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壁垒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Barriers to Ent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期刊：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6.01
作者：Loren Brandt、Gueorgui Kambourov（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Kjetil Storesletten（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
摘要
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但1995年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工资水平和新企业创办率均实现了快速的无条件区域收敛。为分析这一特征事实，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地区特定资本楔子、产出楔子和市场进入壁垒的Hopenhayn模型。利用中国工业普查数据，本文对这些楔子进行了估计，并分析了其在解释各地级市经济表现与增长差异中的作用，发现进入壁垒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因素。本文还探究了进入壁垒的经验协变量，发现进入壁垒的变化与国有部门规模的变化存在因果关系：国有部门规模越小，市场进入壁垒越低。
分类标签区域经济增长
Abstract
Labour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differs starkly across regions in China. We document that productivity, wages, and start-up rates of non-state firms have nevertheless experienced rapid unconditional regional convergence after 1995. To analyse these patterns, we construct a Hopenhayn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location-specific capital wedges, output wedges, and entry barriers. Using Chinese Industry Census data, we estimate these wedges and examine their role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and growth across prefectures. Entry barriers explain most of the differences. We investigate the empirical covariates of these entry barriers and find that changes in barriers are causal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size of the state sector: a smaller state sector leads to lower entry barriers.
一、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非国有部门在1995年中期之前存在的巨大地区差异，以及在随后时期出现的惊人快速收敛现象背后的驱动因素。具体而言，文章试图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初始的地区分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随后的区域收敛。特别是，进入壁垒、资本扭曲和产出扭曲在其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二、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为中等收入经济体，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在区域间存在高度不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区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工资、企业数量和规模已出现显著差异。有趣的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各地区间出现了显著的经济收敛，且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就业下降更快的地区表现改善更为明显。
现有文献已发现资源错配、资本和劳动市场扭曲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证实了新企业的创立和筛选是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增长的核心来源，但尚未量化各类扭曲因素对中国区域增长收敛的影响，也未明确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市场进入壁垒的因果关联。
三、研究设计
1、理论模型：文章构建了一个扩展的Hopenhayn (1992) 异质性企业模型。假设经济由多个地级市构成，每个地级市为小型开放经济，资本可跨地区自由流动，劳动具有地区特异性且无弹性供给，企业生产遵循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潜在企业家的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
模型引入了三种特定于地级市的扭曲：资本楔子，影响企业资本使用成本的扭曲，如融资约束或补贴；产出楔子，影响企业产出价格的扭曲，如税率或隐性收费；进入壁垒，表现为潜在企业家获得经营许可的概率。
2、估计策略：利用中国工业普查（CIC）的企业级数据聚合到地级市层面，通过模型的一阶条件和均衡条件，反推出各地的资本楔子、产出楔子和进入壁垒。
为了识别进入壁垒与国有部门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Bartik (1991) 工具变量法。利用1997年“抓大放小”国企改革政策，将各地级市1995年的行业分布与全国层面各行业国企就业的下降趋势交互，构建工具变量，以预测各地级市国企就业的外生变化，进而检验其对进入壁垒变化的影响。
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解各类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工资区域收敛的贡献：依次假设单一因素随时间变化，其余因素保持 1995 年水平，计算反事实的收敛速度，与实际收敛速度对比以量化各因素的作用。
四、数据
核心数据为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的1995年、2004年、2008 年中国工业普查（CIC）数据，补充数据包括1990年、2000年、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世界银行《2008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1978 年省级国有部门产出数据、地级市财政收支数据等。
主要变量包含，企业层面总产值、增加值、就业人数、资本存量、折旧、工资总额、成立年份、所有权类型、行业代码等；地级市层面聚合后的增加值、就业、资本、平均工资、国企就业份额、财政收入等。
样本覆盖了中国300多个地级市的制造业部门。1995年、2004年和2008年的企业记录分别约为53万、137万和208万家，涵盖了绝大部分工业活动（90%以上）。
数据优势：一是工业普查数据为全样本数据，不仅包含大型企业，也覆盖中小企业，能准确刻画企业进入和生产率分布特征；二是提供了企业层面的详细信息，可构建地级市层面的聚合指标，缓解企业层面测量误差；三是缺乏地级市层面的国民账户数据，工业普查数据成为分析区域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数据源。
五、主要结论
1、进入壁垒是区域差异与收敛的首要驱动力。实证分解结果显示，进入壁垒的变化解释了1995年至2008年间中国地级市间全要素生产率（TFP）收敛的绝大部分，以及工资收敛的约三分之二。相比之下，资本楔子和产出楔子的作用较为次要。如果仅考虑进入壁垒的变化，模型就能重现观测到的大部分收敛现象。这表明，消除进入壁垒是推动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
2、国有部门规模与进入壁垒存在显著的因果负相关关系。利用1997年国企改革作为外生冲击的Bartik工具变量回归发现，国有部门规模的缩小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壁垒。在1995年国企占比高的地区，初始进入壁垒也显著更高。这揭示了国企不仅通过直接竞争影响经济，更通过制度性壁垒抑制了私营部门的活力。
3、高工资增长与新企业进入及年轻化显著相关。数据显示，工资增长较快的地级市，其新企业的平均年龄显著更低，且新企业的就业份额显著更高。例如，工资增长与企业平均年龄变化的回归斜率为-2.79（t值-5.8）。这一发现与理论模型中“进入壁垒降低导致更多低龄高效率企业进入，从而提升整体工资和TFP”的机制一致，排除了单纯由地区TFP冲击导致增长的可能性。
4、国企改革是促进私营部门增长和区域收敛的重要政策红利。定量评估显示，国企就业份额每减少一个标准差（约占总制造业就业的9%），非国有部门的年均工资增长率将提高0.5%，人均产出提高1.1%，TFP提高0.3%，人均资本提高1.7%。这说明90年代末的“抓大放小”改革不仅优化了国企自身，更通过降低进入壁垒释放了巨大的私营部门增长潜力，是实现区域收敛的重要推手。
六、主要贡献
1、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解析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将进入壁垒作为一个独立的扭曲因素纳入Hopenhayn模型，并证明了该模型可以聚合成地级市层面的可测指标。这一框架为在发展背景下识别阻碍或刺激增长的扭曲因素提供了有力工具，特别是区分了进入壁垒与一般TFP冲击的不同动态效应。
2、实证贡献：量化了驱动中国区域增长的各类扭曲因素，并记录了1995年后中国非国有制造业在工资、TFP、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方面存在强烈的无条件收敛这一新事实。文章揭示了进入壁垒而非传统的资本或产出错配，是解释中国区域差异和收敛的核心因素，修正了以往对资源错配来源的认知。
3、方法贡献：创造性地结合了中国工业普查微观数据与宏观模型，通过聚合数据反推地级市层面的结构性参数，有效规避了微观数据的测量误差问题。同时，巧妙利用1997年国企改革政策构建Bartik工具变量，成功解决了国有部门规模与进入壁垒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为识别制度性壁垒的成因提供了严谨的因果证据。
4、政策启示：揭示了市场进入壁垒是制约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降低地方层面的市场进入壁垒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破除地方行政垄断提供了政策启示。证明了地方政府对国有部门的保护是造成民营部门进入壁垒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七、重要图表
表6：全要素生产率和工资收敛的因素分解：展示了不同因素（进入壁垒、资本楔子、产出楔子等）对TFP和工资收敛的贡献率
表9：国有部门规模变化与进入壁垒变化的因果效应：对比了 OLS 和 Bartik IV 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部门就业占比的变化对进入壁垒变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
表10：国有部门对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因果效应：利用工具变量回归，量化了国有部门就业变化对非国有部门工资、人均增加值、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增长的影响
参考文献：Loren Brandt , Gueorgui Kambourov , Kjetil Storesletten.(2026). Barriers to Ent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3(1), 28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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