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编译 | 新兴市场的金融科技创新:多元模式与共通经验

当前，全球金融科技行业高速增长，2025 年全球金融科技企业超3 万家，较此前二十年增长7 倍；上市金融科技企业营收增速是传统银行和保险的3 倍，2019-2023 市值翻倍至5500 亿美元。金融科技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机遇，还因在推进金融普惠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而愈发受到关注。这一发展势头在传统金融体系覆盖严重不足与快速数字化普及显著“错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显著。金融科技市场的快速发展由多重因素奠定基础，其中部分因素为特定地区所独有。

尽管如此，有五大驱动因素始终尤为突出：

一是无银行账户/银行账户不足人群的巨大社会需求。全球约有13亿成年人缺少银行账户（unbanked），而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中，无银行账户或未能充分获得金融服务的人口比例均超过70%，仅东盟就拥有超过7000万家中小微企业（MSMEs）面临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二是互联网的快速普及。2005至2024年间，全球互联网用户激增44.8亿（增幅达439.2%），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际的互联网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种连接密度的提升结合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直接催生了针对微型企业和个体的微型贷款与微型保险服务。

三是移动优先消费习惯。数据表明2023年亚太、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地区超60%人口拥有移动手机。许多新兴市场用户虽然没有银行账户，但却拥有智能手机，金融科技得以绕过传统物理网点的限制直接触达终端。

四是年轻的科技型人口结构优势。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基数。作为“数字原住民”，这一群体对新技术的接受度极高，习惯利用移动设备支付和理财。数据显示，2017年25-34岁年轻群体的金融科技采纳率比75岁以上人群高出39个百分点。

五是新冠疫情的强效催化。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限制和无接触服务需求，迫使消费者和企业大规模转向数字金融渠道。数据显示，疫情初期，全球金融类移动应用的日下载量激增了21%至26%。例如肯尼亚M-Pesa通过减免手续费加速移动支付普及；非洲金融科技公司数量也在2019至2022年间实现翻番。

全球不同新兴市场基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底座和政策环境差异，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

（一）拉丁美洲：智能监管与市场创新并进

拉丁美洲的金融科技发展主要由智能监管政策驱动，呈现出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双轮驱动的特征，巴西和墨西哥是该地区的先驱代表。巴西央行推出的PIX即时支付系统极大地提升了支付效率和金融包容性，不到两年便覆盖了全国75%的人口。此外，巴西还通过建立开放金融（Open Finance）框架和监管沙盒工具鼓励创新，吸引了大量机构接入。墨西哥在2018年率先出台了《金融科技法案》，并于2019年建立了由央行主导的Cobro Digital (CoDi)支付系统以处理小额零售交易。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也正紧随其后，积极出台针对低价值即时支付和开放金融的监管法规，推动区域生态完善。

（二）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引领

印度的金融科技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驱动，这些设施为私营部门的创新提供了开放、可扩展和低成本的底层平台，已成为全球DPI驱动金融科技的典范。印度数字生态体系（India Stack）包含三个核心层级：数字身份认证层（Aadhaar系统）、支付层（统一支付接口（UPI）、支付桥、赋能支付服务）以及数据交换层（数字锁柜、账户聚合器）。这些系统协同配合，构建了一个高效、普惠的数字支付生态系统。例如，Aadhaar系统已拥有13.8亿注册用户，统一支付接口在2023-24财年处理的交易占印度数字支付总量的70%，账户聚合器促进了金融数据在机构间的安全共享，为450万个人和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渠道。开放信贷赋能网络（OCEN）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自身的数字交易记录和经营历史建立信用档案、生成信用评分，同时通过推动各金融机构实现信贷需求数据与借款人信息的标准化，简化了相关信贷流程，，使得类似Moneyview这样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能够借助上述工具实现金融服务创新，填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缺口。

（三）东南亚和非洲：私营部门主导

东南亚和非洲的金融科技发展主要由私营部门驱动。其中，驱动东南亚金融科技发展的私营部门以超级应用（Super Apps）为主导，如新加坡的Grab和印尼的Gojek等区域性超级应用，通过整合出行、外卖、支付、信贷和保险等多种功能，形成了庞大的数字生活与金融生态系统。这些超级应用充分利用海量数据与底层AI算法模型，精准刻画用户画像并降低违约风险，其一站式的数字生态目前已成为东南亚年轻数字原住民获取金融服务的核心渠道。

非洲的传统银行基础设施极其薄弱，而移动网络覆盖率高，逐渐形成了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电信运营商为主导的发展模式。2024年，非洲移动货币账户超11亿，占全球移动金融交易量的74%。以肯尼亚的M-Pesa为代表的移动货币服务是该模式的典范，其通过电信网络和广泛的代理商体系，极大程度地解决了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可及性问题。除了肯尼亚这种电信运营商主导的模式外，非洲其他地区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的演进路径：在传统银行业相对发达的埃及，呈现出“银行主导型”模式，金融科技初创企业通常选择与银行合作开展数字金融服务，多家主要国家银行还联合成立了专注于金融科技领域的风投平台Nclude；而在尼日利亚，由于电信公司牌照受限，则催生了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与传统银行深度绑定的“混合模式”，如独角兽企业Flutterwave与第一城市纪念银行的深度合作。

尽管发展迅猛，但由于各地机构能力、法规成熟度与基建水平参差不齐，新兴市场金融科技的爆发式增长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阻碍，潜在风险正日益展露。

一是市场碎片化与跨境合规壁垒高企。新兴市场各国监管标准严重不一，使得金融科技企业跨国扩张面临高昂的合规成本。以拉丁美洲为例，由于各国监管框架不兼容（如智利、哥伦比亚已出台专门立法，而秘鲁仍缺乏正式框架），2023年该地区高达58.17%的受访金融科技企业仍被困在单一国内市场；在非洲，各国牌照资金门槛悬殊，如尼日利亚对移动货币运营商（MMO）的资本金要求高达20亿奈拉（约合137.6万美元），而肯尼亚、卢旺达等国同类牌照仅需2.1万至18.5万美元。这种不连贯的监管导致市场严重碎片化，极大限制了创新企业的规模化扩张。

二是数字基础设施脆弱与数字鸿沟固化。截至2025年，全球仍有22亿人未能接入互联网，且多集中于低收入国家的广大农村。缺乏高质量的宽带与网络连接，不仅推高了金融科技企业的运营成本，也限制了底层民众的金融可及性。此外，单纯的数字化普及并未自动消除不平等。以印度为例，尽管DPI高度发达，但其实际经济产出转化率有限（最高预估仅占GDP增量的1%），且加剧了部分弱势群体的排斥感，如在古吉拉特邦和卡纳塔克邦，城乡女性在数字设备接入方面的性别鸿沟超过了30%。

三是网络安全与数据隐私敞口扩大。随着数字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金融部门面临的网络攻击面急剧增加，而新兴市场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普遍薄弱。2023至2024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遭遇了高频次的网络攻击，其中政府机构占21%，金融组织占13%，这严重威胁了底层金融系统运营连续性与用户资金安全。

四是消费者保护缺位与市场竞争失衡。在新兴市场，低收入群体和年轻用户往往缺乏足够的金融素养与数字防范意识。部分金融科技产品利用算法不透明、隐性高费率等问题进行监管套利，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此外，在缺乏有效反垄断规制的地区，掌握海量用户数据与高频交易场景的大型平台或“超级应用”，极易形成市场垄断与生态锁定，进而压制行业内部的公平竞争，挤碎本土初创企业的生存空间。

为防范潜在风险并实现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者、行业参与者及国际社会可从监管、基建及跨国合作三个维度采取积极行动。

一是健全智能监管框架。监管当局应制定清晰、灵活的规则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并维护公平竞争。一方面应大力推广监管沙盒工具与创新中心机制，为前沿技术提供受控的测试环境以加速商业化落地；另一方面，必须强制建立稳健的数字身份认证与网络安全事故报告机制，通过公私部门的深度协作筑牢数字金融的底层信任防线。

二是大力投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必须从顶层设计出发，加大对高质量宽带和互操作支付系统的基础设施投资，彻底打通制约金融下沉的硬件瓶颈；同时，结合社会项目缩小数字鸿沟，为弱势群体提供量身定制的数字素养培训和专属金融产品，以确保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真正转化为广泛的数字普惠。

三是促进区域一体化与跨境合作。鼓励新兴市场之间在监管标准和发展模式上加强经验分享与协调。例如，可借鉴加纳与卢旺达之间的金融科技牌照互认机制以降低跨区展业壁垒；同时，充分发挥区域性框架的引领作用，如围绕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的的“基础设施、投资、互操作性、创新、包容性”这五大战略途径，积极协调数字贸易与监管标准，为金融科技企业在区域内的长远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宏观环境。

编译来源：FinTech China｜金融科技前沿精选（第241期）

报告链接：https://www.eria.org/publications/fintech-innovations-across-emerging-markets--multiple-models--shared-les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