈线状延伸,屯田区依附城址分布以保障后勤供给,墓葬区则设置于城址与烽燧附近的台地之上。功能逻辑上,城障是指挥、屯戍与屯田管理的核心,烽燧是预警和通信的前沿节点,塞墙是封闭防线的工程主体,屯田是整个体系的经济保障,墓葬则对应当时的屯戍人口与社会组织结构。

从历史价值来看,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是迄今国内保存最完整、分布格局最清晰、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汉代边塞遗存之一。其中居延汉简的出土,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并称“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为研究汉代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边防屯戍制度及基层社会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

要理解阿拉善地区汉代遗迹的构建逻辑和历史价值,需要先厘清其历史沿革、战略地位与地理环境的基础背景。

1.1 历史沿革与战略地位

这一区域在先秦时期被称为“弱水流沙”,因额济纳河(弱水)下游流经的居延泽而得名;“居延”为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生动反映了这片荒漠绿洲的自然地貌特征。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居延地区的战略价值开始被系统性地重视。元狩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后,汉朝便开始修缮加固秦代蒙恬所筑的旧长城,作为西北边防的基础防线。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进一步强化河西走廊的防御,彻底阻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率众修筑居延边塞,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遮虏障”。这一军事工程的本质,是在阴山以北的“塞外列城”与河西走廊的原有塞防之间,补建一条连接性的防御线,将河套平原、阴山南麓至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旧防线,与西域玉门关方向的塞防连成一条完整的西线长城,居延地区正是这道防线的核心枢纽。

这一布局的战略意图极为清晰:居延地区既可以北御匈奴南下、西拒西域势力东进,又能通过弱水河道构建起南北向的后勤补给线,支撑河西走廊这一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自此,阿拉善地区的汉代边塞防线,向东与五原塞外的列城(今包头至巴彦淖尔市北部)衔接,向西南沿额济纳河、疏勒河延伸,一直绵延至敦煌玉门关,构成了汉代西北方向最漫长、最牢固的边防线。

东汉时期,这条防线依然作为河西屏障被继续使用,但随着汉匈关系的整体变化,部分烽燧城障的屯戍规模被逐步缩减;到了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导致朝廷对西域的控制力衰退,居延边塞的屯戍体系被逐步废弃,这段曾支撑两汉西北战略的军事工程,也随之逐渐湮没于荒漠之中。

1.2 地理环境与分布特征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存,整体集中分布在南北长约350千米、东西宽约50千米的狭长地带内,这一地带恰好沿弱水(额济纳河)两岸展开,北起居延泽西岸,南至甘肃金塔县鼎新镇,覆盖了额济纳河下游的主要绿洲区域。从行政区划来看,这片遗存群主要分为南北两大区域:

•北部额济纳旗境:是居延遗址的核心分布区,遗存密集分布于额济纳河下游的纳林河与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绿洲边缘及古居延泽西岸。其中,甲渠候官(破城子)、肩水金关、居延都尉府城址等核心遗存,均分布在这一区域;
•南部阿拉善右旗境:遗存以烽燧障城为主,沿巴丹吉林沙漠东南边缘、雅布赖山及龙首山山麓延伸,形成一条独立的东南向边塞支线, supplementing the northern water-based defense system.

这一分布格局,完全是古人依托自然地形条件规划防御工程的典型结果。整个居延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周边被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两大沙漠环绕,依赖额济纳河的河水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带,成为支撑边防屯戍的核心基础。汉代的军事工程布局,正是以这条绿洲带为核心,充分利用河流、沼泽、山脉的天然屏障,将人工塞墙、烽燧与自然地形结合,构建出一套“因河为塞”的立体防御体系——既依托河流解决了屯戍军队的水源、屯田用水等核心生存问题,又利用两岸的戈壁、沼泽形成了不利于匈奴骑兵机动的天然障碍,有效扼守了南北交通的关键通道。

第二章 汉代城池与障塞:防御指挥中枢

阿拉善地区汉代城址的类型、规模及分布,严格对应汉代边防的多级军事指挥体系,即“都尉-候官-部-燧”四级建制。所有城障均为军事防御或屯戍管理的核心节点,根据行政级别差异,在规模、结构及设施配置上形成了清晰的等级区分,构成了整个居延防御体系的“中枢控制系统”。

2.1 城障分类及功能布局

根据功能级别差异,这片区域的汉代城障可分为三个层级,形成了从最高军事指挥中枢到基层屯戍据点的完整配套。

2.1.1 都尉府城(高级指挥中枢)

这是汉代居延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所在地,级别相当于现今的战区指挥部,居延地区共设置两个都尉府,均为汉代张掖郡的下辖军事机构:

•居延都尉府:其城址位于今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1千米处,地处古居延泽西岸的绿洲平原上,地理位置恰好处于殄北塞、甲渠塞、卅井围三个防区的交汇核心,便于统筹协调整个居延防区的军事部署。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该城址同时承担防区作战指挥、屯戍行政管理、物资储备调配的职能;
•肩水都尉府:其城址被称为“大湾城”,位于今甘肃金塔县东北的黑河两岸,行政区划虽属甘肃,但在汉代防御体系中是居延防线的南段核心节点,主要负责防守金关峡口以南的弱水河谷地段,扼守河西走廊的北部交通要道。

两座都尉府城的建筑规模远大于一般烽燧障城,城垣周长均在千米以上,采用夯土版筑工艺,城墙上设置马面、角楼等防御构件,城外挖有深壕沟环绕。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包括指挥署、士兵营房、粮草仓库、武器库、民居、屯田管理机构等专属建筑,形成了完备的军事小城形态。

2.1.2 候官治所城(中级指挥枢纽)

候官是都尉府下辖的中级军事单位,对应近代的团级或营级指挥部,其治所城障是基层防御体系的指挥核心,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中型军事城堡。居延防区共设置殄北、甲渠、卅井、肩水四个候官治所,其中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是甲渠候官治所,也就是著名的破城子遗址。

该遗址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约24千米处,恰好地处弱水上游的河谷东岸,是屏蔽居延都尉府核心绿洲的前沿防线,也是扼守匈奴南下通道的关键节点。其建筑结构由“鄣+坞”两部分构成,是汉代候官级城障的标准建筑配置:

•鄣:是整个城障的核心制高点和最后的防御堡垒,位于遗址西北部。平面呈方形,边长23.3米,墙体以土坯夹芨芨草砌筑而成,墙厚4~4.5米,建筑工艺采用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的形式,草层间距精确控制在45厘米左右——这种设计既可以增强墙体的整体稳定性,又能有效削弱西北狂风的穿透力,是适应当地多风环境的特殊构筑工艺;鄣城东南角设置门址,西侧筑有15级台阶的马道,可供士兵直接登上城头进行瞭望或防御;
•坞:是候官及戍卒日常生活、屯驻的外城区域,紧连鄣城的南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7.5米,南北宽45.5米,墙体为夯土版筑,墙厚1.8~2米;坞墙内沿四周建有一圈简易房舍,共37间,墙体为夯土、地面铺着掺有杂草的草泥,这些房舍分别作为住室、灶屋、仓库、畜圈等使用,坞内还挖掘了水井,保障日常用水需求;坞门设置在东墙南端,门外建有曲尺形的瓮城,进一步强化了城门的防御能力;坞墙外3米范围内,埋设了4排高出地面约33厘米的虎落,即尖木桩障碍物,用于阻挡匈奴骑兵直接冲击城垣,是汉代边塞城障常见的前置防御设施。

甲渠候官遗址的布局,完整还原了汉代中级军事要塞的建筑逻辑:以鄣城为核心防御据点,以坞院为日常屯戍空间,瓮城、虎落、烽燧等防御设施层层配套,形成了能屯驻、能瞭望、能防御的多功能指挥据点。

2.1.3 烽燧坞壁(基层瞭望哨所)

这是汉代边塞体系中最基层的军事哨所,一般每座烽燧由一名燧长带领数名戍卒驻守,承担日常候望、传递军情、警戒交通线的职责,是整个边塞防御的神经末梢。这类坞壁的建筑规模远小于候官城障,通常由一座烽台和附带的小型坞院组成,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地建筑工艺完全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夯土筑烽燧:主要分布在额济纳河下游的绿洲地带,这里黄土资源相对丰富,烽台以分层夯土筑成,层厚约10~15厘米,整体呈覆斗状,即方形梯形台,下宽上窄,稳定性强;
•石砌烽燧:集中在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山、龙首山山麓区域,当地黄土稀缺,山石资源丰富,烽燧用当地石块垒砌两面墙身,内部填充碎石或沙土,部分建在山脊制高点上;
•土坯夹草烽燧:在戈壁滩上的烽燧多采用土坯砌筑,其间夹一层芦苇或红柳枝条,增强墙体抗拉强度,同时减少土坯被风沙侵蚀的程度。

以甲渠塞第四燧(P1)为例:烽台为方形,面积61.6平方米,残高3.4米,西南角保留有灶台和烟囱遗迹,是戍卒白天燃烧狼粪、夜晚燃烧柴草以传递军情的信号设施;烽台南侧连接着坞院,坞墙残长21米、宽15.2米,内部残存有3间房舍遗址,是戍卒的居住、储物空间;坞墙外也发现有虎落尖桩的遗迹,烽燧附近还堆放有积薪,即捆扎好的柴草堆,专门用于燃放烽火。这类小型烽燧坞壁,一般都选择建在河流两岸的高地或戈壁视野开阔的制高点,相邻烽燧之间直接瞭望无遮挡,从而保障军情能够连续传递。

2.2 代表性城障详述

除了甲渠候官这一核心遗址外,阿拉善地区还有多处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汉代城障,从不同维度验证了汉代边塞的建筑规划与防御逻辑。

2.2.1 居延城(班登博勒格K688)

位于额济纳旗亚布热海子以西约2千米处,是居延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城址,部分学者考证其为汉代居延县城的治所,也是当时的核心屯田管理中心。城址平面呈方形,南北长130米,东西宽127米,部分墙基已被流沙掩埋,现存城墙最高处仍有5米;墙身以黄土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厚约12厘米,墙基宽3.3米,建筑工艺精细,足以抵御西北的强风侵蚀。城内沙丘下暴露有大量灰层,地表散落有较多汉代灰陶片、瓦片,城内还发现有房基、水井、储物窖穴等遗迹。从考古遗存来看,这座城址的军事防御属性较弱,更偏向于管理屯田居民和保障交通线的行政型城镇。

2.2.2 通沟石城(阿拉善右旗)

位于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巴音笋布尔嘎查西北约3.3千米处,是居延防区南部的一座大型边障,承担着雅布赖山一线边防的指挥与补给功能。城址建筑完全依托当地的地形与材料条件,整体平面呈梯形,分为北城、南城、西城三个独立单元,主城址东西长74米、南北宽86米,城墙以自然石块垒砌而成,城中心最高点残高11米,文化层堆积厚度约0.2~0.4米。主城址西南方向,有一片用石块垒筑的房屋遗址,与城障主体相连,是附属的屯戍或仓储设施;城址东南方向约30米处,在一条直线上分布着5座独立的石砌烽火台,其中第3号烽火台是区域的总烽台,负责向周边传递预警信号,形成了“城障-烽燧”联动的防御布局。该城址四周的地表上,散落着大量汉代陶片,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水库时,在城址东侧还出土了部分汉代陶罐,这些遗物均证明了其在汉代边塞的重要地位。

2.2.3 肩水金关

位于甘肃金塔县东北的黑河两岸,是出入居延地区的南北交通咽喉,也是丝绸之路中段的重要关卡,是汉代“一关三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关隘。关城由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关门,楼橹长6.5米、宽5米,西侧楼橹内残存有通往楼顶的三层土坯台阶,便于戍卒在楼上瞭望和防御;两座楼橹之间的门道宽5米,是进出关城的唯一通道,门道上方原有门楼类的防御性建筑;关门西侧建有一座方形烽台,东侧连接着坞院,形成了“关门+坞院+烽燧”的组合布局,与甲渠候官的建筑规格基本一致。关卡周围还分布着塞墙、天田、虎落等附属防御设施,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稽查、警戒、防御体系。

第三章 汉长城:边塞防御线

阿拉善地区的汉长城,是中国汉长城体系中“居延段”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并非单纯的一道墙,而是由塞墙、烽燧、亭障、天田、壕沟等多种设施共同构成的防御工程复合体,依托弱水两岸的天然屏障,与阴山南麓的秦长城、河西走廊的塞防连线,共同构成了汉代西北边境东西走向的完整防御屏障。

3.1 建筑材料与构造方式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边塞工程,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体现得极为彻底——在戈壁、山地、绿洲等不同地形条件下,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完全适配当地的自然资源特征,既降低了运输成本,又实现了防御功能与建筑稳定性的平衡。

3.1.1 塞墙

塞墙是长城防御线的主体隔离工程,其构造方式完全随地形条件变化而灵活调整:

•夯筑墙:在额济纳河沿岸的绿洲、戈壁地带,以当地的黄土混合砂砾石分层夯筑而成,部分区域的夯层中还添加了芨芨草、红柳枝条作为加筋材料,以增强墙体的抗风稳定性。在肩水金关附近发掘的塞墙遗迹,墙基宽2.8米,墙体厚1.6~1.8米,残高仅1.3米,其夯土结构中夹杂着草末和砂砾石,充分反映了就地取材的特征;
•石砌墙:在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山、龙首山山麓地带,当地黄土资源稀缺,工程人员便采集山体中的石块垒砌墙体两侧的外表面,中间填充碎石和砂砾土,构筑出石质塞墙,部分地段的塞墙基宽达到3米以上;
•樵柴墙:在黄土、石料都匮乏的河湖滩涂地带,塞墙以红柳、芦苇、胡杨枝条分层铺垫,上面压实砂砾石构筑而成,这类塞墙的基础往往比墙体更宽,以适应松软的地质条件;
•因河为塞:这是居延塞防的核心设计逻辑,在额济纳河两岸的沼泽、峡谷等天然地形足以阻碍骑兵通行的地段,便不再人工修筑塞墙,完全依托河水、沼泽形成的天然屏障封闭通道,从而大幅减少了人工工程量,提高了防御效率。

3.1.2 烽燧

烽燧是汉代边塞的核心预警设施,其建筑形制也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分为三个核心构造部分:

•烽台:即主体烽火台,平面呈方形,整体呈覆斗状,下宽上窄,稳定性极强。不同区域的烽台建筑工艺不同:额济纳河流域的烽台以夯土筑成,基部边长一般为4~8米,整体高度5~8米;阿拉善右旗山区的烽燧则用石块垒砌,部分烽台的外部还涂抹了草拌泥,减少风沙侵蚀;
•坞院:紧邻烽台修筑的小型坞壁,是戍卒的日常居住生活场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面积6~22米见方不等,坞墙为夯土或土坯砌筑,墙厚约1米,内部建有2~3间简易房舍,设置灶台、暖墙等生活设施,坞院墙外环绕虎落、壕沟;
•附属设施:包括烽台顶部的瞭望楼,俗称“橹”,以及用于传递信号的积薪、烽干等设施——积薪是事先堆放的柴草堆,遇警时白天燃烧放烟、夜晚点燃放火,通过不同的烟火组合信号,快速传递匈奴的兵力规模和进攻方向;甲渠候官的烽燧遗址中,还发现了保留较完整的烟囱遗迹,是戍卒燃烧升烟的专用设施。

3.1.3 其他防御设施

汉代居延边塞的防御设施,是为了应对匈奴骑兵的机动优势而系统性设计的,除了塞墙、烽燧外,还有多种配套工程,形成了多层防御的格局:

•天田:这是汉代边塞特有的一种警戒设施,在烽燧线或塞墙的外侧,人工修整出一段宽约9米的平坦沙土带,其原理是“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每天戍卒都会将天田表面的沙土耙平,一旦匈奴骑兵越过塞墙,就会在天田上留下马蹄或脚印,戍卒通过查看痕迹数量,就能判断入侵的兵力规模。在甲渠候官第九燧的发掘中,出土了记载各燧分管天田长度的木简,直接印证了这一设施的管理制度;
•虎落:也叫“僵落”,是在坞墙、塞墙外侧的壕沟外埋设的密集尖木桩,木桩高出地面约30厘米,锐利的尖端朝外,专门用来阻挡匈奴骑兵直接冲击城墙;居延烽燧遗址的虎落往往成排埋设,共有4排之多,形成了难以快速通过的障碍带;
•壕沟:在塞墙、烽燧外侧往往挖有连续的壕沟,作为防御的前置屏障。壕沟宽度在5-10米之间,挖出的土方直接堆砌在壕沟的内侧,形成一道增高的防御土墙,进一步强化塞墙的防御功能。

3.2 走向与布局特征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边塞防线,整体布局严格遵循“依托河流、天田为警戒、烽燧为联动、城障为核心”的防御逻辑,其走向与空间布局完全适配额济纳河及周边的地形条件,形成了“河、墙、燧、障”一体化的立体防御体系。

3.2.1 防线走向

整个边塞防线以居延泽为北部起点,沿额济纳河两岸呈南北向延伸,抵至甘肃金塔县鼎新镇以南,全长约350千米,烽燧线的实际分布宽度约50千米,根据防御任务差异,分为三段独立的防区,分别由一个候官统辖其下的烽燧列燧:

•殄北塞:位于最北端,东起宗间阿玛,西至T29燧,防御居延泽以北的方向,是整个居延防线的最前沿前哨,由殄北候官统辖;
•甲渠塞:位于中部的额济纳河下游东岸,是匈奴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整个防线的核心防御段,北接殄北塞、南连卅井塞,由甲渠候官统辖;
•卅井塞:位于东南部,东起布肯托尼,西至博罗松治,防御居延泽以东的方向,与五原塞外的列城衔接,由卅井候官统辖;
•肩水塞:位于南段的甘肃金塔县境内,分为东西两部,以肩水金关为核心节点,防御弱水河谷的南段通道,由肩水候官统辖。

这三段塞防工程,并非简单的线性连接,而是以居延绿洲为中心,呈扇形向外展开,依托河流、沼泽、山脉形成闭合防御网。

3.2.2 烽燧分布规律

烽燧是居延边塞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其分布规律完全遵循军事防御的需求,严格按照地形条件实现无障碍预警:

•间距适宜:在地势平坦的戈壁地带,相邻烽燧的间隔控制在0.5~1千米左右,这一距离确保了两座相邻烽燧之间可以直接通过肉眼观察到烟火信号,保障军情可以被连续传递;在雅布赖山等山区地带,烽燧沿山脊制高点分布,间距调整为3~10公里,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实现超远距离瞭望;
•沿交通线与河流分布:绝大多数烽燧都设置在额济纳河两岸的高地或戈壁平原上,既便于沿河获取水源,又可以扼守河谷中的南北交通通道;阿拉善右旗的烽燧线沿巴丹吉林沙漠东南边缘分布,延伸至龙首山、合黎山北麓,在河西走廊的外围筑起了一道弧形防御屏障;
•与塞墙、城障配套:烽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建了“烽燧-塞墙-候官-都尉府”的四级联动体系——烽燧作为前哨,发现敌情后立即通过烽火信号传递给基层的候官城障,候官再将信号转递到都尉府,最终通过专传递报给河西走廊的郡级军事指挥机构。甲渠塞的烽燧线西侧,有一条平行的塞墙和天田,构成了“塞墙阻敌、天田警戒、烽燧瞭望”的组合式防御单元。

第四章 墓葬:屯戍人口的考古观察

墓葬是了解汉代居延地区屯戍人口构成、社会生活、职官制度和文化面貌的重要遗存,其分布、形制及随葬品特征,与当时的军事布局、屯戍生活场景形成了清晰的互证关系。

4.1 分布与分区

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结果,阿拉善地区的汉代墓葬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这一分布规律与当时的军事屯戍格局直接相关:

•居延绿洲周边台地:分布在破城子、居延城、肩水金关等核心城障附近的干燥台地上,这些台地地势较高,不适宜作为屯田用地,且距离屯戍区较近,是当时戍卒及家属的集中安葬区;
•阿拉善右旗烽燧线附近:通沟石城、雅布赖山列燧附近的干燥台地上,分布着一些小型墓葬,对应基层烽燧的戍卒安葬区域;
•绿城子遗址周边:分布在青铜时代遗址的周围,部分墓葬的墓上建筑已被确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居延地区目前考古清理的部分墓葬,如绿城东清理的M1号墓,经考证属于魏晋时期的砖室墓,其形制和出土物均与汉代墓葬有显著差异。而真正的汉代墓葬大多未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对其的认知主要依赖对部分被盗掘或被破坏的墓葬的现场清理资料,以及出土的少量文物遗存。

4.2 墓葬形制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阿拉善地区的汉代墓葬形制较为统一,等级差异并不明显,这与墓主人多为边塞屯戍人员的身份特征高度吻合。墓葬的构筑方式同样遵循“因地制宜”的理念,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土坑墓:是数量最多的类型,直接在戈壁台地上挖掘长方形土坑作为墓室。墓坑规模不大,一般长度在2~3米、宽度在1~2米左右,深度仅1米上下;部分土坑墓的底部,会用河泥块垒砌一周简易的墓室壁,或在墓室内侧铺砌一层胡杨木板,构成简易的木椁;
•砖室墓:仅集中分布在居延绿洲的核心城障附近,数量较少,墓砖多为就地烧制的青砖,部分砖体表面装饰有绳纹或弦纹;墓室的平面布局大多为单室墓,少数规模略大的墓葬分为前、后两室,顶部采用拱券形砌筑方式。这类砖室墓的墓主人身份等级相对较高,可能是候官级别的中下级军官。

而在周边地区发现的同期墓葬中,还存在一些更简易的石椁墓,这是因为当地缺乏木材、砖料等建筑材料,只能用附近的天然石块垒砌墓室的四壁,顶部用石板覆盖。

4.3 随葬品

由于汉代居延地区的屯戍环境艰苦,墓主人身份普遍不高,墓葬的随葬品相对简朴,没有大量贵重金银器这类中原高等级墓葬随葬的奢侈品,随葬品组合直接反映了当时边塞屯戍人员的日常生产生活场景。按功能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类: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核心,器型以实用性的灰陶罐、灰陶钵、灰陶灶为主,还有少量的铜勺、铜鼎及漆器。这些陶器大多是在当地的屯田区窑场烧制而成,部分陶器的器壁上还能看到绳纹、弦纹等装饰纹样;在部分墓葬中还发现了陶灶、铁锅等随葬品,直观反映了当时边地的饮食习惯;
•生产工具:以铁制农具和铜制兵器为主,包括铁臿、铁镰、铁锄、铁斧等屯田农具,以及铁剑、铁刀、铜簇、弓弩机等兵器,直接印证了汉代戍卒“且耕且战”的屯戍制度——平时以屯田耕种为主,遇有敌情则迅速转入防御状态;
•服饰与生活用品:有皮制的鞋、垫、袋、橐囊等,以及大量的丝、麻、毛织品——其中的毛织品是新疆地区的产物,丝织品则来自中原内地,侧面反映了居延地区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商品流通情况;
•钱币:以汉武帝五铢钱、半两钱为主,出土的钱币数量较少,这也与当时边塞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货币流通量较小的特征相吻合。

值得关注的是,居延地区的汉代墓葬普遍有被盗掘的迹象,这导致墓葬中原本留存的完整遗物大幅减少;部分墓葬的甬道或墓室顶部,还发现了烟熏火燎的痕迹——这是古代盗掘者在墓内取暖、照明时留下的痕迹,也给后世考古研究带来了一定的信息缺失。

第五章 遗迹间的关联性:构建完整的边防体系

通过对城址、长城烽燧、墓葬、屯田区的空间分布与功能逻辑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工上高度协同,形成了一套“以军事指挥中枢为核心、以烽燧塞墙为防御线、以屯田系统为后勤保障、以墓葬为对应生活遗存”的完整有机整体,其布局逻辑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5.1 空间布局的关联性

整个居延边塞体系的空间布局逻辑清晰,严格遵循“依托绿洲、据守河谷、梯次配置、联动防御”的原则,各遗存的分布位置完全匹配其功能定位,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枢纽-外围防御-前沿预警-后勤保障-生活配套”的分层布局结构:

•指挥中枢居中:都尉府、候官城障等核心指挥节点,集中分布在居延泽西岸、额济纳河下游的绿洲核心区——这里水源充足、物产相对丰富,周边的屯田区可以直接提供粮食补给,便于稳定部署指挥机构;同时,绿洲周围的河流、沼泽形成天然屏障,能够有效防御骑兵的突然袭击;
•防御工事沿河流、山脉展开:塞墙、烽燧沿额济纳河两岸、雅布赖山及龙首山山麓分布,扼守河谷中的南北交通要道,将居延绿洲的核心指挥节点半包围起来,形成了外围防御线;
•前沿烽燧深入戈壁:最外侧的殄北塞烽燧线,向北延伸至居延泽以北的戈壁地带,甲渠塞的烽燧线向西延伸至弱水河畔,作为扇形防御的前沿警戒哨,与外围塞墙形成梯次防御格局;
•天田、壕沟、虎落作为前沿补充:在烽燧线外侧,人工修整的天田、壕沟和虎落,共同构成了前沿防御体系;
•屯田区紧邻城障:屯田区位于城障附近的绿洲平原地带,依托额济纳河及人工开凿的灌溉渠系开展屯垦,就近为城障和烽燧提供粮食、物资补给,保障军队后勤供应;
•墓葬群依附城障烽燧分布:墓葬区选址在城障、烽燧附近的不适宜屯田的干燥台地上,既不会影响屯田生产,也便于戍卒在守城或屯田之余,进行祭祀或悼念活动。

这一空间布局,充分利用了额济纳河的绿洲资源、周边的戈壁沼泽地形和山脉的制高点,将人工防御工事与天然屏障有机结合,构建了一个可以长期屯驻、可以快速防御、可以持续补给的立体化边防要塞群。

5.2 功能体系的协同性

以军事组织系统为核心纽带,城址、烽燧、屯田、墓葬形成了功能上高度协同的“屯戍一体化”体系,各遗存类型之间功能配套,存在严格的层级对应关系,保障了整个边塞体系的长期运转:

•城障:指挥与屯戍中心:都尉府是防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统一调度防区的作战指挥;候官城障是基层防御指挥核心,带领下属戍卒屯驻在各烽燧线,平时组织屯田耕种,战时指挥烽燧进行防御作战;城障内的仓库,储存着从屯田区征收的粮食和战略物资,保障烽燧戍卒的日常供给;
•烽燧:预警与通信节点:烽燧是城障的前沿警戒哨,主要承担候望、警戒、传递军情的职责,与候官城障、都尉府构成了完整的军情通信网络——一旦发现匈奴骑兵南下,烽燧便白天燃烟、夜晚举火,将敌情通过烽火信号依次传递给候官城障,再由候官组织兵力防御或向都尉府求援;
•塞墙:隔离与防御主体:塞墙作为线状防御工程,将烽燧、城障连接成一个闭合整体,有效阻断匈奴骑兵的机动通道,将其限制在预设的战场范围内,配合烽燧的预警功能,实现“警则御之”的防御效果;
•屯田:经济保障基础:屯田区是整个边防体系的经济支撑基础,汉代在居延地区设置“农都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戍卒平时以屯田耕种为主,将收获的粮食储存到城障的仓库中,解决了边防军队的长期后勤补给问题——通过屯田实现军队粮食自给,不需要从内地长途运输,有效降低了王朝的边防成本;
•墓葬:社会生活的镜像:墓葬是屯戍组织人口的真实写照,墓中出土的简牍、兵器、生活用品,与城障、烽燧的出土文物可以互相印证,直接反映了当时边塞地区的军队构成、戍卒生活情况、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

5.3 文化与交通上的紧密联系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不单纯是一套孤立的军事防御工程,还是汉代西北边疆战略全局的关键支撑点,在文化、交通层面,与五原塞外列城、河西走廊塞墙、敦煌玉门关塞墙连为一体,形成了多重联动关系,是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和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保障:

•军事战略连线:居延塞防向东与五原塞外列城(今包头至巴彦淖尔市北部)衔接,向西南沿额济纳河、疏勒河延伸至敦煌玉门关,将汉代整个西北的长城防线连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阻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通道;
•丝绸之路节点:居延地区是汉代丝绸之路的北部重要通道,是连接中原、漠北、河西走廊、西域的交通枢纽。肩水金关、居延城等城障,既是边关的稽查征税关卡,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过往的使节、商队、僧侣,可以在城障附近的驿站补充淡水、补给粮食和饲料,雇佣向导,保障通行安全;
•民族交融前沿:边塞防线既是军事分界线,也是当时汉朝与匈奴、羌族等北方民族的交流融合前沿地带——居延地区的屯田,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铁制农具和水利灌溉技术,促进了河西走廊北部的农业发展;通关的互市贸易,也推动了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可以说,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存,是汉代“以军带民、以民养军、屯戍一体、因俗而治”边疆治理战略的典型实物载体,完整展现了汉代边塞防御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第六章 建筑构造与技术特征

阿拉善地区汉代遗迹的建筑技术,是汉代高超军事建筑工艺与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其核心设计理念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御风沙、实用为先”,既适配西北荒漠的干旱、多风、温差大的恶劣气候条件,又以较低成本实现了防御功能,展示了汉代成熟的建筑施工组织能力。

6.1 建筑材料的就地取材特征

整个居延边塞工程的建筑材料,基本取自于遗址附近的自然产物,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规划思想:

•土壤材料:烽燧、城障、塞墙的墙体主体,均取自戈壁滩上的黄土、砂砾石土,经过筛选、加水搅拌后分层夯筑而成;部分土壤中还掺入了适量的植物纤维,以提高土壤的粘结性和保温性能,减少墙体的开裂风险;
•植物材料:戈壁滩上盛产的芨芨草、红柳枝条、芦苇、胡杨木,是汉代边塞工程中重要的建筑材料——在烽燧、城障的墙体中,特意将这些枝条作为拉结筋层铺放置,起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钢筋的抗拉作用,增强墙体的整体稳定性;烽燧的瞭望亭顶部、房屋内部的地板及顶篷,也都采用了这些当地的原生木材和草料;
•石材材料:山区地带的烽燧和石城,完全取自雅布赖山、龙首山的自然石块,经过简单修整后垒砌成墙体的外表面,内部填充碎石和砂砾土,构筑成本极低;
•附加材料:墙体的粘结材料,采用的是当地的粘性黄土混合草拌泥,涂抹在墙体的内外表面,堵塞墙体的缝隙,避免风沙侵蚀;部分城障的墙体外表,还涂抹了一层用当地的石灰质矿石烧制的白灰面,进一步提高了墙体的防风化性能。

6.2 结构设计的防御性特征

各类遗存的建筑结构设计,均以“防御实用、适应环境、利于长期屯驻”为核心目标,针对匈奴骑兵的机动优势,进行了全方位的防御化设计,从建筑构造上彻底堵塞了防御漏洞:

•墙体结构下宽上窄,稳固性极强:无论是烽燧、城障还是塞墙,墙体均采用下宽上窄的梯形收分结构设计,这一设计可以分散上部建筑的垂直荷载,大幅提升墙体的抗侧移能力,有效抵御西北狂风的冲击;同时,城墙的墙基部分会预先开挖基础槽,将墙体的一部分埋入地下,提升墙体的抗倾覆能力;
•城障结构层层防御,内外有别:候官级别的城障,都设置了“鄣-坞-瓮城-虎落-壕沟”的多层防御结构;城障的大门是唯一的进出通道,其外侧往往增设了曲尺形瓮城,大幅增加了敌军冲击城门的难度;城障的四角设置了角楼,凸出墙体外侧,便于戍卒从侧面防御攻城之敌;
•烽燧结构功能分区明确:烽燧分为烽台、居室、坞院三个功能区,烽台高于周围的所有建筑,保障瞭望无遮挡;居室位于烽台的底部,便于戍卒快速登上烽台进行瞭望;坞院环绕烽台的底部,为戍卒提供了安全的生活空间;烽燧顶部设置了可以四面观察的瞭望台,还有专门用于燃放烽火的积薪台和储存信号器具的专用仓库;
•防御设施组合配套,障碍性突出:塞墙、烽燧外侧的天田、壕沟、虎落、鹿角木等防御设施,构成了多层障碍体系,大幅延缓了匈奴骑兵的推进速度,使得烽燧戍卒有充足的时间传递军情,便于后方防御兵力快速组织防御。

6.3 施工技术的标准化特征

从目前的考古遗迹来看,居延边塞工程的施工技术,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行业标准,工程施工的组织管理水平较高,工程质量控制严格,保障了边塞工程的整体防御性能。

•夯筑工艺标准化:烽燧、城障的夯土墙,均采用分层夯筑的施工工艺,夯层的厚度控制在10~15厘米之间,每夯完一层,就铺设一层芨芨草或红柳枝条作为拉结筋,然后再继续夯筑上一层;夯土的土质经过统一筛选,去除其中的大颗粒石子,保证了墙体的强度;
•土坯砌筑规范化:土坯的尺寸大小基本统一,砌筑时采用错缝砌筑的方式,上下层的土坯缝隙完全错开,保证了墙体的整体强度;土坯砖缝间用草拌力进行粘结,饱满度较高,有效阻挡了风沙的吹蚀;
•施工测量水平精准:不同地段的塞墙、烽燧的走向布局基本保持直线,烽燧位置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地形和瞭望视线的遮挡因素,体现了较高的施工测量水平;
•建筑形制的统一化:从额济纳河下游到阿拉善右旗山区,所有烽燧的基本结构、城障的布局模式、塞墙的建筑构造工艺高度统一,配套的防御设施如虎落、天田的设置标准也基本一致,便于施工组织和后期的防御部署。

第七章 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存,是国内考古发掘最早、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汉代边塞遗址之一,其发现与研究历程,是中国边塞考古研究的典型缩影,出土的大量遗物,为学界解读汉代边塞历史提供了高质量的一手信息。

7.1 发现与发掘历程

居延遗址的考古工作,从20世纪初持续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随着科技考古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持续拓展:

•初步发现阶段(1930年以前):清代末期至民国初年,一批国内学者在进行河西走廊地理考察时,对居延地区的部分城址、烽燧进行了现场调查和文字记录,但考古工作并未正式展开;
•第一次发掘阶段(1930~1945年):1930年,由中国、瑞典两国科考人员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正式开展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次边塞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在烽燧遗址的积沙中,首次发现了1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相最完好的汉代简牍实物,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
•第二次发掘阶段(1972~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三处核心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近2万枚汉简和2300余件汉代实物遗物——这是迄今居延遗址规模最大、收获最丰富的一次考古发掘;
•文物普查与后续研究阶段(1980年至今):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的汉代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普查,进一步摸清了其分布格局;2007年以来,在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内蒙古长城调查队对居延边塞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精确测绘,新发现了9座烽燧遗址,补充了大量的基础考古资料;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对部分濒危烽燧、城障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保护,进一步完善了居延遗址的考古学体系。

7.2 重要出土遗物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出土遗物的数量、种类、丰富度,在全国同类边塞遗址中位居前列,其中居延汉简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7.2.1 居延汉简

这是阿拉善地区汉代遗迹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发现,也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并称“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截至目前,居延遗址先后出土了3批汉代简牍,总量约3万余枚,分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院等机构。

从年代上看,居延汉简的形成时间,上起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下至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前后跨度近300年;从书写载体上看,大部分简牍为松木、杨木、胡杨木制成,完整的简牍长度约23厘米,相当于汉代的一尺长度;从书法体裁上看,简牍文字主要是汉代的隶书、草书、小篆,书法风格多姿多彩,具备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简牍是汉代居延边塞的屯戍档案和官方文书,一小部分是基层社会的私人信件,这些文书档案的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再现了汉代边塞的日常防御、屯田管理、法律条例、基层行政、士兵生活、交通往来、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真实场景,是研究汉代西北屯戍制度、河西边防体系、汉代基层社会的第一手直接史料。

其中,甲渠候官遗址是居延汉简最主要的出土地点:1930年的中瑞联合考古,在该遗址发掘出汉简近900枚;1972~1976年的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发掘,又出土了汉简7800余枚,两次发掘出土的汉简总量,占整个居延汉简出土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7.2.2 其他出土遗物

除汉简外,居延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汉代屯戍生活和军事防御类遗物,细分有近百个品种,涵盖了当时边塞屯戍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研究汉代边塞的屯戍生活、军事防御、手工业发展、经济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武器类:包括弓、箭、刀、剑、铁戟、铁铠甲、铜头盔、弓弩机、转射等远程和近程防御武器,其中的转射是一种可以旋转的大型弩机,专门安装在城障的垛口上,用于远距离射杀攻城之敌;
•屯戍工具类:包括铁臿、铁镰、铁锄、铁斧、铁锯、铁凿等铁制屯田工具和木工工具,见证了戍卒们且耕且守的屯戍生活;
•生活用品类:包括陶、木、漆、竹器、皮革制品、铁制厨具、青铜勺、青铜鼎等饮食器具,以及鞋、帽、垫、袋、橐囊等服饰日用品;
•纺织品类:包括丝、麻、毛、革制的衣物、鞋帽、袜子及被褥残片,其中的丝织品、麻织品大多来自中原内地,毛织品来自新疆的西域诸国,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商品流通情况;
•粮食类:包括大麦、小麦、糜、谷、青稞、麻籽等粮食作物和蔬菜种子,直接印证了居延地区屯田农业的发展水平;
•货币类:以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半两钱为主,出土时串钱的绳索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这些出土文物与简牍记载的内容互相印证,真实还原了汉代边塞屯戍生活的鲜活场景,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7.3 研究现状与学术价值

7.3.1 研究现状

自20世纪30年代初正式开展考古研究工作以来,有关阿拉善地区汉代遗迹的考古报告、学术专著、专题论文及科普类著作数量庞大,产出了大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是国内边塞史、秦汉史、丝绸之路研究的核心热点区域。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向:

•居延汉简的释读与研究:这是相关研究中最成熟、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学者们对汉简中的屯戍档案、文书公文、私人信件、医药方、历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校勘和注释,结合传世古籍,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制度、军事编制、行政建制、后勤保障、守边将领及戍卒的生活场景、汉代的法律制度、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边塞防御体系的考古学复原研究:通过对遗址的考古实测数据和汉简记载的文字资料进行二重证据印证,学者们对汉代居延防御体系的军事组织系统、烽燧预警联动机制、塞墙防御工程布局、屯田后勤保障体系等进行了全面复原;
•屯田、屯戍生活及历史地理研究:结合汉简资料和出土文物,对居延地区的屯田面积、屯田种类、灌溉水系、屯戍人口、戍卒的来源及日常工作生活、商品流通价格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历史研究:研究居延地区在丝绸之路中的具体位置,考证汉代居延道的走向,以及这一区域在联系中原、漠北、河西走廊、西域的交通枢纽作用。

7.3.2 学术价值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是迄今国内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分布格局最清晰、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汉代边塞遗存,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历史价值:完整再现了汉代边塞防御体系的整体结构和运行细节,生动展示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西北边疆的开发和治理成就,印证了汉王朝“以边制边、屯戍一体”的边疆战略,揭示了边塞地区民族交融的复杂过程,是研究秦汉史、古代边疆史、丝绸之路交通史、古代军事工程史的核心实物资料;
•考古价值:遗迹类型丰富、分布面积广、保存现状完整,为研究汉代军事建筑史、建筑技术史、边塞屯戍制度、基层社会生活及民众思想文化,提供了场景化的实物支撑遗址;其因地制宜的建筑技术和军事防御工程规划,对中国古代军事建筑史的研究贡献了独特的实证资料;
•史料价值:居延汉简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内容涵盖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弥补了《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中关于汉代西北边防、基层社会生活、屯戍制度的记载不足,与敦煌遗书、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并称“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

第八章 结论

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是汉代居延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是汉王朝为防御匈奴、维护河西走廊安全、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构建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它是汉王朝与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在河西走廊北端长期战略争夺的直接产物,也是汉朝“张官设府、屯田积谷、用军屯边、开拓疆域”边疆治理战略的重要实物载体。工程因地制宜,将人工建筑与河流、戈壁、沙漠、山脉等天然地形有机结合,形成了横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地区的立体防御工程格局。

从建筑特征来看,城障、塞墙、烽燧、屯田、墓葬五类遗存各自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建筑形制,且完全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御风沙、实用为先”的建筑设计原则,在施工技术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标准化规范,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强的防御性能,是汉代高超军事建筑工艺与西北荒漠环境条件相结合的典范。

从空间布局来看,整个防御体系以弱水(额济纳河)两岸的绿洲为核心,沿河谷、山脉、戈壁的制高点呈线状展开,形成了“都尉府-候官-部-燧”的四级纵深防御格局,同时配套了完整的屯田后勤保障体系;烽燧、城障、屯田区、墓葬在空间位置上高度关联,形成了完整的屯戍单元。

从功能关联来看,城障是军事指挥的中枢,烽燧是预警通信的前哨,塞墙是防御的主体,屯田是经济支撑的基础,墓葬是屯戍人口的历史镜像,各遗存类型之间功能配套、紧密协同、层级联动,构成了组织严密、功能完整、长期运转的边塞防御体系。

从学术价值来看,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是国内保存最完整、分布最清晰、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汉代边塞遗存,尤其是居延汉简的出土,为研究汉代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边防屯戍制度及基层社会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综合研究价值。

总体而言,阿拉善地区的汉代遗迹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工程技术水平精湛,是汉代西北边疆防务的实物见证,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边塞屯戍制度及边疆治理水平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开放进取、维护边疆稳定、打通丝绸之路、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对研究秦汉史、古代边疆史、丝绸之路交通史、古代军事工程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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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居延汉简甲乙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塞墙调查报告[R].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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