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从一场报告出发:具身学习研究的生成与生长
《具身学习的中西哲学考察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这篇论文由罗生全老师与我共同完成。从最初的问题萌发,到论文最终刊发,前后经历了长时间的资料积累、理论辨析与反复修改。回望整个过程,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一篇真正成熟的学术论文,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不断的问题追问、理论碰撞与结构重构中“长”出来的。尤其对我而言,这篇论文不仅是一次关于具身学习的理论研究,更是一堂关于如何做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课。从选题意识的形成,到理论框架的搭建,再到如何回应审稿意见、如何把哲学问题转化为教育学表达,罗老师都给予了细致且极具启发性的指导。很多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论文的修改过程,更是一位学者如何思考问题、组织理论与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项研究最初源于罗老师在成都英才学校第三届教育研讨会上的一场学术报告——“从离身到具身:具身学习的教学变革”。在这场报告中罗老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教育学重新开始强调身体?”在他看来,“具身学习”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其背后实际上关联着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关于“身体”的认识变迁,也关联着现代教育如何重新理解“人”的问题。报告中,罗老师梳理了西方哲学从“重心抑身”到“身体转向”的思想演进:从柏拉图、笛卡尔以来理性主义传统对身体的压制,到尼采、梅洛·庞蒂等哲学家重新发现身体的意义,再到当代具身认知理论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这种从哲学史脉络切入教育问题的方式,让我意识到:今天教育学中的很多“新概念”,其实都有深厚的思想史背景。在后续进一步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当前关于具身学习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脑科学、具身认知或技术应用层面,对于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却缺乏系统梳理。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学语境中,“具身学习”往往更多被视为一种“舶来理论”,较少有人进一步追问:它是否能够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形成深层对话?这一问题,后来成为整篇论文的起点。选题确定之后,真正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最初,我以为这篇论文只是一次“中西哲学比较”,但随着阅读不断深入,我逐渐意识到,真正难的并不是“比较”,而是如何在不同思想传统中找到能够支撑教育学问题的理论逻辑。在论文整体框架上,罗老师始终强调,这篇论文不能停留于哲学观点的简单罗列,而必须形成一条清晰的问题链条:为什么西方会出现“具身转向”?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存在具身学习的文化基因?这些思想资源又如何转化为当代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围绕这一逻辑,论文逐渐形成了三个层面的结构。首先是对西方具身学习哲学基础的梳理。在这一部分中,罗老师提出,应当把“身体地位的变化”作为核心线索,而不是简单介绍哲学家观点。因此,论文最终形成了“身体宰制—身体转向—教育转向”的逻辑结构: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将身体视为理性的附庸;现代哲学尤其是身体现象学重新确认身体作为认知主体的意义;而这种哲学转向最终推动了教育领域从“离身学习”走向“具身学习”。其次是中国传统哲学部分的重构。这一部分其实经历了最多次修改。最初写作时,“天人合一”“形神统一”“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等材料非常丰富,但缺乏整体逻辑。后来在罗老师指导下,我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孤立概念,而是嵌入整个宇宙观、生命观与修身传统中的。于是,论文最终形成了“世界观—身体观—修学观”的递进结构:“天人合一”构成具身学习的整体性世界观基础;“形心气化一体”体现中国传统身体观中身心不可分离的特征;“内圣外王”则进一步指向身体实践与人格养成的统一。后来回头再看,我越来越觉得,这部分其实也是论文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因为它并不是简单地“用中国思想解释西方理论”,而是在尝试说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具身学习智慧。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与罗老师的一次讨论令我深受启发。中西方身体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我一度沉浸在哲学文献梳理之中,难以跳出纯理论思辨的视角。罗老师审阅文稿后特意提醒我:“哲学梳理只是基础,真正重要的是,你最终要回答教育学的问题。”论文初稿虽然做了大量哲学理论梳理,但整体偏哲学思辨,教育学问题意识不够凸显。罗老师进一步点拨我:要厘清这些哲学理论资源,该怎样转化为当代教育学理论成果,又能为我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怎样的价值与启示。后续在期刊编校阶段,编辑也指出文章哲学底色过重,罗老师与我据此进一步打磨完善,最终形成定稿。在这一思路下,论文第三部分被整体重构。该部分最初仅延续中西哲学比较的思路,修改后重新定位为具身学习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重点围绕三大问题展开:第一,中西身体观如何转化为具身学习的教育学理论基础;第二,中国传统修学智慧如何实现现代教育转化;第三,在数智技术背景下,具身学习如何拓展新的教育实践空间。尤其是在第三点上,罗老师强调我们讨论具身学习,不能脱离数字化时代的教育现实。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能进一步强化“离身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虚拟现实、沉浸式学习等方式重构身体参与。因此,具身学习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未来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再只是论文标题中的一个概念,而逐渐成为整篇论文真正的理论归宿。论文送审之后,几位外审专家提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意见。有专家认为,“中西”二字是否有必要放在标题中;有专家指出第三部分理论性较强,但实践指向仍需增强;还有专家建议进一步强化哲学梳理与具身学习之间的直接关联。这些意见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修改建议,而更像是一次重新审视论文的机会。例如,在标题问题上,我们曾认真讨论是否删去“中西”表述。但罗老师认为,“中西”并不是一种表面的比较框架,而是论文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因为这篇论文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谁影响谁,而是如何在中西思想对话中建构中国教育学自己的理论表达。因此最终保留了这一表述。在结构调整上,罗老师根据专家意见专门对论文逻辑进行了进一步强化。西方哲学部分更加突出身体地位演变的历史逻辑;中国哲学部分则通过副标题进一步明确“天人合一”“形心气化一体”“内圣外王”的层级关系;而第三部分则增加了更多关于教育实践与技术情境的讨论,使论文不再停留于纯理论层面。他反复强调,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强调中国化,而是要真正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教育实践、回应中国教育问题的理论体系。这让我对“自主知识体系”有了更深理解。它并不是拒绝西方理论,而是在开放对话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表达。论文最终刊发后,再回头看整个过程,我最大的感受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学研究,往往产生于现实问题、思想传统与时代变革的交汇处。具身学习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概念,它既是西方哲学“身体转向”的延续,也是中国传统修身智慧在当代教育中的重新激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真正想讨论的,并不仅仅是“具身学习”,而是今天的教育学应当如何重新理解“人”。而在这一过程中,罗老师给予我的影响,也远不只是论文写作本身。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如何从现实问题中发现理论问题,如何在思想史中寻找教育学资源,又如何把宏大的哲学命题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学表达。对我而言,这篇论文不仅完成了一次关于具身学习的理论探索,更让我逐渐理解:教育学研究的深度,往往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现实教育问题与思想传统之间建立真正有意义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