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亿欧元债务压顶、2028年底前裁员1.4万人、16亿欧元电动化项目减值……采埃孚CEOMathias Miedreich（后称米德莱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欧盟委员会仅暗示放松相关目标，却仍在推行其存在严重偏差的产业政策。”
一、 “暗示放松”与“严重偏差”，落差从何而来？
2026年3月，采埃孚集团发布2025年财报。盈利与现金流相较去年有所改善，但仍面临销售下滑的局面，2025全年销售额下滑至388亿欧元（2024年为414亿欧元）。令人担忧的是，公司预计2026年需求将持续低迷。
为了活下去，采埃孚正在“拆骨自救”。2025年12月，它以15亿欧元的价格将驾驶辅助业务出售给三星电子旗下的哈曼国际；2026年3月19日，它宣布分拆风电业务，并暗示可能剥离更多资产。与此同时，一项涉及1.1-1.4万个岗位的裁员计划正在推进——预计2028年底前从德国本土削减。
然而，真正令人不满的，或许来自欧盟层面的政策“反复”。
米德莱希所说的“暗示放松”，指的是欧盟在电动化转型时间表上的微妙转变。面对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多家车企的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近几个月释放出“可能重新审视2035年燃油车禁令”的信号。但米德莱希的批判在于：“暗示”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欧盟仍在推行他认为“严重偏离正轨”的产业政策。
二、“严重偏差”的产业政策：三个维度解读偏差所在
米德莱希的批评并非孤例。从更深层次看，欧盟产业政策在三个维度上的“偏差”正在让欧洲汽车工业付出沉重代价。
1、第一层偏差：电动化转型的节奏错配
采埃孚是电动化转型的先行者。过去几年，这家百年德企投入巨资开发电驱动系统、暂停了多个传统燃油项目。但现实是：欧洲电动车需求远未达到预期。
结果是灾难性的。2025年，采埃孚因电动化转型慢于预期，被迫计入了16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公司不得不重新“寄望于燃油发动机和混合动力总成的需求走强”。换句话说，欧盟设定的激进电动化目标与实际市场接受度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而这道鸿沟，正在用供应商的亏损来填补。
2、第二层偏差：“欧盟制造”法案的自我围困
就在采埃孚发布财报的同时，欧盟“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即将进入审议阶段。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电动汽车必须至少有70%的零部件成本（电池除外）来自欧盟，才有资格获得公共补贴。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保护本土产业的“善意”政策。但问题在于：谁能在欧洲造出“70%欧洲含量”的电动车？
德国汽车制造商是这项政策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宝马CEO奥利弗·齐普斯警告说，复杂的本地化规则将“让欧洲在全球创新竞赛中落后”。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欧洲车企超过四分之一的产品销往中国，如果欧盟竖起“本地化壁垒”，中国会如何回应？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明确指出了风险——中国曾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措施进行过报复。
正如一位行业观察者所言：“欧洲需要的是竞争力，不是围墙。”
3、第三层偏差：政策摇摆下的投资瘫痪
如果说政策方向错误是一个问题，那么政策的不确定性则是更大的灾难。
米德莱希批评的“暗示放松”，恰恰说明了这种不确定性。欧盟一方面暗示可能放宽燃油车禁令，另一方面仍在推行严格的本土化要求。这种“既想……又想……”的摇摆，让像采埃孚这样的供应商陷入两难：电动化项目要不要继续投？燃油车业务要不要重启？裁员节奏该如何安排？
结果是，2025年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破产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博世利润率从3.5%骤降至约2%，采埃孚净亏损扩大（一次性减记甩掉持续亏损包袱），佛瑞亚同样亏损21亿欧元——欧洲供应链正在集体“渡劫”。
三、采埃孚欧洲VS中国，此消彼长的两极
与欧洲的收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的“确定性”。
就在米德莱希炮轰欧盟的同时，采埃孚亚太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采埃孚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亚太区运营总裁汪润怡表示：“2025年，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亚太区依然是集团全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持续增长的业务以及接连斩获的新订单，让我们在区域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客户响应速度显著加快，核心财务指标远超预期，为集团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米德莱希的声明可以理解，但需要追问的是：采埃孚今天的困境，真的全是欧盟政策造成的吗？
时间回到2015年，采埃孚以129亿美元收购天合；2019年，又以70亿美元收购威伯科。这两笔巨额收购奠定了采埃孚全球第四大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但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
电动化转型的代价同样不容忽视。当一家传统零部件巨头试图变成“电驱动领域的领导者”，16亿欧元的项目减值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与其说这是欧盟政策的“罪过”，不如说这是整个行业范式转移过程中，先行者必须支付的学费。
欧洲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汽车供应链，从原材料到零部件，从研发到制造，每一个环节都堪称标杆。但在电动化、智能化的浪潮中，欧盟的政策制定者似乎更在意“欧洲制造”的标签，而不是“欧洲创新”的能力。
当产业政策不再是助推器，而是绊脚石；当“绿色转型”变成“成本转嫁”；当暗示放松的微光无法照亮工厂裁员的黑夜——谁来为德国汽车工业1.4万个即将消失的岗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