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报告:张某喆诉李某芸等名誉权纠纷案
——以网络名誉权侵权的认定标准与平台责任边界为核心视角
一、导言
随着社交媒体的深度普及,网络名誉权侵权已成为民事侵权领域的高发类型。微博、抖音等公开平台兼具即时传播性与永久留痕性,一旦发生侵权,损害后果往往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且难以彻底消除。
然而,网络场景下的名誉权侵权认定面临若干特殊难题:侵权言论的"指向性"如何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何种情形下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账号注销后,权利人的救济途径如何实现?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因职场纠纷引发的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被告李某芸因试用期被解除劳动关系,将矛头指向时任上司张某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通过多个微博账号发布大量贬损性言论,内容涉及"盗取AppleID""大面积造女性黄谣""泄露客户信息及隐私"等严重指控。
原告先后经历了律师函警告→单独起诉自然人→追加微博平台为共同被告的完整维权路径,最终获法院支持。
本案的裁判具有三重研究价值:
其一,法院对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的分析逻辑清晰,为类案提供了可参照的认定标准;
其二,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论述充分,明确了平台免责的条件与边界;
其三,在侵权账号已注销的情形下,法院创设性地判令被告重新注册账号发布道歉声明,为同类情形的责任承担方式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报告将从上述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并结合类案检索,提炼具有实务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
二、案由与案件基本信息
张某喆诉李某芸等名誉权纠纷案
| 案件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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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律师 | |
| 原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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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结果 |

三、案情简介
原告张某喆与被告李某芸曾系同事关系。双方共事期间,李某芸因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张某喆时任李某芸的上司,李某芸将自己被解除劳动关系归咎于张某喆,由此埋下纠纷根源。
此后长达数年时间里,李某芸利用其在微博平台注册的两个账号持续发布损害张某喆名誉的信息:
账号一(UID 7XXXXXXXX1,曾用昵称"牙缝和驼峰"):在个人主页简介中使用"孤僻怪胎""盗取AppleID""抢偷资源"等表述,并在2023年3月至5月期间发布多条微博,称"原苹果售后员工张某喆在成都AppleCare、成外附小西宸学校等社会机构大面积造女性黄谣、污蔑陷害、造假证盗客户AppleID、盗取资源人脉泄露客户信息及隐私",同时发布原告照片及包含"一直在盗取我和我老公的个人信息和AppleID""造谣污蔑我,想杀鸡取卵"等内容的短信截图。
账号二(UID 7XXXXXXXX7,曾用昵称"大奸大恶原苹果售后""被苹果售后违法开除"):在个人主页简介中使用"原苹果AC员工和直系女下属发生性关系""在AppleCare、成外附小西宸学校等社会面大范围造女员工黄谣泄露其隐私"等表述,并在2023年5月期间发布微博称"和地方民警勾结视奸良家妇女""是否应该联合警方将在成外附小西宸学校造母亲黄谣的原苹果售后员工张某喆缉拿归案",同时发布包含"一直在盗取我和我老公的个人信息和AppleID""他在公司内部大面积造谣我""他就是靠和不同女性搞暧昧和营造爱情的氛围"等内容的短信截图。
上述两个微博账号的注册手机号均系李某芸所有,所发内容带有明确的张某喆照片及姓名,具有高度关联性与指向性。
维权过程: 张某喆多次通过微博平台投诉举报。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期间,微博管理员陆续作出处理,包括关闭被投诉账号、删除涉嫌侵权的微博内容及简介等。2023年4月21日,原告委托律师向李某芸发出律师函,要求其三日内修改侵权账号名称、删除全部侵权内容并停止侵害,但李某芸未予回应。
2023年6月2日,张某喆以李某芸和微博平台经营者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向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之诉。同年7月16日,案涉两个微博账号均被注销,侵权内容随之清除。
2023年8月4日法院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3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被告李某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理。2023年11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四、案件焦点与争议分歧
本案经审理,法院归纳争议焦点有二:①被告李某芸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②被告北京微梦创科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围绕上述焦点,各方观点与分歧如下:
| 李某芸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 | 构成侵权 | ||
| 未答辩 | |||
| 微梦创科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 应承担连带责任 | ||
| 不应承担责任 |
此外,本案还隐含两个次生争议问题:
1. 侵权账号已注销,停止侵害的诉请如何处置?
原告起诉时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停止侵害,但诉讼期间两个账号均已注销、侵权内容已不存在。
法院认为此项诉请"已无事实基础",不再予以支持,同时保留原告就新侵权行为另行起诉的权利。
2. 赔礼道歉的方式与范围应如何确定?
原告要求李某芸通过微博、朋友圈、腾讯新闻三个渠道公开道歉。法院认为朋友圈和腾讯新闻的道歉方式"与侵权方式和范围不相当",仅支持微博平台道歉。
因原账号已注销,法院创设性地判令李某芸重新注册微博账号发布道歉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至少保留7日。
五、法律分析与论证
(一)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在网络场景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据此,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可归纳为:①存在侮辱、诽谤等违法行为;②行为指向特定民事主体;③造成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④行为人具有过错。
1. 侵权行为的认定:侮辱与诽谤并存
本案中,李某芸的微博言论同时包含侮辱与诽谤两种形态。
所谓侮辱,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式贬损他人人格,使其蒙受耻辱;所谓诽谤,是指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
李某芸在微博中称张某喆"盗取AppleID""大面积造女性黄谣""泄露客户信息及隐私""和直系女下属发生性关系""和地方民警勾结视奸良家妇女"等,属于对具体事实的陈述性指控。李某芸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言论具有事实依据,构成诽谤。同时,其使用"大奸大恶""孤僻怪胎""抢偷资源"等贬损性词语,属于对张某喆人格的直接贬低,构成侮辱。
法院的认定逻辑是清晰的:首先确认言论内容是否具有事实陈述性质,其次审查行为人是否能够证明该陈述的真实性。在李某芸未举证的情况下,认定上述言论缺乏事实基础。
2. 指向性的证明:昵称+照片+姓名的组合锁定
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中,"指向性"是常见的争议点。侵权人往往辩称言论未明确指名道姓,或系泛指。
本案中,李某芸的侵权言论具有高度指向性:
其一,账号昵称中包含侵权对象姓名信息;
其二,直接发布张某喆照片;
其三,微博内容明确提及"原苹果售后员工张某喆"。
三项要素叠加,足以使一般公众识别出言论所指对象即为原告。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3. 社会评价降低的判断:采"一般公众标准"
名誉权侵权损害后果的核心是"社会评价降低"。由于社会评价的量化困难,司法实践中通常采"一般公众标准"——即言论是否足以令一般公众对受害人的品德、声望等产生不良印象。
本案中,法院认为李某芸的言论"足以令一般公众对原告个人品德产生不良印象,进而降低原告的社会评价"。
这一判断方法具有类案参考价值:不以受害人主观感受为准,也不要求提供社会评价降低的量化证据,而是以理性第三人的视角判断言论的负面影响是否"足以"导致评价降低。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边界
本案核心争议之一是微博平台经营者微梦创科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的裁判逻辑全面体现了民法典第1195条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
1. 规则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据此,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需满足以下条件:①接到权利人的合格通知;②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③造成损害扩大。
2. 法院的适用逻辑
法院从三个层面论证微梦创科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无事先审查义务。
法院明确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客观上无法对提供的线上服务内容和网络用户行为进行全面审核,其原则上不负有对网络用户所发布的信息主动审查和事先审查的义务"。
这一认定符合民法典第1195条的立法精神——"通知-删除"规则的制度基础正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法承担普遍性的事先审查义务,因此采用"通知触发义务"的模式。
第二,未对侵权内容进行编辑、修改或推荐。
法院查明,被告李某芸发布的侵权内容系其自行发布,"无证据证明被告北京微梦创科公司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编辑、修改,或者予以特别推荐、排名等"。
这一审查角度值得关注:如果平台对侵权内容进行了编辑、修改、推荐或排名,则可能被认定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从而突破"通知-删除"规则的保护,直接落入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情形下的连带责任。
第三,收到通知后已采取必要措施。
证据显示,微梦创科公司在收到原告投诉后删除了侵权内容及简介,并向原告提供了侵权人的具体信息,案涉账号也已注销。法院据此认定平台已合理履行义务。
3. 类案视角下的规则提炼
从本案裁判中可以提炼出以下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的免责条件为"三无"——无事先审查义务违反、无对侵权内容的主动介入行为、收到通知后已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反之,若平台在收到合格通知后未及时删除、屏蔽侵权内容,或对侵权内容进行了编辑推荐,则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三)侵权账号注销后的责任承担方式创新
本案最具裁判创造性的部分在于侵权账号已注销情形下的赔礼道歉方式。
1. 停止侵害诉请的事实基础消灭
原告起诉时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停止侵害,但诉讼期间两个侵权账号均于2023年7月16日注销,侵权内容已不存在。法院认为此项诉请"已无事实基础",不再予以支持。
这一处理在程序法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请求须有事实基础的一般原则,但法院同时保留了原告就"新的侵权行为"另行起诉的权利,体现了对持续性侵权风险的关注。
2. 赔礼道歉的"方式相当性"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本案中,原告要求李某芸在微博、朋友圈、腾讯新闻三个渠道公开道歉。法院逐一审查后认定:
• 朋友圈:属于半封闭社交圈,与微博的公开传播属性不同,侵权言论本身未通过朋友圈传播,要求朋友圈道歉"与侵权方式和范围不相当"; • 腾讯新闻:属于新闻资讯平台,与微博作为社交媒体的性质不同,侵权方式不匹配; • 微博:系侵权发生的原平台,道歉方式与侵权方式相当,予以支持。
这一审查标准体现了"相当性"原则的两个维度:平台类型的相当性(侵权发生在哪里,道歉就在哪里)和传播范围的相当性(道歉的范围不应明显超出或低于侵权的影响范围)。
3. 账号注销后的救济创新
本案面临的特殊困境是:侵权账号已注销,如何在微博平台实现赔礼道歉?
法院创设性地判令李某芸重新注册微博账号发布道歉声明,内容须事先经法院审核,至少保留7日;拒不履行的,法院可采取公布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费用由李某芸承担。
这一处理方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重新注册账号+发布经审核的道歉声明"作为账号已注销情形下的替代执行方案,既确保了赔礼道歉判决的可执行性,又为同类情形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裁判思路。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门槛
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法院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的驳回理由简明:"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侵权行为使其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这揭示了名誉权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门槛:
• 名誉权侵权成立 ≠ 精神损害赔偿成立。社会评价降低的认定标准较低(采"一般公众标准"),但精神损害赔偿要求达到"严重"程度,需要受害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如医疗记录、心理咨询记录、工作受影响证明等。 • 本案中,原告虽遭受了持续数年的网络侵权,但未提交上述类型的证据,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
实务启示: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如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应提前指导当事人收集和保全"严重精神损害"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咨询/治疗记录、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失眠/焦虑等就诊记录、社会功能受损的客观证据等。
(五)维权合理支出的司法酌定标准
本案原告主张律师费20000元、公证费3060元,并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公证受理通知单》及公证费发票等证据。法院最终酌定赔偿合理维权支出6000元,远低于原告实际支出(合计23060元)。
法院的酌定考量因素包括:"本案的难易程度、律师的工作量以及侵权的认定情况。"这说明法院在酌定维权支出时采多因素综合判断而非全额支持,具体包括:
此外,法院还考虑了"本案确有律师出庭应诉与公证取证的事实",即维权行为本身具有必要性和真实性,但金额需综合裁量。
实务启示:维权支出的举证不仅要证明"实际支付",还需在诉讼策略上注意:
①诉求的合理性影响法院对维权必要性的判断(过度或不合理的诉请可能反过来削弱维权支出的必要性论证);
②案件复杂程度和律师实际工作量的呈现(如提交代理词、证据目录等)有助于支撑较高的维权支出主张。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核心裁判规则提炼
本案裁判可提炼出以下具有类案参考价值的规则:
规则一:网络名誉权侵权认定采"四步法"。
①审查言论是否具有事实陈述或贬损性质(区分侮辱与诽谤);
②审查言论指向性是否明确(昵称+照片+姓名等多要素综合判断);
③审查行为人是否举证证明事实陈述的真实性(举证责任在被告);
④采"一般公众标准"判断是否足以导致社会评价降低。
规则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免责的"三无"标准。
平台免于承担连带责任需同时满足:无事先审查义务的违反、无对侵权内容的主动介入(编辑/修改/推荐/排名)、收到合格通知后已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其中,是否对侵权内容进行编辑推荐是判断平台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核心指标。
规则三:赔礼道歉的"双重相当性"审查。
道歉方式须与侵权方式相当(同一平台),道歉范围须与影响范围相当(不过度扩大也不明显缩小)。
侵权账号注销不构成赔礼道歉判决的执行障碍,法院可判令重新注册账号发布经审核的道歉声明。
规则四:名誉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社会评价降低的认定门槛较低(一般公众标准),但精神损害赔偿须达到"严重"程度,需受害人提供客观证据(医疗记录、心理干预记录等),不能仅以侵权事实本身推定。
(二)诉讼策略复盘
1. 律师函前置策略的利弊
原告在起诉前委托律师于2023年4月21日向李某芸发出律师函,要求其三日内删除侵权内容。
律师函的优点在于:①向对方施加压力,争取诉前解决;②为后续诉讼中证明"被告明知侵权而拒不停止"固定证据;③展示原告维权态度的严肃性。
本案中李某芸未予回应,律师函未能实现诉前和解目标。此后原告于同年6月提起民事诉讼,间隔约两个月,时间节奏合理。
2. 从"单独告自然人"到"追加平台为共同被告"的策略演变
对比两版起诉状可见策略演进:
• V1(2023年4月26日):仅列李某芸为被告,诉请精神损失费50000元; • V2(2023年6月2日):追加微梦创科公司为共同被告,精神损害抚慰金降至10000元,新增公证费3060元。
这一策略调整反映了以下考量:追加平台为被告具有双重价值——虽最终法院未支持对平台的连带责任请求,但将平台列为被告可以促使其积极提供侵权人身份信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并推动平台删除侵权内容。
事实上,微梦创科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确实删除了侵权内容、提供了侵权人信息,两个账号也于2023年7月注销,客观上实现了原告"删除侵权内容"的核心诉求。
3. 缺席审理的利弊
李某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对原告而言,缺席审理降低了庭审对抗强度,但同时被告的缺席也意味着丧失通过法庭调解达成和解的可能。此外,缺席审理中法院对原告诉请的审查仍然严格——精神损害赔偿、朋友圈/腾讯新闻道歉、律师费全额主张等均被驳回,说明缺席审理不等于"原告说什么法院就判什么"。
4. 可改进之处
• 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缺失:未提交严重精神损害的客观证据,导致该诉请被完全驳回。今后类案应在诉讼准备阶段即指导当事人收集心理干预记录、工作受影响证明等材料。 • 律师费全额主张未被支持:法院仅酌定6000元,远低于实际支出的20000元。可考虑在代理词中更充分地论证案件的复杂性及律师的工作量。 • 朋友圈道歉的范围论证不足:法院以"与侵权方式和范围不相当"为由驳回朋友圈道歉请求。如拟主张跨平台道歉,需举证证明侵权行为确实延伸至该平台。
(三)实务操作建议
1. 证据固定的黄金窗口:网络侵权内容易被删除,当事人应在发现侵权后第一时间通过公证保全固定证据。本案中原告通过公证取证(上海市卢湾公证处),为庭审提供了过硬的证据基础。
2. 投诉举报的系统性留痕:原告在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期间多次向微博平台投诉,微博管理员的每次回复均被截图保存。这些完整的投诉记录为法院认定"平台已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提供了依据,也间接保护了原告在第1195条框架下的权利主张完整性。
3. 诉讼请求的合理性把控:法院对明显超出侵权方式与范围的诉请(如朋友圈、腾讯新闻道歉)予以驳回,提示在起草诉状时应注意诉求与侵权行为的"相当性"匹配。
4. 持续侵权的预防性措施:法院在判决中保留了原告就"新的侵权行为"另行起诉的权利,为应对被告后续可能继续实施的侵权行为预留了救济通道。类案代理中可主动请求法院在判项中加入类似保留条款。
七、结语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名誉权侵权纠纷,其裁判全面展示了从侵权认定到平台责任再到责任承担的完整法律适用链条。
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在严守法律规范框架的同时,针对"侵权账号已注销"这一特殊情形作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裁判——判令被告重新注册账号发布经审核的道歉声明,体现了司法裁判在填补法律适用空白方面的能动性。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本案折射出社交媒体时代名誉权保护的若干张力:表达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平衡、平台商业利益与用户权益保障的协调、线上侵权行为的线下追责难题。
随着《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实施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网络名誉权侵权的裁判规则将日趋精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的相继出台,也为网络环境下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更丰富的制度供给。期待未来在类案裁判中形成更加统一的规则体系,为网络空间的人格权保护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
八、参考文献
法律规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名誉权的定义与保护)、第一千条(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方式相当性)、第一百七十九条(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精神损害赔偿)、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网络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删除"规则)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义务)、第十二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