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二:刑事处理情况分析

自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落地入法以来，该制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攀升，这在本罪的司法处理中同样能够体现。同时，在本罪中，大部分被追诉人由于悔罪或为获取从宽处理等原因，具有退赃、积极修复生态等情节。

在共同犯罪所涉670个涉案主体中，具有从犯情节的有202个，约占全部共同涉案主体的30.15%，大部分案件未区分主从。

如在梁超、符祥禄等非法采矿案¹中，2014年4月，被告人梁超在了解到92810部队通信连后方菜地有砂矿的信息后，遂找到被告人符祥禄，请求符祥禄疏通部队方面的关系以能够在该处采砂。在符祥禄的介绍下，梁超以生禄公司名义与被告人卓卫祯（卓卫祯与被告人王有优、罗孝优三人合伙，其中卓卫祯出资100万元占股50％，王有优、罗孝优各出资50万元各占股25％）签订《挖沙填土工程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生禄公司将92810部队通信连后菜地的挖沙回填土工程交由卓卫祯具体施工。2014年7月初，卓卫祯、王有优、罗孝优正式进场施工。卓卫祯负责整个工程的管理工作，并安排“老李”（身份不明）在现场开单；王有优、罗孝优具体指挥车辆和现场的施工，并安排王有优的哥哥王某1在现场监督；符祥禄安排于某（“小于”）在现场帮忙记账及处理部队方面的关系；梁超偶尔到现场，负责处理部队方面的关系和菜农之间的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村民阻挠施工的情况。在施工过程中，与菜农发生了纠纷，梁超出面解决。同年9月末，92810部队通知梁超等人停止采砂。上述被告人在该处采出的砂卖给了陈某1（“阿文”）、李某1及少量零散买沙的人，共卖沙价值73.8982万元。

上述案例中，梁超、符祥禄、卓卫祯、王有优、罗孝优的分工各不相同，有人负责部队关系，有人负责现场管理，在出资的三人中，出资比例也各不相同。但法院认定：“被告人梁超、符祥禄、卓卫祯、王有优、罗孝优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虽有所不同，但无主次之分，均为主犯”，最终也均未适用缓刑。此类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实属多见，非法采矿共同犯罪中常见被认定为主犯的角色类型有：出资者、协调关系者、山场所有者、现场管理者、设备所有者（采砂船船主、以挖掘机入股并实际参与采挖的人）等多方角色。

非法采矿罪中具有行政处罚劣迹这一情节的较多，主要是因为存在“2年内因非法采矿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曾因非法采矿受过行政处罚，又受雇佣为非法采矿提供劳务”这两种入罪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行政处罚劣迹本身就为入罪条件而非加重情节。经统计，在45个有行政处罚劣迹情节的被追诉人中，有20人属于因“2年内因非法采矿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而入罪，有1人属于“曾因非法采矿受过行政处罚，又受雇佣为非法采矿提供劳务”而入罪。

在数额足以定罪的情况下，劣迹便成为单纯的从重情节。如宋某生、宋某强等非法采矿案²中，被告人宋某生、宋某强伙同被告人倪某清，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毗邻河道的两个地块，雇用铲车、翻斗车，在夜间采挖砂土。三人共计采挖土砂56376立方米，经怀安县价格认证中心认证，所采挖的土砂市场价格为人民币478282元，论数额已构成情节严重。法院认定“被告人宋某强曾多次因非法采矿被行政处罚，不思悔改仍继续采矿，被告人倪某清也因非法采矿受到过行政处罚，酌情对二人予以从重处罚”。

相对不起诉案件，多具备自首、从犯等法定从轻情节。其中44人具备自首情节，占66.7%；32人退赃，占48.5%；14人系从犯，占21.2%。在66份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中，40份载明了具体销售金额，平均值为27.84万元，是追诉标准下限10万元的2倍多，销售金额最高的是潘某某非法开采地下水案³，销售金额为692528.96元，接近追诉标准7倍，但其具有自首、退赃、认罪认罚情节，终获相对不起诉。

法定不起诉案件，多为没有犯罪事实、未达入罪标准、已过追诉时效或者被告人已死亡。其中6件认为被追诉人没有犯罪事实因而决定不起诉；3件系非法采矿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1件已过追诉时效；1件被追诉人死亡。

存疑不诉案件中，绝大多数均认为证据不足，且经过退补仍无法查实。5件中存在“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均经过公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但未载明具体认定原因，另1件被不起诉人为收购砂石方，不起诉理由为“没有相关的行政管理法规规定合法的沙场收购沙子时需要卖方出具合法来源手续，冯某某是否清楚知道所收购的沙子是非法采矿所得，其犯罪主观故意难以查清，不符合起诉条件”，可见在收购矿石型案件中，当事人主观故意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存在一定辩护空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的规定，针对非法采矿罪的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被法院判决的1207个非法采矿犯罪自然人样本（包括单位犯罪中的两责人员）数据中，不构成犯罪者3人，系酒泉顺凯公司、李某某甲等故意损毁文物案⁴。该案中酒泉顺凯公司中标酒泉市肃州区果园镇村组道路硬化工程后，被告人李某某甲作为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明知酒泉市肃州区果园镇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区，为获取更高利润，安排被告人许某某、李某某乙在果园镇施工地附近采挖砂石料，造成一座以魏晋、唐代时期为主的古墓葬群彻底损毁。一审认定酒泉顺凯公司及李某某甲等三人犯非法采矿罪，李某某甲等人还犯故意损毁文物罪。二审中酒泉市自然资源局肃州分局出具的证明，认定拟设采矿权不得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矿产资源开采的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保护区等重叠，经省、市两级自然资源部门查重，均与部、省、市三级发证探矿权、采矿权不重叠后，方可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新设置采矿权。二审法院认定因本案所涉案发地为国家文物保护区，保护区内无法办理采矿许可手续；上诉人在文物保护区内采砂的行为，自始不可能取得采矿证，亦不存在无证采矿行为，和触及非法采矿罪的情况。最终维持对故意损毁文物罪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对非法采矿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被免予刑事处罚者2人，占全部主体数据的0.17%。系杨某某非法采矿案⁵和陈某辉非法采矿案⁶。杨某某非法采矿案中，杨某某一审被认定非法采矿销赃共计获得赃款13.7066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二审中法院采纳了剔除用矿产品制成的U型瓦销售价款3.0896万元的意见，又考虑到杨某某主动缴纳原判罚金、上缴赃款，且已对非法开采区域进行了环境恢复治理，且通过当地验收，被认为恢复治理效果显著。最终对杨某某改判免予刑事处罚。

陈某辉非法采矿案中，仕桥村委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1054865元，陈某辉作为仕桥村委会直接参与责任人，情节特别严重。但因具有自首，退缴全部违法所得，涉案地段边坡治理已整改到位达到销号要求等情节，最终法院不采纳检察院“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对陈某辉免予刑事处罚。综合上述两案，可见退赃、生态恢复治理在非法采矿案件量刑中的重要作用。

被单处罚金者11人，占全部主体数据的0.91%；被判处管制者1人，占全部主体数据的0.09%；被判处拘役者116人，占全部主体数据的9.61%；被判处有期徒刑者1074人，占全部主体数据的88.98%。

（三）缓刑适用情况

适用缓刑的619人，其犯罪数额平均值为100.30万元，而当事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全部非法采矿案件中，其犯罪数额平均值为179.86万元，缓刑案件显著低于该平均值，更低于未被适用缓刑的571人的平均犯罪数额246.36万元。

从情节来看，适用缓刑基本上都要求认罪认罚，另外还要具备自首、退赃、坦白、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等从宽情节。缓刑案件中具有认罪认罚情节的有568人，占91.76%；具有自首情节的有435人，占70.27%；具有退赃情节的有343人，占55.41%；具有坦白情节的有195人，占31.50%；具有积极修复生态情节的有120人，占19.39%。

在被判处罚金刑的1201人（含两责人员）数据中，罚金刑平均值为4.96万元，相较于犯罪金额平均值179.81万元，法院判处的罚金刑应当说是较轻的，大致相当于销售金额的1/36。最低值0.1万元，有3人，均为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较轻的从犯；最高值200万元，亦有3人，均出自焦作市磊盛石材加工有限公司、王学凯等非法采矿案⁷，该案中，被告单位焦作市磊盛石材加工有限公司超层越界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共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为人民币229842510元，情节特别严重，法院认定王学凯、申荣、刘中平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3人均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其中，被判处1万元以下（不含1万元，下同）罚金的共225人，占比18.73%；被判处1-5万元罚金的共660人，占比54.95%；被判处5万元及以上罚金的共316人，占比26.31%。

在单位罚金方面，被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的24个单位均被判处罚金。对罚金数额进行统计，平均数为73.7万元，是自然人罚金平均数（4.96万元）的20多倍。对于犯罪的自然人，财产刑只是主刑外的附带，但对于犯罪单位，只能从财产上科处刑罚，因而单位罚金大幅高于自然人罚金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单位罚金中位数为28.5万元，众数为10万元（有4个单位被判处10万元罚金）。单位罚金数额最低者为3万元，为崇仁县华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庄春林非法采矿案⁸，该案系因“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入罪的情形，犯罪数额不高（违法所得28190元），因而罚金刑也不高；数额最高者为800万元，与上文最高自然人罚金刑同出自焦作市磊盛石材加工有限公司、王学凯等非法采矿案⁹，该案中，被告单位焦作市磊盛石材加工有限公司超层越界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共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为人民币229842510元，情节特别严重，因而创下了最高的单位罚金刑。

在24个单位中，被判处10万元以下（不含1万元，下同）罚金的共6家，占比25%；被判处10-100万元罚金的共12家，占比50%；被判处100万元及以上罚金的共6家，占比25%。

《刑法》并未对“犯罪工具”作专门定义，根据《非法采矿解释》第12条第2款，“对用于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没收。”据此，应当予以没收的犯罪工具应当满足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果设备上专门用于非法采矿的部分可以与其他部分分离，是否可以仅将专门用于非法采矿的部分认定为犯罪工具并予以没收。对此存在争议，例如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某贼、曾某年、曾某钢非法采矿案¹⁰中，法院认为严某贼、曾某年供述其系以盗挖海砂为目的而购买了涉案船舶，购买时船舶上原就安装有吸砂设备，购买后经维修即多次驾驶船舶出海盗采海砂，该船舶除采砂外未作其他用途。曾某年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将船舶和采砂设备剥离对待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严某贼、曾某年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没收船舶违反比例原则和功能性原则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但也有司法机关认为，用于犯罪部分可与整体分离的，仅查处犯罪专用工具部分。例如，在王义兵、江贤红非法采矿案¹¹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采砂船不是犯罪工具，检察院对此提起抗诉要求对采砂船没收处置，二审法院认为涉案采砂船是被告人和案外人合资购买用来运输货物的，后因经营不善由被告人改装成采砂船，焊接了用于非法采砂的抽砂泵，故抽砂泵是被告人用来非法采砂的专用工具，应当拆除并没收，但涉案船舶不是专门性工具，应当返还。

再如马某、董某等非法采矿案¹²中，关于上诉人马某被扣押的铲车是否予以没收的问题，经查，铲车系上诉人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案发时仅支付了少量价款，后主要用于租赁谋生，并非专门为实施犯罪活动而准备，且用于非法采矿犯罪的时间较短，铲车的价值虽然与案涉砂石的价值相当，但上诉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如对铲车予以没收，未免过于严苛，亦不利于其后续改造，故本院认为该铲车并非主要用于实施非法采矿犯罪，不应予以没收。

课题组认为，在犯罪工具的认定与没收上，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在没收专门用于犯罪的部分已经可以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目的的情况下，无需对其他部分予以没收。

行为人所有，或者长期不作登记或者系“三无”船舶、机动车，但实为行为人所有的犯罪工具，一般应当予以没收。

对于犯罪工具系第三人所有且第三人对于其所出租、出借的财物被用于非法采矿不知情的，司法实践中多认为不应予以没收。例如，在张某、梁某非法采矿案¹³，张某、梁某、罗某等人在未取得河道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粤佛山工**38号”抽砂船，实施非法盗采河砂的行为。经法院查明，涉案抽砂船登记所有人为第三人，法院认为，涉案的抽砂船所有人明知其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将船只交给本案的被告人实施非法采矿犯罪，该船属于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反之亦然，若财物不是犯罪分子本人的，而是借用或者擅自使用的他人财物，财物所有人事前不知是供犯罪使用的，应当予以返还。

但犯罪工具系行为人与他人共有，应当如何处理，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有观点认为共有关系不影响对犯罪工具的认定与没收。例如，古东升、王守余非法采矿案¹⁴中，二审法院认为涉案非法采砂均为被扣押的采砂船作业完成，采砂船属于犯罪工具，不因该船的权属如何、被抵押与否不能改变该船是犯罪工具的性质，依法应予没收。

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共有人不知情且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保护共有人的合法权益，不应予以没收。例如，在单春龙非法采矿案¹⁵中，法院指出对公安机关扣押在案但未随案移送的型号为ZL50G的装载机一台，经查系被告人单春龙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家庭共同财产，不宜予以没收。

第三种观点在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如果船舶是共有的，应当没收被告人相应的股权份额部分。例如，黄某某等非法采矿案¹⁶中，涉案船舶由被告人和案外人共有，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犯罪工具并没收，被告人上诉称其他共有人对本次涉案非法采砂活动不知道，而且该船来源合法，平时从事正常合法的采砂业务，仅该次偶然参与非法采砂，并非与非法采砂为主要经营业务，不属于专用于犯罪的工具。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船舶其他共有人未参与非法采砂，被告人的个人行为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仅对其个人财产予以没收，故改判为没收被告人相应的船舶股份。

课题组认为，在共有人对非法采矿不知情的情况下，径行没收财产会侵害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即便仅处置份额，由于采矿机器、采砂船等犯罪工具往往价值高、处置难度大，没收份额往往也会对正常共有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因此在共有的情况下，不宜没收犯罪工具。同理，对于虽然非共有，但其上设置抵押权的，为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宜没收。

多数案件中，法院在没收犯罪工具时并未考虑比例原则。但在少数案件中，法院考虑到涉案犯罪工具价值远高于案值，将犯罪工具予以返还。例如，雷炳辉非法采矿案¹⁷中，对扣押在案的被告人雷炳辉所有的闽三明货7002、7003号运砂船2艘及闽三明采7019号采砂船1艘，经查，被告人雷炳辉经营采砂业务多年，在犯罪之前就已购买和使用，且3艘船的价值远高于其犯罪价值，不属于非法采矿犯罪的专门工具，因此，该3艘船应予以发还给被告人雷炳辉。

编辑丨禾   轩

审核丨行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