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如超教授 | 金析为证: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二元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公安机关当前侦办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面临人员流、资金流、通讯流等各类涉案大数据。涉案大数据一般难以被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公安机关通常需要提供针对涉案大数据的分析报告。大数据分析报告是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其他专业人员对涉案大数据进行分析、梳理、穿透之后形成的专业分析报告。大数据分析报告有助于侦查人员进一步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证明犯罪事实。然而，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定位及其底层逻辑，理论界至今聚讼纷纭，司法实践也做法不一。有鉴于此，本文以资金大数据分析报告为样板，探索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制度路径。资金大数据是案件中相关资金甚至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印记或数字足迹，是证明案件事实的“DNA”，所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以下简称“经侦局”）近年积极推动金析为证。金析为证是“资金分析成果证据转化”的简称，是指将资金分析成果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法律实践活动。以金析为证作为切入点，讨论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具有制度依据与实践基础。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资金分析研判成果（以下简称“资金分析报告”）大多停留于“辅助侦查”阶段，或者被转化成书证、电子数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形式。为了提升经济犯罪侦查的办案质效，充分发掘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价值与证明潜能，从2023年7月开始，在公安部与部分地方公安机关的双向推动下，金析为证经历了前期论证（2023年8月—10月）、统筹谋划（2023年11月—12月）、全面推进（2023年12月—2025年4月）与落地生根（2025年4月至今）四个阶段。作为标志性事件，公安部于2025年4月7日公开发布的《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确立了资金分析报告作为鉴定意见的工作目标，实现了资金分析由“数据”向“证据”的转化，从根本上解决了此前资金分析报告因为“证据属性模糊”而难以被检法机关采信的难题，为金析为证提供了制度依据。

公安机关积极推动金析为证，并不意味着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工作应当全部转化成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实际上存在两类资金分析：一是侦查型资金分析，即侦查人员从事的涉案资金分析研判；二是鉴定型资金分析，即鉴定人受公安机关委托实施的涉案资金分析鉴定。随着经济犯罪的数字化、复杂化、隐蔽化，涉案资金的分析研判工作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普遍运用的一类侦查措施，贯穿于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的整个侦办过程。而公安机关启动资金分析鉴定的前提，则是侦查人员面临涉案资金数据分析方面的专门性问题。相较于侦查人员资金分析研判的普遍性、全程性，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具有阶段性与滞后性。而且，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属于不同法律性质的诉讼参与者，承担不同的诉讼功能，所以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侦查人员与鉴定人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如果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理应归属于不同的证据类型。

当前研究倾向于讨论金析为证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资金分析报告的法律性质、证据定位等问题。《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公布后，理论研究又聚焦于“金析为鉴”——资金分析报告转化为鉴定意见——的法律风险及其制度控制。既有研究看到了侦查/实践的无力与司法/立法的不足，为公安机关推动金析为证、特别是金析为鉴作出了智识贡献。但既有研究的最大缺憾，就是没有区分两类资金分析的内在逻辑，对公安机关推动“资金分析研判→资金分析鉴定”的单向制度改造缺乏理论反思。有鉴于此，本文以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两类资金分析的讨论为起点，阐述资金分析鉴定的发生逻辑；之后基于鉴定人与侦查人员的诉讼角色与诉讼功能差异，提出资金分析报告证据化的二元模式；最后，基于金析为证的“个案研究”，提出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路径。

二、资金分析的两种类型

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资金的分析存在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两种类型。两类资金分析在实施主体、分析对象与发生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一）从侦查型资金分析到鉴定型资金分析

涉案资金分析并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侦查办案中的新生事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侦查人员办理经济财产类犯罪案件时，已在从事一些简单的资金分析工作。近年来，涉案资金的海量化、数字化趋势使得侦查人员的涉案资金分析工作既具有专业技术门槛，又成为经侦办案的常规普遍操作。公安部在2016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会议上将违法资金分析与查控技术列为公安机关继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查、网络侦查技术、图像侦查技术之后的第五大侦查技术手段，并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专业建设、全警共享共用。不过，直到2023年9月8日，在北京市公安局第41期“金析为证”法制文化主题沙龙中，资金分析才被明确界定为“根据案件侦查、调查工作的需要，有权机关（侦查、监察调查机关）依法对涉案资金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对资金交易的进出账户、金额大小、交易时间、对手信息的关联性和共同性进行梳理，确定账户之间的关系和资金去向，对违法犯罪事实进行分析研判的侦查、调查过程”。上述界定把资金分析作为公安机关的一类侦查措施。

传统经济财产类犯罪案件涉案资金总量偏少、结构单一、关系简单。侦查人员借助手绘资金流向图或者简单的办公软件，就大致可以完成资金分析的初步工作。如果侦查人员分析涉案资金遇到财务会计方面的专门性问题，还可以委托鉴定人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司法会计鉴定整体上还是与传统经济犯罪侦查实践相适配。但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涉众类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中的资金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是涉案资金数字化，主要体现为电子数据；二是资金数据海量化，个案中的涉案资金动辄千万条甚至上亿条；三是数据结构多元化，呈现出结构化、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多元数据；四是资金关系复杂化，涉案资金既流经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等众多节点，又具有快进快出、小额多笔、多笔混同等特征。涉案资金的结构性变化，使其同时具有“数据+财产”的二元属性。数据属性使得涉案资金的分析、梳理与穿透成为侦查人员当前面临的新型专门性问题。

不过，涉案资金“数据+财产”属性的一体化，导致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可能同时牵涉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一些司法会计鉴定人士据此认为，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实际上等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工作细则（试行）》第9条规定的“财务往来账项的确认”，即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包含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该观点简化了侦查人员面临的涉案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复杂性。除交易信息、对手信息、资金流向等财务会计问题之外，资金数据分析还要解决其他专门性问题，如重点嫌疑人或嫌疑团伙的画像、犯罪嫌疑人或嫌疑账户定位、犯罪团伙的关系结构等。所以公安机关资金分析的材料不限于财务会计资料，还包括大量其他涉案资金数据与非资金数据。而且，涉案资金的大数据特性使得侦查人员进行资金分析除了要具备必要的财务会计专门知识之外，还更加依赖大数据侦查思维，以及统计分析、数据解析与算法模型等专业知识。正是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使其优先于甚至试图“吸纳”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进而成为公安机关侦办涉众类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亟需解决的主要或首要专门性问题。

资金数据分析的专门化、问题化，还可以解释传统司法会计鉴定与公安机关侦查需求的弱匹配性。一方面，司法会计鉴定人也同侦查人员一样，面临数据洪流带来的资金数据处理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大数据思维与侦查经验的司法会计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又难以满足侦查办案需要。于是不难看到，个别公安机关将侦查人员（包括辅助侦查人员分析的专业人员）完成的资金分析报告，委托鉴定人贴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合法标签”。同时，涉案资金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复杂化，还会增加司法会计鉴定人的数量、鉴定时间及成本。所以在涉众类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中，传统司法会计鉴定一直被公安机关认为存在周期长、成本高的缺陷。此外，刑事案件发生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司法会计鉴定收费标准的不统一性，还导致司法会计鉴定的相关经费难以被准确列入公安机关年初财政预算。而现行财政体制又要求公安机关委托司法会计鉴定必须经过招投标等公开政府采购流程。与司法会计鉴定相关的各种繁琐手续，无疑也会影响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节奏和进度。

鉴于侦查实践中司法会计鉴定收费过高、鉴定周期过长的问题，一些公安机关通过委托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方式来解决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但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对象限于电子数据，且侧重于对数据生成、用户操作与内容关联的分析。而涉案资金并不限于电子数据，涉案资金分析侧重于对资金数据进行分析推理、建立内部逻辑关联等，这远非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可以完全覆盖的。加之从事电子数据鉴定的鉴定人往往既缺乏必要的财务会计知识，又不具备大数据侦查思维与侦查经验，所以公安机关通过电子数据司法鉴定解决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做法，存在鉴定主体不适格与超范围鉴定的双重法律风险。

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与侦查需求的弱匹配性，驱使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自力更生，依靠提高内部侦查人员的技术能力，以及指派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辅助侦查人员办案来解决涉案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但侦查人员只是客观证据的收集者与证据收集的客观记录者，这一诉讼角色或诉讼功能定位，决定了侦查人员提供的类似鉴定意见的涉案资金分析报告，不能作为法定证据。正因如此，公安部才颁布《资金分析鉴定规定》，通过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来解决侦查人员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最终实现资金分析由“数据”向“证据”的转化，将“金析”的应用场景从案件侦查环节延伸至起诉、审判环节，将“金析”成果的用途从辅助侦查办案转化为刑事诉讼的定案证据，打通了资金分析运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公里”。所以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衍生于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但绝不是要完全取代侦查型资金分析。

（二）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的差异

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都是对涉案资金数据进行梳理、分析与穿透，所以侦查人员、鉴定人均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且遵循共同的资金数据清洗、检验、分析技术标准。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重大差异。

第一，资金分析的主体差异。侦查型资金分析属于侦查人员实施的侦查措施，具有侦查权属性。侦查权具有垄断性与专属性，侦查型资金分析只能由侦查人员代表公安机关行使。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公安机关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侦查人员分析涉案资金，但他们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角色。根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4条，鉴定型资金分析的主体应当是形式上取得鉴定资质、实质上具有资金数据分析专门知识的鉴定人。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属于法律性质不同的两类诉讼参与者：前者参与刑事侦查基于法律授权，后者参与刑事侦查基于专门性知识；前者是客观证据的收集者与证据收集过程的客观记录者，后者是意见性证据的生产者。我国刑事诉讼采取回避制度，同一案件中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具有角色单一性、身份排斥性。即便是经侦部门取得鉴定资格的侦查人员，其一旦接受公安机关指派从事资金分析鉴定，在本案中的诉讼角色就只能是坚守独立、客观立场的鉴定人。

第二，资金分析的机制差异。“侦鉴分离”的诉讼法理，决定了资金分析鉴定应当采取涉案资金数据“收集—鉴定”的二元分离结构。侦查人员负责涉案资金的收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为了保证资金分析鉴定的客观独立，一般由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在委托鉴定时随案移送资金数据，鉴定人通常不能在受理司法鉴定委托之后代替侦查人员收集资金数据。而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具有资金数据“收集—分析”的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除了能提高侦查效率，还在于侦查人员对资金数据的收集、分析具有循环往复性。因为涉案资金的数字化、碎片化及其分布式存储，导致公安机关对资金数据的分析处理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调取一批、分析一批、拓展一批，周而复始直至得到结论。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大多发生于侦查人员资金分析的终结阶段。办案部门固然可以根据侦查进展补充新的资金数据，或者要求鉴定人根据新收集的资金数据补充鉴定，但这是例外而非常态。司法鉴定的客观独立性决定了资金分析鉴定不应演变成鉴定人的司法鉴定与侦查人员的资金数据收集的交替过程，更不能发展成鉴定人集资金数据收集与司法鉴定于一体的模式。

第三，资金分析的对象差异。在涉众类资金密集型案件中，资金数据过于庞杂，并且混同于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经济往来数据，以及其他无关人员的合法资金数据。对无关数据的收集不仅违法，而且影响资金分析报告的可靠性。但涉案资金数据的全面性又决定着资金分析报告的质量，加之收集资金数据时难以准确判断其与案件的关联性，所以侦查人员的取证范围存在扩大化倾向。涉案资金数据相关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张力，要求侦查人员预先排除无关数据。而数据本身无差别，侦查人员通常需要借助其他在案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等，才能辨识已收集数据的相关性。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工作不可避免地涉及资金数据与其他在案证据、线索的比较印证，他们甚至还会结合资金数据与其他在案证据，为进一步侦查取证、锁定犯罪嫌疑人提供建议，并对案件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作出法律层面的综合评价。就此而言，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工作实际上融合了资金数据“收集—分析”与刑事案件“事实查明—法律评价”等多重功能。

与此不同，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工作限于涉案资金数额、流转轨迹等事实问题，而不能触及资金数据的法律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等法律评价。所以鉴定人资金分析鉴定的对象应当是公安机关合法收集提取，并经过清洗、校验且满足相关性、真实性与完整性的涉案资金数据。鉴定人的诉讼职责与中立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像侦查人员一样，既基于大量非资金数据判断涉案资金的相关性与全面性，又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对涉案资金进行法律评价。

上述分析说明，鉴定型资金分析衍生于侦查型资金分析，具有被动性、阶段性特征。公安机关启动资金分析鉴定需要满足前提条件，即侦查人员分析涉案资金数据面临专门性问题。而侦查型资金分析具有主动性、全程性特征，贯穿于公安机关的整个办案过程，甚至可以延伸到初查阶段。资金分析是公安机关侦办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的第一利器，已经成为侦查人员应当掌握的一项基础性、关键性侦查措施。《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并不是要把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与资金分析报告全面改造成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否则会导致“以鉴代侦”问题，并且给公安机关侦查办案带来高昂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三、金析为证的二元模式

在讨论金析为证的具体路径前，有必要对金析为证的三个核心命题，即金析何以为证、金析能否为证、金析如何为证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金析何以为证。在涉众类资金密集型案件中，公安机关通过资金分析获得的“资金小数据”，比资金大数据本身更有证明力。甚至可以说，过于庞杂化、碎片化的资金大数据，如果不能转化成类似资金分析报告的小数据，通常都难以被公安机关、特别是检法机关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如前所述，既有方案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传统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与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解决之间存在弱匹配性，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也存在证据属性模糊、主体不适格等问题。侦查办案的实践需求与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模糊之间的矛盾，推动公安机关近年积极推进金析为证。第二，金析能否为证。《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但任何材料作为证据使用，都应满足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的要求。“金析”若要“为证”，则意味着公安机关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必须具有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或者说，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关键在于其能否通过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的三重验证。第三，金析如何为证。金析为证的制度功能，在于引导公安机关制作、收集以及检法机关审查、判断资金分析报告。这意味着金析为证还需要讨论资金分析报告证据化的具体路径。若没有突破传统证据类型的法定框架，资金分析报告就应当具象化为某类或某几类法定证据。

应当说，金析何以为证已经不言而喻。目前的理论研究与公安机关的实践推动，都在力图解决金析能否为证与如何为证的难题，但由于没有区分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都偏向支持或合理化资金分析报告鉴定意见化的单一立场。本文基于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的二元分化，以及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关于证据收集的诉讼功能差异，提出金析为证的二元模式：侦查人员针对资金大数据制作的资金分析报告应归属于检查笔录；鉴定人为解决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则属于鉴定意见。

（一）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在证据方面的诉讼功能差异

根据诉讼法理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侦查人员主要收集提取两类证据。一是结果性证据，大多形成于案件发生前或者案件发生过程中。如果该犯罪一直持续下去，结果性证据还可能形成于公安机关立案后的侦查阶段。结果性证据是对案件相关事实要素的客观记录，用于证明犯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大都表现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二是过程性证据，通常形成于公安机关的办案过程，主要用于证明一些量刑事实以及结果性证据侦查取证的合法性，一般表现为笔录、情况说明、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侦查人员既是结果性证据的客观收集者，又是过程性证据的客观记录者。

结果性证据与过程性证据都是“事实证据”，要么直接存储与案件相关的信息，要么直接反映侦查人员的取证过程。它们不是意见性证据，即不是侦查人员基于结果性证据（如物证、书证、电子数据）形成的推断性或推测性意见。与之不同，“意见证据”则是相关主体对结果性证据与过程性证据进行鉴别、判断之后提供的推断性或推测性意见。鉴定意见是意见证据的典型形式。区分事实证据与意见证据的主要意义在于明确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功能差异。诉讼角色及其分工决定了侦查人员既是结果性证据与意见性证据的收集者，又是过程性证据的制作者。客观证据收集者与证据收集过程客观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要求侦查人员既不能制作结果性证据，否则属于伪造证据，又不能提供意见性证据，否则属于取证主体不合法（见表1）。不过，侦查人员不能提供意见证据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对结果性证据进行分析解读。只不过这些分析解读可以辅助侦查办案，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表1 证据类型与侦查人员的诉讼功能

在刑事诉讼中，通常是鉴定人等具有专门性知识的人才能生产、制作意见证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条，鉴定人参与刑事司法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在于利用科学技术或专门性知识，对公检法机关办案过程中遇到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与判断之后提供鉴定意见。鉴定意见不是鉴定人遵循鉴定程序、利用仪器设备检测、检验之后获得的数据、图片等直观鉴定结果，而是对鉴定结果的成因、内涵等事项给出的一种推断、解读、评判或“翻译”。鉴定人的诉讼功能决定了他们只能提供作为意见证据的鉴定意见，而不能提供缺少个人推断性意见的客观检测结果。鉴定人既不能提供事实证据——他们并非当事人、证人、侦查人员，也不能收集事实证据——他们不是法定的取证主体（见表2）。

表2 证据类型与鉴定人的诉讼功能

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在证据方面的诉讼功能差异，可以合理解释侦查取证需要结构化为“收集→鉴定”两个阶段：侦查人员在前端收集提取结果性证据与过程性证据；鉴定人在后端解决侦查人员分析解读证据面临的专门性问题，并提供鉴定意见。“收集→鉴定”的侦查取证结构还说明，司法鉴定具有工具性、补充性，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具有依附性，即鉴定意见虽然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定证据，但一般应当与原有证据（鉴定材料）相结合，才能共同证明案件事实。

然而，“收集→鉴定”的侦查取证结构主要适用于传统证据，并不完全适配电子数据的侦查取证。电子数据不仅呈现出海量化、复杂化特征，而且掺杂许多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数据，其原始状态很难清晰证明案件事实。因此，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与2019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以下简称《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43条，都在前端现场取证和后端检验鉴定之间增加了一个检查阶段，由侦查人员对扣押的原始存储介质或者提取的电子数据，通过数据恢复、破解、搜索、仿真、关联、统计、比对等方式进行电子数据检查。电子数据检查既是一个独立的取证阶段，又是一种全新的侦查取证措施；既非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本身，又非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司法鉴定。它仅是侦查人员对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的进一步整理，以科学方法客观反映电子数据自身内容，直观展现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属于侦查取证工作的自然延续。

电子数据检查具有技术和侦查双重属性。技术属性表明电子数据检查类似司法鉴定，要求检查人员具备专业技术能力。侦查属性决定了电子数据检查主体必须是侦查人员，尽管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检查。在电子数据检查结束后，侦查人员应当制作电子数据检查笔录，采用阐述事实的方式如实记录，不能使用带有侦查人员主观推断、鉴别、判断的用语。电子数据检查笔录属于侦查人员制作的过程性证据，是事实证据而非意见证据。电子数据检查虽然突破了传统侦查取证的阶段构造与取证措施的法定范围，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侦查人员关于证据收集的诉讼功能。

（二）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资金数据检查笔录

涉案资金是侦查人员收集提取的结果性证据。数字化背景下，涉案资金除了数据海量化、关系复杂化之外，还存在完整性、真实性、重复性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收集提取的涉案资金，侦查人员需要通过数据清洗、梳理等检查活动，对资金数据去重、补漏、分析、穿透，以便进一步发现、提取与案件相关的资金线索与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查明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涉案的、合法收集的资金数据，而是可以扩大到一切与案件相关的资金数据与非资金数据。资金分析还是一个“收集←→分析”资金数据的循环往复过程，具有“事实查明+法律评价”的多元功能。基于侦查人员的诉讼功能，他们提供的涉案资金分析报告并不适宜、当然也无必要全部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定证据。

在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收集提取的涉案资金主要表现为电子数据。即便是其他类型的涉案资金，为了便于分析，侦查人员也需将其转化成电子数据。为了实现侦查人员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公安机关可以参照电子数据检查，将侦查型资金分析改造成资金数据检查，并建构涉案资金侦查取证的“收集→检查→鉴定”三阶段结构。与电子数据检查功能等同，涉案资金数据检查也不是收集提取资金数据本身，而是对已经收集提取的资金数据，通过“数据搜索、恢复、破解、关联、统计、比对”等方法进行分析整理，进而对涉案资金总量、流向及其关系进行技术性、直观性展示。这种直观性、技术性展示形成的证据载体就是侦查人员客观制作的资金数据检查笔录。资金数据检查笔录是笔录类证据，属于典型的过程性证据。

当然，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报告向资金数据检查笔录的证据转化需要满足相应条件：第一，资金数据具有合法性、可追溯性与完整性。涉案资金可以表现为电子数据、书证、物证等不同形式，侦查人员需要根据各类证据的取证程序、取证措施依法合规地收集提取。侦查人员还要保证用于检查的涉案资金数据能够得以鉴真，即资金数据具有可追溯性，并经过哈希值校验，以及确保收集阶段与检查阶段哈希值的前后一致性。第二，资金数据检查主体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侦查人员。作为侦查工作的自然延续，涉案资金数据检查属于侦查人员的专属工作。同时，涉案资金“数据+财产”的二元属性，要求从事资金数据检查的侦查人员具备必要的大数据分析、电子数据检查、财务会计等方面的知识。公安机关也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侦查人员检查涉案资金数据。从侦查实践来看，通过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侦查人员检查涉案资金数据，不仅效率高，而且大幅降低了侦查办案成本。第三，侦查人员应当依据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的操作程序检查涉案资金。侦查人员不仅需要严格遵循标准、规范体系，而且还要合理解释依据这些标准、规范得到的检查结果。第四，资金数据检查笔录需要如实、客观记录检查过程与结果。侦查人员不能在资金数据检查笔录中加入推断性或推论性意见。

不过，侦查人员的涉案资金数据检查没有必要采取“侦检分离”模式。涉案资金数据检查属于侦查措施，是侦查人员对资金分析过程的客观分析与记录，所以收集提取涉案资金数据的侦查人员无需在资金数据检查中回避。而且涉案资金收集、检查主体的一体化既能提高侦查效率，又能缓解公安机关资金分析型侦查人员的供给不足。

（三）鉴定人的资金分析：资金分析鉴定意见

公安机关启动资金分析鉴定的前提是侦查人员面临着资金数据分析（资金数据检查）方面的专门性问题。根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2条，资金分析鉴定就是为了解决侦查人员分析资金数据面临的专门性问题。而《决定》第1条把传统四大类司法鉴定的诉讼功能明确限定为解决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以资金分析鉴定与传统司法鉴定具有诉讼功能的同构性。诉讼功能的同构决定了鉴定人为解决侦查人员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而提供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理应归属于法定鉴定意见之列。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本质上属于鉴定人的个人意见与主观推论，不能像侦查人员的资金数据检查笔录那样只停留于客观反映鉴定人运用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和方法直接得出的检验结果。为了保障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资金分析鉴定应与传统司法鉴定保持技术同构与制度同构，即建立合法合规、科学可靠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生产机制。

基于技术同构，公安部已在参照传统司法鉴定推进资金分析鉴定的技术标准工作。公安部技术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分别于2024年10月31日、2025年1月19日发布了6项“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分析技术标准”（见表3），涵盖资金数据获取、清洗、检验、软件技术要求，并制定了经侦部门管辖的非法集资类案件的资金分析规程。目前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标准体系已初步搭建完成，公安部经侦部门将继续推动资金数据标准的制定工作，不断丰富完善资金分析标准体系。2025年10月23日，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对外公示了公安部拟成立的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委员名单。2025年12月16日，公安部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正式成立。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的成立，旨在推动资金分析手段建设完善升级，确保资金分析工作程序规范化和方法标准化，以实现资金分析成果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应用。

需要强调的是，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的成立具有通用性，即一体化适用于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与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资金数据检查）。然而，目前公安部制定的6项法庭科学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其科学性与可靠性有待检验。实际上，无论是公安部已经制定的还是计划制定的资金分析技术标准，不仅需要公开化、透明化，而且还应当具有全覆盖性、无偏向性与可验证性、可解释性。全覆盖性要求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覆盖鉴定人资金分析鉴定的所有环节，实现资金分析过程与结果解释的标准化。无偏向性指向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底层逻辑，旨在避免标准制定者个体层面的内隐偏见及社会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无偏向性要求公安机关用于形成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基础数据全面可靠，以及标准本身的制定不能存在系统性偏见。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无偏向性需要通过可验证性与可解释性予以释明：可验证性要求公安机关制定的资金分析技术标准应当能够被中立第三方检验验证；可解释性则意味着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科学原理、技术参数等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说明。此外，为了保障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包括资金数据检查笔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全国公安机关应当适用一套统一的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

表3 公安部发布的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技术标准

基于制度同构，公安部同样参照传统司法鉴定积极推动资金分析鉴定的制度进程。2025年4月7日，公安部印发《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将资金分析鉴定纳入公安机关法定鉴定范畴，作为公安机关第12类鉴定项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通过规范资金分析鉴定机构、人员建设，规制司法鉴定委托、受理、实施、出具鉴定文书、鉴定人出庭作证等活动，确保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专业性、权威性。2025年7月29日，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两个《办法》”），从登记管理部门、资格登记、年度审验、变更与注销、复议、名册编制与备案、监督管理与处罚等方面，对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和资金分析鉴定人的登记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规范。两个《办法》连同《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共同构成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的基本制度框架。2025年12月15日，公安部经侦局召开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评审会议，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工作委员会，按照两个《办法》及其他规定，对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评审。公安部经侦局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授予评审通过的申请单位、申请人资金分析鉴定机构、鉴定人资格，并督导上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规范开展鉴定工作。

但技术标准与制度规则的制定，只是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具有合法性与可靠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由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衍生于涉案资金数据，所以资金数据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可追溯性，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可靠性。在侦鉴分离的理论视野下，公安机关需要在证据收集、检查两个阶段，严格把关涉案资金数据质量，而不应该将其真实性、完整性、可追溯性的判断交付鉴定人。

自2023年9月公安部经侦局首次提出金析为证到2025年11月，资金分析报告已在全国27个省份的200余起案件判决中被作为证据使用。然而，与公安机关每年办理的经济犯罪案件相比，资金分析报告被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比率相当低。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资金分析报告证据属性的模糊性，以及资金分析鉴定目前尚未付诸司法实践。应该说，金析为证的二元模式在解决资金分析报告能否证据化及如何证据化的基础上，能够为资金数据检查笔录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生成机制、审查机制提供制度指引，还能为两类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提供制度化与技术化的双重保障。

四、金析为证的风险应对

公安部推动的金析为证，是以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作为最终转化目标，但金析为证的一元模式忽略了侦查人员提供涉案资金数据检查笔录的证据化路径。笔者主张，金析为证应当采取资金数据检查笔录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二元模式。不过，无论是采取一元模式还是二元模式，金析为证都需要回应资金分析鉴定的正当性质疑与侦鉴关系的模糊性风险。

（一）资金分析鉴定的正当性风险及其应对

资金分析鉴定的正当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与其他专门性问题的合理边界；二是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定位。

第一，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范围清晰化。《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2条将资金分析鉴定的法律功能界定为解决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由于涉案资金整体上具有“数据+财产”的双重属性，所以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难以通过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等传统司法鉴定全面、彻底地解决。传统司法鉴定的弱匹配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公安机关推动资金分析鉴定具有实践合理性。

同时，正是涉案资金“数据+财产”的二元属性，导致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一方面与电子数据鉴定解决的数据专门性问题存在一定交叉，另一方面又与司法会计鉴定解决的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具有部分重叠，这就意味着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与其他专门性问题的边界需要相对明晰。参照司法部2020年颁布的《物证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等规定，可以通过列举资金分析鉴定的执业类别来明确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大致范围。当然，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与其他专门性问题的交叉性，决定了资金分析鉴定与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的部分重叠在所难免。事实上，当前法医类司法鉴定、物证类司法鉴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交叉地带。为更好地解决资金分析鉴定的问题，除了明确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边界之外，还需要优化资金分析鉴定人的知识结构。

《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10条规定了个人申请资金分析鉴定人的资格条件，但该条规定列举的条件只有第3项明确了申请人的实质要件，即“取得高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或者从事资金分析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取得中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并通过公安部登记管理部门专业能力测试”。遗憾的是，该项申请条件过于形式化，对于资金分析鉴定人应当具备的专业技能、知识、经验等均语焉不详。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要求资金分析鉴定人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电子数据、数据分析、大数据侦查等方面的专门性知识，公安机关应当合理设定侦查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取得高级、中级资金分析证书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培训经历等实质性条件。

第二，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化。2005年《决定》第2条授权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三大类鉴定进行统一登记管理。2015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将统一登记管理的范围扩大到环境损害鉴定。资金分析鉴定是公安部自主增设的鉴定项目，并不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四大类鉴定。四大类鉴定与其他类鉴定的分化管理引起如下质疑：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鉴定意见？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7条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该条规定在国家统一管理类鉴定与其他类鉴定之间制造出差异。由于欠缺国家统一管理赋予的法定资质，其他类鉴定机构、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被降格为检验报告，并且只能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但在司法实践中，检验报告的功能其实等同于鉴定意见，所以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0条对该条进行了修正：“因无鉴定机构，或者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检验报告”到“报告”、从“定罪量刑参考”到“证据”的制度改造，主要理由在于这些报告发挥着与鉴定意见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且现实中的专业性问题层出不穷，司法鉴定却非常有限，允许出具报告不仅是应急之策，而是已成为常态。但无论是作为定罪量刑参考，还是作为证据使用，鉴定人提供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严格来说都不是法定的司法鉴定意见。

实际上，《刑事诉讼法》迄今都未将司法鉴定严格限缩于四大类鉴定，也没有否定鉴定人提供的其他类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针对《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释义指出，侦查机关常用的专门性鉴定，除四大类鉴定之外，还包括会计鉴定、价格鉴定、文物鉴定等其他类鉴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释义》也指出，司法鉴定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非常广泛，将各行各业的技术部门全部纳入统一管理范围不现实也不可能，管不好也管不了，实践中如果有的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而登记范围以内的鉴定人或鉴定机构不能鉴定的，可以要求登记范围以外的技术部门或人员进行鉴定，并不妨碍司法鉴定工作。

基于上述分析，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应属于法定证据意义上的司法鉴定意见。我国司法鉴定统一管理范围的有限性与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刑事司法不能仅仅依赖鉴定人（包括鉴定机构）的法定资质来评判他们提供的鉴定意见的可靠性，也不能仅因为其他类鉴定的鉴定人没有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定鉴定资质，就否定他们提供的鉴定意见的证据资格。

（二）侦鉴关系的模糊化风险及其应对

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角色及其功能差异决定了我国的侦鉴关系应当分离。侦鉴分离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功能分离，公安机关既不能以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代替鉴定人的司法鉴定，也不能以鉴定人的司法鉴定代替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二是体制分离，鉴定机构、鉴定人要么外置于公安机关，要么相对独立于公安机关的办案部门；三是人员分离，鉴定人不能同时承担侦查工作，司法鉴定独立于侦查办案。基于侦鉴分离的理论逻辑，公安机关推动的金析为证存在侦鉴关系的模糊化风险。

第一，侦鉴功能的混同化。从资金分析报告向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单向制度改造，容易产生公安机关以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替代侦查人员资金分析（以鉴代侦）的质疑。这种质疑部分源于《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的规定。一是由鉴定人清洗涉案资金数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25条把资金数据清洗作为资金分析鉴定的主要流程。实际上，资金数据清洗涉及过滤、去重、格式转换、校验、补全等，属于侦查人员资金数据检查的典型内容，而不是鉴定人资金分析鉴定的前置程序。根据司法鉴定的一般法理，鉴定人只能对办案部门移送的鉴定材料进行司法鉴定，至于鉴定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由委托方负责，鉴定人不能改变原始鉴定材料的性质、形态等。此外，资金数据清洗往往需要结合其他非资金数据，如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陈述等，鉴定人接触这些证据难免会影响他们对资金数据的客观判断，形成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鉴定意见。鉴定人清洗的算法工具不同、选择的相关参数不同，也会影响涉案资金数据的清洗结果，并进而影响到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与鉴定意见的可靠性。二是由鉴定人出具《资金分析检验报告》。根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33条，鉴定人制作的鉴定文书包括《资金分析鉴定书》与《资金分析检验报告》两种。《资金分析检验报告》的内容包括：鉴定由来、鉴定过程的客观反映，鉴定人运用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和方法直接得出的检验结果。基于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功能差异，制作《资金分析检验报告》的适格主体应当是侦查人员而非鉴定人，因为《资金分析检验报告》实质上等同于侦查人员制作的资金数据检查笔录。

侦查实践中的以鉴代侦倾向，还可能扩大到鉴定人代替侦查人员进行法律性质的评价。例如，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中可能涉及资金数据的法律性质、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及其主观故意的判定。这些本该属于侦查人员的法律评价，可能被包装成鉴定意见这种科学证据，导致资金数据检查与资金分析鉴定、资金数据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的一体化。资金分析鉴定与刑事侦查之间的边界模糊不仅弱化了鉴定人参与刑事侦查乃至刑事司法的正当性，而且还可能导致他们承担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法律风险。

侦鉴的功能混同还表现在以侦代鉴方面，典型形式就是侦查人员承担了司法鉴定功能，对资金数据进行鉴别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推论性或推断性意见。考虑到侦查人员的诉讼角色及其功能，检法机关都较为审慎，倾向于把这类资金分析报告不作为证据使用。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困境，部分公安机关委托鉴定人对涉案资金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司法会计鉴定与侦查需求的弱匹配度，又驱使侦查人员参与甚至主导鉴定人的司法会计鉴定。极端情况下，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只是侦查人员资金分析报告的翻版。虽然《资金分析鉴定规定》与两个《办法》已经公布，但鉴定人提供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法律效力尚需实践检验，所以部分公安机关依然倾向司法会计鉴定，这种隐性的以侦代鉴一时难以根除。

第二，鉴定机构的内置化。鉴定人应当、并且只能在一个鉴定机构从事资金分析鉴定工作，所以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的设置决定了鉴定人归属。《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7条规定，资金分析鉴定中心（实验室）设置在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所属院校与科研机构。由此看来，资金分析鉴定机构主要内置于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鉴定人、鉴定机构并未实现与办案部门的分离。由于鉴定人、鉴定机构对经侦部门存在体制性依附，以及缺乏第三方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参与竞争，资金分析鉴定难以消除人们对鉴定人客观性、独立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因为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可以依法使用非资金数据而被进一步强化，非资金数据的使用，可能使得鉴定人从体制性的单一依附演变成“体制+信息”的双重依附。

第三，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角色一体化。鉴定人与侦查人员角色分离的前提在于公安机关储备了足够的具有资金分析能力的侦查人员与鉴定人。截至2025年11月，公安机关已组织了近2万名经侦民警参加资金分析能力培训，培养初级资金分析师6700余名、中级资金分析师1500余名。但如前所述，民警申请成为资金分析鉴定人需要取得高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或者从事资金分析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并取得中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不过，取得高级、特别是中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的民警，未必一定能够通过鉴定人资格评审。何况，资金分析鉴定人面临职业前景和晋升空间不明、错鉴责任追究、技术难度较大等多重压力，经侦部门一线民警选择成为司法鉴定人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侦查型资金分析、特别是资金数据检查的技术属性，导致公安机关在同一案件中需要同时配备多名高水平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加之资金分析鉴定人各地分布不均，同一案件需要两名鉴定人加一名复核鉴定人，以及从事重新鉴定的鉴定人的专业技术资质不得低于原鉴定人，所以公安机关必然存在资金分析鉴定人的结构性短缺。为了保障鉴定人的客观独立，《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4条特别强调，资金分析鉴定人应当独立开展资金分析鉴定工作，不得从事资金分析以外的侦查工作。但内置化的资金分析鉴定体制与资金分析鉴定的人才短缺，很可能导致公安机关难以实现同一案件中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身份分离。

为了应对侦鉴关系的模糊化风险，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下述措施：一是明确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与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的合理边界，将资金数据清洗、资金数据检验等工作仅赋予侦查人员，并严格限制鉴定人接触非资金数据的范围。二是内置于公安机关的资金分析鉴定机构、鉴定人应与经侦部门实现相对分离。公安机关还应遴选部分高质量的第三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鉴定人，引入资金分析鉴定的良性竞争机制。毕竟涉众型资金密集型案件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而且还涉及庞大涉案资金的合法归属。当事人不满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或者不信任公安机关内部鉴定人时，由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许是一种较好的替代性方案。三是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才供给与激励机制双重不足的问题。人才供给需要内培外引，内部培养优先。当前的资金分析鉴定工作主要还是依赖通过专业培训并获得鉴定资质的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人员承担，公安机关应从职称、待遇等方面激励侦查人员取得鉴定人资质并且愿意承担资金分析鉴定工作。

五、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路径

除了资金流大数据，刑事案件中还存在人员流、通讯流、物流等其他涉案大数据。包括资金流大数据在内的涉案大数据给刑事司法带来三方面难题：一是海量证据之间的内部关系变得复杂隐蔽；二是证据过于碎片化，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趋于弱关联性甚至无关联性；三是单个证据的低价值密度使其反映的案件信息较为片面化。这些难题导致涉案大数据难以被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基于侦查办案需要，公安机关针对涉案大数据制作了各类大数据分析报告。但长期以来，法定证据种类的封闭性、侦查人员提供大数据分析报告的主体适格性、大数据分析报告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的缺失性共同驱使检法机关倾向保守与审慎。保守与审慎倾向塑造的“司法惰性”导致公安机关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难以被检法机关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即便被一些法院当作定案根据，大数据分析报告也多半被转化成电子数据、书证、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

司法实践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驱使理论界持续关注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问题。关于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定位，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将大数据分析报告归属于鉴定意见；二是建议把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独立证据。两种观点并非泾渭分明。例如，一些关于大数据分析报告鉴定意见化的观点更像权宜之计，即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鉴定意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论者还是希望《刑事诉讼法》将其作为独立的法定证据。实际上，人员流、信息流、物流等其他涉案大数据与资金流大数据具有同构性：数据海量、内部关系复杂，难以被公检法机关直接用以证明案件事实。这些涉案大数据需要转化成小数据形式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如此一来，资金分析展示的技术机理与金析为证蕴含的制度法理，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

具体来说，涉案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也可以采取二元模式。一是侦查人员制作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大数据检查笔录。对各类涉案大数据进行分析已经或正在成为公安机关各部门侦查人员需要掌握的一项基础性、常规性侦查措施。但侦查人员制作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并非都需要转化成鉴定意见。客观收集结果证据与客观制作过程证据的诉讼功能，决定了侦查人员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只能作为检查笔录。大数据检查笔录是侦查人员对检查过程及其结果的客观记录与技术展示，不是他们基于大数据检查形成的推断性意见。当然，刑事司法并不禁止侦查人员提供意见性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但这类报告只可以作为侦查线索。二是鉴定人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鉴定意见。与涉案资金数据检查一样，侦查人员检查其他涉案大数据同样面临专门性问题。司法鉴定是刑事司法解决诉讼专门性问题的法定证据方法。侦查人员面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并且需要鉴定人进行鉴别与判断时，公安机关应当指派或聘请鉴定人进行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鉴定人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属于鉴定意见。

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二元模式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是建构大数据分析报告的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证据的类型化、法定化，反映了刑事立法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尽管存在封闭性与僵化性，但法定证据类型确实有助于指导与规范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证据。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只是开端，还需逐步建立其他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

二是增设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项目。司法鉴定旨在解决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面临的专门性问题。大数据分析的专门问题化，使其成为司法鉴定科学亟需回应的新问题。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与传统四大类司法鉴定具有功能同构性，这种功能同构决定了两者的技术同构与制度同构。刑事司法可以参照传统四大类司法鉴定，塑造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与制度规则。但由于两类司法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以及它们在技术原理、鉴定对象、鉴定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刑事司法同样需要明确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解决专门性问题的范围及边界，保障作为鉴定材料的大数据的质量，建立科学可靠的鉴定标准与规范的鉴定制度。虽然公安部经侦局推动的资金分析鉴定存在问题与不足，但其毕竟填补了公安机关乃至我国司法领域大数据分析鉴定项目的空白。刑事司法可以以资金分析鉴定为契机，推进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理论、技术与制度的三位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