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康养产业的时代逻辑与社会经济学意义

在全球人口结构经历不可逆转的深刻演变，以及宏观经济增长动能面临深刻转换的历史交汇期，康养产业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作为边缘性、辅助性社会福利事业的单一标签，迅速跃升为支撑国家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塑内需市场格局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与深化，传统的社会认知、资源配置模式以及产业演进路径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机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深入剖析康养产业的底层逻辑、评估其在国家级五年规划中的战略权重，并精准测度不同代际、不同资产阶层群体的真实需求与支付意愿，已成为学术界、政策制定者以及市场参与者共同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本研究报告立足于对现有权威数据、宏观政策文本以及消费者调研报告的深度挖掘，旨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康养产业的宏观与微观图谱。报告首先从学术界与官方的双重维度，系统性地厘清并重构“康养”的核心定义及其外延；其次，深度解码在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中，国家层面将康养与银发经济提升至空前战略高度的深层动因；最后，通过引入生命周期理论与家庭资产分层模型，细致刻画全年龄段人群的泛化康养需求，特别是针对不同层级中老年群体在康养焦点及资金投入额度上的分化特征进行量化与定性分析。本报告致力于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产业演进提供具有高度穿透力的专业洞察。

二、 概念溯源与重构：“康养”的多维界定与产业生态范畴

在探讨康养产业的微观需求与宏观政策之前，必须首先对其概念进行严谨的学术与官方界定。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往往将“康养”与传统的“养老”或“医疗”画上等号，这种认知上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创新与跨界融合。实际上，现代康养产业的内涵已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重构。

（一） 学术维度的理论升华：从疾病干预到长期整合照护

在学术理论框架下，现代医养康养模式的构建是建立在“大健康”概念的基底之上的。相关系统性归纳指出，医养康养模式不仅是对传统医养结合的简单升级，更是建设一种长期的、具有高度整合性的照护模式。这一模式的演进实现了两大根本性的范式转移：第一，在干预时机上，实现了从被动的“疾病治疗”向主动的“健康维护”的战略前移，强调生命全周期的预防与管理；第二，在服务对象上，彻底打破了仅针对高龄失能群体的刻板印象，转向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进行精细化的健康管理。

在具体的服务形态与供给矩阵上，现代康养模式不仅涵盖了基础的助养与日常起居护理，更深度融合了医护康复、社会融入服务、心理精神支持等全方位的照护体系。这种理论升华表明，康养的本质在于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最大化地延长个体的健康预期寿命（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而非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寿命绝对值。

（二） 官方标准与产业维度的跨界融合：自然生态友好型经济

相较于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国家及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标准时，赋予了“康养”更为宽广的跨界融合视野。在官方的产业界定中，康养产业被明确定义为：围绕人体身心健康、旨在提高生命质量，并以具有康养功能的避暑旅游服务业、医疗卫生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体育业、文化艺术业、产品研发及技术服务业、教育培训服务业等为代表的自然生态友好型产业。

这一界定深刻揭示了康养产业的核心经济学属性：它绝非一个孤立的、单一的垂直行业，而是一个具有高度产业延展性与乘数效应的庞大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核心驱动力是“身心健康与生命质量的提升”，而外围则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吸纳了农业、文旅、体育、科技研发等多个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从传统的“养老安居”跃升为现代的“身心共愈”，康养概念的重构为我们评估其在国家宏观规划中的战略地位，以及洞察各层级复杂的消费需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认知框架。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种概念变迁，下表对传统养老与现代康养的核心维度进行了系统性对比。

三、 宏观政策场域：“十五五”规划强化康养战略地位的深层动因

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剧变、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窗口期。在“十五五”规划的前期课题研究与密集的政策研讨中，康养产业与银发经济的战略权重获得了空前的提升。这种政策关注度的骤升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人口结构断崖式演变、宏观经济动能转换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升级等多重宏观变量强烈共振的必然结果。

（一） 人口结构悬崖与需求总量的爆发式扩张

康养产业在国家宏观规划中关注度跃升的最直接、最底层的驱动力，在于我国人口老龄化数据的快速攀升与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悬崖。宏观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强势攀升至22%，并且据权威机构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历史性地突破30%的大关。此外，另有口径测算显示，到2025年10月前后，我国深度的老龄化水平及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将促使相关实有企业数量达到1775万户，全国服务机构总量达到约47万个（其中包含养老机构3.88万、社区服务中心32万、助餐点11万）。

这种人口结构的剧变，意味着中国正在以全球罕见的速度加速迈入中度乃至重度老龄化社会。如此庞大且仍在快速膨胀的老年人口基数，直接催生了极其旺盛的健康与养老市场需求，使得银发经济成为未来十年确定性最强、消费潜力最大的内需增量板块。在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大国战略要求下，将康养产业作为扩大内需、承接房地产等传统动能衰退后的关键抓手，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必由之路。

（二） 从“底线兜底”到“增量延伸”的产业逻辑演进

在“十三五”及“十四五”时期，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重心主要集中于“保基本”、“广覆盖”与“建网络”，即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与财政补贴，来解决特殊群体养老床位“有没有”的问题。然而，步入“十五五”规划的前瞻性设计阶段，政策导向与产业逻辑正在发生质的飞跃。

学术界与产业界专家深刻指出，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保障仅仅是“前提和底线”，而银发经济与现代康养产业则是在底线之上的“延伸与增量”。在经历了初期的粗放式物理扩张后，康养产业必须转向追求效率与质量。专家建议，在推进过程中要把兜底性、普惠性摆在更靠前的位置，越是产业扩容阶段，越是要先把可持续的基础能力补齐。在筑牢特殊群体兜底、服务网络补位、专业能力基础等底线工作之后，国家政策正全力推动在更大范围内的消费普及与产业扩张。国家统计局已将养老产业划分为12大类，相关从业人员按社保缴纳口径估算已达4981万人。这种庞大的产业体量已达到国民经济中“不能忽视”的支撑级量级，迫切需要在“十五五”期间进行规范化、高质量、全局性的顶层设计。

（三） 破解供给端效率痛点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倒逼

尽管前中期国家与社会资本投入巨大，但社会叙事中频频出现的“一床难求”与部分地区机构床位空置率高企、利用效率低下的现象并存，这暴露出康养服务供给端存在的严重资源错配与效率问题。深度的行业分析表明，公共投入在某些地方更容易形成“稳机构”的表面政绩结果，却未必能同步转化为老年人真实的服务获得感，导致投入不少、效果不彰。

“十五五”规划强化康养研究的另一深层原因，正是为了破解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体制机制矛盾。当前康养服务领域深刻存在着三组结构性矛盾：其一，是公共服务属性与市场化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老年人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与机构为了压降成本而进行的规模化供给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在智慧康养推进过程中，个人数据隐私权与平台化运行边界之间的矛盾。

养老服务的“个体差异”属性决定了，如果仅仅依靠供给端单点的物理扩张（例如盲目增加传统养老院床位），将很难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因此，“十五五”前期课题高度聚焦科技赋能与创新驱动，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一套能够将需求、供给、补贴与监管全部纳入同一追踪流程的平台化机制。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的“十五五”前期研究中，科技创新助力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被列为共性课题，强调通过跨部门协同，降低供给不透明，破解选择不公平等顽疾。

此外，“十五五”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家政、物业、快递等服务质量，创新社区集成服务模式，聚焦全民健康、智慧养老、文化旅游、到家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这标志着国家正在通过放宽服务领域准入、健全适应业态融合的跨部门跨行业审批监管模式等改革手段，强力扫清康养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障碍。

四、 需求端的全龄化泛化：代际演进与全生命周期康养图谱

打破传统观念中将康养完全等同于老年人专属需求的思维定势，是理解当前中国康养市场爆发逻辑的关键。深度的市场调研与数据洞察揭示，中国康养产业正经历一场极其深刻的“客群结构年轻化”与“需求全龄化泛化”变革。康养消费的平均年龄正在显著下探，而各年龄段人群因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展现出了截然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康养诉求。

（一） Z世代与青年群体（18-30岁）：早衰焦虑下的体验式与预防性康养觉醒

康养市场的扩容不仅源于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更得益于康养理念向年轻群体的深度渗透。《中国康养产业消费趋势报告(2025)》的调研数据令人瞩目：当前康养消费者参与康养的平均年龄已大幅降至41.5岁。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康养理念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老了才养”的观念，显著拉低了康养介入的起始年龄。

在更为年轻的群体中，特别是18至30岁的青年一代（包含Z世代），虽然他们对长期养老保障的整体焦虑比例相对较低（约为31%），但对于自身健康状态的关注与“防初老”的需求已然悄然兴起。职场的高压环境（如996工作制）、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由此导致普遍存在的亚健康状态，是倒逼青年群体提前介入康养管理的核心动力。

对于Z世代而言，他们的康养行为并非传统的寻医问药，而是高度融合了文化消费与体验经济。在2025年双十一等大型消费节点的购买计划中，两成年轻人倾向于将文化与健康体验相结合的消费。Z世代的康养消费呈现出“体验融合”与“品质自信”两大新图景：“线上种草、线下体验”成为标配，年轻人在推拿馆、艾灸馆等实体门店中寻求身心的即时放松，这重新激活了实体门店的体验价值与社交属性。此外，他们对国货中医药康养品牌的崛起给予了理性认可，消费驱动力已从单纯的情怀迈向对品质、实用价值和技术信赖的追求。

（二） 核心家庭中坚（35-55岁中年群体）：“三明治”阶层的压力与“家庭化康养”范式

中年群体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坚力量，但同时也是承受最大代际双向压力的“三明治”阶层。宏观调研数据显示，在核心家庭中，青壮年作为经济主力的比例高达81.5%。这一群体不仅面临着沉重的子女教育压力（占比高达67.7%），还肩负着父母赡养的严峻重任（占比14.7%），同时还需要为自身未来的养老进行财富与健康的双重储备，多重压力交织使得该群体的焦虑感处于高位。

在这种多重挤压下，一种名为“家庭化康养”的新型消费范式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康养行为已从单一的个人参与，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决策与联合行动。市场调查发现，高达76%的用户选择与父母共同参与康养项目；而在月入两万以上的高收入家庭中，这一比例更是跃升至85%。这种家庭化趋势的形成，既是因为健康意识在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也是中年群体在面临时间与精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合并同类项”——即在同一次康养旅游或健康管理中，同时满足孝敬父母与自我身心放松的双重目的，从而做出的最优化理性选择。

（三） 康养核心诉求的底层共识：从生存延长到生命升华的跨越

无论是处于职场上升期的中青年，还是已经步入晚年的中老年，消费者对于康养的核心诉求表现出了一种跨越代际的高度一致性与趋同性。调研系统地发现，用户最为认同的三个康养目标分别是：“实现身心健康，提高幸福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延缓衰老，保持年轻态”。这三大诉求在调研中的占比明显超越了对基础疾病治疗的关注。

这一诉求结构的显现深刻表明，现代中国消费者的康养消费已经脱离了基础的生理生存维持阶段，上升为对高质量生活方式的向往。消费者对康养的期待，与其对理想生活的整体诉求实现了高度的吻合，这要求供给端必须提供更具情绪价值与生活质感的产品组合。

五、 资源配置与支付意愿测度：阶层分化下的中老年康养消费图谱

在探究康养产业的真实市场容量与商业变现逻辑时，必须剥离宏大且粗放的总量数据，深入剖析不同资产层级的中老年人在康养需求上的具体关注焦点，及其在现实预算约束下真正愿意投入的资金额度。

当前，反映我国公众财务准备情况的《2025中国家庭养老金融健康指数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家庭养老金融健康指数的平均得分仅为48.56分。根据该指数的评价框架（涵盖养老保障积累、资产增长潜力、家庭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类型四个维度），这一得分表明中国家庭总体上仍处于“积累期”（46-55分区间）。这意味着受访家庭虽然已具备一定的金融健康基础，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养老理财，但整体上依然存在严重的“重当下、轻未来”的短视倾向，实际投入的金额较为有限，且对慢性病预防等关键健康管理领域的投入明显不足（占比仅为36.4%）。

在这一整体处于积累期的背景下，不同资产及收入层级的中老年群体，在康养投入与模式选择上呈现出极其显著的阶层分化特征（详见表2）。

（一） 高净值与高收入群体：追求体验溢价与生命质量的无限延展

家庭资产在100万元以上或家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群体，构成了中国商业康养产业中高端市场的核心利润池。这一群体拥有极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数据证实，其中39%的家庭愿意在养老金融与康养产品上支出3万至30万元，甚至有21%的家庭愿意投入超过30万元。

由于财富充裕且现金流稳定，他们的关注点完全跳出了基础的疾病照护与生存维持，全面转向对“生命质量”的极致追求。高端医疗旅游、前沿的定制化抗衰老方案、高品质的旅居养老（如候鸟式越冬避暑）是其核心诉求。然而，这一群体的现实痛点在于现有市场的供给质量严重脱节。调研数据显示，康养市场普遍存在收费高昂但项目单一、服务标准不规范的问题，导致仅有14.7%的消费者对当前的康养项目感到“非常满意”。值得注意的是，高净值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极强，他们愿意为包含中医药元素的特色康养产品支付15%-20%的溢价，这直接推动了高端中医药康养市场的“领跑”态势（占据19%的市场份额）。

（二） 中等收入群体：在现实羁绊中寻求“防御性康养”与金融求稳

处于资产5万至20万元区间的中等收入家庭，虽然是社会的基本盘，但其在商业康养消费上的意愿却呈现出明显的“挤压效应”。由于这一群体承担着高昂的显性生活成本（如子女教育、房贷车贷），使得他们在高附加值的康养服务及长期养老金融产品上的购买意愿和实际投入能力相对较低。

他们在康养相关的金融工具选择上表现得极为保守。调查发现，高达36.71%的受访家庭主要依赖无风险或极低风险的银行养老理财，而对于具有一定净值波动性但潜在长期收益更高的养老目标基金，其参与度仅为16.37%。在日常健康管理方面，这一群体的投入也存在严重缺口，特别是在慢性病预防等前置性健康管理领域的资金与精力投入明显不足。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年均就医频率仅为1-2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等收入群体对预防性医疗的忽视与侥幸心理。他们的康养行为大多表现为“防御性”的底线思维，即往往只有在疾病实质发生后，才愿意进行被动的大额医疗支出，缺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投资规划。

（三） 低收入及下沉市场：极度的生存焦虑与对兜底政策的深度依赖

对于家庭资产在5万元以下的群体，其康养投入完全受制于购买力的绝对匮乏。冰冷的数据揭示，这一阶层中高达22%的人群不愿（或完全无力）在商业养老金融与康养项目上进行任何支出，另有28%的人群年度预算仅在区区1000元以下。收入的硬约束直接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商业康养市场的主要目标客群。

中高龄的低收入人群是社会结构中最脆弱的一环，他们面临着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医疗支出刚性暴增、子女赡养无力以及微薄资产面临通胀贬值的多重系统性风险，这导致其对未来养老保障的担忧和焦虑感在所有阶层中最为突出。针对这一群体，纯市场化的康养产品几无发挥空间，必须深刻依赖“十五五”规划中所强调的“兜底性、普惠性”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保障。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通过加购康养公共服务、支持公益项目、增设医养结合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来进行社会防线的构筑与干预救助。

六、 家庭结构变迁驱动的康养场景异质化需求

探讨康养模式的选择，不仅需要考量经济实力，更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家庭结构深刻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推进，以及少子化趋势的加剧，传统的四世同堂式大家族结构正在加速解体，由此衍生出不同家庭结构对康养场景的异质化物理需求。

其一，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的“居家养老”执念与高密度社区配套需求。 深受中国千年传统孝道文化和代际互助观念的浸润，即使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居家养老依然是中国社会绝对的主流选择。抽样数据显示，46.35%的核心家庭与49.56%的扩展家庭依然明确表示以居家养老为主导模式。然而，在少子化背景下，现代的居家养老已无法单靠一两个子女的体力与时间来支撑，当居住环境的适老化、公共配套的便捷度与个性化医疗照护难以在家庭内部闭环解决时，必须依靠强大的社区康养网络来进行赋能。因此，调研发现各年龄阶层对社区配套的“紧急医疗响应系统”等智慧安防设施的需求普遍极高，占比均超过20%。这有力地印证了前述“十五五”规划中要求将“适老化改造+家居消费”更紧密地嵌入社区与家庭生活场景这一政策设计的前瞻性与必要性。

其二，空巢家庭的被动机构依赖与供给侧体制性痛点。 随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加剧，广大农村及部分中小城市空巢家庭比例不断攀升。在这类家庭中，日常的代际物理支持网络已经实质性缺失，导致高达42.86%的空巢家庭只能将被动应对的希望寄托于“机构养老”。对于他们而言，机构养老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维系生存的“现实底线”。然而，当前的机构供给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仅仅把所有老人都转到养老机构，在宏观经济与财政负担上是“不可行”的。因此，供给侧需要解决的核心并非简单的“把物理床位做大”，而是要探索如何在可负担的前提下，将医护、心理慰藉、失能照护等不同形态的服务组合成可持续的、流动性的供给网络。

其三，夫妻家庭（含丁克家庭）的“候鸟式”空间自由与旅居康养。 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且没有过重第三代孙辈照护负担的夫妻家庭中，展现出了更为自由、开放和现代的养老倾向。大约29.88%的此类家庭倾向于选择跨地域的旅居养老或追求高品质的居家养老。这一趋势直接呼应了宏观规划。例如，海南省在《海南省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明确提出聚焦康养旅游、医疗旅游等领域，致力于建设国际康养旅游场景。这类家庭结构的壮大，为跨区域的“康养+文旅”新业态提供了坚实且极具购买力的用户基础。

七、 “康养+”产业融合矩阵建设与系统性战略展望

面对即将爆发的十万亿级巨大市场规模预期（据测算，康养产业年均增长率约9%，2025年保守预计市场规模达9.5万亿，至2030年将逼近15万亿元），以及需求端日益呈现出的全龄化、细分化、高端化与家庭化特征，中国康养产业在“十五五”窗口期内，必须彻底摒弃过去低效扩张的老路，完成从“要素简单叠加”向“内在深度融合”的关键性、战略性转型。

（一） 构建“康养+”多业态深度融合生态矩阵

打破单一传统养老院或医院的物理围墙，推进跨界融合是产业破局的核心抓手。 首当其冲的是“中医药+康养”的强势领跑。中医药以其“治未病”的独特哲学理念，完美契合了当代康养消费者追求“延缓衰老、身心共愈”的核心需求，且展现出强大的溢价能力。地方层面正积极响应，如湖南等省份正筹划依托本地中药材自然生态优势，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升品质，发展高附加值提取物，打造区域品牌，并大力推动中医药与旅游康养的深度融合。 其次，是推动“文旅+康养”与“乡村+康养”的协同并进。康养企业必须深度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资源优势和区域发展特色，精准匹配不同老年群体甚至年轻群体的休闲疗愈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十五五”前期研究中明确要求，要强化全国区域发展“一盘棋”意识，因地制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在康养产业维度的深度联动。

（二） 科技赋能与智慧型平台化交付体系的全面铺设

要系统性破解前文所述的供给端效率低下、资源错配与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的重重矛盾，核心出路在于全链条的技术赋能。在国家部委的“十五五”前期研究中，“科技赋能与创新驱动”被高频列为解决民生与产业共性课题的利器。 未来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将不再是单纯的硬件设施规模，而是“平台化算力与数据机制”。通过大规模部署物联网传感器、可穿戴生命体征设备、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分析技术，将老年人的健康体征高频数据、日常行为习惯与供给端的医疗照护资源进行实时、精准的自动化匹配。业内专家前瞻性地建议，应积极探索构建“养老场景开放典型城市”，在真实的城市运作体系中，推动养老机器人、适老化智能终端App等前沿产品的加快验证与应用扩散。这不仅能极大提升居家养老的安全底线（如防跌倒智能监测、心脑血管急症紧急呼叫响应等），更能依托这些底层数据与硬件网络，催生出诸如“智慧安防”、“一键到家照护”等全新的生活性服务业巨量增长点。

（三） 宏观制度创新与政策金融协同的系统性优化

当前康养产业的进一步跃升，仍受制于国家层面引导政策相对分散、智慧康养市场活力仍有待充分释放等宏观瓶颈。破局之道在于体制机制的深水区改革。“十五五”规划草案中已释放出明确的制度创新信号：将坚决放宽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持续扩大优质经营主体规模，创新康养服务业的融资渠道和土地使用模式，并建立健全完善的普惠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在金融与财税支撑体系方面，亟需打出激发产业活力的组合拳。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针对中等收入群体，可通过设立康养产品个税抵扣、增设医养结合服务财政补贴、减免优质康养企业税收等多种举措，有效撬动并激发被压抑的市场真实需求。同时，必须优化康养产业整体布局，加强宏观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引导耐心资本（如保险资金、长期产业基金）平稳流入，以强力支撑康养这种具有重资产属性、长周期回报以及微利特征的民生行业。此外，在政策协同上，还应紧密结合中国特定的国情演变，面向日益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定向开发诸如“以老助老”、“社区配送支持”等非正规就业岗位。这一举措将发挥一箭双雕的战略效果：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康养产业一线护理人员极度短缺的痼疾，又能为中高龄劳动者或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效闭环。

综上所述，中国康养产业正站在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从社会福利补充迈向国民经济战略支柱的历史性转折点。面对日益复杂多维的代际与阶层需求，唯有依托“十五五”规划的高站位顶层设计，坚持普惠兜底与市场化高品质供给并重的双轨制发展路径，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与跨界多业态协同，方能真正将银发经济的巨大红利，转化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民高质量生命福祉的坚实产业基石。