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基于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旨在系统梳理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权评价报告”在侵权诉讼中的证据效力认定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提供具有实务操作性的策略指引。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采用初步审查制，授权周期短至 6-12 个月，但未经实质审查的授权机制埋下了专利权稳定性不足的隐患。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实用新型专利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的无效比例显著高于发明专利，部分技术领域无效率高达 60% 以上。当专利权人依据此类专利提起侵权诉讼时，被诉侵权人往往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难以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否定专利权效力，另一方面又承受不应有的诉讼负担。

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正是为应对这一制度性矛盾而设立。然而，评价报告究竟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法院应如何采信？其结论能否作为驳回起诉的依据？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2025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涉专利权评价报告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法释〔2025〕11 号），试图统一裁判尺度，但实务操作中的具体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一、评价报告的法律性质与制度定位

（一）制度功能的三重属性

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肇始于 2008 年《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现行《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

从制度演进脉络考察，评价报告制度经历了从“检索报告”到“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功能升级。2009 年修法后，审查范围扩展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全部授权条件；2020 年《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进一步将被诉侵权人纳入请求主体范围，使评价报告制度从单向的维权辅助工具转变为双向的诉讼对抗手段。

评价报告制度的制度定位具有三重功能属性：一是信息补充功能，通过专业检索和分析弥补初步审查制的信息不对称；二是风险预警功能，帮助专利权人评估维权风险，避免盲目诉讼；三是证据支持功能，为司法机关审理专利侵权案件提供技术参考。

（二）法律属性的核心争议

围绕评价报告的法律属性，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评价报告的“官方技术评估意见”属性，认为其代表了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稳定性的专业判断，基于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种观点主张“非行政决定说”，《专利审查指南》明确规定：“专利权评价报告不是行政决定，因此请求人不得就此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第三种观点将评价报告定位为“技术性证据”，认为其最接近于公文书证与专家意见的复合形态。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最高法民再 244 号案中明确阐述：“专利权评价报告……仅能作为判断该专利效力稳定状态的证据，而不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作出的行政决定。”这一裁判要旨清晰区分了评价报告与行政决定的本质差异，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指引。

（三）与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

评价报告制度与无效宣告程序构成专利授权后有效性审查的“双轨制”。二者在程序性质、启动方式、审查范围、程序周期、法律效力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评价报告的作出不影响无效宣告程序的启动和进行，反之亦然。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需要同时面对这两项制度的产出，并在裁判中进行综合考量。

二、司法实践中的采信标准与权重考量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立场演进

2025 年 7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法释〔2025〕11 号批复，全文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是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的证据。专利权评价报告认为涉案专利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的授予专利权条件的，人民法院不能仅据此径行裁定驳回起诉，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进行释明，并依法作出裁判。”

该批复的核心要义可从三个层面解读：一是证据属性再确认，开宗明义重申评价报告的“证据”定位；二是禁止单独驳回规则，彻底封堵了部分地方法院以负面评价报告为由“未审先驳”的做法；三是释明义务与综合裁判，要求法院结合具体案情进行释明，而非简单化处理。

（二）利益补偿承诺机制的创设

（2022）最高法知民终 124 号案（“动态密码 USB 线材”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评价报告效力认定领域的标杆性案例，首次系统阐述了专利权稳定性存疑情形下的程序处理规则，创设了“利益补偿承诺”机制。

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经释明，引导双方当事人针对专利权稳定性问题分别自愿作出未来利益补偿承诺——专利权人承诺若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将返还全部侵权案件实际收益并给付利息；被诉侵权人承诺若专利权被确认有效将支付全部侵权案件应付赔偿并给付利息。基于双方承诺，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这一裁判要旨的创新价值在于：明确了专利侵权案件中法院可以对专利权稳定性进行有限度审查，但并不能对专利权本身的效力作出认定和裁判；创设了利益补偿承诺机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风险分配和利益平衡的制度工具；确立了“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替代性处理方式。

（三）法院采信评价报告的具体考量因素

法院在采信评价报告时，通常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 评价报告结论的类型

全部负面结论对专利权人最为不利，法院通常认定专利权稳定性明显存疑；部分负面结论的处理较为复杂，需要分析负面评价的权利要求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关系；正面结论为专利权人维权提供有力支撑，但并非绝对保障。

2. 无效宣告程序的启动状态

无效程序已受理、尚未审结是最典型的程序交叉情形，此时法院需要权衡继续审理与等待确权结果的利益得失。

3. 关联专利的无效情况

当关联专利已被宣告无效，且技术方案实质相同时，法院可能据此强化对涉案专利稳定性的负面判断。

4. 当事人陈述与反证

评价报告结论具有可反驳性，当事人可以针对检索范围、对比文件选择、技术特征比对、创造性判断方法等提出质疑。

（四）评价报告在证据体系中的权重定位

在证据法上，评价报告的证明力层级可定位于“较强但非决定性”——高于当事人单方委托的专家意见，但低于经充分对抗程序形成的无效宣告审查决定和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当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与评价报告结论冲突时，应以无效宣告审查决定为准。

三、评价报告对专利权稳定性判断的影响机制

（一）稳定性判断的司法功能

专利权稳定性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三重功能：一是诉权正当性审查，评估专利权人行使诉权的基础条件；二是诉讼经济性考量，避免“程序空转”与资源浪费；三是裁判可执行性保障，防止执行依据被后续行政程序推翻。

然而，诉权正当性审查的边界需要严格把握。依据专利权推定有效原则，专利权的有效性应以形式有效性为判断标准，而非实质稳定性。评价报告的负面结论仅构成稳定性存疑的初步证据，不能单独否定诉权的正当性。

（二）评价报告在稳定性判断中的具体作用

评价报告通过系统的现有技术检索和专利性分析，发挥三重具体作用：一是初步筛查功能，识别明显不具备授权条件的“问题专利”；二是风险预警功能，提示专利被无效的高度可能性；三是裁判参考功能，为审理方式选择提供技术依据。

（三）稳定性判断与侵权审理的程序协调

面对专利权稳定性存疑的情形，法院可选择以下程序处理方式：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适用于评价报告结论并非全部负面或案件涉及停止侵害的紧迫需求等情形；裁定中止诉讼，适用于无效宣告程序已启动且法院认为有合理理由的情形；引导当事人作出利益补偿承诺，为双方提供风险分配和利益平衡的制度工具。

四、企业应对策略与操作指引

（一）专利权人视角：维权前的评价报告运用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专利权人在提起实用新型专利侵权诉讼前，应当主动申请专利权评价报告，将评价报告作为维权决策的重要依据。

具体而言，收到评价报告后，应在 1-2 周内全面分析报告的检索范围、对比文件、分析逻辑和结论表述，区分全部负面、部分负面、正面结论，评估具体风险点。结合评价报告结论，评估专利被无效的可能性、维权成功的概率、诉讼成本收益，进而决定起诉、和解、补充申请或放弃维权。

若评价报告结论为全部负面，需审慎评估是否起诉。此时起诉面临较大程序阻力，法院可能引导作出利益补偿承诺或采取其他审慎处理方式。但若商业目标明确、技术方案确有创新点，仍可考虑起诉，同时准备无效宣告防御和承诺谈判。

（二）专利权人视角：诉讼中的程序应对

当被诉侵权人以评价报告负面结论质疑专利稳定性时，专利权人应积极举证反驳。举证责任分配上，评价报告仅为证据之一，不转移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专利权人应证明专利权的有效形式、评价报告结论存在瑕疵或专利稳定性经其他证据补强。

证据补强路径包括：提交专利审查档案，证明审查过程中的授权依据；提交技术效果实验数据，证明专利的实际技术贡献；提交市场成功证据，证明专利的商业价值；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对评价报告的技术分析提出专业意见。

当法院引导或对方提出利益补偿承诺时，专利权人应审慎评估、积极谈判。谈判前需评估专利被无效的概率、专利维持有效后的侵权赔偿预期、承诺履行后的资金压力等核心因素。

（三）被诉侵权人视角：评价报告的攻击性运用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建议，被诉侵权人应主动申请评价报告，将其作为质疑专利稳定性的核心证据。收到侵权起诉材料后，应在答辩期内尽快申请，争取在庭审前获得评价报告结论。

评价报告中引用的对比文件，是构建现有技术抗辩的重要资源。被诉侵权人可将评价报告引用的、认定专利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的对比文件，作为现有技术抗辩的核心证据。

被诉侵权人还应积极运用评价报告，推动法院采取有利的程序安排。评价报告全部负面的，可作为主张专利稳定性不足、请求中止诉讼或引导利益补偿承诺的主要依据；即使评价报告正面，仍可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并提交评价报告未涵盖的现有技术证据。

（四）企业专利管理的系统性建议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建立专利维权风险分级管理体系，根据评价报告结论和稳定性评估，差异化配置维权资源。

A 级（低风险）： 评价报告全部正面，无明显瑕疵，稳定性高，无效风险低。维权策略为积极维权，快速推进，争取高额赔偿。

B 级（中低风险）： 评价报告正面，但检索范围有限，稳定性较高，存在一定无效风险。维权策略为审慎维权，准备无效宣告防御，灵活调整策略。

C 级（中高风险）： 评价报告部分负面，可限缩保护，稳定性存疑，需明确保护范围。维权策略为评估限缩后权利要求的商业价值，决定是否维权。

D 级（高风险）： 评价报告全部负面，瑕疵明显，稳定性严重不足，无效风险极高。维权策略为审慎评估维权必要性，优先考虑和解或放弃。

结语

专利权评价报告在证据中的效力认定，应坚持“参考而非决定、综合而非单一”的核心要义。评价报告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技术性证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不具有行政确权效力，不能单独作为驳回起诉或认定专利无效的依据。人民法院应结合专利文本、审查档案、无效宣告程序状态、当事人陈述与反证等全案证据，综合判断专利权的稳定性，并据此选择适当的程序处理方式。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建议企业：坚持稳定性优先，在专利申请、维护、运营的全流程中，将专利稳定性评估作为核心环节；实现风险可控，通过评价报告的主动获取和动态监控，将专利维权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量化、可管理的风险；追求商业最优，在诉讼策略选择中，综合运用程序安排、利益补偿承诺等工具，实现法律目标与商业利益的平衡。

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的完善，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的协同推进，更需要企业主体的积极运用和理性参与。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让评价报告制度真正发挥“稳定预期、促进创新、平衡利益”的制度功能，是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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