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起诉朱某、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1]
选取理由：本案系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案，本案当事人采取了私募基金结构化安排的方式，通过差额补足条款满足不同投资主体的风险偏好。由于对于差额补足条款的性质与效力在实务中存在不同看法，故构成本案的争议焦点，亦成为本书选取本案的重要理由。
（一）当事人情况
原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被告1：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朱某，天神娱乐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基本案情
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娱乐公司）向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信托公司）支付合伙权益收购款314，000，000元；（2）天神娱乐公司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8，007，000元（自2018年12月9日起算，以应支付的合伙收购款314，00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0.05%的标准支付至实际给付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月28日）；（3）天神娱乐公司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保费315，413元；以上三项诉讼请求合计322，007，000元；（4）朱某对上述第1、2、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天神娱乐公司和朱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书对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梳理如下：
1.私募基金结构化安排情况
2017年7月31日，民生信托公司与和壹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壹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公司）、北京乾坤瀚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坤公司）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各合伙人共同投资深圳蒲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蒲睿中心）。天神娱乐公司作为乾坤公司的母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参与认购乾坤公司蒲睿中心基金份额的公告》，称：本次对外投资基本情况为天神娱乐公司控股子公司乾坤公司拟认购蒲睿中心基金份额，投资标的基金总规模不超过5亿元，乾坤公司作为基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拟认购基金份额不超过8000万元。乾坤公司以自筹/自有资金出资，退出机制为股权回购等方式。
和壹公司、民生信托公司、东证公司、乾坤公司签订《深圳蒲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对收益分配、亏损处理、增值税等内容进行补充约定。
2.差额补足与收购安排
同日，民生信托公司与天神娱乐公司签订《收购协议》，载明鉴于民生信托公司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身份认购蒲睿中心的合伙权益（以下简称标的权益），认缴出资314，000，000元，并与和壹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及其他相关认购文件，天神娱乐公司应按本《收购协议》约定收购民生信托公司持有的标的权益并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收购价款。朱某就天神娱乐公司在本《收购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项下的收购款支付等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签署《保证合同》，为此双方就上述收购事宜订立本《收购协议》。其中《收购协议》第1条“收购及提前收购”第1.2.1款约定：发生如下“违约收购情形”时，民生信托公司有权要求天神娱乐公司在民生信托公司书面通知的日期（“违约提前收购日”）收购其持有的全部标的权益：……（6）天神娱乐公司、朱某对外借款、担保、赔偿、承诺或其他偿债责任未能如期偿还或履行，或发生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已造成该方履行其于本协议或者《保证合同》项下义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8）天神娱乐公司或朱某的仲裁财产涉诉或被施以强制措施的（对天神娱乐公司而言，该等涉诉或被施以强制措施的重要资产的公允价值需要达到其最后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之30%；对朱某而言，该等涉诉或被施以强制措施的重要资产的公允价值需要达到3亿元）；（9）发生对天神娱乐公司履行本协议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天神娱乐公司应支付的收购价款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具体金额以民生信托公司计算金额为准）：天神娱乐公司应支付的收购价款=民生信托公司向合伙企业实缴各期出资本金之和+各期出资本金对应的收益之和-收购日前合伙企业已经向民生信托公司返还的出资本金（如有）-收购日前合伙企业已经向民生信托公司分配的收益之合计金额（如有）；第3条“违约责任”第3.1款约定：无论任何原因，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迟延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则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纠正，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天神娱乐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收购价款或其他应付款的，除应当继续支付外，应预期支付的款项按照每日0.05%的标准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违约金。第3.2款约定：任何一方违约时，应当承担守约方为此而支付的催收款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3.天神娱乐公司违约收购及民生信托诉前财产保全情况
（1）天神娱乐公司违约收购。
2018年9月12日，天神娱乐公司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称截至该公告日，朱某持有天神娱乐公司股份130，603，964股，占天神娱乐公司总股本的13.94%；其所持有天神娱乐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29，220，280股，占天神娱乐公司总股本的13.79%，占其持有天神娱乐公司股份总数的98.94%。2018年9月21日，天神娱乐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称天神娱乐公司因资金状况紧张，致使135，000，000元银行贷款未能如期偿还或续贷。2018年11月21日，天神娱乐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辽0202财保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天神娱乐公司在银行存款945，421，397.26元或查封其他等值财产。
2018年12月5日，民生信托公司向天神娱乐公司发出《关于民生信托公司与天神娱乐公司之<合伙协议>项下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购买通知书》（以下简称《125天神娱乐公司通知书》，要求天神娱乐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前按照《收购协议》约定价款收购民生信托公司持有的蒲睿中心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权益314，000，000元，如天神娱乐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收购价款或其他应付款的，除应当继续支付外，还应就预期支付的款项按照每日0.05%的标准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违约金。同日，民生信托公司向朱某发出《关于民生信托公司与天神娱乐公司之<合伙协议>项下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购买通知书》（以下简称《125朱某通知书》），要求朱某于2018年12月5日按照《收购协议》约定价款收购民生信托公司对其持有的蒲睿中心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权益314，000，000元整，逾期，民生信托公司将采取相应法律措施。
（2）民生信托诉前财产保全
民生信托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其开具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为此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缴纳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保费315，413元。民生信托公司为此向一审法院预交保全费5000元。
（三）核心争议焦点及法院裁判意见
综合全案，收购条款的性质、收购条件是否成就及保全费与保全险保费是否属于付款责任范围是本案的核心焦点。
对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担保法》第6条、第18条等规定，认为：
1.被告天神娱乐公司应当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合伙权益收购款314，000，000元
（1）《收购协议》有效。涉案收购事项及相应风险已由天神娱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天神娱乐公司亦对外就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并签订《收购协议》。该《收购协议》的签订符合法定程序，并且符合合同有效的构成要件，合法有效。
（2）收购条款属于为天神娱乐公司设定的应履行的独立义务，而非保证条款。《收购协议》项下的收购条款具体内容并不具有天神娱乐公司作为保证人为主要债务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亦无天神娱乐公司为主要债务人履行主债务提供履行担保的条款，反而天神娱乐公司系债务人本身，应当承担提前收购蒲睿中心合伙份额的履行义务。
（3）收购条件成就。朱某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被冻结其持有的天神娱乐公司股份、天神娱乐公司因资金状况紧张未能如期偿还银行贷款或续贷、天神娱乐公司财产被冻结等情形触发了《收购协议》中违约回购条款第6项、第8项和9项规定，天神娱乐公司应当按照《收购协议》的约定履行违约提前收购义务。
2.保全费与保全险保费属于付款责任范围
《收购协议》约定，任何一方违约时应承担守约方为此而支付的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保险人以其与申请保全人签订财产保全责任险合同的方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出具担保书”的规定，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保单保函为其保全提供担保，故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属于民生信托公司正当刑事诉讼权利、为实现债券所产生的必要费用。民生信托公司要求天神娱乐公司向其支付保全费5000元和保全险保费315，413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
3.朱某应当与天神娱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担保合同》约定朱某对《收购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项下的收购款支付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朱某应对天神娱乐公司需向民生信托公司支付的收购价款3.14亿元、逾期支付收购价款违约金、保全费5000元和保全险保费315，413元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诉讼启示
私募基金的结构化安排对于优先级及劣后级份额持有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差额补足条款系结构化安排中较为常见的增信措施，但是对于其性质还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劣后级向优先级提供差额补足承诺的效力基本上被法院认可有效。越来越多的案例以及观点认可差额补足条款应被视为独立的合同义务而非担保条款。这是因为若其性质被认为是保证担保，则可能因为主合同效力瑕疵影响差额补足条款效力或者因为未履行《公司法》第16条对外担保的程序而对差额补足条款效力产生影响，从而产生诸多法律上的风险。
虽然相关监管政策已经出台对结构化安排的规范，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没有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因此实务中对于结构化安排中常见的差额补足安排的裁判规则的理解适用还有一定的出入，未来对于私募基金结构化安排的监管与规制还有待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1]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158号。
声明：该文本原载于谢会生总主编的《2020～2021中国上市公司诉讼蓝皮书》（法律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著作权归其相应的所有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