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力量-摘要版,基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Scott Kennedy《创新的力量:中国高科技驱动力的战略价值》撰写

创新的力量：中国高科技驱动力的战略价值

摘要版报告

第一部分：报告背景与研究目的

一、研究缘起与核心问题

本报告源于一个引人深思的观察：在近四十年的中国研究历程中，笔者目睹了中国从几乎没有私人汽车——甚至几乎没有汽车行业——发展到在电动汽车及其电池方面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惊人转变。2025年7月访问比亚迪深圳总部时，笔者看到一款越野SUV车顶配备大疆制造的无人机，只需按下显示屏按钮，无人机便可升空数百英尺录像并传回仪表屏幕；还看到了可"跳跃"的时尚跑车，以及声称可在深水中涉水长达30分钟的SUV。与此同时，在圆珠笔笔尖这一看似简单的领域，尽管投入超过2000万美元，中国企业至今仍未能完全掌握高精度制造工艺。

这种参差不齐的创新表现，促使作者提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的技术发展轨迹——其优势与劣势——如何塑造其在军事事务和商业外交领域更实质性的国际权力和影响力？

二、桥接两大辩论

本研究桥接了两个关于中国的学术辩论：

第一个辩论关乎中国创新程度。虽然很少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无法创新，但对于中国是否走在全面高科技主导的道路上，或者其表现的差异是否会无限期持续，学界仍存在分歧。

第二个辩论关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假设差异很大：一些学者强调该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另一些则强调其显著的弱点和挑战。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原创分析，试图桥接这些辩论，揭示中国技术创新与其国际权力之间的真实联系。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维度的分析框架：首先评估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总体情况及特定行业表现；继而分析这些发展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影响；最后考察其在塑造国际技术标准方面的作用。研究基于多年实地调研、对定量数据和原始文件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业高管、技术人员、行业协会代表、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参与者的访谈。

第二部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进步与短板

一、技术政策的演变轨迹

中国共产党的规划体系在其执政的几乎整个时期都在运作，但技术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五年计划在设定指令性目标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自1970年代后期引入市场机制以来，规划已从指令性目标转向指示性指导。2006年发布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MLP）是重要转折点，此后中国产业政策更加专注于瞄准特定行业以支持技术升级。

理解中国产业政策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其不能与其国家安全环境和目标相分离。追赶全球领先者并向上攀升技术阶梯，不仅是为了使中国富裕，也是为了使其强大。这一目标在习近平领导下变得更加明确，其"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包括技术的特定角色。

二、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显著进步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建立了更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无论是从历史分析还是比较视角来看，其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研发投入方面：2023年，中国研发总支出约为4,4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已从2000年的约0.9%上升到2023年的约2.6%。

人才储备方面：中国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居全球首位，形成了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才池。

创新产出方面：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中国整体排名第10位，较上年显著提升。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中国更是高居榜首。

创新集群方面：2025年GII数据显示，两个中国区域跻身全球前五大创新集群：包括深圳和香港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整体排名第一，北京排名第四。在全球前100个创新集群中，中国拥有最多（24个），其次是美国（22个）。

三、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弱点

尽管进步显著，但数据同样揭示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弱点：

金融体系效率低下：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极其低效，导致债务快速积累。大量资源被输送到不合格的国有企业，而非最有创新潜力的企业。

人力资本分布不均：尽管城市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巨大改善，但数亿农村公民未完成高中学业，无法在任何高科技行业工作，只能从事快递员等低端服务业。

创新能力转化效率存疑：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资本、人力资本改善和技术创新对经济的贡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不再显著。这意味着高科技进步尚未有效转化为更高的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的持续依赖：软预算约束和政治激励机制阻碍了创造性破坏和行业整合，导致产业频繁出现产能过剩，加剧债务挑战，限制进一步创新。

这些弱点与推动中国技术进步的生态系统来自同一根源——它们是同一体系的硬币两面。

第三部分：行业表现的差异化分析

一、四象限分析框架

本报告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技术进步对全球行业影响的四象限框架：

	成功	失败
符合性影响	中国公司有效创新，为全球行业创造新机会	中国公司追求真正创新但未能实现技术和市场进步
颠覆性影响	中国公司取得商业成功，但破坏了行业原有成本结构或挑战主流技术平台	中国公司未能成功创新并取得进展，但行为对行业整体产生负面影响

二、符合性成功：制药行业

制药行业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符合性成功"案例。历史上，中国制药行业弱点重重：标准宽松、腐败丑闻频发、消费者对国产药品信任度极低。加上药品价格管控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制药行业似乎不太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

然而，制药行业克服了这些问题，取得了二十年前无人能预测的成功。

政策改革的关键要素：

知识产权保护加强：2017年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2019年确立数据保护权利
审批流程优化：2020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建四条特殊药品审批通道
临床试验体系完善：对欺诈性临床试验数据实施惩罚性措施，鼓励中国药企参与国际临床试验
市场机制创新：2015年引入"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将生产与市场解耦

开放带来的转变：向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行业是政策有效性的核心。中国顶级药企的创始人大多在西方接受医学或药学教育，曾在辉瑞等全球领先药企工作。和黄药业创始人杜莹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

显著成果：

中国临床试验数量从2019年的不到2,400项上升到2024年的4,900项
2019年，全球25%的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到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9%
2024年，进入研发阶段的中国新型药物超过1,250个，仅略低于美国的1,440个
2020年，全球前50大创新药开发企业中，中国企业占5家；到202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0家

中国制药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中国高科技行业都更加国际化和开放。海归人才、与海外药企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对中国制药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颠覆性成功：电动汽车行业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取得的成就比制药行业更为显著——事实上，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已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对全球汽车行业造成多方面重大冲击。

四大转变推动行业重塑：

第一转变：民企进入

从1990年代末开始，吉利、长城、比亚迪、奇瑞等中国民营企业克服监管限制进入汽车行业，迅速展示了学习能力，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最终促使中央政策承认其日益增长的角色。

第二转变：政策聚焦新能源汽车

2000年代中期，中央政策从整个汽车行业转向新能源汽车（包括插电式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前科技部部长万钢曾在德国留学并在奥迪担任工程师，他预见到电气化作为内燃机替代方案的潜力。

第三转变：政策支持规模化

2008年至2023年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获得至少2,310亿美元的政策支持，包括：

购车补贴：657亿美元
免税额：1,176亿美元
基础设施补贴：45亿美元
研发投入：250亿美元
政府采购：180亿美元

2018年采用"双积分制度"，设定车企车队中新能源汽车应占比例目标。2023年政府补贴占电动汽车销售额的比例约为11.4%，每辆车约4,764美元。

第四转变：科技企业跨界

2010年代末，蔚来、小米、小鹏等来自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行业的公司进入电动汽车领域，在多个方面推动边界突破：蔚来开发了换电系统；小米将IT产品集成到车辆中并简化制造流程；小鹏大力投资自动驾驶技术。

显著成果：

中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37.2%上升到2025年前九个月的64.8%
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占全球出口的20%
中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商正大力投资海外——遍布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

颠覆性影响的双重维度：

中国进入电动汽车领域既高度成功，又对全球行业具有高度颠覆性。一方面，巨额产业政策资金吸引了数百家汽车生产企业和数千家零部件企业；中国企业能够以远低于其他地方生产的电动汽车的价格定价车辆，使中国电动汽车与内燃机汽车价格具有竞争力。

另一方面是技术颠覆。中国对电动汽车的推动是高度深思熟虑和坚定的。相比之下，国际汽车制造商要犹豫得多。比亚迪拥有11个研究院和实验室，雇用了近11万名工程师；宁德时代在全球电池市场份额约为38%，2024年研发支出达26亿美元。

四、符合性失败：商用飞机行业

与电动汽车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商用飞机行业继续苦苦挣扎。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就将发展国内商用飞机作为高度优先事项。2008年成立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被赋予两项任务：完成ARJ21支线客机（后更名为C909）的设计和生产；开发单通道客机以减少对波音和空客的依赖。

令人失望的进展：

C909于2015年才向航空公司交付首架飞机，到2024年底仅交付140多架
C919于2022年12月才完成首架交付，到2024年底仅交付16架，远低于波音或空客单月产量
C919声称收到超过1,000架订单，但实际生产进度极其缓慢

技术依赖严重：

根据Airframer数据分析，C919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和全球供应链：100%的原材料、90%的零部件、83%的动力系统、57%的机身、72%的航电设备来自外国供应商。

失败原因分析：

技术复杂性极高：喷气发动机的技术复杂性涉及数百万个零件的无缝协作，单是最困难的发动机就基于数千项专利以及工程团队数十年积累的隐性知识。
市场规模有限：与每年生产4,000-5,000万辆的汽车不同，飞机及其零部件的全球市场年销量仅有几千架。这种规模差距使得渐进式学习几乎不可能。
国有企业主导：中国飞机制造业由国有企业主导，AVIC源于空军，CECC也深嵌军事生产系统。COMAC雇佣了数百名外籍航空和航天专家，但他们几乎没有决策权。
技术转让受限：西方公司严守技术，加上美国政府2020年将中国航空发动机公司（AECC）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未来合法技术合作更加困难。
监管壁垒：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欧盟航空安全局（EASA）是全球航空业的主要监管机构，他们对中国商用飞机质量和安全性持怀疑态度。

鉴于中国航空创新生态系统的问题和全球行业结构，其作为"符合性失败"的地位可能会持续。

五、颠覆性失败：先进半导体

半导体产业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其发展几乎为所有其他行业奠定基础，从汽车到医疗器械再到人工智能。

产业政策演进：

1994年发布首个半导体产业政策，创建了中芯国际等大型国有企业
2014年启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十年间投入超过1,400亿美元
2024年中宣布第三轮融资，总额达475亿美元

外部限制因素：

在同一时期，美国主导的出口管制大幅扩大。2022年10月，美国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对最先进半导体和相关制造设备实施限制。美国通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主张域外管辖权，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荷兰（ASML）和日本（东京电子）等国公司同样限制对华最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

复杂的表现图景：

在制造方面，中芯国际的产能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中约占全球晶圆代工产量的6%，位列台积电和三星之后。然而，中芯国际的良率据报道仅为20-40%，而台积电为90%，差距巨大。中芯国际无法获得最先进光刻机意味着它将无法生产小于7纳米的芯片。

在内存领域，长江存储在3D NAND方面取得进展，拥有超过232层，但与三星和SK海力士相比仍有差距。长鑫存储在DRAM内存方面也有类似进展。

在GPU领域，没有任何中国公司能够对全球明显领导者英伟达形成实质性挑战。英伟达占据全球市场90%以上。华为的昇腾系列芯片在计算能力方面仍落后于英伟达。

最终评估：

尽管中国在绝对数量上有所进步，但与全球领导者在许多关键领域仍存在巨大差距。一位行业分析师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快速跟随者'，在跟上全球领导者步伐方面持续面临挑战。"

同时，中国的努力极具颠覆性，不仅因为新的技术突破，还因为各国国家安全关切引发的投资和限制"军备竞赛"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半导体产业发展，导致供应链、投资、人才流动和合作类型的重大转变。

第四部分：军民融合：预期与现实

一、概念起源与灵感来源

军民融合的核心理念十分清晰，但考虑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传统看法，其中也存在一些令人惊讶的要素。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体系，私营公司能扮演什么实质性角色似乎令人质疑。

然而，军民融合并非关于这些传统国防企业，而是关注通常专注于民用经济的中国公司和研究组织的产品、服务、能力和技能。

一个令人惊讶的要素是：中国推动更有效利用民用技术生态系统为军事目的服务，部分源于对美国技术能力、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实力以及美军有效吸收和应用商业发展能力的钦佩。军民融合最直接的灵感来源正是美国的军民一体化概念。中国专家引用了1994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评估军民一体化潜力》来支持中国的类似计划。

二、政策框架的建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首次强调习近平的新军民融合表述，2015年国防白皮书阐述了军民融合的更完整目的和战略。

2016年，中央军委成立国防动员部门。2017年1月，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

政策框架的关键要素包括：

认证系统：军民融合机构为研发和采购创建认证系统，所有企业均可申请
在线平台：支持企业查看采购招标并提交投标
资金支持：2010年至2024年间，军民融合相关基金总额达1,058亿美元
地理分布：基金分布在各省，以四川（11个）、北京（9个）、广东（6个）为首

三、实际进展评估

资金规模有限：

军民融合相关基金总额（1,058亿美元）与中国军费开支（无论是官方数字2.4万亿美元还是非官方估计3.2万亿美元）相比微不足道，甚至不及一只公司——华为同期研发支出达2,059亿美元。

实际贡献领域：

尽管军民融合对中国整体军事现代化努力的贡献可能是补充性的，但可以识别出具体领域取得有意义成果：

人工智能应用：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数据，2023-2024年间，解放军授予了近3,000份人工智能相关合同。超过70%获得两份以上人工智能相关合同的公司是典型的商业人工智能公司。

太空领域：中国公司也开始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多家私人公司正在开发类似SpaceX的"星链"系统的低地球轨道卫星。

核聚变研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开发了实验型先进超导托卡马克。2025年，中国宣布了下一代聚变设施计划。多家私营核聚变公司获得直接国家支持，中国在2023年引领全球聚变投资。

四、制度性障碍

尽管国家权力强大，解放军与商业公司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持续阻碍更大进展。解放军不愿与商业公司合作，因为不相信私营公司能够处理有关中国军事系统及其技术需求的敏感信息。

这一挑战的根本在于：强制私营部门在战时或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与促进长期和平时期合作并建立支持整个生态系统互惠互利关系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五、对美国政策的启示

军民融合的成功实践给美国带来三重政策挑战：

限制标准的一致性：需要制定明确一致的标准，说明为什么与解放军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应面临美国限制
限制范围的适度性：需要考虑对不同技术领域公司的限制进行合理限制
国内改革的借鉴价值：是否应将军民融合作为美国国防工业改革的模式值得审慎评估

第五部分：标准制定的权力博弈

一、技术标准的重要性

本研究选择聚焦于技术标准领域，因为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进步最为显著。中国企业已从组装电子产品和电信产品发展为原始设备制造商、设计师和底层技术开发商。这反映在发明专利增长、许可版税增加以及在电信设备、移动电话、人工智能应用和大语言模型方面的显著突破上。

标准——定义材料、产品、流程和服务要求以确保适用性的文件——看似深奥缓慢，但实际上出人意料地重要且具有争议。标准具有双重价值：首先，在ICT领域，塑造技术标准可能为贡献者带来不成比例的价值；其次，广泛传播的数字技术创造了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二、中国标准战略的演变

历史起点：

19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将标准视为战略活动领域。2G无线技术的高额专利费和DVD播放机的大部分知识产权被日本公司拥有的经历，使中国认识到标准不仅是促进合作的工具，也是实现技术领导力和扩大全球价值链收入份额的途径。

政策框架形成：

习近平将技术标准视为中国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2018年甚至表示中国应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2021年，中国发布了综合国家标准战略，强调技术创新、标准与中国国际影响力之间的联系。战略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5年，使85%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制度体系：

中国建立了混合制度体系，由国家提供领导，但高度依赖行业和技术专家的积极参与。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位于日常工作的顶端，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功能部门协调。

三、国际标准组织的参与

参与规模扩大：

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大幅增加：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中国参与的技术委员会数量从2008年的695个增加到2025年的780个
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中，中国参与的各类成员从2008年的14个增加到2025年的139个
华为在IEEE 802.11 Wi-Fi工作组的个人成员数量远超其他公司，达到79人

领导地位增长：

在ITU-T中，中国代表在54个主席和联合主席席位中占14个（25.9%），在158个副主席席位中占21个（13.3%）。前中国官员赵厚麟曾于2015-2022年担任国际电联秘书长。

在3GPP的17个活跃运营级工作组中，19个中国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而欧洲公司为13个，美国公司为12个。

四、中国影响力的增长

5G标准中的显著贡献：

中国积极参与5G标准制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快的全国5G网络。华为已成为5G提案数量和批准数量的领跑者。

标准必要专利（SEP）积累：

SEP数据显示华为和高通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位，大幅领先其他公司。其他中国SEP持有者包括中兴、OPPO、Vivo、小米和联想。

影响力来源：

技术专长不断增长：2024年华为研发支出达250亿美元，中国移动为47亿美元
国际标准经验日益丰富：华为可能拥有多达1,000人的标准团队，其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非中国公民
组织和协调能力：政府和SAC提供的指导使中国参与者在某些情况下组织相对良好
市场引力：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国家影响力提供了结构性谈判杠杆

五、中国影响力的边界

关键限制：

尽管中国影响力日益增长，但必须注意不能夸大：

未实现主导单一国际标准：截至2025年底，没有任何案例显示中国成功主导整个国际标准以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公司或西方规范
贡献质量参差不齐：并非所有贡献都同等重要。西方参与者认为自己的贡献虽然数量上可能较少，但比中国参与者的贡献更集中在核心技术要素
国际标准体系韧性：国际标准体系对挑战表现出显著韧性。中国参与者在IEEE被看到试图让不合格人员成为投票成员，但其他参与者成功地推回了这些尝试
国内商业利益多元化：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等中国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对华为的态度复杂，这进一步限制了整体影响力

六、隔离中国的意外后果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试图隔离华为的行动可能反而强化了中国的标准实力。

2019年5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后，至少四个组织——IEEE、Wi-Fi联盟、蓝牙特别兴趣组（BSIG）和SD协会——对华为采取了行动。华为得出结论：被排除在标准机构之外会减慢自身产品开发并使其落后竞争对手6到18个月。

三大发展值得注意：

鸿蒙操作系统：华为开发了鸿蒙操作系统——一个可以运行其设备的操作系统及相关生态系统。2024年版完全独立于安卓系统，由数万个应用支持
星闪技术：华为开发星闪作为蓝牙和可能Wi-Fi的替代方案，于2019年开始开发，2022年在中国发布协会级标准
深圳标准联盟：华为和其他中国ICT公司寻求在华为所在地深圳培养基于行业的标准联盟集团。重要激励之一是这些组织位于美国之外，不受美国管辖

第六部分：政策建议与启示

一、核心政策框架："校准耦合"

本报告政策建议的核心线索是：美国需要发展对技术领导力的健全观点，然后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方法，既要集中努力促进自身技术进步，也要适当校准与中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和性质。这被概括为"校准耦合"战略。

二、技术领导力的重新定义

现实认知：美国不再是相对中国而言处于全面技术领导力的明确地位。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如电动汽车和太阳能），在另一些领域是同行（如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在更多领域正在快速追赶（如制药）。

绝对进步的重要性：实现相对于中国的更大技术领导力应是美国的重要政策目标，但美国尽可能实现技术领导力的绝对进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以篮球比喻：美国可以8-6或80-78的比分击败中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胜差都是两分，但比赛的性质和质量不同。本报告认为，高得分比赛中获胜远比低得分比赛中获胜更为可取。

技术领导力的四维构成：

前沿技术：处于科学和技术的最前沿
创新生态系统：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规模化制造：大规模扩大生产的能力
技术扩散：向国内外用户推广技术的成熟路径

三、产业政策的选择

中国的经验教训：

中国产业政策取得了成果，但也造成了巨大浪费、日益增长的债务和令人惊讶的失败数量。某些成功是"尽管"使用了产业政策而非"因为"使用了产业政策。吉利等中国民营汽车制造商无视中央政府阻止新进入者的政策进入行业；比亚迪最初专注于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电池，汽车电池只是附带业务。

可借鉴的三个正面要素：

持续且有针对性的投入：对选择得当的目标行业提供足够支出和监管支持
技术集群建设：构建和利用来自整个生态系统的各种组成部分的技术集群
技术扩散机制：持续向企业、家庭和政府推广技术

美国应避免的陷阱：

规模陷阱：中国按GDP比例计算的支出远超美国可承受范围
政治偏袒：太多资金流向政治偏袒的企业
过度歧视：高度民族化叙事导致过度歧视外国产业

四、针对不同行业的差异化政策

符合性成功（如制药）和符合性失败（如商用飞机）行业：

在这些行业，美国产业政策不太必要——或不太需要——因为中国活动尚未造成市场失灵。从经济角度看，这些也是美国与中国根本性脱钩或实施重大去风险措施不太必要的行业。

颠覆性成功（如电动汽车）和颠覆性失败（如先进半导体）行业：

在这些领域，美国需要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来促进技术进步和保护竞争格局。在电动汽车领域，对中国汽车公司征收足够高的关税以抵消大规模倾销是适当的；同时，美国公司需要找到定价和分销策略以加速技术普及。

在半导体领域，既要限制中国在最先进芯片方面的发展，又要允许出售某些芯片以保持美国技术生态系统的引力。

五、军民融合政策应对

鉴于中国军民融合倡议带来的挑战，美国需要微调限制技术转让的风险缓解政策。实体清单的使用是必要的，但具体技术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边界划定困难。域外管辖权的使用可能疏远反对这一政策的盟友，并开创了任何拥有技术垄断的政府都可以武器化的先例。

美国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名单管理的统一性：整合商务部、国防部和财政部的名单，或至少加强协调
限制范围的适度性：根据不同技术领域公司的限制进行合理分类
条件性连接的可行性：在特定条件下保持商业连接，以减少解放军对这些公司信任

六、标准领域的"警惕开放"战略

鉴于全球推广共同标准的价值和标准系统的稳健性，美国应追求"警惕开放"的战略。

战略逻辑：

保持统一的技术标准系统是美国利益所在。任何形式的碎片化都保证了中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无挑战技术领导力。这种危险最可能发生在美国试图将中国隔离于该系统之外时。

具体措施：

加强参与：促进美国行业和研究组织的技术专家更广泛参与标准制定组织
吸引主办权：使美国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总部的更具吸引力的东道主
便利参与：为参加美国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会议的人员提供快速签证批准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者知识产权的同时促进技术和知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

七、国际合作的关键性

无论在哪个行业或政策领域，美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越多支持，其政策在推进技术领导力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单边政策或抑制与广泛国家合作的政策在实现这一使命方面更可能失败。

现实挑战：

盟友和伙伴国家普遍认同对中国日益增长技术能力的担忧，但他们反对纯粹以脱钩或去风险为中心的战略。他们都看到与中国保持联系带来的巨大经济和安全利益。几个国家表示，他们的目标之一是保持对中国"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中国国内没有的技术的提供者。

建立统一战线的路径：

美国需要部署审慎的中间立场战略，既促进美国技术进步——在其各个方面——同时根据各行业不同情况校准与中国的关系，以最大化美国经济和安全的利益。

结语：战略前瞻

本研究揭示了中国技术创新与其国际权力之间的真实而复杂的联系。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已经并持续取得真正进步，在某些领域——如电动汽车和移动通信——已处于或接近全球领先地位。这些进步正在转化为该国在军民融合和国际标准制定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然而，进步远非统一。在制药行业，中国正在以符合全球行业规范的方式取得成功。在商用飞机和先进半导体领域，尽管投入巨大，但中国仍未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部分原因是这些行业固有的技术复杂性，部分原因是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出口管制。

这种参差不齐的表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持续。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国有企业的持续作用、低效的金融体系、人力资本的地理分布不均——将在某些领域继续阻碍进步。同时，中国的技术能力将继续增长，即使步伐放缓。

对于美国政策而言，这意味着需要一种细微差别的方法。本报告的核心信息不是"中国威胁"也不是"中国失败"，而是"中国现实"。美国需要发展对技术领导力的健全观点，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方法，既要集中努力促进自身技术进步，也要适当校准与中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和性质。

最后，任何有效的战略都必须建立在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合作基础上。中国的规模、技术能力和与世界的深度多层次联系，决定了美国必须在管理这一挑战方面找到与各国的共同点。

本摘要基于Scott Kennedy为CSIS中国商业与经济专题信托主席撰写的研究报告《创新的力量：中国高科技驱动力的战略价值》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