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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王晓莉 杨璐 刘倡 李潇 王涛 路文海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本文引用格式：
王晓莉，杨璐，刘倡，等. 2026.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J]. 湿地科学与管理, 22(1): 93-98.
doi:10.3969/j.issn.1673-3290.2026.01.15
加快推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对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海洋生态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我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开发利用方式粗放、优质生态产品溢价不足、产权不清晰、价值难度量、市场化转化路径缺乏等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应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动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可持续生产、生态认证和高值化应用；二是建立健全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方法体系、生态权属确权和市场化经营开发制度；三是引导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业态培育和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协同。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状与问题
1.1 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
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主要指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食用、药用、观赏以及其他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物类产品（王晓莉等, 2022），包括食用海产品、海洋生物原材料、海洋天然水产苗种、观赏性海洋生物等。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一般可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经济价值。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渔业生产国，根据《2024年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2024年我国海产品总经济产值高达7 636亿元。
我国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面临可持续供给能力下降、优质海洋生态产品溢价不明显、高附加值产业应用不足问题。
1.2 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
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主要指海洋生态系统依托自身水体、地形地貌、底质、生物等组分及其相互作用生态过程为人类提供的气候调节、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海岸防护等功能性服务，红树林、海草床、滨海盐沼、滩涂、河口、海湾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是其重要供给者。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难以直接进行市场交易（张林波, 2021），其价值主要通过政府纵向生态资金补偿的形式实现。据统计， “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奖补资金高达196 亿元。
我国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面临2个问题：一是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多为非实物类服务产品，其供给空间的整体性、消费的不可计量性以及利益主体的多维性致使其价值难以准确核算（石敏俊等, 2022; 张林波等, 2023），迄今我国尚未形成统一、权威、市场广泛认可的价值核算方法和定价机制，其价值实现严重依赖政府政策支持。二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立体性、连通性、复杂性等导致海洋碳汇、水质净化能力等生态产品权属难以厘清（刘伟峰等, 2021），且其调查评价及项目开发经济成本也明显高于陆域。
1.3 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
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主要指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观光游览、体育休闲、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等满足其精神层次需求的各种服务。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通过各类海洋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海洋游乐场、海洋文化节庆活动等提供的观光、度假、康养、海洋科普等旅游服务形式实现。据《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4年我国海洋旅游业全年实现增加值16 135亿元，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滨海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二是新兴产业模式发展不成熟。三是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协同管理体系不健全。
国际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路径
2.1 韩国海洋牧场建设提升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可持续生产能力
海洋牧场是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施，构建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模式（唐启升, 2019）。自1998年始，韩国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由政府投资1.5亿美元在统营等五地建设海洋牧场示范区，以探索形成沿海水产资源可持续供给及渔民收入增加的渔业生产新模式。为确保海洋牧场建设成效，政府指定韩国海洋水产部专门负责，并成立韩国水产资源中心，研发人工鱼礁、种苗放流、海藻场建设等技术，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专业技术支持。韩国海洋牧场建设30年以来，有效促进了沿海渔业资源恢复，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额早已超过海洋牧场建设投入额，海洋牧场建设的效益/成本比率及净现值均大于1（李苗等, 2020）。
2.2 欧盟生态系统服务购买推动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欧盟经过30余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法可依、标准明确、程序规范的生态系统服务购买制度（丘水林, 2018）。法规建设上，欧盟颁布了《公共采购指令（2014/24/EU）》《协调水、能源、交通和邮政服务采购程序的指令（2004/25/EC）》《特许经营合同采购指令（2014/23/EU）》等，为生态系统服务购买提供基本法律依据。购买方式上，欧盟面向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积极探索土地产权交易、合同外包、经济补助等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服务购买方式。对于具有重大自然保护价值的生态区域，欧盟《土地法》规定政府拥有私人土地优先购买权。对于日常维护、生态监测等生态服务事项，政府可通过竞标方式将其部分和全部外包给符合资质的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并引导公众自愿参与。对于实施生态农业的农户，政府可依据不同类型、不同区位和不同等级标准对其进行差异化经济补助，补助方式包括低息贷款、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绿色金融支持、技术支持、专业教育培训等。购买程序上， 欧盟各级政府依法制定购买计划，并建立生态保护合作网络定期评估考核实施成效，对违约者给予终止补贴、支付罚金、禁止参与其他生态购买等惩罚措施。
2.3 国际“蓝旗”认证促进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溢价升值
生态认证可通过授予生态或可持续标志、印章等，向消费者传递产品生态环境友好讯息（肖建红等, 2016），引导消费者选择具有绿色健康生产工艺的优质生态产品。“蓝旗”认证始于1985 年，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FEE）负责运营，认证对象包括海滩、游艇码头和海洋观光度假船，其核心思想是致力于提升地方、区域和国家各级旅游和环保部门对认证对象的管理水平，促进滨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蓝旗”认证已成为全球备受推崇和认可的生态标签，国际上已有4 302个海滩，736个游艇码头和158个观光度假船获得了“蓝旗”认证，有效带动了认证区域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的溢价升值。以克罗地亚海滩为例，获得“蓝旗”认证后，游客数量明显增加，周边码头及相关服务价格比未认证时高出约18%至72%（Sipic et al., 2017）。
2.4 澳大利亚特许经营助力海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海洋保护地是政府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持等目标，通过法律、政策或其他有效治理手段划定并进行长期管理的特定地理区域（IUCN, 2016），同时也是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旅游休憩等优质海洋生态产品的重要供应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公园就开始探索实施海洋公园特许经营制度，以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大堡礁各类自然资源。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在科学评价大堡礁海洋公园不同区域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生态重要性及人类活动敏感性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8个不同类型的管理分区（张天宇等, 2019），并详细阐述了每个分区允许开展的人类活动类型，允许在一般利用区等生态低敏感区域开展观光、潜水、海钓、养殖等经营性活动，有效促进了大堡礁海洋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化转化。
2.5 世界银行蓝色基金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措施有利于积极引导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为促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以世界银行蓝色基金（PROBLUE）为例。该基金发行于2018年，旨在支持世界各国实施蓝色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全球海洋健康可持续。PROBLUE主要支持以下领域的海洋工作：一是海洋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管理； 二是海洋污染，主要为海洋垃圾和塑料垃圾对海洋生态系统健康造成的威胁；三是旅游业、海上运输和海上可再生能源等关键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提升政府综合管理海洋和沿海资源的能力，为国家和社区带来更多、更持久的利益，其中包括积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PROBLUE资金捐助方包括挪威、瑞典、冰岛、法国、德国、欧盟、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截至2024年，已获得捐款超过2.8亿美元，并已向100多个受援项目拨款超过1.8亿美元（PROBLUE, 2024）。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对策
建议
3.1 供给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优化生产方式，提升可持续供给能力。进一步加大我国海洋渔业生产转型发展资金支持和科研投入，积极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开发多营养层次的渔业综合养殖模式与生态化养殖技术，如贝-藻、鱼-贝-藻、鱼-贝-藻-参等立体养殖模式，提升海水养殖综合效能（王旭等, 2024）；研究制定深远海养殖发展规划，积极研发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技术，拓展海水养殖空间，提高我国海水养殖生产效率和生态效益（韦有周等, 2025）。
2）建立生态认证制度，促进生态溢价。借鉴国际海洋渔业生态认证经验，研究建立我国海洋渔业产品生态认证制度机制，并通过绿色采购、税收优惠等措施积极引导相关企业参与海洋渔业产品生态认证，促进海洋渔业产品生态化生产及优质海产品溢价升值（李京梅等, 2012; 陈倩茹等, 2025）。
3）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高值化利用。积极引导海洋生物相关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发展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物环境材料、海洋生物能源、观赏渔业等（张玉忠等, 2017; 胡红浪等, 2023），促进产学研高效融合，构建“企业+ 科研机构+ 中试平台+ 成果转化平台+ 产业基地”的协同创新体系，推进海洋生物原材料高附加值转化利用与海洋渔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
3.2 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构建统一价值核算技术体系，推动价值核算成果广泛认可。探索按照国民经济统计、政府绩效考核、区域生态补偿、产品开发经营等不同应用场景，研究设计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方法，合理确定价值评价单元、评价内容及评价指标；加强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海洋经济统计核算的方法衔接，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环境、渔业等多部门调查统计数据，研究构建统一、权威的实物量及价值量核算技术及参照系数据库，促进核算结果科学反映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消费的实际情况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到政府、市场、研究机构等的广泛认可（张林波等, 2023; 赵良仕等, 2025）。
2）健全海洋自然资源产权体系，明确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产权归属。通过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利益相关主体等的共同协商，清晰界定国家公园、重要湿地、自然公园、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无居民海岛等特定生态空间内各类海洋自然资源的产权主体和保护、监管责任，有效解决海域潮间带滩涂资源、无居民海岛资源等存在的“一地多证”等历史遗留问题（刘伟峰等, 2021）。结合供给消费特征，进一步明确依托于海洋自然资源之上的固碳、水质净化、海岸防护等海洋生态产品的所有者、使用者及其收益分配原则，为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资产化及生态权属交易奠定良好基础。
3）创新经营开发制度机制，推动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转化。对已高度流程化、标准化开展的海洋生态调查监测、海洋生态管护、巡护等事项，探索实施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购买制度，通过面向社会企业公开招标采购等市场化手段降低运营成本。对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海洋保护地，探索试点分区管理及特许经营制度，允许在保护地生态低敏感区域开展休闲渔业、观光旅游等，促进海洋生态保护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协同双赢（李淑娟等, 2023）。探索实施海域使用权等用益物权抵押、碳汇保险、“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碳汇项目开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生态旅游”等创新模式，积极利用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措施支持区域内海洋生态环境提升及海洋绿色产业协同发展（于平等, 2021; 刘红等, 2025）。
3.3 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升级传统产业，增强价值实现综合效益。深化滨海旅游业产业链设计，积极探索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生态休闲、生态文娱等项目，打造海洋自然观光、宗教文化旅游、风土人情等综合“一体化” 服务模式，发挥其与周边住宿、餐饮、商务休闲娱乐、房地产等产业的集聚效益，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探索通过推广国际“蓝旗认证”或国家地理标志等， 提升生态化、绿色化运营水平，强化区域品牌效应， 促进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溢价升值。
2）培育海洋文创产业，丰富价值实现路径模式。推进海洋文创产业发展纳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及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等，积极培育海上运动、海洋民俗活动、海洋科普教育、海洋文化遗产康养等产业，推进沿海地方相关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借鉴国际先进海洋休闲度假胜地运营经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升区域化、网络化、国际化旅游业的营销能力和精细化服务水平。
3）健全海洋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制度，合理控制开发强度。依托我国海洋生态调查、用海活动动态监管等工作，系统开展我国海洋沉船古迹、古城遗址、古战场遗址、海洋文化景观遗址等登记调查，建立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海洋文化遗产目录，明确重要海洋文化遗址保护对象及区域。建立海洋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活动名录，定期监测评估人为开发利用活动对海洋文化遗产造成的影响，掌握潜在破坏风险， 针对性制定防护保护及补救措施。加强各类海洋文化遗产界碑界牌标识、监控设施、管护巡护队伍建设等的经费投入，做好日常保护监管。
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旨在促进海洋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换，并以经济优势反哺海洋生态保护，实现区域海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韩国海洋牧场建设、欧盟生态系统服务购买、澳大利亚海洋公园特许经营等国际探索实践为我国进一步健全完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大力发展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态旅游、海洋文创产业等，有利于促进我国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供给类和文化类海洋生态产品的可持续供给能力。国家层面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方法，明确海洋生态产品产权归属及收益分配办法，可促进调节类海洋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开发。积极探索实施海洋生态认证、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购买、海洋保护地特许经营、绿色金融等制度机制，有利于通过市场手段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需配置效率，促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