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刑辩丨非法采矿罪专题研究报告之十三:罪数疑难问题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前，认定非法采矿罪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这一要件使得非法采矿罪的认定难度很大，因此一些地方法院转而对非法采矿行为适用其他罪名，其中适用频次最高的罪名就是盗窃罪。在2016年发布的《非法采矿解释》起草过程中，也有观点主张“非法采矿罪实质上是盗窃国家矿产资源的犯罪（刑法专门规定为非法采矿罪）”。理论上同样有观点认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的，属于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处罚。”

因此，在行为人进入他人的矿区非法开采时，天然地就会牵涉到盗窃罪和非法采矿罪两个罪名。实践中在控告时，控告人通常会倾向于盗窃罪。这主要是因为非法采矿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有期徒刑七年，轻于盗窃罪的第二档法定最高刑，而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如果定性为盗窃罪，控告人将在谅解方面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由于受制于非法采矿罪“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这一要件，一些地方对非法采矿行为也以盗窃罪论处。

应该说，非法采矿行为具有盗窃行为的一些特征，但非法采矿的对象是国家矿产资源，作为归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与其他形式的国有财产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财产占有方式比较松弛。刑法对非法采挖矿产资源的行为作了特殊规定，作为自然资源的砂一般不能成为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而且，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识来看，通常不会认为非法采矿是在偷窃国家或者他人财产，就像不会认为非法捕捞水产品是在盗窃一样。在刑法已将盗挖矿产资源专门规定为非法采矿罪的情况下，对有关行为应当适用非法采矿罪，不再适用盗窃罪。否则，由于非法采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高于盗窃罪，将会导致非法采矿罪被虚置，刑法专门设立非法采矿罪的目的落空，刑法适用陷入混乱。

因此，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非法采矿罪与盗窃罪之间不存在竞合关系，符合非法采矿的，认定为非法采矿罪即可，无需“从一重处罚”。

非法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等污染物，往往会对土壤、水源等生态环境造成污染。非法采矿时严重污染环境的，通常以非法采矿罪一罪论处。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赵某某等六人非法采矿案中，案例要旨指出：“河砂是保持河床稳定和水流动态平衡不可缺少的铺盖层和保护层，在河道非法采砂，破坏河床结构和水流动态平衡，掏空防洪工程基础，使堤防控水能力下降，影响防洪安全。非法采砂行为还改变局部河段泥沙输移的平衡，影响河势稳定，导致废弃物、污染物随意排放，扰动底泥引发重金属污染，危害饮水安全，破坏长江渔业资源生存繁衍环境。检察机关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刑事责任。”

课题组认为，指导意见中的“导致废弃物、污染物随意排放，扰动底泥引发重金属污染，危害饮水安全，破坏长江渔业资源生存繁衍环境”，应当理解为没有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但是，对生态环境有损害，比如采矿时伴随有严重噪音，致使经常栖息在本地的稀有鸟类迁徙他处，造成生态失衡等。倘若非法采矿同时又严重污染环境，就需要对污染环境做出否定性评价，否则有评价不足的嫌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数罪并罚。在“王某某非法采矿案”中¹，王某某采用“原地浸矿法”非法开采稀土，向下游山涧排放含有锰、氨氮等浓度较高的废水。经检测，重金属锰的浓度是25.6mg/L，是国家排放标准的12.8倍。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采用“原地浸矿法”非法开采稀土矿，情节特别严重。在采矿过程中又直接排放含有重金属锰严重超标的污水，严重污染环境。因被告人实施的一个犯罪行为导致两个侵害结果，属于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即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法院的做法是妥当的。

但是，倘若行为人在实施非法采矿行为之后，又实施其他相关联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非法采矿罪一罪来处理，评价不足，此时应当按照数罪并罚原则予以处理。比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孙某、韩某某非法采矿案中²，2013年1月31日，青海某公司取得格尔木市小干沟东金矿探矿权（槽探、钻探、硐探），由韩某某全权负责探矿事宜，韩某某为节省费用，联系无任何探矿及堆浸流程操作资质的孙某到该金矿做浸堆流程、提取金矿相关数据等工作，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间，二人未取得采矿权，即在探矿区域内非法开采岩金矿石，并采用堆浸、打水、加化学药剂、黄金选矿剂等流程提炼黄金。经有关部门测量，非法采出岩金矿原金总量16380吨，破坏矿产资源价值为18516771元。在采用堆浸选金工艺提炼黄金时，孙某使用金蝉选矿剂、氢氧化钠等化学试剂配置提炼溶液。该溶液在喷淋浸堆时渗漏，造成浸堆附近自然及溪水氰化物污染。经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评估，本案应急处置费用为368144元，后期生态环境修复费82106444.74元。辩护人提出取得探矿权证必然有采矿行为，行为人无罪。

探矿时一定会有附随采矿行为，但是这种附随采矿行为仅是为了获取所勘查的矿产资源的一些必要的数据，采矿数量仅为获取数据所必需，而不得随意扩大。这与作为物权的采矿权截然不同。因此，以有探矿权证当然要开采矿产资源为由，认为获取的非法利益不是犯罪行为，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有采矿权，倘若越界开采或超出许可证范围开采（伴生共生矿除外），还有可能构成非法采矿罪，仅有探矿权就进行探矿用途之外的采矿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对矿物进行加工处理时又严重污染环境的，构成数罪。法院认定被告人犯非法采矿罪、污染环境罪，数罪并罚。

实务中，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往往与非法采矿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等相关罪名存在着密切关联，涉及一罪还是数罪问题。

1.非法采矿的过程中，采矿行为同时改变了农用地用途，造成了农用地大量毁坏的结果，是否数罪并罚

例如，越界采矿的情况下，行为人的采挖行为同时造成了耕地毁坏。由于行为人仅实施了一个采矿的行为，但同时侵害了非法采矿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保护法益，两罪形成想象竞合关系，应当按照“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处断。

例如，在门茂刚骗取贷款、非法采矿案³中，被告人门茂刚为扩大采石场开采矿石规模，破坏采石场周围林地，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门茂刚同时构成非法采矿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其应数罪并罚。法院则认为被告人是在一个犯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既造成农用地的毁损，又造成矿产资源的严重破坏，触犯了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断，因此应以非法采矿罪追究被告人门茂刚的刑事责任。《黑土地解释》也持此观点：《黑土地解释》第2条规定“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非法开采属于矿产资源的黑土，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第4条则规定，“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或者第三条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或者污染环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此，《〈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明确该条是涉黑土地案件中想象竞合的适用规则。[吴兆祥、李相波、田心则、邹涛：《<关于办理破坏黑土地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25年第11期]

2.行为人除在采矿的过程中非法占用农用地外，还在农用地堆放矿产品、修建矿产品加工场、修建矿区配套设施的，是否数罪并罚

由于此类行为已不属于“采矿行为”的范畴，因此，需要判断采矿以外的行为是否为采矿行为的必然伴生行为，如果不是采矿行为的必然伴生行为，则多个行为同时触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如果是采矿行为的必然伴生行为，无法避免构成犯罪的，则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断。

例如，在周明校、唐鹏辉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20）湘032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在非法采石的同时，建立破碎场对矿产品进行破碎，法院认为，因矿产品加工不是非法采矿必然伴生行为，易地建厂加工矿产品而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应予追究。

但需注意的是，尽管堆放等行为是采矿过程中必然的伴生行为，但由于可以通过依法取得农用地占用手续的方式避免入罪，因此非法采矿后占用农用地堆放矿产品的，实践中也多数罪并罚。例如，高某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22）黔0524刑初450号刑事判决书]中，某某石灰岩矿非法占用农用地58.2亩（其中，开采破坏区域面积为21.391亩，压覆破坏区、房屋、道路面积为36.809亩），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最终法院认定压覆农用地36.809亩的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与非法采矿行为数罪并罚。

注释：

1.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之三：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赵成春等六人非法采矿案

2.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8刑终72号刑事裁定书

3.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鹤刑二终字第12号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